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正式开篇，从五帝时代算起。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黄帝是华夏族的祖先，被国人奉为人文始祖。颛顼“绝地通天”，君王成为最大的巫师，垄断与神的沟通，君权与神权的合一，甚至从良渚遗址“王”的陪葬墓中同时拥有玉钺（军事即世俗权力）和玉琮（祭祀即宗教权力）的现象中解读出来，也可以说是春秋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先声。甲骨文中的“天帝”往往就是帝喾，他是高辛氏的祖先，也是传承华夏文明的帝王。尧、舜的传承在《尚书》等古文献中构建了以德治国、以能任人的贤能政治传统，经过禹、汤、文、武、周公发扬，塑造了中国传统政治中“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这些政治理念不仅体现在春秋末年孔子及其弟子对于儒家六经的编纂和传承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为秦汉以后的历朝明君奉为圭臬。《资治通鉴》的第一个故事“智伯的覆亡”所引发的司马光关于德与才的评论，“子思论政”中每一个论点的展开和讨论，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其历史根据。

孔子那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理想主义者仍然憧憬周公构建的天下秩序。孔子周游列国，在中原华夏诸国——陈、蔡、卫、宋等国打圈圈，不可能有机会。春秋争霸，大国斗争都在四边之地：东边的齐国、北边的晋国、西边的秦国、南边的楚国，或者东南边的吴越国。中原的宋国出来争霸，闹成了笑话。边地各国有空间挣脱传统礼制的束缚，有资源做大做强。

到战国时代，统治者面对日常的治理现实，国家间的竞争很激烈，国内民生很艰难，周天子自身难保，已经不能帮任何忙，一切只能靠诸侯们自己。于是，那些游走各国之间的“士”就纷纷献计献策，合纵连横。诸子百家提出的治理模式由此而产生。儒、墨、道、法、兵、名及阴阳家等为其荦荦大者，各自都提出了救世主张。

最后成功的是商鞅。不管历史的真实场景如何，《商君书》及后世文献留下的记载颇具戏剧性。前361年，秦孝公要变法，招纳贤才，说谁能够出长策奇计，强大秦国，我就与他共享秦国（即封之以疆土爵邑）。魏国的客卿卫鞅（本是卫公室庶孙，卫国其时是魏国的附庸），带着李悝的《法经》前来应聘。面试了好几次，先谈帝道，只有仁义，没有刑法；后谈王道，主要是仁义，略及刑法；都不能让秦孝公满意，反而让秦孝公觉得他迂阔。第三次谈到霸道政治，孝公大为高兴，约定下次再谈。最后一次，卫鞅系统提出一套富国强兵的改革主张，两人谈了三天三夜。卫鞅说：“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通过几个回合的朝堂大辩论，商鞅没能说服反对派，但是，与秦孝公达成了统一意见。在统一了内部的意见之后，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经过十几年的持续改革，秦国成功了。卫鞅被封在商於之地，故后世称之为商鞅；后来因改革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而被杀。

商鞅的改革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改革的一个经典案例。改革的必要性与功效性，众所周知。但是改革会重新调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势必会有强大的反对声音，需要保持定力与持续的推进。此外，如何把改革的刚性与柔性结合起来，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之一。法家治术，严刑酷法，尊君卑臣。运用得当，迅速解决当下问题；运用不当，就会成为阴谋权术，画虎不成反类犬，本章中卫嗣君的治理手段，就有这样的嫌疑。

本章的几个案例，魏文侯治国，儒法并用，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用人的微型标本。孔子的孙子子思就用人和决策两个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实际上这也是领导力修炼的核心内容。在君臣关系上，强调权力协商，和而不同、进谏纳谏，要求执政者在重大决策问题上，不搞一言堂。但是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由于缺乏制度化、机制化的约束，全凭领导者的道德自觉，出现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的现象在所难免。

齐威王是战国时代很有成就的一位君王，他注重选拔优秀人才，各司其职，认识到与人才的宝贵相比，珠宝之类皆粪土耳。在当时，有这种认识那是相当高明的。齐威王还明辨是非，考察官员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善于倾听臣民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

而战国时期的小国——卫国国君卫嗣君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不能像齐威王一样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来治国，而是采用作秀和钓鱼执法等小手段，没有把握住治国急务，因而受到当时和后世论者的批评。

申商之术，一重“术”，一重“法”。“法”是法律政令，“术”是领导方法和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以“术”治国，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商鞅以“法”治国，使秦国走上发展强盛的道路。这就说明，“申”“商”之学，不在一个层面上，法治建设比领导人个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