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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的法制包括三大思想和制度来源，一是中国自身固有的传统，二是西学东渐以来移植的西学，三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传统，
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离不开充分地发掘这三大资源。但当下中国的新法学基本上接受了全盘西化的主张，“既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现代革命法律传统，也再一次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法律；‘现代’被等同于西方，中国传统被等同于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需要的‘前现代’或非现代”，
这当然是有问题的。发掘中国自身固有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近几年，笔者隐居中国西南边陲小镇，远离了中国学术的主流市场，日子相对清闲，便萌生了写一部《中国古代诉讼法律思想史》的念头，试图清理一下中国古代几千年来诉讼法律观念的演变历程，考察一下我们的诉讼法律思想是如何从前现代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其间有哪些思想和做法现在仍然具有价值，需要从历史记忆中将其复活，又有哪些东西的遗毒仍然未被肃清，需要将其进一步扬弃，从而为当下中国诉讼法制建设和司法制度改革助一臂之力。
但为此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后，笔者放弃了原来的写作计划，因为，在弄清楚中国古代诉讼思想及思想史之前，还有必要先追问一下这些思想的来源，即建构相关诉讼法律思想的一般性知识、信仰和思想。不然仍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近两年来，笔者开始了本书称为“中国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的探究，研究建构中国古代法制的各种思想元素，考察中国古代全部法律、法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即广义的法制）建基的思想基础——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思想，即孕育和催生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本书也可命名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哲学基础》。但“哲学”本身是个外来词，古代中国是否存在“哲学”，本身还是个有待继续讨论的话题。
同时，建构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一些思想本身也可能并不特别高明，未必达到了哲学的高度，使用“哲学”一词，恐容易将建构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部分一般性知识、信仰和思想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从而阉割了真实的历史。所以笔者最终放弃了“哲学”这一术语，将本书命名为《中国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也许这更符合中国古代思想和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本书中，我们将穿越中国古代的典籍，赋予那些零散的史料以鲜活的生命，复原中国古代法制的思想世界，向读者展现建构中国古代法制和支配中国古人进行法制实践活动的一般性知识、信仰和思想。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分布在各个历史时段的零碎知识片断常让人望而却步，对大多数读者而言，看完一部教科书式的史学论著，通常不久即将书里的内容忘得差不多了。为此在本书中，笔者将力争理出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头绪来，将其逻辑哲思和间架结构呈现出来，避免让读者去整理满地鸡毛式的知识片断。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思想状况为笔者从整体上研究和把握中国古代法制思想提供了便利。就政治制度而言，秦以来两千余年中国历代实行的均是君主专制制度；就思想而言，除了印度来的佛学等，中国古代本土原创性思想大多诞生于先秦子学时代，秦以降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的思想基本上是陈陈相因而已，即使创新也基本上是通过重新解读先秦诸子的思想而达致的。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将抛弃那种到古代世界去淘金的想法，并不想刻意在中国古代寻觅具有现代性的宝贝，而是拟呈现对中国古代法制产生影响的思想，关心的核心内容是哪些思想主导了中国古代法制的建构和参与者的心态。对此笔者将有选择性地遗忘、忽略掉那些与本书主题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哪怕现在看来十分具有真理性、十分先进的思想。在此导论中，笔者将向读者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概念框架，然后在后面的每一章中逐一阐述其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