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论政

《资治通鉴》卷一记载了子思谈论卫国政治的一段话。

西周初年，周公旦平定东方武庚和三监之乱，派九弟姬封重建卫国，史称卫康叔。卫国盛时的地盘，以商朝的都城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滨区）为中心，包括今天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河北省邯郸市和邢台市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聊城市西部、菏泽市北部地区。

春秋早期，以好鹤而闻名的卫懿公（前668—前660在位），荒淫误国，被入侵的狄人所杀，导致国家覆亡。《史记·卫康叔世家》说“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就是指的这件事。后来五千难民在齐桓公的救援下，才重新复国。从此，卫国元气大伤。即便如此，卫国依然是孔子最中意的国家。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有十年是在卫国度过的，包括子路在内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卫国。

春秋末年，卫国父子相争，内乱频仍，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是，卫灵公时期似乎有所作为。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回答说：“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 孔子家语 》）

孔子离开鲁国后，总想在卫国谋份职位，曾经感叹地说，如果卫国用他，一年就有起色，三年可以大成。但是，卫灵公终究没有用孔子，即使走了灵公夫人南子的门路，也没有用。故而孔子说，卫灵公无道。

卫国历史上名人辈出，子贡、吴起、商鞅、鬼谷子、吕不韦，都来自卫国。孔子的嫡孙、大名鼎鼎的儒学传人子思（前483—前402），名孔伋，也曾经在卫国生活多年。到战国初年，卫国已经传了三十多代国君。彼时三晋强盛，卫国沦为魏国的附庸，国事日非，子思就治国理政问题，多次对卫侯提出忠告。

就《资治通鉴》的记载而言，子思首先谈到用人的问题。

子思向卫侯推荐说，苟变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其才能足堪带领战车五百乘。春秋战国的战车一乘，最多可以带兵七十余人。能够指挥五百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

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粗大的杞梓之树，几个人都无法环抱，哪个巧匠会因为树干上有几尺烂木，就废弃不用？如今我们处在战国乱争之世，选拔带兵打仗的爪牙之士，怎能因为两颗鸡蛋的事儿而弃置优秀的将领不用呢？列国的诸侯会怎么看我们呢？

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后来唐太宗也说，人之行能（才能、品行），未必兼备。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对于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

苟变虽然曾吃了民家两颗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季布曾经在项羽麾下，多次使刘邦难堪。刘邦称帝之后，甚至能赦免其罪，委任以官职。唐人赵蕤《长短经》里说：“含垢藏疾，君之体也。”“垢”和“疾”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君主应该能够包容，特别是在创业时期，急需人才之际，应该用“最大公约数”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没有“含垢藏疾”，一味求全责备，何来共图大业的“统一战线”？

卫侯似乎明白了子思的意思，说：“谨受教矣！”客气地接受了子思的教诲。

子思是社会名人，《中庸》一书即出自其手，卫侯不得不顾虑其社会影响，所以，能够听取其言论。可是卫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却蛮不是这么回事。

“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可是其下属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对一个叫公丘懿子的人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何以这么严重？子思接着谈了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

子思认为，领导人在决策时自以为是，就听不到、也听不进大家的意见。即使领导的意见正确，也应该集思广益，何况决策失误呢？群臣竟然苟同取媚，任由错误发展！领导者不问是非，就喜欢别人顺着自己说话，这是多么昏暗！臣下不管对错，只是阿谀取容，这是多么谄媚！主上昏暗，臣下谄媚，却高居于百姓之上，民众能拥护么？长此下去，国家能不覆亡么？

子思的意思很清楚，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坦诚，才能众志成城，治理好国家。领导搞一言堂，文过饰非，搞得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敢说真话，成天揣摩领导的心思拍马屁，非亡国不可。于是，子思直截了当地言于卫侯曰：“君之国事将日非矣！”卫侯说：“何故？”对曰：“有由然焉。”子思讲出了他的理由：

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失去了纠错机制。上面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同声附和，一片赞扬声。岂非自欺欺人！给领导戴高帽子的，就有好处；给领导提意见的，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何从而来！《诗经》曰：“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君臣都说自己是圣人，无法辨明是非，犹如谁都分不清乌鸦的雌雄呀。）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君臣现在的样子么！

子思对卫侯的上述两条忠告，道出了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出主意（决策）、用干部（用人）。

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记鲁穆公问子思：“何如而可谓忠臣？”（原文多假借字：“可女而可胃忠臣？”）子思回答：“恒称其君之亚（恶）者，可谓忠臣矣。”鲁公“不悦，揖而退之”。能够讲真话，指出国君过失的，就是忠臣。传承子思学说的孟子（约前372—前289），曾与齐宣王有一段问答：“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 孟子·万章下 》）敢于指出国君有重大过错，是贵戚重臣的本分。假如多次指正，国君仍不改正，就应该换掉他。这是何等大胆的言论！敢于向领导提意见，弥补国君决策中的失误，不是给领导拆台，而是补台，即所谓“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内在必要环节。

约略晚于孟子的大儒荀子（约前313—前238）从操作层面，谈到进谏纳谏的现实意义。《荀子·臣道》曰：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

这里首先给“臣”的角色做了一个定性的分析：从君之命而有利于君叫顺从，从君之命而不利于君叫谄媚；违君之令而有利于君叫忠诚，抗君之令而不利于君叫篡夺。不顾及君主之荣辱，不顾及国家之得失，只是苟合取容，以保禄位，豢养结交党羽，这种人就是国贼。这里首先是从国君的根本利益上，而不是从表面的依违态度上，定性国君与臣属的关系。

荀子进而又说：

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陨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知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主决策行事错误，将危及国家政权。大臣们能向君主提出不同意见，被采纳则罢，不采纳则走人，这是劝谏；意见被采纳就罢，不采纳不惜以身相殉，这是死诤；若能联合众人，率领群臣百官强制性纠正君主之错，君主虽然不情愿，却不能不听从，从而消除了国之大患，清除了国之大害，使君主尊贵、国家安定，这叫辅弼；如果有大臣能拒绝执行君主错误的命令，借用君之重权，纠正君之错事，使国家转危为安，除去君主蒙受的耻辱，成就国家的重大利益，这叫做匡正。因此，能劝谏、死诤、辅弼、匡正之人，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英明的君主会尊敬优待他们，但愚昧糊涂的君主却视之为寇仇。

荀子的这番“臣道”，把臣属在纠正君主错误方面的职责讲得淋漓尽致，有助于我们理解子思对于卫侯的忠告。

与西方的权力制约不同，中国古代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本质上是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要与自己的管理团队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商，一把手权责第一，但是不要搞一言堂。尽管道理言之凿凿，可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约束，全凭领导者的道德自觉，势必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像唐太宗与魏徵那样的合作，在历史上不过是凤毛麟角！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