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语》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汉人说它是“《春秋》外传”，所谓“外传”，是相对于“内传”即《左传》而言。既然《国语》、《左传》一是外传，一是内传，那么自然这两部书就同出于左丘明之手，司马迁即在《史记》中明确地说左丘明作《左传》，又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春秋》外传”之说是汉代经学兴盛时代的产物，今人已经不再相信它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国语》置于“杂史”一类，这个处理解除了《国语》与《春秋》之间所谓的经传关系，不过“杂史”之说略嫌宽泛。清人浦起龙在《史通通释》中根据刘知几六家之说，从史书体例上将《国语》断为“国别家”。

本书以为，对于《国语》性质，必须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在《国语》之前，《尚书》记载了虞夏商周君臣治国言论，只不过没有使用“语”这个名称。根据现存文献，“语”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周，《周语》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语”体文章。不仅周王室有“语”，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语”。《楚语上》载楚人用来教育太子的《语》，《郑语》所引《训语》，都应该是记载治国言论的典籍。《论语》、《孔子家语》的命名，也是因为它们都是记载言论的书。“语”之前冠以国名，就成为某国之“语”，诸如《鲁语》、《齐语》、《晋语》、《吴语》等等。各国之《语》最初可能是单篇流传，并借朝聘赴告机会得到交流，战国初年某国史官把他手头上所掌握的各国之《语》按国别编为一书，遂成今本《国语》。

其次，《国语》的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大夫就某些具体现实政治问题发表言论，史官将其言论载之简帛。所以，《国语》各篇文章是王侯卿士大夫与史官共同的精神劳动产品。《国语》的主体是记载治国言论，属于说理文字，主体内容的前后都有文字记叙言论的前因后果。它的每一篇文章的写作都经历了若干年时间，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章”发生在公元前845年，文章结尾又记载：“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周厉王被流放是在公元前842年。所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的写作前后经历了三年。

第三，《国语》是“编”不是“著”，是“选”不是“作”。《国语》文章是从西周到战国初年不同时代的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史官早就写好了的，编者只是起到选篇、编辑的作用。《国语》选编范围，包括西周、东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诸侯国。尽管选篇不够完备，但是像西周覆灭、齐桓、晋文称霸以及吴越兴亡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这部书中得到反映。它的记载上至周穆王，下迄鲁悼公，约当公元前967年至公元前453年，历时514年。各国史料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悬殊甚大，其中《晋语》所占篇幅最多，而《郑语》只有两条材料。

第四，《国语》是“史料汇编”而不是“史”。史书应该是有着前后因果联系的系统记载，拿这一标准衡量《国语》，显然它还不够史的规格。《国语》一共收有235条材料，每一条材料截取一个历史片断，除《晋语》某些材料和《吴语》、《越语下》上下章有所衔接之外，大多数材料之间没有上下前后的因果联系。

第五，《国语》保留了史料的原貌。编者没有对全书语言和文风做统稿、改写、加工、提炼的工作，而是原汁原味地编排，给人以“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韩非子·五蠹》）的感觉。《国语》中有不少史料重复，甚至存在一事异记现象，如吴越不少记载就互有不同，可能这些史料最初是出于不同史官之手，编者原封不动地将其收入《国语》之中。

根据以上所述，《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春秋王侯卿士大夫治国言论的原始史料汇编。

《国语》内容广泛涉及“邦国成败，嘉言善语，阴阳律吕，天时人事逆顺之数”，其书“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韦昭《国语解叙》），编者选编的宗旨是为王侯卿士大夫治国保家“道训典”，“献善败”，其中劝谏内容远远多于颂美。例如周宣王本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在《周语上》有关宣王的五条材料中，竟有四条是写西周名臣讽谏宣王弊政，从中可见编者提供懿戒的意识是何等强烈！《国语》文章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西周文章多记载名臣讽谏弊政和嘉言懿行，春秋文章则主要突出齐桓、晋文等人的称霸谋略，如《齐语》载管仲治齐，全然不用礼乐道德教化，而是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晋语》载晋文公称霸也多出于子犯、先轸等人的谋略，这显示了“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趋势。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国语》各篇的地域特色也很明显。周、鲁以及刻意向周、鲁文化靠近的楚国言论多为道德劝谏。以《鲁语》为例，无论是匠师庆、夏父展的犯颜直谏，还是叔孙穆子聘晋不拜天子诸侯之乐，抑或太史里革斩断宣公之罟，无一不显示了鲁人对礼义价值的维护。公父文伯之母只是鲁国的一名贵族妇女，可是《鲁语》收录她的言论材料就达八条之多，这些材料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这位贵妇人如何维护礼义。齐、晋、郑、吴、越之语则多为计谋，如吴、越的兴衰存亡，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句践、夫差等人的道德水平高低，而是他们立国的方略是否正确。《国语》中有不少文章是告诫卿士大夫如何持禄保宠全身免祸，评论者多从卿士大夫言行举止来预测其吉凶祸福。如《周语中》载单襄公、刘康公等人言论，说明轻佻、无礼、淫逸、奢侈、矜夸必致败亡的道理。《晋语五》“师胜而范文子后入章”载范文子在班师之际不抢主帅风头，其父范武子发出“吾知免矣”的赞叹。《晋语九》收录了三条与智氏有关的言论材料：“智果论智瑶必灭宗章”载智宣子错选继承人，“士茁谓土木胜惧其不安人章”载士茁讽谏智伯大兴土木，“智伯国谏智襄子章”载智伯国讽劝智伯备难，这些言论已经预示智氏覆灭的下场。《国语》记载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言论，如《周语上》载邵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之语，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对后代也有强烈的针砭价值；《鲁语上》载曹刿肯定鲁庄公“中心图民”，同篇载臧文仲倡导“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思想；《郑语》载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这种积善积德的观念对此后民族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越语下》载范蠡“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言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国语》保存了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如《周语上》所载伯阳父言论是中国最早的对地震成因的阐述，《周语下》载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铸大钟以及伶州鸠论钟律，是中国早期社会非常珍贵的金融、音律文献，《鲁语上》载展禽论祀典，详细地讲述了上古帝王的祭祀制度，《楚语下》载观射父论绝地天通和祀牲，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先秦巫觋和祭祀牺牲情形，其他如《郑语》所载史伯言论包含了大量的中国早期历史资料。但是《国语》并非所有言论都是可取的，像《周语上》载仲山父认为周宣王料民会导致西周覆灭，《周语下》载彪傒论定刘文公、苌弘由于建议城周而蒙受阴祸，太子晋认为堵塞谷水会导致东周王室政治衰微，这些观点显然都没有说服力。

《国语》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如何定位？目前流行的中国文学史论著都是将《尚书·周书》和《春秋》作为西周春秋散文的代表作，而把《国语》放在《左传》之后论述。这个处置遮蔽了《国语》的真实文学价值。实际上，《尚书·周书》有意地模仿《尚书·商书》的文风，是典型的仿古之作，而《春秋》仅仅是大事记，两者都不能代表西周春秋散文的真实成就。真正能够代表西周春秋散文成就的唯一典籍是《国语》，它代表了《尚书》之后《左传》之前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真实发展水平，堪称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散文的活标本。《国语》中有11篇西周文章，这11篇文章就代表了西周散文的成就。《国语》中有10篇战国文章，从中可见战国初年历史散文的风貌。剩下的214篇文章便代表了春秋散文水平。《国语》235篇文章展示了从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514年历史散文发展轨迹。

与《尚书》相比，《国语》文章最大的进步是语言。我们将《尚书·周书》与《国语》中11篇西周散文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晦涩艰深而后者平易浅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周书》沿用了《商书》的典诰公文体语言。《国语》散文是史官在履行记载职责过程中诞生的，它不是朝廷的正式公文，所以史官们不必运用佶屈聱牙的官方典诰公文体语言，而是用西周流行的普通书面语从事写作。当西周史官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场历史散文语言的革命——它使得散文语言更接近人们实际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在此后三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散文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就是由《国语》所代表的文言。从西周到战国初年，《国语》语言继续向平易化方向发展，鲁、晋、齐、楚的春秋文章语言整炼流利，而战国初年的散文，其语言流畅程度已经接近于《战国策》。通读《国语》，读者自会从中深切地感受到历史散文语言的演进，一种由古朴到畅达、由简练到流利的演进。

作为记言散文，《国语》上承《尚书》下启战国诸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国语》某些记言文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所提高，呈现出由直观经验向抽象概括过渡的倾向。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伯阳父从复杂的宇宙现象中抽象出阴阳这两种原始的物质和力量，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尚书》记言文结构松散、内容枝蔓的情形到《国语》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国语》我们看到，到西周中后期，人们已经能够比较纯熟地运用先提出核心论点、再围绕主题逐层展开论述的说理方式，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条理清楚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一篇说辞的灵魂，以下引经据典，运用翔实的理论和史实论据对观点进行论证，如果去掉前后的叙事文字，主体部分就是一篇观点鲜明、逻辑严谨的小型论文。同篇载邵公谏厉王弭谤，也是先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中心思想然后再展开论证，文理可圈可点。对话体是先秦记言文的重要形式。《尚书》的《皋陶谟》、《洛诰》、《西伯戡黎》、《微子》记载了人物问答，但尚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国语》为对话体散文所作的最大贡献是确立了宾主对答的形式格局，问者为主，答者为宾，而文章重点则落在对答之上。在这些对话体散文中，主方的问语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以外，还有推进文章深入的结构意义。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和主张。从春秋中叶开始，《晋语》就收录一些充满智慧与机锋的短小隽语，例如《晋语四》载：“文公学读书于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也？’”这样的短章只有寥寥数语，语言凝练，意味隽永，它们与西周春秋时期格言、谚语一起，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语录体散文的源头。进入春秋以后，《国语》叙事成分明显增多，如《晋语》载献公、奚齐、卓子、惠公、怀公、文公数世之乱，《吴语》、《越语》载吴、越兴亡经过，都将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叙述得委曲详尽。尽管叙事不是《国语》的正宗，但它为此后的《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经验。

由于《国语》材料来自不同地域，因此各国文章风格不尽相同。前人对此已经有所体会，如朱彝尊在《经义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龄曰：“《国语》一书，深厚浑朴，《周》、《鲁》尚矣。《周语》辞胜事，《晋语》事胜辞。《齐语》单记桓公霸业，大略与《管子》同。如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还须以《越语》压卷。”崔述《洙泗考信录·余录》也认为《国语》各国文风不同：“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周语》、《鲁语》风格比较接近，均以浑朴平实见长。其文持论正统，语言朴实，不夸张，不诡激，立论重视遗训故实，多引经据典，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周、鲁文风之所以相近，是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礼乐文化。与周、鲁文风相近的还有《郑语》，这是因为郑桓公向史伯咨询时尚在担任西周王朝的司徒，而与郑桓公对话的史伯则是周王室的史官，对话的地点是在西周都城。《齐语》八条材料主要记载管仲的治国言论，文风一如管仲改革一样干练明断。《晋语》前半部分记载晋国五世动乱，后半部分记载六卿专权，其文风像政局一样波谲云诡，其中蕴含着阴险狠毒的杀机和深不可测的权术。楚国本为蛮夷之邦，令人惊异的是它的文章价值取向和文风颇近周、鲁。但是切勿认为《楚语》就是《周语》、《鲁语》的翻版，《周语》、《鲁语》多少带有一些因循守旧的年迈暮气，而《楚语》则于浑厚古朴之中蕴含着一个新崛起的泱泱大国所特有的大气、朝气和颖锐之气。《吴语》、《越语》历来并提，两国文章也各有特色：《吴语》文风突怒偃蹇，拗倔恣放；《越语》上下篇分别出于两位越国史官之手，上篇概述句践灭吴经过，下篇记述范蠡为句践筹划灭吴的谋略，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哲理意味，文章洋洋洒洒极为畅达，如同风行水上。《国语》各国文章无论历时长短，文风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以《周语》为例，它的上限是西周中叶穆王征犬戎（公元前967年），下限是战国初期刘氏之亡（约公元前468年），前后时间跨度是495年，执笔记载的史官不知换了多少人，虽然前后文风有着从古朴到平易的细微变化，但《周语》上中下三篇文风大体保持一致。又如《晋语》，它的记事上限是晋武公伐翼（公元前709年），下限是智伯之亡（公元前448年），历时261年，共有127篇文章，文风也没有大的变化。各国之《语》文风之所以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一方面是因为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该国前代史官文风对其后任者产生持久的示范作用。

《国语》在表现手法上呈现出逐步演进的趋势。《周语上》的表现手法还相对单一。历史人物发表言论，常见的手法是运用比喻和引经据典。谏辞前后的记事基本上是叙述，很少艺术描写。这种情况到春秋散文已有改变。排比是春秋散文经常运用的手法，《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太子之教，在讲到文献教育时接连用了九个“教之……”句式，论及道德教育时又一口气用了十二个“明……以……之”排比句，多重排比句的大量运用，为言论增添了艺术感染力。同篇载蔡声子为椒举游说楚国令尹子木，蔡声子没有从正面为椒举求情，而是运用侧面微讽的手法。春秋散文时有幽默之笔，如《晋语九》载董叔娶范宣子之妹为妻，叔向加以劝阻，董叔说“欲为系援”。婚后妻子向哥哥状告董叔不敬，范宣子将董叔绑在庭院槐树上，正好叔向从旁边路过，董叔要叔向替自己求情，叔向说：“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幽默之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由于叙事成分的增多，《晋语》、《吴语》、《楚语》突破了《周语上》单纯的叙述，文章中常有人物语言、行动、细节、场面描写。如《吴语》写吴王夫差与晋人对阵，左、中、右三军分别著赤、白、玄三色衣甲，宛若一幅色彩绚丽的画卷，再现了当年吴师严整的阵容和强大的军威，千年之下读来宛在目前。同篇写董褐对吴王心理的分析：“臣观吴王之色，类有大忧：小则嬖妾嫡子死，不则国有大难；大则越入吴。将毒，不可与战。”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可谓鞭辟入里。《越语下》在篇章组织结构上颇见匠心，八篇文章拆开来各自独立，合起来是一个整体。多元表现手法为此后历史散文作家积累了艺术经验。

《国语》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期韦昭的《国语解》，该书保留了郑众、贾逵、虞翻、唐固等人的旧注，现存明道本和公序本两种版本。清代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有《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有《国语正义》。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国语》部分，精见迭出。俞樾《群经平议》中有《春秋外传国语》，亦为学人所重。近代学者吴增祺有《国语韦解补正》，徐元诰有《国语集解》。当代有十几种《国语》选本或注译本，其中影响较广的是傅庚生《国语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了吴绍烈等人校点的《国语》，为每章拟定标题。本书文字以《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明道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注释和译文博采韦昭、汪远孙、高邮王氏父子、俞樾、吴增祺、徐元诰等前贤旧注，间或参以己意，各章采用吴绍烈等人拟定的标题。

两年前，中华书局编辑周旻博士向我约稿，要我承担《国语》全本全注全译的写作任务，当时虽然感到责任重大而自己能力不足，但出于对《国语》的喜爱，于是咬着牙将任务接下来。经过披阅两载，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写作任务，尽管它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注译《国语》，首要动机是提请学术界关注这部文献，因为它的文学史价值未能被人们真正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是，《国语》是西周中期到战国初期的作品，《左传》是战国前期的作品，《国语》代表了西周中期到战国初年散文的真实水平，《国语》本身就是一部散文发展史，尤其在说理散文方面，《国语》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责任编辑周旻博士的关心，并根据她的建议，对于历史事件、典故、人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使读者对于事件的来龙去脉有更清晰的了解，从而对于其言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注意比较《国语》、《左传》、《史记》对于相同事件、人物的记载异同，以见《国语》的特点。研究生黄晓鋆、王群、刘奕华、沈逸莹、吴柳纯、王豪菁、刘世鹏、郑陈娟、朱啸雪等人校对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注译者才疏学浅，虽然在注译过程中尽力做到准确，但书中肯定还存在不少疏漏错误之处，在此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陈桐生
2012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