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个历史阶段都产生过很多有作为、有影响的人物，也有很多人本身虽然名气不大，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这些人物、事迹大多被记载在古代的正史、野史、笔记、文集等著作之中。首先，这些流传下来的古人事迹大多是正面的、有教育意义的，少部分事迹虽然是负面的，但也能起到鉴戒作用。“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通过讲述古人旧事，可以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其次，古人写诗作文，经常要用到典故，如果读书人不会用典，或者用得不合适，诗文的文采就会大打折扣，而这些典故又多由古人事迹演化而来。读书人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虽然不至于“无以言”“无以立”，但“腹笥不广”的标签，恐怕是永远洗不掉了。然而我国古代文化发达，文献浩如烟海，即使是大学问家，也不可能通读所有典籍。

既然存在“读不完”和“必须读”的矛盾，专讲典故的书就应运而生了，也就是所谓“类书”。魏文帝曹丕令刘劭、王象、缪袭等“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为《皇览》，这是类书之滥觞。其后仿作如《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历代有之。唐玄宗时期，命徐坚纂修了一部类书，名为《初学记》，共三十卷，分二十三部，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中摘引典故，并设“事对”一门（这可能是仿照更早的类书如《语对》《众书事对》等的体例），将掌故编排成对仗的韵语，以便玄宗的儿子们在写作诗文时分门检事。由于这种偶对隶事的形式既便于诵读，又能以故事增进读者的兴趣，所以逐渐被用在了蒙学方面。唐人李瀚首先摘取史传轶事编成四言韵语，书名《蒙求》，宋代徐子光为其作注，自宋至清，仿效之作层出不穷，《龙文鞭影》就是仿作中比较好的一种。

《龙文鞭影》初名《蒙养故事》，后经杨臣诤增订，取《龙文鞭影》为名，意在表明采用本书进行教育容易取得成效。“龙文”是古代骏马的名字，“鞭影”是说鞭子扬起以后不打下来，只是像一道影子似的划过。盖因良马看到鞭影就会加速，无须真的用鞭子抽打。对于古代蒙童来说，本书确实是名副其实的“速成教材”。之所以这样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龙文鞭影》的内容在同类蒙学教材中堪称丰富。与同类书的祖师爷《蒙求》相比，就能够看出本书的优越性。《蒙求》共636句，除去末尾4句，真正包含古人事迹的共632句；《龙文鞭影》全书1062句，不包含典故的也是4句。两书基本都是每句一个典故（有个别处是两句一个典故，《龙文鞭影》中偶尔还能见到一句包含两个典故的例子），由此可知《龙文鞭影》包含的典故数量远超《蒙求》。从时间范围看，《蒙求》收录的古人生活年代是从春秋到南北朝（实际南北朝的典故已经很少，基本都是魏晋及之前的）；《龙文鞭影》则收录自上古至明末清初的古人事迹，不仅范围更广，而且收录了大量唐宋名人轶事，相应地删去了一些不常用的汉晋典故，实可谓后出转精。

第二，《龙文鞭影》将典故分韵排布的做法，对于初涉诗文创作的蒙童有很大帮助。不同版本的《龙文鞭影》分韵法不太一致，最常见的通行本是依偶数句的末字为准，按照诗韵分类，举平以赅上、去、入，把句子分别收录在上下平声这三十个韵部中。这样一来，本书不仅读起来琅琅上口，易于记诵，而且如果作诗或韵文需要用典，可以按照相应的韵部去寻求，易于利用。

第三，《龙文鞭影》的典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抓住脉络则记忆应用事半功倍。《龙文鞭影》是一部以韵分类的典故教材，各韵内典故丛杂，无法归纳每韵的整体内容，但是，这并不表示本书是在堆砌典故。一般来说，本书中相对的两个典故都是有联系的，如“公瑜嫁婢，处道还姬”都是帮助落难之人完成婚姻的故事，“燕投张说，凤集徐陵”都是名人出生前的异象，等等；也有些典故是两两对立的，如“安石执拗，味道模棱”，指的是性格完全相反的两个人；还有一些典故从情节上看不出太多联系，但字面上能做到两两相对，如“郗愔启箧，殷羡投函”“孟嘉落帽，宋玉披襟”之类，甚至可以直接搬用到韵文中。因此，《龙文鞭影》问世后，很快受到教师和学生的青睐，成为重要的蒙学教材。

其实，即使对今天的大众读者来说，《龙文鞭影》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读物。本书中的故事，从内容来说，涉及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举凡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医卜星相、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无所不有；从时代来说，上到三皇五帝，下到明末清初，无所不包。这么一本“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书，可以作为孩子们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蒙教材，也可以作为成年人“三余”“三上”时的休闲读物。书中记载的各种轶事、掌故，一方面可供读者酒后茶余引为谈资，另一方面也是增进读者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进而扩展阅读领域的契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中的一千多条典故，涉及几百种书，这何尝不是给读者列出了一份“传统文化基本书单”呢？

当然，《龙文鞭影》也不是没有瑕疵。本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蒙学教材，宣扬的是在当时道德体系中视为美谈的事迹，而这些事迹中的一些在现在看来是落后的，甚至是有害的。如“邓攸弃子”“郭巨埋儿”，这些古人津津乐道的孝友美谈，现代如果真有人按着他们的办法去实践了，不但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还会触犯法律。还有一些典故宣扬神仙事迹和因果报应，其中有些是后人的附会之谈，有些甚至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自然不能完全相信。此外，本书对历史的评论也带有时代的印迹，在书中，曹操被看做篡逆的国贼，刘备是汉朝的正统继承者，章惇是奸臣，程颐、朱熹则是道德可以直追孔子的大儒。这种单纯从道德甚至一己之见角度出发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对于古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今天看来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虽然本书存在以上问题，但鉴于其收录典故广博，且整体在道德取向上能够做到扬善惩恶，因此瑕不掩瑜，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然而可惜的是，这样一部有意义的蒙学教材，目前对它的作者以及成书过程的研究还很有限。现代通常将《龙文鞭影》的作者题为“萧良有、杨臣诤”，这个说法并不完备。光绪刻本所列的几位作者分别是：萧良有纂辑、杨臣诤增订、李恩绶校补、来集之音注，这几位虽然所用名义不同，但都为成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纂辑者萧良有是万历八年（1580）一甲第二名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卒年不详，但根据经历推测，大约去世于万历末年；作注者来集之则活动于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从这两个人的生活时代看，本书应该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作注则晚到崇祯前后。增订者杨臣诤是明末清初桐城人，明亡后隐居不仕，本书中“休那题碣，叔邵凭棺”两个典故赞扬明末遗民能坚守大节，所提到的又都是桐城人，很可能就是杨臣诤补入的。校补者李恩绶是晚清镇江文坛的领袖人物，下平声“七阳”第一联“君起盘古，人始亚当”提到《圣经》人物，似乎不是明末清初人所能写出的，怀疑是他所改写的。至于杨臣诤具体“增订”了哪些文字，李恩绶又“校补”了什么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

由于《龙文鞭影》的流行，清代人李晖吉、徐曾经仿照本书的体例写了一部《龙文鞭影二集》，也是按三十韵分类，将本书作为《初集》，一起刻印。本次整理《龙文鞭影》，以李恩绶校补的清代光绪十年刻本为底本，没有包括《二集》在内，同时参校了上海锦章图书馆民国八年《龙文鞭影》版本，对其中明显的错讹之处直接进行了径改。

基于“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的体例要求，本次整理、译注《龙文鞭影》，以韵为章，每韵加了“题解”，简单说明本韵包含的典故情况。正文部分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下先列“注释”，次以“译文”。注释部分以句为单位，对字词加以训解；解释字词后，再以出典为据，以尽量简洁的语言进行全句通讲；如训解和通讲还有未达之处（主要是涉及典故背景、内涵等，或非一言所能尽），则再另加按语，以助读者理解。译文部分则在把典故交代清楚的前提下，尽量对典故进行直译，不再发挥，以与前文的“注释”形成区别。

需要说明的是，《龙文鞭影》的作者们在编书时，往往不检原典，而是从宋元以来编纂的各种类书、丛书、志书中寻找典故，这就导致本书中常有似是而非之处。如他们把“蒲元性有巧思”读成“蒲元性/有巧思”，于是写出“元性成刀”，显然是没有读过《三国志》裴注所引《蒲元别传》，所以不知其人名“元”，“性”字当属下读。又如“北山学士”一句，系指北宋人徐大正，苏轼、秦观都曾在诗文中提及徐大正筑室于北山，但“北山学士”之号，却是明代志书“送给”徐氏的，不见于苏、秦之作，而本书作者居然就照抄下来了。更有甚者，本书“玉署贮贤”一句，用的本是《石林燕语》和《翰林志》的典故，但由于作者不悉制度，把唐宋和明代的翰林院职能弄混了，导致出了笑话。类似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编者按语的方式提示读者，并尽量追溯到问题的源头。

同时，书中还存在着一些一时找不到根源何在的问题。如“西溪晏咏”句，认为晏殊曾在今江苏东台的西溪做盐场的监当官，并以牡丹为题作诗，这是当地明代以来方志的通说，却不知道方志纂修者何所据而云然，只能推测或是因吕夷简曾监西溪盐场而误。那么，吕夷简何以会被误认为晏殊呢？这个问题就很难从文献方面解决了。还有“灌园陈定”一条，我们能够知道是用於陵仲子辞楚王之聘、宁愿以灌园为生的典故，但一直被称为“陈仲”“陈仲子”的於陵仲子到底是怎么变成“陈定”的呢？现在也很难说清楚本末源流。似此之类，笔者限于见识，只能在按语中略加说明，以待达者教我。

另外，原书内文用字显误，或系避讳改字的，本书都径自回改，不再出注。前者如“祖逖南塘”一条，底本把“塘”字误书为“唐”，因确知“南塘”为地名，即径改作“塘”。后者如清朝统治者忌讳“虏”字，底本往往改刻作“卤”，今人无需避讳，遂可径行回改。诸如此类，不再在内文中一一说明，请读者见谅。

由于笔者见识有限，无论对字词的训释，还是对掌故的解读，都难免有不当之处。如有纰漏，敬希广大读者指正。

乔天一
2020年7月于京南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