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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鬼谷子》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产生的一部非常有特色的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枝吐着智慧芳香的奇葩。《鬼谷子》书中所提供的智谋,至今仍可以广泛运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大到如何制定军事、外交斗争的策略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至如何制定企业的经营策略,小至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在方方面面具有指导意义,被称为“旷世奇书”、“智慧禁果”,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鬼谷子,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开创者。根据横秋阁本长孙无忌《鬼谷子序》的记载,鬼谷子是“楚人”,因隐居在鬼谷而称作鬼谷先生。《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东师事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这说明鬼谷子应在齐国活动过;《史记·张仪列传》也记载张仪“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虽然《史记》的记载在史学界已受到质疑,但可见秦汉时期有观点认为鬼谷子是战国中晚期纵横家张仪和苏秦的老师。晚唐以来,民间还有鬼谷子是军事家孙膑和庞涓的老师的说法。《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尉缭子》时也说到尉缭子“一说”为“鬼谷子之弟子”。根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推算,鬼谷子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20年之间。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陆龟蒙的诗说:“鬼谷先生,名训。”宋人李昉《太平广记》卷四引《仙传拾遗》云:“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隐居鬼谷,因为其号。先生姓王名栩,亦居青溪山中。”明人李杰《道藏目录详注》也说:“鬼谷先生,晋平公时人,姓王名诩,不知何许人,受道于老君。”《嘉庆重修一统志》亦曰:“鬼谷子,姓王名诩,楚人。尝入云梦山采药得道。”这里说到鬼谷先生名王训、王栩、王诩等,都是道士或道教徒为了神化鬼谷子所伪托。

今传《鬼谷子》,大致是鬼谷子及其弟子集体撰著而成。其主体应为鬼谷先生亲著。在整体上,《鬼谷子》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至第十一篇为一个部分;《符言》、《转丸》、《胠乱》三篇为一个部分;《本经阴符七术》、《持枢》、《中经》为一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在先秦时期是各自单独流传的。

大约到了西汉时期,刘向对《鬼谷子》进行过整理,并在标题前加上序号,如《捭阖》第一、《反应》第二、《内揵》第三、《抵巇》第四、《飞箝》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转丸》第十三、《胠乱》第十四,这是《鬼谷子》成书的一个重要阶段。

到了西晋时期,皇甫谧在给《鬼谷子》作注时,《鬼谷子》已经有了三卷本的定本。这个定本一直流传至今,只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残缺,幸运的是《鬼谷子》一书的基本内容还是保留下来了。

《鬼谷子》版本系统主要有《道藏》本系统和钱本系统。《道藏》本系统主要版本除正统《道藏》本以外,还有明代蓝格传抄《道藏》本、秦恩复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四部丛刊》本等。《道藏》本脱注者姓名,内容也多有脱误,其中《内揵》篇缺文多达四百五十余字,《揣篇》中开头一段原文五十七字误为注文,《本经阴符七术》“损兑法灵蓍”篇中也脱“而能行此者,形势不得不然也”一句,《揣篇》、《摩篇》、《权篇》三篇的题注也佚失。钱本乃清钱曾藏旧抄本,全称为“陶弘景注《鬼谷子》三卷”,明署注者为陶弘景。此本即明嘉靖乙巳抄本(嘉靖二十四年,1545),乃宋本过录本,过去人们以为《鬼谷子》最早的版本乃《道藏》本,《鬼谷子》乃因《道藏》得以保存的说法是误解,而《道藏》本《内揵》篇脱文也据此本而得知。清秦恩复于嘉庆十年(1805)刊刻此本,并加校勘,即今天所见的《鬼谷子》嘉庆本。《鬼谷子》嘉庆本质量远超《道藏》本,当为今日学习宣传借用之依据。但此本也没有收录《揣篇》、《摩篇》、《权篇》三篇的题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鬼谷子集校集注》吸收了各家之长,并补充了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是目前可见的最完备的本子,可以参看。

关于《鬼谷子》注者,学术界有人以为是唐代的尹知章,所据是日本皆川愿抄本《鬼谷子考阅》(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但此本祖本为明代的《道藏》本,属《道藏》本系统。作为祖本的《道藏》本即无注者署名,何以后来的《鬼谷子考阅》反而有了注者姓名?明嘉靖乙巳抄本署名注者为陶弘景,此本据宋本过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言宋代《鬼谷子》注本有陶弘景注,或此本即晁公武所录之本。晁公武所言亦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相合,其渊源有自,来历十分清楚。此外,明代的其他几种著名的《鬼谷子》版本,如万历五年(1577)《子汇》本、万历三十年(1602)绵渺阁本、天启五年(1625)横秋阁本等,均题陶弘景注。其他明代版本或署名陶弘景,或未署名,从未见署名尹知章注者。所以无论从来历上看,还是从时间上看(《鬼谷子考阅》比嘉靖乙巳抄本晚近230年),《鬼谷子》注者为陶弘景几无疑问。这里略作陈述,不再详考。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人认为《鬼谷子》属于纵横家,有人认为是兵书,属于兵家。那么,《鬼谷子》到底属于先秦时期的哪一学派呢?

从学术的角度看,对先秦诸子进行学派划分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也只是一个相对的划分。实际上,先秦诸子各家之间在思想观点上也都是相互兼容吸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鬼谷子》也是一样。说《鬼谷子》是纵横家,或者兵家,都是有道理的。

我们说《鬼谷子》是纵横家,鬼谷先生是纵横家的开创者,主要证据有:首先历代官、私书志均把《鬼谷子》列入纵横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兴书目》、《宋史·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把《鬼谷子》列入纵横家类目中。其次是鬼谷子向苏秦、张仪传授纵横之术。《史记》首载苏秦、张仪师鬼谷先生事,扬雄、王充皆赞同此说。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云:“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三国时期的谯周、晋王嘉亦持此说。洪迈《容斋四笔》有“《鬼谷子书》,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曰”云云。《太平御览》第463卷曰:“苏秦初与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艺,经营百家之言。”第726卷引《春秋后语》曰:“苏秦事鬼谷子学。”这些记载都说鬼谷先生是苏秦、张仪的老师。苏、张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则鬼谷子自然就是纵横家。三是《鬼谷子》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游说的。梁时刘勰《文心雕龙》中两次提到鬼谷先生。《诸子》云:“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论说》:“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箝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的小序云:“纵横家仅《鬼谷子》一书。”从《鬼谷子》的内容是关于游说理论的角度,判断《鬼谷子》是纵横家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鬼谷子》是一部兵书,鬼谷子属于兵家。其主要证据有:首先,所谓“兵者,诡道也”、“诡者,鬼也”。通观《鬼谷子》,主要内容就为“谋略”,其可用于兵法者比比皆是。其次是传说鬼谷先生曾向孙膑、庞涓传授兵法。其实,早在高似孙之前的洪适,在其《汉四种兵书序》中,就已经认为鬼谷先生是庞涓的老师。既如此,不妨认为,洪适认为鬼谷先生是兵家。明代的冯梦龙《东周列国志》则对此作了发挥:“鬼谷子有兵家的学问。”清人汪喜孙《尚友记》言:“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于鬼谷。”则汪喜孙也持此说。三是从《鬼谷子》的学术源流上看,《孙子兵法》是《鬼谷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而后世伪托鬼谷子的著作中,有一些是属于兵法方面的。如《鬼谷子先生占气》中的《军气杂占》等篇,就属于《汉书·艺文志》上所列的“兵阴阳家”一类。这就是说,无论是从源头上,还是《鬼谷子》对后世的影响看,《鬼谷子》都与兵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源、其流皆是兵家,从学术发展史上看,《鬼谷子》属于兵家著作也是有道理的。今天河南淇县云梦山开发旅游,就是打着“中华第一古军校”的旗号。《鬼谷子》研究热也是先由军队和地方联合带动起来的。

其实,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活动就是外交活动,而一国之外交又往往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所以,无论说《鬼谷子》属于哪一家,或者说《鬼谷子》同属于这两家,都证明了《鬼谷子》的学术方向和巨大价值。

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现,黄老之学备受重视。《鬼谷子》中的《符言》、《本经阴符七术》中有许多论说与黄老之学也是相通的。所以,总体上看,《鬼谷子》的思想还是相当驳杂的。

《鬼谷子》一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哲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情报学等多种学科门类,是一部可以被广泛解读的著作。但从《鬼谷子》的核心思想来说,它提出了“捭阖”、“反应”、“内揵”、“飞箝”、“忤合”、“揣摩”等游说和谋略的原则和技巧,故从价值上说,《鬼谷子》对纵横家学说的理论构建是其对先秦学术的突出贡献。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把游说之术纳入“道”,寻找纵横学说的理论依托。

“道”是先秦哲学,尤其是道家学说的核心概念。《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在老子那里,“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鬼谷子》将老子的这一思想引入“游说”的理论中。《捭阖》云:“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即是把“捭阖”看成是“道”之化生。也就是说,《鬼谷子》认为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是由“道”产生出来的。又云:“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周密之贵微,而与道相追。”“追,随也(见《方言》十二)”,意即在使用捭阖的手段时,要与“道”相随。这也就是说,捭阖是受“道”所支配。《鬼谷子》将纵横家的“游说之术”纳入“道”中,使之成为“道”术的一种。这就意味着,老子“道”论中的许多理论、范畴都可以用来解释有关“游说”的理论。换句话说,有关“游说”的基本理论都可依托“道”的理论体系来解释。这样,“游说之术”不仅有了理论上的源头,而且在依托老子“道”论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使纵横学说走上理论化、系统化的道路。

(二)利用老子“崇阴尚柔”的思想揭示谋略的本质及计谋所需的精神状态。

“游说”与“谋略”在纵横学说的理论中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游说”的内容就是说客自己的谋略,“谋略”必须通过游说这种形式来实现,谋略是内容,游说是形式,“谋略”与“游说”之间的关系实质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鬼谷子》对“谋略”的理论构建亦是依据老子的“道”论。

老子的“道”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崇阴尚柔的思想。《老子》第八章云:“上善若水。”水,象征阴柔。第七十八章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阴柔具有无穷的力量,“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能够“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鬼谷子》在谋略上的基本出发点是“知己知彼”,强调敌我双方都要尽最大努力去打探对方的情况,同时做到己方的情况不被敌方所知。因此,对自己的各种信息,要最大程度地进行保密,故十分推崇“阴”谋。《摩篇》云:“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谋篇》曰:“阴道而阳取之也。”“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这都是说,谋略必须守“阴”道,“在隐与匿”;不能做到“阴”,就不能说是“谋略”,“阴”就是谋略的本质,所以说是“阴谋”。这是运用谋略的基本规律。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鬼谷子》的“阴”谋思想是受《老子》的影响。《老子》虽然崇阴尚柔,但没有将其用来进行计谋,是《鬼谷子》将这种思想用来思考谋略的理论问题,并提出“阴道阳取”的谋略本质,这是对谋略学的巨大贡献。

“虚静”是老子“道”论中的重要范畴。《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在老子那里,虚静是论述修身养性所必需的一种精神状态。《鬼谷子》将老子的“虚静观”引入谋略的理论中,认为“虚静”是谋略产生的前提。谋略的产生,必须要主体进入“虚静”状态。《本经阴符七术》云:“心欲安静,虑欲深远。心安静则神明荣,虑深远则计谋成。”主体状态的“静”是计谋产生的先决条件。在这里,《鬼谷子》把“虚静”视为谋略产生所必需的一种精神状态。这是《鬼谷子》引入“道”论使纵横学说理论化的又一重要成果。

(三)对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袭用,设计纵横学说的总原则。

“自然无为”是老子“道”论中一个重要观念。老子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顺任它自身的情状去发展,不必用外力去强制它。“自然”就是任其自由发展,“无为”也就是顺其自然不加人为的意思。《鬼谷子》里亦多次说到“无为”。《捭阖》云:“夫贤不肖智愚勇怯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这里的“无为”是指顺从游说对象的性格特点而施以不同的游说手段。“无为”在这里有顺从游说对象的特点的意思。与老子“无为”思想相比较,可知《鬼谷子》袭用了老子的“无为”思想,把它引进纵横理论领域,用来说明游说的原则。

(四)利用道家的辩证观念,总结纵横之术的方法。

老子的辩证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关于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存在并因此重视反面的作用,与事物发展到某种程度就向相反方向转化的思想,对《鬼谷子》纵横理论的产生启发甚大。《老子》第二章云:“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又云:“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都是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事物是因着它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因此观察事物不仅要观察它的正面,也应该注意事物的反面。

《鬼谷子》受到老子重视反面作用思想的启发,将老子的这一思想运用到游说与谋略的理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反应”之术。《反应》篇说:“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动静虚实之理,不合来今,反古而求之。”又说:“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这里的“反”,意思是说,反过来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观察事理,了解对方。因为事物都是相对待而产生的,如果能从事物的反面,或者从对方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游说、谋划,往往能收到“其应必出”的意外效果。这就是“反应”之术。只要善于运用这一规律,在“探人而居其内,量其能,射其意”时,就会“如螣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一样准确无误。

老子还认为,事物发展到某种极限的时候,就向相反方向转化,改变原来的状况,变成了它的反面。《老子》第三十六章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老子对于事态发展的一个分析,亦即是老子物极必反、势强必弱观念的一种说明。老子的这一思想,本与谋略无涉。《鬼谷子》将这种观念引入纵横学说,提出“环”的人生理想和“钓”的游说之术。

“环”是《鬼谷子》十分重要的思想。《捭阖》篇说:“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隐而入。阳还终阴,阴极反阳。”又说:“以阳求阴,苞以德也;以阴结阳,施以力也。阴阳相求,由捭阖也。此天地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内揵》篇又说:“环转因化,莫知所为,退为大仪。”如此等等。老子只提出阴阳之间相互转化,但还没有提出阴阳之间像圆环一样,把阴阳关系形象化地比喻成“圆环”,始于《鬼谷子》。北宋时期,周敦颐画阴阳鱼图,实际上是得到了《鬼谷子》的启发。因为环是圆的,没有明确的方向感,所以,纵横家也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念。这与儒家把仁义忠孝等明确为价值、与道家把无为明确为价值有很大的不同。纵横家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或合纵或连横,一切均随形势变化而变化,没有说合纵就是对的,或者连横就是错的。这时合纵,因为当前的局势需要,那时连横,也是形势所需。连横不久也可改合纵,都是适应形势所需。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分分合合,彼此之间既结盟又打仗,都是当时各国的现实选择,没有对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所以,“环”的理论也与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现实相呼应。

《反应》篇曰:“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欲取反与”,就是对“钓”术的说明。何为“钓”术?在钓鱼时,为了得到鱼,必须先投饵,以引其上钩。在游说时,为了了解对方,必须施以“钓语”,“以无形求有声”,这样才能“得其实也”。对老子思想中“道”、“虚”、“因应变化于无为”等“道”论思想的引进和利用,是《鬼谷子》将纵横学说理论化的重要途径。

(五)提出“纵横”术语,构建纵横学派的价值观。

《鬼谷子》一书中两次提到“纵”与“横”。第一次是在《飞箝》篇中,其云:

(飞箝之术)用之于人,则空往而实来,缀而不失,以究其辞。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这里的“纵”与“横”,是就空间而言的。纵,是指垂直方向;横,是指水平方向,并没有深刻的含义。第二次是在《忤合》篇中,其云:

古之善背向者,乃协四海,包诸侯,忤合之地而化转之,然后求合。故伊尹五就汤,五就桀,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归之不疑也。……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长短远近孰不如。乃可以进,乃可以退,乃可以纵,乃可以横。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游说之士要善于选择所事之主。这种策略也叫“忤合”。故陶弘景注曰:“言古之深识背向之理者,乃合同四海,兼并诸侯,驱置忤合之地,然后设法变化而转移之,众心既从,乃求其真王而与之合也。”陶弘景所谓“深识背向之理”,其实就是与某君主合,为其所用;或与某君主忤,自己再寻英主,与之共事。文中所举的两个例证:“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然后合于汤”,“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然后合于文王”,皆是说明这个问题。这一点,就是“忤合”的主旨。《忤合》篇开头就说:“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覆相求,因事为制。”正所谓“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在选择什么样的君主将来与之共事的时候,必须“因事为制”,而不是刻板死守一人一地。只有这样,才可以“纵横进退自如”。因此,这里的“纵横”与“进退”一样,不是指动作上的进退或纵横,而是指是否自如地选择与背离君主的意志。换句话说,“纵横”的意思是能否随意地与君主合而共事或离而结怨。这就是《鬼谷子》书中“纵横”的含义。

“纵横”之义,反映了鬼谷子学说的价值观。在择主共事上,择主可以“因事为制”,一切皆随自己的愿望而行。苏秦先说秦,后为燕、赵所用;张仪先赴楚,后说秦成功。与某君主能否做到“合”与“忤”,就是能否做到“纵横”。在价值观上,以我为主,以是否最终取得成功为主,体现出灵活性,没有儒家的“忠君”观念,更没有“舍利而取义,杀身以成仁”的“殉道”精神。而这一点恰恰成为后世攻击纵横家的焦点,有人讽刺其为“有奶便是娘”、“朝秦暮楚”、“品行卑污”,等等,均是从这一点上来看待的。正是因为《鬼谷子》是这样确立“纵横”理论的,所以,在儒学取得统治地位后,纵横之学即被排斥。

《鬼谷子》是独特的,引起了今天的人们对《鬼谷子》研究的极大兴趣。由于鬼谷子自身的神秘性,近几年逐渐掀起了一股“鬼谷子研究”的热潮。

综观近年来的鬼谷子研究,可以概括出三个明显特点:第一,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鬼谷子研究热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起来的,开始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即使在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后,对鬼谷子的研究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随着郭店楚简、上博简等的出土,引起人们对先秦古籍的重新审视。即便这样,《鬼谷子》研究也还处于冷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借鬼谷子之名发展当地旅游,带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开始宣传造势,多地争抢鬼谷子隐居地和诞生地,频繁地召开学术研讨会等,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引起了人们的好奇,鬼谷子成为话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第二,应用性强。在鬼谷子研究中,应用研究多于基础研究。现在书店里有大量的关于鬼谷子的书,书名和内容皆五花八门。这些书大都是借题发挥,借《鬼谷子》内容附会现实。即使是河南、陕西、河北等地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对鬼谷子的研究,重点也是收集整理一些民间传说,利用地方志的记载争夺鬼谷子活动的地望,初衷都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所以,鬼谷子研究与人们的经世致用密切相关。第三,可信的历史资料普遍较少,且缺乏说服力。所有声称鬼谷子的诞生地、授徒地、死葬地的可信证据,几乎都是明代以来的地方志。即使这些地方志的有限记载也大都用了“相传”、“传说”等字眼。元以前的证据很少,唐前的证据几乎没有。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鬼谷子的热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知并关注鬼谷子,相信鬼谷子热的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鬼谷子》历来受到排挤,长期以来被怀疑为伪书而被学术界所忽视,有价值的注本译本并不多。本书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本《鬼谷子集校集注》为底本。由于该书在校勘方面用力颇深,故本书除必要的异文说明出注外,不再另作校记。对于较长的篇目,根据句意适当划分段落,分段注释和翻译。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以简要的语言概括本篇的主旨和内容。注释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难认的字在字后加注汉语拼音,难以理解的字词或文化常识等出注,他人有价值的注释亦择善而从,以供读者选择。译文力求直译,直译不顺畅之处采用意译,以便于读者迅速理解文意。

无论正文、注释还是译文都采用简化字,个别文字因用简化字可能造成句意误解的保留繁体字,但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本书在题解和注释时参考了前人和时贤的观点,能出注者均直接在文中标明,或有一些引用而未能逐一出注者,在此特别说明,并致谢忱!

许富宏
2011年1月于南通 SeVJmgootSFJU4UKt95CAPfRqkw2X7liUybmsdzLinePxqnguO/MVH2NRI+z+/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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