独孤求败的罗隐

驱车从临安到富阳，走206省道，沿途经过板桥、三口、永昌，我们绕一点路到新登停下，因为罗隐。

新登现在是个镇，过去是个城。从三国孙吴时起便在此置县，一千八百年里绝大部分时间，这里都是新登县（或新城县）县治所在地，撤县为镇不过五十来年。眼前的新登，纵横的街衢上车水马龙，显然还有旧时县治的规模和气象。蔚然深秀的贤明山下，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公园，凿池叠石，植木莳花，也是都市里才有的手笔。我们沿着步道拾阶而上，去参观山腰的罗隐碑林，却不巧关了门，便在旁边的昭谏亭盘桓了一会儿。亭为六角，两柱刻着罗隐临终前吴越王钱镠登门问疾时题赠在壁上的两句诗：“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再往山顶走，有由明万历年间的一位知县所造的联魁塔，寄寓此邦“人文蔚起，联袂登魁”的美意。我心想，罗隐的碑林建在这座塔的下方，实在是个反讽。要知道，此人正是连年不魁，所谓“十上不第”的背运啊。

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中，无名的失败者太多。有名的人中，清代蒲松龄是连举人都考了十次考不上，明代归有光是考了八次进士，六十岁方博一第。他们的境遇都更惨烈，因为明清科考是三年一度，所以竟从年少一直考到老。唐代科举是一年一试，故罗隐属于短痛型，但来得实在太频密了，加上他才名籍甚，每一次都势在必得，期望值高，失望也就格外大。到了最后，罗隐考不上，竟比他考上了更传奇。

话说回来，罗隐怕是越考到后来越不当一回事。唐人科举都有行卷之风，就是拿平常所做的诗和文章精选一番，先呈主考大人过目，好得个印象分。别人呈上的是精挑细选的诗赋传奇，罗隐偏要拿许多愤世嫉俗的小品文去行卷，这便是他的《谗书》。鲁迅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他骂刘项：“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国家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英雄之言》）他斥大禹：“夫安九州之大，据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动适在我，鲜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之让》）他称赞尧舜不传子而传贤，“欲推大器于公共”，“示后代以公共”，“俾家不自我而家，而子不自我而子”（《丹商非不肖》），在家天下的时代这都是逆天的狂言，却深契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思想。如此放言无忌，难怪为有司所不取。罗隐也知道这是给旁人添堵，给自己添乱，但他不在乎，说什么文章之兴，不为举场不为名，他另有更高的使命：“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

在后世的品评里，罗隐湮没在晚唐一众小家的名字里了，但我认为，他被严重低估。我读韩愈，觉得不是一般的装，而且不讲理；读罗隐，便觉得真率、直截、痛快。他的博洽，他的通脱，在在令我吃惊。他不光是一个通俗的诗人，属对精切，用事平易，写了许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之类熟到让人忘了知识产权谁属的好句子。他还是有担当的节士，也是有思想深度的作家，不仅有《谗书》，还有《两同书》，那是中国政治哲学史上有地位的书。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后，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之前，两千年里还有谁像罗隐，敢叫人防火防盗防君主？

罗隐何止政治观念很现代，他还有更超前的经济思想呢。《谗书》里有一篇《市赋》，假托晏子对齐景公描绘市场的热闹，我发现他早就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学中那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先己后人，惟贿与赂。非信义之所约束，非法令之所禁锢。市之边，无近无远。市之聚，无早无晚。货盈则盈，货散则散。贤愚并进，善恶相混。物或戾时，虽是亦非。工如善事，虽贱必贵。……蜀桑万亩，吴蚕万机，及此而耗，繄何所之？东海鱼盐，南海宝贝，及此而耗，其谁主宰？君勿谓乎市无伎，歌咽舞腰，贱则委地，贵则凌霄。君勿谓乎市无门，可南可北，阴阳迭用，人以消息。市之众，不可以言，或有神仙。市之杂，不可以测，或容寇贼。舍之，则君子不得己之玩好；挠之，则小人不得己之衣食。

熙熙攘攘的市场上，人们皆为逐利而来。货物的聚散，价格的波动，都根据自愿的原则，形成自发的秩序。市场各要素的配置和流动，仿佛由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机制在起作用，却不知道“其谁主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把这个在冥冥中平停酌剂、操纵调节的“主宰”称为“看不见的手”。作为主政者，你不要生事，不要为了奖善惩恶、兴利除弊而用法令去干预它。你干扰了市场，百姓就得不到吃的喝的。你放弃了市场，君子就得不到玩的乐的。你看，在重农抑商传统根深蒂固的古代中国，罗隐“以交易进退袪人蒙昧”，简直算得上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先知。

政治观念也好，经济思想也罢，不过是罗隐匡时济世之心之术的表现，他的成就主要还在文学。他写得好，不仅好看，而且好玩。不妨来看《谗书》里的《迷楼赋》，这真是一篇奇文：

迷楼者何？炀帝所制。炀袭文后，天下无事。谓春物繁好不足以开吾视，谓春风懒慢不足以欣吾志。斯志既炽，斯楼乃峙。榱桷沉檀，栋梁杞梓。将使乎旁不通于日月，外不见乎天地。然后朝奏于此，寝食于此。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有郑卫。君王欲问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问乎四方，曰四方有将。于是相秉君恩，将侮君权。百官庶位，万户千门。且不知隋炀帝迷于楼乎？迷于人乎？若迷于楼，则楼本土木，亦无亲属，纵有所迷，何爽君德？吾意隋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故曰迷楼，然后见生灵意。

通篇散句而骈行，长短不拘，错落有致，节奏十分佻达，声音格外恬嬉，有一种任性的调调儿，恰合事主隋炀帝的任性。可见作者游刃有余，心态特别放松。

罗隐以恃才傲物著称当世。其《叙二狂生》曰：“气下于物则谓之非才，气高于人则谓之陵我，是人难事也。张口掉舌则谓之讪谤，俯首避事则谓之诡随，是时难事也。”他是左右为难，索性一意孤行。但在文人们名心大炽狂态毕张的晚唐，罗隐其实是很有操守和担当的。甚至在中国文学史的狂生谱系中，他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因为他居然能够掂量出自己的斤两，雅善自嘲。五代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载：

罗隐秀才，傲睨于人，体物讽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耶？”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笔记作者叙事应该无误，但显然错会了诗意。“可能”是“也许”的意思，“可能俱是不如人”分明是不胜唏嘘的自伤，是苦笑的自嘲，也是向“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对方表示同情。说什么心下自耻因而嘲人，那是俗人的浅见了。所以我不喜欢这首诗被题作《嘲钟陵妓云英》，还是作《偶题》好。诗里的意思也非常偶然，极为难得，因为我们看到太多露才扬己的自大狂，以及虚荣心受了伤的自恋癖，只觉得自己才大而不为世用，恨这个社会太不公平，恨他人欠自己太多。T.S.艾略特在《莎士比亚与塞内加的苦修主义》（1927）一文中，批判一种“傲世的恶习”，说：“在所有的美德中，最难做到的，莫过于‘谦逊’了；要把自己往好里想的念头是很难消灭的。”罗隐居然能把自己往差劲的地方想，能客观地进行自我评估，坦承自己也许真的“不如人”。试想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文人肯讲这样的话？

生于末世运偏消，但罗隐虽有不平，却不失衡，终不似啮肠之鼠恨恨一生。唐末有多少久试不第的士子，蓄积成一腔子怨毒惨酷，然后疯狂地报复社会啊！“李振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绅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辈常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这就是唐亡前夜著名的一夕诛杀三十多位文臣的“白马驿之祸”，祸起朱温的亲信李振二十年间科考屡屡失败造成的心理变态。但朱温篡唐的消息传到东南，时任钱王节度判官的罗隐只劝钱王举兵讨梁而不要“交臂事贼”。钱王一直以为罗隐不遇于唐，或有怨心，这下才明白他的拳拳之忠，故“其言虽不能用，心甚义之”。罗隐的境界到底不是唐末一众汲汲于求售的轻薄文士所能梦见的。

可惜罗隐不只是生前不遇，死后也声名不彰，先是倒了“宋人责人无已而幽光掩”的霉，后又吃了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亏。辛氏放大了他的简傲、褊急、诙谐与嘲讪，将他扁平化、标签化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实很像股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有的高开低走，比如扬雄，隋唐以前是极受推尊的大宗师，但宋以后声名一落千丈；有的低开高走，比如陶渊明，在钟嵘的《诗品》里只列中品，到了宋朝却是众望所归的大诗人。这叫作“品味的陀螺”，只是罗隐从来没有进入这个陀螺形的曲线里。受累于晚唐五代在文化上整体的低落，罗隐也只能以“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被历史记取了。但我揣测，管它身后是寂寞还是热闹，罗隐恐怕都不会在乎，因为他心态比较好。“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这话是自我宽解，却也可为当今的“成功学”患者疗疾。

罗隐最后的归宿是在民间。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能像罗隐那样，成为众多民间传说的主角。从两浙到两广，这位貌寝、数奇、乞丐身、皇帝嘴的“罗衣秀才”，这位出口成谶、触手成春的整蛊大师，就活灵活现在村妪野老的口中和儿童的心中。这是上天给罗隐最高的奖赏，足以安慰这位永恒的loser的心。

从贤明山上下来，车过葛溪与松溪，对岸是罗隐的出生地双江村，什么遗迹都不会有了，因为诗人只把名字留给了诗。前几年，诗人朋友茱萸来到富春江边，写过一首《罗隐：秾华辜负》，结尾最是意味深长：

太平匡济的一揽子计划，远不如民间为你编排的全套传奇脚本那般来得有趣。从此安心做一个配角吧，“俱是不如人”，他们却相信失败者随口说出的谶言：在乏味的今日唯有诗，提前将激情抛到了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