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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法制思想，在此还有必要向大家提供一幅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发展演进图——关于中国古代法制思想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和线索。基于本书的旨趣，笔者不可能将其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一一标示出来（那样就成了一部以时间为线索的思想史著作了），但指出基本历史分期、发展的大致方向和阶段，还是现实的。有了这个时间维度的思想地图，就能保证读者对中国古代法制思想有一个立体的了解。
关于中国思想（哲学）的分期，前辈学者提供了诸多范本。一类是以时间来划分，例如胡适将中国哲学史划分为古代哲学（老子至韩非，诸子哲学）、中世哲学（汉至北宋）和近世哲学（南宋至清）三个时期。
一类是按照思想演变的大势来分，例如萧公权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分为“创造时期”“因袭时期”和“转变时期”。
一类是按照思想的历史背景来分，例如萧公权又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分为“封建天下之思想时期”和“专制天下之思想时期”。
一类是按照某种学说是否被定为一尊来分，例如冯友兰就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和“经学时代”（董仲舒以下），
杨鸿烈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分为“殷周萌芽时代”“儒墨道法诸家对立时代”和“儒家独霸时代”。
一类是按照政治制度和历史的变迁对思想的影响来分期，例如吕思勉就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上古至战国”“秦至唐”“宋至清中叶”和“清中叶至现代”四个时期。
一类是按照社会形态来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普遍将中国古代思想（哲学）史分为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两大时期，然后再对封建制度时期进行细分。例如吕振羽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很具有代表性，目前各类大专院校使用的思想史、哲学史教科书基本上是如此分期的。这种划分可算得上是目前国内思想（哲学）史分期的通行方法。
关于中国思想（哲学）史的分期实际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不应该有标准答案，每一种划分方法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和弱点，具体应该采用哪一种划分方法，要视研究的对象而定，要视研究的需要而定，要看哪一种划分方法更加有利于读者对思想（哲学）本身的理解而定。在本书中，根据中国法制思想的自身发展情况，笔者将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发展大致划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一）神学时期——自传说中的尧舜禹至西周末期。其间虽然人本主义有日渐取代神本主义的趋势，但神学仍然是其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天命和鬼神思想还具有较为崇高的地位，天讨天罚的思想占据主导，司法中各类神明裁判的方法仍然较为盛行。
（二）百家争鸣时期——春秋至战国末期（前770—前221）。其间周王朝日趋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日渐变为由诸侯出、大夫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争霸和兼并战争的需要与王室垄断学术话语的打破使士阶层兴起，士人们奔走于列国，招授生徒，开坛讲学，儒、道、墨、名、法、阴阳
等各种私学兴盛起来，“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为了赢得各国君王和生徒们的青睐，各家互相攻击，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间产生的儒、道、法诸家的思想对后世中国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原创时期。
（三）法家独霸时期——秦王朝统治时期（前221—前206）。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不久即采取李斯禁私学、烧诗书、“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建议，实现了韩非所谓的“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的社会治理状态，法家学说成为秦朝的官方统治学说，事事“一断于法”，《盐铁论·刑德》云：“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故虽然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基本完全推行法家法治主张，法家学说被奉为官方统治学说的时期，就法制史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将其作为中国法制思想史上的一个独立时期。
（四）“霸王道杂之”下的诸学合用时期——汉初至清末（前206—1912）。其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使两千余年来儒学作为经学一直处于官方统治学说的地位，但在儒家独尊的情况下，除了墨家（但《墨子》等书保留了下来）和名家衰绝外，法家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阳儒阴法”才是历史的本真面目。
同时此间道家、印度传来的佛教影响也较大。魏晋时期玄学兴起，儒道两家学说交相辉映，隋唐时三教鼎立，佛学独盛，中国原来的士农工商四民已变成了士农工商僧道六民了，
而且儒学在佛学和道教的影响下还催生了宋明理学。“霸王道杂之”下的诸学合用正是本时期的典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