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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很长一段岁月里，我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中：工作不得力，生活上没有任何突出或者可以让我全身心投入的事情。
我大学的一个室友总结得很到位：“黄西，你总是拿出吃奶的劲儿拼了老命，却把事儿给办砸了。”
为了寻求精神安慰，我去练了“气功”。我的师傅告诉我们要在大树下面蹲马步练功，一直蹲到脑子里一点儿想法都没有就会来“气”了。
我苦练了两个多月，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咦？我脑子里真是一点儿想法都没有了！”但我又一想：“刚才那个不就是一个想法吗？！”我当时就来气了。
后来我就没再练过“气功”。
读研的时候，有个美国同学因为压力太大去看了校园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些盐酸氟西汀（一种可以让身心愉悦的药物）。
我也去看了同一个心理医生，希望他也能给我开一些这种药。
他问我：“你是佛教徒吗？”我说：“不是。”他说：“你应该是。佛教里讲，人生就是苦海。学会放下这些痛苦吧。我推荐几本佛教书给你看看。”
没有开药反而让我看佛教书，真的是让我痛苦不已。
后来我就没再去看过心理医生。
工作之后，我试图培养一些业余爱好来调节身心，放松心情。
我先尝试了滑雪。
小时候在东北，玩儿雪是经常的事儿，但那时候是直接钩在公交车后面，在没人清理积雪的大街上滑，速度快还不费劲儿，感觉倍儿爽。
但这项“运动”民警会管。
有一次玩儿雪的时候，我摔倒在街上，眼镜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一位阿姨帮我把眼镜找了回来，民警把我带到派出所让我爸来认领我。
从那时起，我就不敢再碰触这项运动了。
第一次尝试踩着滑雪板在山上滑雪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我们同行的四人都是第一次滑雪，很是兴奋，大清早的还提前把一桶啤酒放到阳台上凉凉，预备着滑雪回来喝酒解乏。
第一天滑雪运动量极大，因为我们只会拿着滑雪板往山上爬，却不知道旁边的缆车就可以把我们载上去。等到了半山腰时，我们已经汗流浃背了。到山顶时，我们已经累得实在动不了了。此时，旁边的人告诉我们不用这么辛苦，坐缆车就可以到山顶。于是我们非常后悔。
到山顶后，我开始尝试着往下滑，不等我大腿分开，一个3岁左右的小孩儿就从我旁边窜了过去还顺带着碰掉了我的滑雪板。更可气的是，我的滑雪板比我滑得都快，霎时间，它就已经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我躺在雪里眼看着自己的滑雪板先下山。别人有无人机、无人车，我们有无人滑雪板。旁边缆车上还时不时能听到滑雪教练跟学员们讲：“你们看看下面那些人，这就是不报我的课的后果！”
我无奈之下报了滑雪速成班，在最缓的坡上和小孩子们一起练。掌握了一些基本技巧后，果然感觉好多了，尽管我掌握的滑雪要领就跟一个开车只会踩刹车的人差不多。
就这样一天下来，我带着90%的疲劳感和10%的成就感回到酒店房间，心里只留下了喝点儿冰镇啤酒解乏这么点儿念想，结局却是啤酒已经冻成了一大坨冰块儿，根本没法喝。
滑雪不成，我开始尝试高尔夫球，可这项运动穷尽了我的体力和脑力不说，长途跋涉，就只是为了把一个小球送到一个小洞里，这个过程让我感到非常的沮丧和暴躁。
然后我又改打台球。当然我对台球桌的要求比较高，台球桌的洞越大我发挥得就越好（冷场……）。
美国人喜欢把台球桌放在酒吧里，旁边的墙壁上经常可以看到飞镖靶子。我台球打得稍微慢一些，玩儿飞镖的人就会不耐烦。你当然不想在头上飞镖乱飞的时候玩儿桌球，尤其是这帮扔飞镖的还喝了酒的时候。
后来我看到一本书上说：“如果感到生活压抑，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排解自己紧绷的情绪。遇到生活不顺利的时候或者自己很迷茫的时候，就可以打开日记本来回顾一下之前是怎么渡过难关的。”
我开始尝试写日记，但写了半年多后就没再坚持下去。又过了半年，我重新拿起日记本阅读过去记录下的点点滴滴时，不禁感慨：自己到底是经历了怎样一段苦闷且蹉跎的岁月才能写出这样的日记来。非但如此，我似乎也并没有从日记里找到可以为将来指明前进方向的任何内容。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新的发现：日记本里唯一不让我特别难受的地方就是我拿自己的境遇开玩笑的部分。
这些调侃和自嘲让我变得放松和坦然。
渐渐地，我越来越喜欢用调侃和诙谐的方式来看待和处理我与周围人、周围事物的关系，这也是我走上幽默之路的缘由。
出于兴趣和对幽默艺术的好奇心，我在波士顿报名参加了一个脱口秀培训班，每周上一次课。培训课的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开五金店的小老板、律师、会计、理发师和待业人员，等等。在这门课里，我学到了一些关于段子的基本知识：怎样做铺垫和包袱，如何拿麦克风，在哪儿找俱乐部，等等。
脱口秀演员们能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变成段子不仅是件很牛的事情，而且是非常治愈的事情，就跟在日记里面写自己的经历然后调侃一番一样。
我深深地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