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商之术

自古法家又被称为“申商之术”，其实这“申”与“商”是很不相同的：商鞅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申不害更多是操作技巧范围内的事儿。

从公元前359年到前238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改革。商鞅的改革注重制度建设：第一，触动了旧有土地制度，废井田，开阡陌，“民得卖买”，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统一度量衡，完善基本的经济制度建设。第二，通过奖励耕战，明确了国家的产业导向，以农为本，提升了国家军事能力。第三，将秦献公时代的基层管理制度加以完善，提升了国家动员能力。这种深层次的全面改革，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社会结构，因而在商鞅之后，仍能够推行下去，终于成就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商鞅通过一系列基础性、全局性法治变革，对于社会的发展影响巨大，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措施。相反，申不害的术，则始终关注于教导韩昭侯集中全部精力看住手上的“权力”。

申不害（约前385—前337）是郑国的“贱臣”（低级官员），主攻黄老刑名之学，即所谓法家学说，有著作《申子》（今存残本）。

韩国兼并了郑国，申不害也就成了韩人。在申不害之前，韩国的相臣都是公族（韩王的同族）担任，昭侯八年（前355），任用申不害为相，改变此前专用公族为相的传统。“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竟“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诸侯“无侵韩者”。（《 史记·韩非列传 》）《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十八年（前351），主要记载了韩昭侯用申不害为相的事情。韩昭侯，名叫韩武，是韩国第六代领导人，他统治的三十年（前362—前333），是韩国最强大的时候。

那么，申不害是怎么为韩昭侯重用的呢？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韩国，申不害建议韩昭侯执圭朝拜魏惠王。古代诸侯朝拜天子才执圭这样的玉器，这种违反礼制的拍马屁行为，极大地满足了魏王的虚荣心。于是，魏国从韩国撤出了军队。为此，韩昭侯对申不害高看一眼。

申不害很会揣摩韩昭侯的心思。次年，魏国攻打赵国，邯郸被围。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派将军田忌、军师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击破魏军，取得胜利，这就是著名的桂陵之战。赵国也曾向韩国请求救援，韩昭侯没有回复，征询申不害的意见。申不害怕自己的看法不符合领导的意见，说自己要回家深思。同时，怂恿大臣赵卓、韩晁向韩昭侯主动提出对策，自己从旁观察国君的态度。当他确定国君的倾向性意见后，才提出自己的策略。（《 战国策·韩策一 》）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申不害有一点才能，就是懂得不吃眼前亏的道理（如对于魏国执圭朝拜），但更多的是察言观色的圆滑。

有一次，申不害曾向韩昭侯求情，请仕其从兄，昭侯不许，申不害就流露出不满。韩昭侯质问他说：你教我的治国之术，难道不是为了实际应用的吗？你教寡人说，要“修功劳，视次第”（按照各自功劳，来安排官员的职级）；现在你却私下向我求官，我是应该同意你的请托，任用你那位没有功绩的兄长，“废子之术”呢，还是“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呢？申不害连忙赔罪说：“您真是我要辅佐的君王。”此事尤其暴露出申不害自私的性格。申不害的治国道理，只是用来针对别人的。

商鞅被追捕时，由于他制定的法律十分严密，自己反而无法逃脱。《尸子·治天下》说：“无私，百智之宗也。”尸子名尸佼，是商鞅的老师。商鞅改革虽然被反对派残酷杀害，但是，商鞅一生，确实没有像申不害那么多的私心算计，没有那种法术只用于别人、规则从来不针对自己的权谋家嘴脸。

《韩非子·定法》曾借问答的形式提出，申不害和商鞅，哪一家学说更为国家所急需？韩非子的回答是，这是不可类比的两种事情。就好像你在问：十天不吃，就会饿死；大冬天不穿衣，就会冻死。你说，食物与寒衣，哪一个更重要呢？应该说二者都重要。

问者曰：如果只有术而无法，或者只有法而无术，其危害性在哪里呢？（“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回答说：申不害辅佐韩昭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统一其法令，就会给人钻法律的空子。人们觉得旧法令能让自己获得利益，就援用旧法令；觉得新的法令有利于自己就用新法令；利用新旧法令的不一致为自己获取利益。申不害虽然用十倍的气力教使韩昭侯用术，而奸邪之臣都用辩解之词。即使韩国为万乘之国，历经数十年也不能成就王霸之业，原因就在于虽然君主用术于上，却不能用法来统一臣民的行为。

商鞅之治秦也，崇尚法治，信赏必罚，因此“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不能驾驭臣下，其富强的果实就会为权臣所窃取。比如，秦昭襄王时期，穰侯魏冉独揽大权，越韩、魏而东攻齐国，五年之间，秦不增益尺土之地，只是为了扩大其在东方陶邑之封地。应侯范雎攻韩八年，只是为了成就其汝南之封地。“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可见，君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然加倍地完善其法制，人臣反而利用其成果为自己谋利。故秦国如此强大，数十年仍不能成就帝王之业，就是因为法制虽然很完善，君主却无术以驾驭控制群臣的缘故。

这段对话，突出地表明，“申”“商”之术，各有特点，不可偏废。

“法”就是法律政令，“术”是我们今天讲的领导方法、组织行为学方面的管理技巧，对于治国理政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是，申不害致力于琢磨驾驭臣工的操作技巧，虽然暂时获得了治理韩国的正面效果，却仍然难逃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命运，韩昭侯之后的韩国日益走向衰败的境地；而通过商鞅改革，秦孝公之后的秦国却走上发展强盛的道路。

事实证明，“申”“商”之学，不在一个层面上，法治建设比领导人技巧提升更具有根本意义。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至卷四） edTx2OSLkYSvUNiOEJnOzo7l41Qx/Ickg4i8UinePU3Z8DVLmxI9gnXVsv6hRb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