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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简言之，《近思录》是由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和吕祖谦合编，分类选辑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语录而成的一部代表理学思想的著作。《近思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学者们看作是宋明理学的入门著作。
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一同阅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合称“北宋四子”）的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到四子的著作思想深邃、内容广大，为了便于后学把握要义，于是两人一起从四子的著作中精选出622条，分为14卷，辑成《近思录》。“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初稿形成之后，二人又多次讨论，才最终定稿。朱熹、吕祖谦分别作有序跋推荐此书。
由此可见，《近思录》的编者是代表南宋儒学精神的朱熹、吕祖谦两位大儒，选编的对象则是北宋理学最具建树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与语录，因此《近思录》一书集中体现了朱、吕眼中的周、张、二程著作与思想的精华。我们先来初步了解一下本书作者与编者。先看四位选编对象：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历任南安军司理参军、虔州通判等。晚年辞官，家于庐山莲花峰下，门前有溪，名濂溪，学者又称为濂溪先生。南宋嘉定时赐谥元公。淳祐元年（1241）封汝南伯，从祀孔子庙庭。敦颐博学，善谈名理，精于《易》理，为宋代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皆从之学。著有《太极图说》《通书》，后人将其著作汇编为《周元公集》。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历任祁州司法参军，授云岩县令，迁崇文院校书郎等。辞官归家后，讲学于关中，为关学学派宗师。世称横渠先生。南宋嘉定时赐谥明公，淳祐元年（1241）封郿伯，从祀孔子庙。张载学古力行，尝与程颢、程颐兄弟切磋道学之要，相互影响。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极力阐发儒学传统，后来朱熹将其列为理学创始人之一。著有《正蒙》《横渠易说》等，后人将其著作汇编为《张子全书》。
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世称明道先生。嘉祐进士，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监汝州酒税、镇宁军判官等职。南宋嘉定时赐谥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程颢主张“天人本无二”，强调内心修养，认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能知性、知天，不必外求；以为性即气，绝对之性无善恶，相对之性有善恶。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为程颢之胞弟，世称伊川先生。历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等职。南宋嘉定时赐谥正公，淳祐元年（1241）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程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其说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程颢与程颐同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程颢代表作有《定性书》《识仁篇》等，程颐代表作有《周易程氏传》《经说》。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为《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二程文集》等。
再来看两位选编者：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生平任地方官九年，在朝任职仅四十天，主要精力倾注于讲学与著述，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教授五十余年，弟子众多。嘉定二年（1209）追谥文，绍定三年（1230）封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从祀孔庙。世称朱文公。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著作颇丰，代表作为《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等，后人编有文集《晦庵集》，语录《朱子语类》等。朱熹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以“二程”为核心的理学思想，建立了逻辑严密而又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被后代尊奉为官学，称为“朱子”，甚至与孔子并提，以为“孔子大圣，朱子大贤”，是对儒家思想卓有贡献的大思想家。在元、明、清三代的六七百年中，朱熹的理学思想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之后在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均以《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所有观点均不可违背其中的说法。在当代学科体系中，朱熹成为代表宋代哲学顶峰的伟大哲学家。了解朱熹的思想对于把握宋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的主体内容非常重要。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谥曰成。为学主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开浙东学派先声，学者称东莱先生。吕祖谦在后代的名声与地位虽无法与朱熹比肩，但在南宋时期，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赣学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学术派别。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南宋学术在理学内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家主张颇不相同，而吕祖谦兼收并蓄，亦可谓是南宋学术的领军人物。由他促成的“鹅湖之会”上，朱熹与陆九渊就各自哲学观点展开辩论，而其折衷其间，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
后代学者将宋明理学的主体概括为濂学、洛学、关学、闽学。《近思录》一书选编的对象周敦颐、二程、张载分别是濂学、洛学、关学的代表人物，而主要选编者朱熹则是闽学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近思录》反映的是宋明理学核心的、代表性的内容和观点。
“理学”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可指宋明时期中国学术的主流，如中国哲学所谓的“宋明理学”。狭义上特指“程朱理学”，即二程、朱熹代表的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宋代儒学派别，与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并列。如果说《传习录》是阳明心学最重要的入门著作，那么相对应的，《近思录》无疑是理学最佳的入门书。
说《近思录》是理学的入门书，首先是因为它篇幅小而选文精。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全部著作体量不小，中华书局“理学丛书”已整理为三种四册，即《周敦颐集》《张载集》《二程集》（上下册）。《近思录》涵盖了四子的主要著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张载的《正蒙》等，其中的名篇，如《太极图说》《西铭》《定性书》等，更是全文收录其中，而总共只有14卷622条，体量与《论语》差不多，实为四子著作的精选本。
其次，《近思录》“入门书”的地位是朱熹亲自“指定”的。朱熹说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此处“四子”，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
这句在今天看似平淡的话，在当时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震撼效果。传统儒家一直都是以“六经”作为最重要的经典，而且儒家也一直以传承“六经”为己任。传说孔子“述而不作”，是“六经”的整理者与阐释者。经学在后来发展中，经的范围逐渐扩大，《论语》地位首先高起来，唐宋之际《孟子》地位显著上升，《大学》《中庸》独立于《礼记》也受到格外的重视。朱熹顺应历史潮流，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刻，后又将其对此四书的注释合并成《四书章句集注》，从而“四书”成为宋代以后的新的儒家经典，“四书”之学也跻身成为经学。
“四书”可以说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著作，对于传统的“六经”实际上处于“传”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学受到了来自外部（特别是佛教、道家道教）的挑战，也有内部的分化与变革。儒学如何适应士大夫的精神追求成为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重要课题。北宋的濂学、洛学、关学、新学、蜀学等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的创新。最后南宋理学家承续洛学，建构了理学。朱熹对传统“六经”中的《周易》《诗经》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更是对“四书”进行了一生的解释与演绎，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这部重要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即是以二程及其后学为中心，广采历代各类训诂与注释成果，将训诂与义理融为一炉，使得“四书”在一定意义上取代“六经”成为新时代的经典。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辑录《读论语孟子法》，其中引二程之言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亦见于《近思录》3.39）不难看出，朱熹借由此语强调“四书”之于“六经”的优先地位。然后，朱熹又将其刚刚抬高的“四书”之前，加上《近思录》一书，则《近思录》的特殊地位被极大突显出来。在《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本着“述而不作”的精神，借北宋四子之言，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四子及朱吕一派学问的主体。朱熹曾说：“《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较切。”（《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近思录》里面是北宋理学家的观点，更接近南宋当时人们的语言与思想，是朱熹所推崇的新经典。因此，朱熹对《近思录》多有溢美之词，如“《近思录》好看”，“《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等等。难怪后人对《近思录》分外重视。
所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这句话中还蕴含着朱熹道统论的建构。朱熹的道统论认为，“六经”思想的“道”是“尧舜禹传授心法”，以《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为核心。“四书”思想的“道”是“孔门传授心法”，主要是《论语》“克己复礼”以及《中庸》“中和”等内容。这个“道”在孟子之后中断千年，一直到周敦颐、二程、张载的时代又重新接续起来，其主要内容就体现在《近思录》当中。《近思录》的最后一卷详细品评了历史上的儒者，其中明显建构出朱熹所谓的道统谱系。
由此，从思想与道统两方面，《近思录》作为“四书”阶梯的地位就被确定下来了，而“四书”又为“六经”的阶梯，故而《近思录》就无可非议地成了理学的“入门书”。
事实也是如此。朱熹一生的各类著作二十余种，其用力最巨、费时最长、对后世影响最大者非《四书章句集注》莫属，但是从注释、续补的角度看，传刻最多、流布最广的著作却可能是《近思录》。据学者统计，《近思录》自问世以来，到清末民国初年，各类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现存仍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这还不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许多传本。应当说，在历史上《近思录》正是作为理学的最佳入门书而流传的。时至今日，在高校里，中国哲学专业宋明理学原典选读的课程，学者们仍然往往直接采用《近思录》作为选读教材，因为它的确是最佳的现成选本，不必他求。
经过朱熹、吕祖谦两位大家的细致安排，《近思录》的内容精炼而全面，逻辑严整，选编的对象虽仅仅范围于理学家眼中最为重要的宗师级人物周、张、二程，但选编的内容则包涵理学思想的方方面面。
《近思录》各卷原本并无标题，《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中对各卷有一个纲目，成为学者们遵循的标准。朱熹曰：“《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不难看出，《近思录》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最后还辟异端而明圣贤之道统，内容包罗万象，是理学思想的小百科。
叶采《近思录集解》在每卷之前有小序，着意阐发出各卷之间的逻辑关系，亦可以参考。在理学学者看来，这样谨严的逻辑体系，不仅仅是《近思录》本身的结构，而且是朱、吕二人建构的北宋四子思想的逻辑体系。因此，此书对于程朱理学就具有了极重要的意义。
具体来说，《近思录》从宏观上大致体现出《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框架。正如茅星来在《近思录集注》序中说：“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实具于此，而与《大学》一书相发明者也。故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这样的框架不仅体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而且还详细指出由“内圣”一步步实现“外王”理想的可以操作的方法。
大致说来，《近思录》所体现的理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一、《近思录》的第一卷主要阐述理学的宇宙论、本体论与心性论，讨论了太极、阴阳、性命、仁义等理学最核心的内容。在理学看来，宇宙最终极的起点是太极，太极没有对立面，太极运动而生出阳，运动到极点就静止了，静止又生出阴，静止达到极点又开始运动。就这样不断地循环往复，从而产生出天地间的一切万物。宇宙间没有绝对的无，有的只是不断的屈伸往来。这个宇宙间的根本的“道”，从不同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称谓：从本体看，就是“易”；从道理看，就是“天道”；从作用看，就是“神明”；体现在人身上则是“人性”。人心在喜怒哀乐等没有表现出来时，处在“中”的状态，是寂然不动的；表现出来如果都符合礼节，就是“和”的状态，又是感而遂通的。从其本源上来说，每个人都具有真实无妄的本性，本性都是至善的。但是由于人禀受不同的气质而出生，因而才有了善恶的差别。善性的根本则是仁爱，也就是大公无私，将天地万物都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哲学思想深邃而富有创造性，支撑起理学的整个大厦。
二、儒家的圣人之道就是《大学》所体现出来的“内圣外王”之道。而“外王”又要以“内圣”作为基础，所以《近思录》卷二至卷五阐述了详尽的成就“内圣”工夫的理学的修养论与认识论。学习的最终目标是成就圣人之道，因此学习要以圣人之道作为志向。这样的学习就是为己之学，是向内探寻，在自己身上用功，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德行。恭敬、宽宏、仁爱等都是修养的方法，特别是恭敬是最为重要的存养工夫。与佛教、道教等强调的“静”“净”等形成对比，理学强调“敬”。“敬”是一种没有邪念、内心专一、内心有主，但同时又虚静的状态。“克己复礼”是修养的重要方面，具体来说就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反躬自省等。理学的认识论，也即“致知”，并不是直接研究与分析客观事物，而是要勤于思考，穷尽事物的道理，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则是读书，特别是认真阅读各类儒家经典。此外，卷十二指出要改正耽于逸乐、猜疑、好利、固执、欲望等人们常犯的过错，可以说是“迁善改过”的具体补充。而与学习相对应的是教学，卷十一特别指明了道德自觉原则、预防教育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快乐学习原则、循序渐进原则等多种教学原则。
三、通过仁爱、恭敬、致知等“内圣”工夫，进一步要实现齐家、处世，并且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因此《近思录》卷六到卷十主要讨论“外王”的内容，体现了理学的伦理学、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在理学看来，孝悌是家庭伦理的准则，也即要做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而夫妇之间还要能够夫唱妇随。君子的处世则要符合道义，不可追逐利益，不能汲汲于进取。不能为了摆脱贫贱而进取，要能够泰然地安处于贫贱，接受道义，安于天命。对于治国平天下来说，《近思录》中强调政治的根本原则仍在修身，好的政治就是施行仁政，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对于好的政治，好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近思录》卷九特别对礼乐制度、教育制度、家族制度、军队制度、土地制度等进行了阐述。《近思录》卷十还补充了对待君主、对待领导、对待百姓、对待工作、与人相处等有关处世的注意事项。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上，理学家看到了儒学与佛教的区别（“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
四、《近思录》第十三卷集中对佛教、道教进行了批评，旨在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可以说也体现了理学的自觉意识。理学竭力要与被视为异端邪说的佛教、道教划清界限，建议学者完全地拒斥远离。理学认为佛教、道教的学说虽然与儒家的某些学说有一定相似性，但他们的行迹不合儒家学说，所以可以判断他们的存心也一定是不正的。理学思想的自觉，显然也是在参照佛道的基础上而成立的。最核心的即是以“实虚”来分辨儒释（“释氏虚，吾儒实”，见《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六），认为儒家肯定世间的真实性，认为人伦、物理、天命等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佛教、道教认为世间是虚幻的，因而是错误的。佛道正因为不明白形上形下、阴阳、道器等道理，所以把“虚”或“无”看作是更根本的实在，而实际上根本是不存在绝对的“虚”或“无”的。
五、《近思录》最后一卷第十四卷，与第一卷形成呼应，肩负着理学的道统论与境界论。追求圣人之道，成为儒家的圣贤是理学的最终目标，因此此卷臧否历代人物，品评其得失。按照圣贤出场的顺序，将儒家的圣人之道的道统一直追溯到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然后是孔子及其门下的传承：颜回、曾子、子思、孟子。此卷对周敦颐、程颐、张载等的贡献多有赞扬之词，还特别说明程颢接续了孟子死后不传的圣人之道的道统；相反，对汉唐的儒者却颇有微词，表明他们无缘道统。圣贤的境界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关键在于学者用心体察，所以本卷用各种比喻对圣贤的气象进行了描述。比如，孔子的气象如同上天无所不载；颜回的气象如同温和的风、吉祥的云；孟子的气象则如同泰山巍然耸立的样子；周敦颐的气象如同雨过天晴的明净景象；程颢的气象又如同春天太阳的温和。
总之，《近思录》的内容将《大学》的格局贯彻其中但又更加丰富。可以说，《近思录》各卷内容的编排颇为考究，逻辑丝丝入扣，细致又系统地展现了理学的方方面面，是理学思想的浓缩与精华。
本次注译，选取南宋衢州学宫刻本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十四卷（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正文文字作为底本。此版本不仅是现存最早的《近思录》刻本，也是现存最早的《近思录》注本，而且从整体上看，此版本内容完备，比较接近《近思录》原貌。底本文字有误处，参校元刻明修本叶采《近思录集解》等版本改正；其正文之前缺少朱熹序、吕祖谦序，今据叶采《近思录集解》补充。
《近思录》从形式上是零散的条目，为了便于查阅，此次整理注译，每条均编有序号，个别较长的条目，则酌情予以分段。底本中小字夹注前有“旧注”二字，今一律删去。底本中亦有小字夹注说明各条目的出处，本书全部删除，依体例在本条最后加注释说明，主要参考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二程集》《张载集》。张载语录多有不见今本者，标注其实际出处，若见于四部丛刊本《张子语录》，仍标《张子语录》。
虽然说《近思录》是宋代理学的入门书，但是对于古人与今人却不是很容易读的书。比如，周敦颐、张载的文字言简意赅，不易读明白。本次注释，重点对其中难懂的字义予以注释，难认的字则加以注音。
周张二程的文字或引用或关联《诗经》《周易》《尚书》“三礼”“四书”等典籍的文字，不熟悉这些经典也颇不易读，因此指明其中的语言出处对于深入理解《近思录》原文是非常必要的。语言出处本身可能比《近思录》原文还难懂，所以本书在注释中对这些文本也尽量做了简单翻译。
有鉴于朱熹、吕祖谦编订此书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简约的四子著作的选读本，所以本次注释尽量避免繁琐。尽量不采录前代注释，只有在义理颇难明的地方，少量引用朱熹、叶采、茅星来、张伯行、李文炤等人的解释予以疏通。译文尽量采用直译，但有些内容不是一字一句的直译可以说清的，所以用现代汉语对原文进行转述。为了便于了解总体内容，每一卷之前用题解的形式串讲了本卷的主要内容，方便读者参阅。
北宋四子的问题意识与核心思想与今人差异颇大，不熟悉宋明理学的主要内容，初读也颇有难度。建议参考有关研究宋明理学的学术著作，掌握四子的哲学体系，加深对《近思录》中理学思想的理解。欲进一步深入了解四子以及朱熹的思想，可以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敦颐集》《二程集》《张载集》《朱子语类》等书。
对《近思录》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参考各种古代注本。在《近思录》的古代注本中，最重要的有宋叶采《近思录集解》、清江永《近思录集注》等。朱熹去世以后，曾经向朱熹高徒陈淳问学的叶采汇集朱熹论说文字，历经三十年，于南宋淳祐八年（1248）完成《近思录集解》，淳祐十二年（1252）表奏于朝，成为后人眼中的定本，在元明两代，是最为流行的本子。清代涌现出一批流行的注本，比如江永《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李文炤《近思录集解》等，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江永本出现之后，流行程度超过了叶采本。叶采本今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江永本今有《儒藏》“精华编”的整理本（收入第一八六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更是出版了“近思录专辑”，对历代重要《近思录》注本悉数予以整理。
著名学者陈荣捷先生的《近思录详注集评》是重要的集注集评类著作，采录广博，便于参考。近年来，程水龙撰有《〈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其中采录各种版本的异文，对历史上重要的注释与评论进行了辑录，亦便于学者深入研读。
《近思录》国内已有甚多注译版本，比较流行的注释本有于民雄译注《近思录全译》、查洪德注释《近思录》等，本次注译多有参考，谨致谢意。本书在完成初稿后一些章节曾请沙志利老师帮忙审阅，特此感谢。
将古文翻译为白话文，要具体为某一种确定的意义，抑或把单字词转为多字词，往往会失去原文丰富模糊的内涵，加之笔者才力有限，疏漏不确之处在所难免，尚乞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杨浩
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