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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广播上已经播报了有关珍珠港的消息：“重大新闻，重大新闻。……在今日尚未破晓之际，美国和英国也开始参战。”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广播里播放《军舰进行曲》等爱国主义歌曲的时候，经常被插播战争最新进展的消息打断。商店里和各家各户的广播都开大音量，播放着新闻，只消上街听一下就可以了解最新动态。
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来说，这种感觉就像天崩地裂一般。就连12月8日这个日子（比美国要晚一天）似乎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力量。那一天是佛成道日，也就是佛陀大彻大悟的日子，对佛教徒来说十分特殊。几十年之后，回忆起那天时很多日本人仍有一种强烈的体验——“热血沸腾，浑身颤抖不已。”中学生板桥康正（Koshu Itabashi）说。
“我感觉就像有人在我头顶倒了盆凉水，”军令部的吉田俊雄大尉回忆道，“我浑身一阵激灵。那种感觉直到现在仍然清晰。”
最初的报道中没有迹象表明日军突袭珍珠港取得了胜利，此外播报员的声音也比较紧张，有些尖厉。两军接触，开始交战——这就是最初人们得到的消息。许多人感到惊慌失措。美国和英国是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和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开战都不大可能赢。现在日本竟然同时跟这两个国家交战？而且是在中国的战事尚未结束之时？“与这些国家交战没有问题吗？”横滨的学生广泽荣（Ei Hirosawa）想，“我们有可能打赢吗？胜利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象不出。我17岁时就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些疑惑很快就被确定无疑的信息消除了，因为广播传来了战果——美国的战舰被击毁、击沉或者烧毁，日军在菲律宾和马来亚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后来日本的战争报道开始逐渐与现实不符，但是在最开始的阶段，广播内容无须欺骗：事实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比起宣传部门所能想象的大获全胜的情景一点也不逊色。
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胜利！胜利！”他们互相喊着——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可能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受。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民众都悬着一颗心，他们处于与西方交战的边缘，听到的新闻涉及各种外交事务，让人迷惑。现在日本下了决心，一切明朗，大家团结一心。“我兴奋不已，”任职于东京《朝日新闻》的漫画家横山隆一说，“很高兴。所有不确定的疑云都那样消散了。”
侵略中国的战争并没有让日本人像现在这样团结。中国是日本在亚洲一海相望的邻邦，是日本文字的发源地，孔子的故乡，东方佛教的摇篮。与英国和美国战斗是另一回事，大约容易让人这样想：这将是一场自由之战，日本将代表所有亚洲人战胜殖民统治者。这样就拔高了这场战争的意义。终于有人向一直在亚洲横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宣战了。“我们日本人从未像当时那样由衷的自豪过。”文学评论家奥名孝雄（Takao Okuna）写道。
那天昭和天皇特意穿上了海军制服。（根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日记）在得知偷袭成功的消息后，昭和天皇“十分镇静，泰然自若”。
他发布了《天皇诏书》，正式对英美宣战，指责两国“助长东亚之祸乱”，说日本长期以来不辞辛苦维护和平，却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勃勃野心的阻碍。西方列强不仅“毫无退让之精神”，而且“愈益增大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以图使我屈从。……事既如此，帝国今为生存与自卫计，唯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
日本首相兼陆军大将东条英机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国民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战争将漫长且艰苦。“为了歼灭敌人并且建立不可动摇的大东亚新秩序，我们必须进行漫长的战争。”但是日本无疑将获胜。“自建国2 600年以来，大日本帝国从来没有战败过。”
当天结束时，日本皇宫的墙外聚集了一大批人。
吉田大尉说，在东京海军省，人们“在大厅里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摇晃着肩膀，骄傲而自豪”。
军令部当天还提供了特制的红豆甜汤，以示庆贺。
在日本海军的整支舰队和岸上机构中，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官兵都挤到无线电室了解战争的最新情况，一听到最新的胜利报道就大声喝彩。“坦白来说，”航空兵军官奥宫正武写道，“敌人竟然这么不堪一击，我感到太意外了。我们原本的预期是经过鏖战才能取得极小的胜利，但是在发动攻击之前，没有人敢对真实的结果妄加猜测。”驻扎在日本本土各岛上的士兵担心自己还没战斗就胜利了，便以近乎威胁的方式申请分配给他们战斗任务。“这些极度狂热的年轻人认为战争马上就会结束，因此他们没法在敌人面前大显身手，”奥宫正武补充道，“我们的年轻飞行员深信自己尚未出动战争就会结束。”
作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命令自己的旗舰“长门号”战列舰停泊于广岛湾的柱岛锚地。在偷袭珍珠港的前夜和清晨，山本五十六一直未睡。他在作战室中来回踱步，偶尔与自己的参谋渡边安次中佐下将棋。随着攻击的展开，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直接从日本的飞机上截获情报，其他操作员则从瓦胡岛的美国人那里截获情报。“突袭成功……敌军军舰被鱼雷袭击，战绩斐然。”
作为庆祝，舰员们获准去食堂买米酒喝。每传来一条消息，聚在一起的军官都会欢呼一声，但山本仍无动于衷，毫无表情。山本对于南云忠一仅仅发动两轮袭击之后就将航母撤回感到失望，他认为南云应该趁热打铁——但是山本总司令没有越级下令对美军发动第三轮袭击，他知道要是这样做的话会让下属的面子受挫。山本的参谋长宇垣缠少将在日记中生气地写道，南云忠一早早撤离战场的做法如同“偷到一点东西就匆忙溜走的蟊贼一样”。
偷袭珍珠港是山本五十六一直以来呕心沥血制订的计划。山本以辞职要挟，才使军令部不情愿地批准了这个行动。他原本计划的不是偷袭。实际上，日本的历史学家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山本五十六对日本不宣而战感到非常不安。
山本多次要求外务省保证，“第14部分电文”
将会在袭击之前交给美国国务院，并且他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华盛顿的日本驻美使馆没有及时将该信息解译，因此造成了延误，不过大部分美国人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会知晓其中的曲折。
虽然军令部反对，但是这次大胆的行动大获全胜，这进一步增强了山本的实力。作为海军航空兵的倡导者，山本相信航母的打击能力，也相信水面舰艇面对空中攻击时会很脆弱。当他得知“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抵达新加坡时，他亲自命令36架装载了鱼雷的G4M轰炸机来增强第二十二航空战队的实力，并且敦促它们对这两艘英国战列舰穷追猛打。他甚至打赌说这两艘船会被击沉。Z舰队被摧毁对于山本五十六本人和日本海军航空兵来说都是一个胜利，但这也导致民族主义报刊对战争变得过分自信。“就像被咬了的流浪犬一样，”《大东亚新秩序》的编辑们写道，“英国海军只能掉头，边吠叫边逃命。”
在另一些刊物中，“威尔士亲王号”沉向海底的航拍图和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举行的宗教仪式中鞠躬祈祷的照片被放在一起，后者是当年8月西方媒体在普拉森舍湾英美首脑峰会上拍摄的。
偷袭珍珠港以及击沉英国战列舰使山本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影响力。现在他可以向东京的海军将领们下命令了，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六个月后日军在中途岛被打败。
“长门号”上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Mitsuharu Noda）回忆道，在最初的几周内，山本五十六收到了数千封贺电贺信，每一封信他都一丝不苟地用漂亮的书法手写回复。“他命令我制作超大的名片，写上这些字：‘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野田满春描述道，“每张名片他都用毛笔亲自写上‘我发誓将不畏艰辛，不因初期小胜而自满’。”
山本五十六把自己的职责看得无比神圣，从中可见一斑。他似乎很清楚，自己大概是日本除东条英机以外最有名的军人，也是除了东乡平八郎之外最著名的海军将领，而36年前山本曾于对马海峡在东乡平八郎手下服役。
即使在海军取得了超出日本人预期的重大胜利的战争初期，山本也是满面愁容，令人不解。他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一名军人‘趁敌人不备取胜’其实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那其实是一种耻辱，因为只是偷袭而已。……我更希望你在看到敌人的行动后做出评价，因为敌人肯定是怒不可遏，很快就会发起坚决的反击。”在给另一个人的信件中，山本指出美军可能会对东京实施空袭，颇有预见性地批评了“日本国内那种疯狂的喜悦之情。……那种狂喜让我担心，因为一旦东京遭到轰炸，人们就可能会当场崩溃”。
威廉·曼彻斯特是一名作家和传记家，参加过太平洋战争。他将山本五十六称为“自纳尔逊勋爵之后最伟大的海军将领”。
乍一听，将山本和纳尔逊相提并论似乎是无稽之谈。英国海军中将霍拉肖·纳尔逊（1758—1805）通过一连串不间断的压倒性胜利，使英国海军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山本五十六则对于中途岛海战的失败负有直接责任，而中途岛之战是全世界海军历史上负方损失最惨重的战役之一。此外，他还要为日军重夺瓜达尔卡纳尔岛时的惨败负责，在那场长达四个月的海陆空战役中，日本付出了同样高昂的代价。由于他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山本五十六受到了许多毁灭性的批评，其中很多来自他自己的军官，所以他连伟大的海军将领似乎都谈不上，何况与最伟大的纳尔逊将军相提并论呢。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对比也有道理；因为这二人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人的“仪态”都有些难以描述，他们都有一种天生的超然气质，或者叫力量，也可以称为个性；这为他们赢得了下属疯狂的忠诚和深深的爱戴。两人都没有什么背景，尤其深受“下层甲板”海员们的拥护。两人对待下属都亲切随和，竭尽全力体恤所有的船员。两人都在战争中受过伤，而且留下了伤疤——纳尔逊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山本五十六的左手掉了两根手指。两人都在婚后爱上了别的女人，两人的风流韵事在死后都造成了丑闻。两人在内心都有一种要么不干要么大干一场的孤勇。当其他人慎重地权衡利弊，对于部分胜利感到满足时，他们却积极进攻。在战争的浪潮对日本不利之前，山本五十六的这种大胆使他获得了纳尔逊那种神圣的荣耀。两人都在战斗中丧生，死后都以隆重的葬礼下葬，被公众神化。两人的死亡都造成了公众的恐慌甚至是绝望，好像他们一死国家就会落入敌人手中。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对于日本人来说，山本五十六堪称战将中的典范，他在整个日本人的想象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美国那种大陆国家不会像日本这样将某一个人推到如此高的地位。日本民众将山本五十六推崇为国难当头时的精神捍卫者。在那个意义上，山本五十六是伟大的，也许和纳尔逊一样伟大。
即使以当时日本的标准来衡量，山本的身材也属于矮小之列，他只有一米六多一点点；作为海军大将，他养尊处优，缺少锻炼，所以老了以后腰越来越粗，算得上是肥胖了。
他虽然身材不够魁梧，但是看起来很威武：脖子粗，肩膀宽，走起路来充满自信，大步流星，就像是一个天生的运动员。在1940年左右拍的照片中，他以标准的军姿坐得笔直，同时看上去又是完全放松的状态。那时他56岁，但是看上去至少比实际上年轻10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平静地看着照相机；皮肤黝黑光洁；短发则显出不凡的头型。他的肩膀上和胸前装饰着精致的金色穗子，还挂着好几排奖章。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出生于日本海沿岸新潟县的长冈，父亲是没落的贫穷武士。1916年32岁时，他过继到山本家族，改名为山本五十六。这种过继的方法在日本自古就有，并不少见。1904年他从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次年，他未来的对手切斯特·W. 尼米兹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山本在对马海战中于东乡平八郎指挥的舰队服役，后来在“日进号”巡洋舰上，他指挥的舰炮爆炸，致使他受伤。他的上腹部和腿上清理出来了约120片弹片，这些地方变得坑坑洼洼，伤痕满满。同时他还失去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
山本在军中升职很快，并完成了日本海军大学校的全部课程。日本政府两度公派他赴美留学。他在哈佛学习了两年英语（1919—1921），后来在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担任海军武官（1926—1927）。他年纪轻轻就被人看好，认为他日后必定会身居高位。他智力超群且密切关注细节，所以受人尊重。讨论海军政策时，他总能打破传统思维，提出的观点有理有据，使得同事和长官都能听从他的意见。他身上有一种“不属于日本人的”特质，拥有独立思维而且敢于直面争议。日本海军历史学家麻田贞雄说山本“独特的个性在日本海军中非常罕见，以至于一位长官评论说山本就像是‘基因突变的产物’。他大胆且富有创意，坚持原则，具备远见卓识，还有一种著名的充满魅力的领导才能”。
奉行大舰巨炮的原则在当时仍是最安全的晋升之道，山本却早已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了海军航空兵上。20世纪20年代中期，作为海军大佐，他申请成为霞浦航空队的副队长并获得批准，随后还在海军航空部门担任了重要职位。
他还首度设立机构招募并训练日本最杰出的飞行员，同时亲自监督，使日本发展起独立、自足且先进的军用飞机工业。十五年来，他被视为日本海军空战力量的首要推崇者，他也是最早指出战列舰不过是“昂贵而无用之物”这一异端观点的海军将领之一。
他是一名国际人士，到世界各地访问，代表日本海军出席各种裁军会议。他的英语水平足以进行基本的谈话和轻松的阅读：他称自己经常会每天扫视四十份美国报纸的新闻标题。
在哈佛上学时，山本五十六几乎没有待在教室里上过课，有限的经费基本都用来在美国旅行了，而且为了省钱，他经常连饭都不吃。他刻意不和其他日本学生待在一起，以逼着自己掌握英语。他去了美国很多地方，细心观察，所以对于美国产业基地的规模和军事潜力，他有着很中肯的评价。“只要看到过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山本评论说，“一个人就会清楚日本以其国力没办法与美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
他喜欢赌博和博弈游戏。他通过打扑克、二十一点和双骰子赢了不少钱，他开玩笑说日本把赌注押在他身上，把他送到蒙特卡洛，可以平衡国家预算。
山本五十六通过旅游开阔了眼界，他可以站在远处审视日本，冷静理智地评判日本的优势和弱点。这种能力是日本海军里（甚至是陆军里）其他很多人所没有的，那些人甚至把这种思想视为精神堕落。也许，山本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他的海军经历，而是在战前日本难以驾驭的政治中起到的作用。山本五十六坚信指挥日本陆军的都是些笨蛋和疯子，看不起那些将军。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陆军掌控国家的形势很明朗了。文职政治家和经选举而任职的官员被边缘化，军方派系在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占据了支配地位，此时山本成了温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他还成了海军“条约派”的引路人，该派别支持十分不受欢迎的裁军条约，同意限制日本舰队的发展。他坚持不懈，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破坏了与纳粹德国的联盟，并且竭力避免日本走上与美国交战的灾难之路。当战争的走向与他的愿望相违时，他不断地敦促政府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也恪守职责，带领着日本海军取得了多次令人振奋的胜利，最后如武士般死去。1945年之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所以山本五十六在1941年之前坚持阻止日本陷入战争的行为提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日本战败证明了山本是正确的。
日本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经常被诠释为“建前”和“本音”。建前指的是人们向世界展现的面貌，在公共场合表达的观点，或者是迫于阶级或职位必须扮演的角色。本音指的是“真实”或者“真情实感”，只有在亲朋好友面前才会表现出来。摘下面具，向另一个人表现出本音，象征着亲密或者信任，等同于把另一个人视为知己。这些观念很难说是日本人特有的，类似的观念在西方也存在。但在日本人的思维中，建前和本音很自然地是一对矛盾体，对于人前人后的不一致，没有人感到纠结，也没有人会费心让这二者一致。
与其他恪守职责的日本人一样，山本五十六将军也恪尽职守。在新闻片段里，你能看到山本登上战列舰的甲板，穿着洁白无瑕的白色制服，佩戴着菊花纹饰的肩章，胖胖的右手拿着海军帽的帽舌向船员们挥动；或者站在东京的阳台上，以日本传统的方式向人群挥帽致意。在这些场景中，他神色肃穆坚毅，面无表情。就连那些十分了解他的人也强调说他有的时候“沉默寡言并且相当不苟言笑”，或者说他具有“男人严峻的，几乎是令人畏惧的一面”。1939年他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时，东京一份报纸的标题就这样写道：“山本五十六，严厉寡言的海军大将。”
在旗舰上，这位指挥官的生活方式正是人们料想的那样——极其奢华，巨大的军官起居室里摆着一张昂贵的餐桌，一顿饭有好多道菜，后甲板上还有一个40人的乐队以供娱乐。“山本五十六从方方面面来说都是完美的军人，”一位军官评论道，“在每一个场合，他都表现出缄默谨慎、泰然自若的军人形象。甚至在拉包尔和特鲁克，在那种热带烈日下，他依然身着洁白无瑕的海军制服。山本总司令无惧烈日、潮湿、昆虫的形象，给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本不仅仅是一名海军大将，他就是海军的化身。”
但是山本有时也会表现出近乎顽皮的喜悦，让自己隐藏的一面暴露出来。他喜欢开诚布公地待人。长冈山本老家的一位禅师说：“如果你坐在他对面，你会感到他把内心的想法都摆在你面前并告诉你，‘给，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
东京的各个报社都很喜欢采访山本，这不仅是因为他愿意提供一些不能公开的幕后消息，还因为他会邀请记者们到他家里，给他们倒上威士忌，点上雪茄。一家报纸称高官中很少有人会像山本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不会装腔作势”，还说山本“就连相当古怪的观点也会开诚布公地说出来”。
（当然，山本这样做并没有损害他的公共形象——就像纳尔逊那样，山本十分重视公共形象。）山本的坦率连外国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我认为他很通人情，十分真实，也十分真诚，”战前美国驻日本海军武官埃德温·莱顿说，“许多日本人很难‘接触’。他们相当寡言少语，有时甚至是到了冷漠的程度。有时他们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戏剧里的演员，戴着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和山本接触时，我感觉在社交场合他并没有戴着虚假的面具。”
山本有意远离“建前”，尽情展示他的“本音”。
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乐于打破职务带来的各种规矩。他性格中有孩子气的痕迹，还有一种顽皮的冷幽默感，一名军衔更高的海军将领称他为“顽皮的恶魔”。在岸上的时候，他的这种性格更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当他脱下制服跟艺伎们表演一番的时候，他很受艺伎的欢迎。他会从街上小贩那里买一袋烤豆子，一边走一边吃，把豆子抛在空中再张开嘴巴去接住。他还会出其不意地来一个倒立。他会举起戴着手套的手打出租车，司机以为这个手势表明他会很大方地给50钱的路费，但是到达目的地后他只给30钱。司机抱怨时，他会说：“别傻了——看！”然后脱掉手套，让司机看他缺了两根手指的手。
他像杂耍演员那样有一种喜剧天赋，可以装傻充愣或者表演肢体喜剧。1941年年初，舰队在佐世保港停泊时，山本和一位艺伎女友在岸上的一家餐厅吃饭。为了博女友一笑，他模仿查尔斯·卓别林的罗圈腿、企鹅脚，像卓别林那样夹紧屁股、转动手杖踱步。他就那样在军官和船员们面前走了好几百米远。那个艺伎无意中听到对此错愕不已的两名船员的对话。“看，那是总司令啊！”一个船员说。“别瞎说，”另一个船员回答，“你觉得总司令会那样走路吗？”
山本滴酒不沾，他的嗜好是赌博和女人。野田满春回忆道，山本玩纸牌或者其他赌博游戏时，“有时把整套军装都输掉了”，但是似乎他赢多输少。
他是玩将棋（日本象棋）的行家，鲜有对手。他会审视对手的面庞，对方脸上哪怕只闪过一丝犹豫，他也会全力进攻，宁愿舍弃很多子来迅速取胜。在欧洲和美国时，他学习了桥牌和扑克，并且都打得很好。每去一个国家他都会去赌场，他使用搏头尾
的下注法，觉得这样可以赢过庄家。他赌得似乎很不错，甚至说要辞去军职，移居海外，做一名专业的赌徒。他什么都赌。当海军次官的时候，他打赌说可以把一根燃烧的火柴穿过一个10钱硬币的孔。在舰队做炮击演习时，他曾经一把豪赌3 000日元，说靶舰不会被击沉。他赌输了，而且好几年后还在为这个赌约分期还款。
历史学家经常把山本赌博的爱好和他身为舰队司令所执行的冒险行动联系在一起。的确，山本本人在谈到计划中的军事行动时，也经常拿将棋做类比。
山本34岁时结婚，但是他好像从未爱过他的妻子；他说，他之所以结婚是因为妻子“和马一样强壮”，似乎可以应对艰难困苦。山本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东京赤坂区，但是上岸的时候，山本大部分时间和新桥区的艺伎待在一起，艺伎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80钱”。
（修指甲的价钱是1日元，相当于100钱；因为山本只有8根手指，所以他就要求打折。）时间一长，他跟其中的几个艺伎关系变得很近，但不是情人；到中老年时，他似乎把她们视为了家人的替代者。
西方没有类似艺伎的职业。也许应该把她们称为妓女，因为每一位艺伎的身子早晚都会卖给某个顾客；但是艺伎提供的不仅仅是性，艺伎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后，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和别人发生关系，以及和谁发生关系。无论把她们看作什么，艺伎都是美丽而优雅的尤物：她们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不惜下血本让自己成为艺术家、表演家、音乐家、时尚人士，而且能说会道。她们不是活在阴暗的角落，最成功的艺伎会成为名人，她们的照片会出现在海报和杂志封面上。就像现代的明星一样，她们的名号很响。她们主要靠陪客人挣钱，按小时收费。在茶房或者私人住宅里，她们面对一群男人，给他们倒酒，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唱歌跳舞。一些艺伎通过结交有权势的男人，以及控制年轻学徒，会变得很有钱，她们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女性。
作为军官，山本没有足够的财力与贵族和商界精英抗衡，去争抢头牌艺伎的服务。但是艺伎们似乎很喜欢他，愿意关照他。在外旅行时他会买香水、化妆品和衣服，送给艺伎当礼物。艺伎馆打烊之后山本也可以光顾。工作日的下午山本有时会出现在新桥的艺伎馆里，穿着军装在空房间的榻榻米上小憩一会儿。艺伎会照顾他，给他缝袜子、洗内裤。他的传记作家猜想：“艺伎们这样做是因为母性被激发了。”
20世纪30年代中期，山本爱上著名的美人河合千代子，她的艺名是“梅龙”。山本明显没办法给梅龙足够的钱，但是她却在山本身上花了很多时间，这令新桥艺伎馆的其他艺伎大惑不解。
山本与这名艺伎之间最初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他经常称她为“小妹妹”。山本追了她很久，她才让山本（用老话说）“亲手把她的头发解开”。到1935年，她已成为山本最亲近的红颜知己。他会给她打电话，给她唱歌听。有时他会把她约到一家乡村旅馆中，用假名登记入住。他给她写信表明心迹，说每当想起她时，自己总是感到“难过”和“无用”，因为“得到了你的爱。你是那样美丽和有趣，我越看你，就越感到痛苦。请不要把我想得太坏。……在理论上，其实是我想要帮助你，让你不要那样孤独；但有时我又分明感到，我堂堂一个男子，在你面前表现得那样脆弱，想在你的胸口哭泣，未免有些难为情。……以上肺腑之言，我还是第一次向人吐露”。
山本被任命为联合舰队总司令后，包括千代子在内的很多艺伎参观了停泊在东京港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长门号”旗舰。
战列舰上一切井然有序，军官们站得整整齐齐，一看到总司令就立刻敬礼——这让艺伎们似乎有些“拘束”，但是山本却怡然自得。他们在军官起居室里吃了一顿大餐，乐队在一旁演奏流行音乐助兴。“如果陆军见了那个场面，肯定会出大事情的！”山本的文书军士野田满春说。他还说，这个场面让他感觉山本将军“真的是一个平常人，处事灵活，易于亲近”。
对于这样做是否会成为公开的丑闻，山本一笑置之。有些年轻的军官提醒他这样与艺伎调情不大得体，他回答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从不放屁也不拉屎，也不睡女人，那么我就听你们的！”待在美国时，山本读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几本传记。他很佩服林肯这个家境贫寒却成了“人类自由”领袖的人。
1927年，山本跟手下的军官三和义勇说，林肯的缺点让他更加有魅力：
一个真正有目标的男人总是对自己很有信心。这种人甚至有时候连神都不信。所以，他时不时地会犯错。林肯确实是这样，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伟大形象。人不是神。犯错是人类魅力的一部分，这会激发一种人情的温暖，进一步激发敬意和热爱。
山本五十六也是如此。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慢慢掌权的过程很难概述。德国和意大利纳粹主义兴起是因为有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做后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取得了绝对权力，但是日本并不是这种模式。日本极右翼是一个派系众多、权力分散的群体，是由持有相同观念且不断变化的秘密民族主义团体形成的松散联盟，这些团体刚有一些声望就分裂或者瓦解了。它们的意识形态侧重点各有不同，不过普遍带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其中一些团体要求将所有私人财产“还给”天皇。许多人想要彻底废除西方的民主形式，还有人想与西方国家较量一番，扩大日本的海外殖民地。如果说这个团体有核心的话，那就是日本陆军，更准确地说主要是陆军内部的中层军官圈子。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许多阶层的支持，包括学者、艺术家、作家、学生、神职人员、政客、官员、殖民地探险家、武道家、海军军官、商人和法院中的精英等。欧洲在大萧条初期有很多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时候，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声音。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大正民主”的时代，那时主流的政治气氛比较温和包容。那时实行议会制民主，对于文职人员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外交官员来说是最好的时期；那些文职人员和外交官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友好关系，愿意签署抑制日本吞并亚洲之野心的协约。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想让日本变得更加国际化和现代化。东京市中心很快就变得像现代的西方城市了，有高高的办公楼、有轨电车、汽车和霓虹牌——把广告牌上的字改成英语，你可能就会以为自己身在芝加哥或费城。人们狂热地追求西方的一切，尤其是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大学生们。年轻人（令人愕然的是竟然还有女人）穿着西式衣服，留着西式发型，抽西式香烟，喝西式的鸡尾酒。他们在咖啡馆和酒吧打发时间，听爵士乐并学着跳舞，看查尔斯·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的电影，沉迷于西方文学和哲学，讨论外来思想的优点，譬如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城市和乡村里都有暴动，暴动的原因通常与工资、物价或者租金有关。地主和雇主经常受到死亡威胁，他们的对策就是雇一群恶棍打压罢工并强制执行合同。自命不凡的商业大亨炫耀刚刚取得的财富，用金钱暗中操控选举。日本在国际上受挫使得国家自尊受到伤害。在凡尔赛会议上，日本没有取得种族平等条款（该条款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反对）。美国国会于1924年通过《约翰逊—里德移民法案》，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裁军协议使得日本陆军和海军裁员，年轻军官们的野心受挫，他们的怨气迅速变成了暴力革命。
大正民主时期的混乱、纷争和无礼使许多日本人遭到丑化，而且以下行为也丑化了日本国民：贪污腐败、选举交易、强词夺理、喜欢炫富、受西式文化影响而变得堕落，以及故意将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阵营。
那些趋势似乎违背了“日本主义”的原则，也就是以和为贵、重视人伦等备受推崇的儒家原则。不，众生并非生而平等；不，政治合法性并非来自民众；不，普通民众并不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有异议，那就是离经叛道。明治天皇是把准民主宪法当作“礼物”赐予日本民众的。但他也对以民族和谐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加以强调，而这种秩序建立于社会固定阶层间的稳定互动之上。明治天皇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
中写道：“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
在这片土地上，民主制度成长并繁荣起来并不容易。专制政府更容易在这里生发，在形势变糟时，只有少数日本人愿意倾其一切捍卫民主实践。
另一种选择是神权政治，也就是“皇道”。该理念将日本设想为一个大家庭，天皇扮演父亲、神明和支配者的角色。这一理念的支持者称日本可利用天皇的力量治疗社会顽疾，包括抑制资本家的野心，防止民主政治动乱，不受外国列强的侮辱和践踏等，这样的话，日本就能复兴。这是一种净化，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种必须被清除的污垢”。
对于千千万万的日本民众来说，他们向天皇臣服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崇高的义务；就像极端民族主义作家北一辉说的那样，所有的“小我”日本民众都要融入天皇的“大我”中。
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直系后裔。杉本五郎（Goro Sugimoto）中佐在战前写了很多小册子，其中有一本写道，天皇是“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唯一神明，是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宇宙的一切都是天皇的显灵……甚至包括篱笆里昆虫的叫声或者是春日的微风”。
当天地初次分开时，天皇就被赋予了皇权，第一个天皇亦于此时从天上下凡。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并且“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
天皇身上具备所有日本民众的优点，但没有缺点；天皇绝对不会失败或者履行不好职责。天皇完美无瑕，也就是说不会犯错：世间存在的一切美德都来自天皇的皇权。
天皇是日本唯一的君主，也是神明。实际上，天皇就是终极的神。天皇的子民，血统纯净的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神圣的民族。皇道蔑视所有其他民族，认为他们是贱民。征服其他民族就是使他们神圣化，让他们也能沐浴在神圣天皇的光辉中。
1926年昭和天皇裕仁继位，他原本很难成为日本“现人神”的候选者。裕仁出生于1901年，是皇太子嘉仁的大儿子、明治天皇睦仁的孙子。出生后不久裕仁就离开了父母，被细心地保护起来，与外界隔绝，受到的影响都来自朝臣和军官。孩提时代的裕仁害羞、好学，下巴干瘪，近视，体格瘦小，声音虚弱尖细。他十分敏感，迫切地想要讨别人喜欢——这对于抚养他长大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是他掌权后就很容易受别人操控。他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陆军军官的控制，其中包括日俄战争中两位最有名的英雄——先是乃木希典将军，后来是东乡平八郎将军。童年时，裕仁就接受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他深信自己是神的后裔，浸润于国家神道的教义之中，但是他对于自己的神圣身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所在的皇宫位于东京中心，占地约100公顷，十分雄伟壮观，他很少被允许走出皇宫的护城河和高墙，而一旦有机会离开皇宫，他会穿上军装。
裕仁长大后，一些朝臣认为童年时他被保护得太过头了，所以缺乏君主必备的性格或者说领导技巧。他依然害羞，不善社交，上朝时往往沉默不语。他喜欢自言自语，这个习惯很令人担忧。有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观察他是否显露出心理问题的迹象；因为他的父亲、1912年继位的大正天皇曾经在公共场合将一份公文卷成筒状，放在眼上当望远镜；后来他被送到寺院里隐退，以免他的行为给公众造成困惑。上初中后，裕仁对博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海洋生物。他崇拜达尔文，书房里有一个达尔文的半身像，皇宫里有一个私人实验室。在那里研究标本并将其分类最让他快乐。他在科学中找到了慰藉，这证明他有好奇心和实验精神。传记作家赫伯特·比克斯说：“搜集标本和研究分类学无疑符合昭和天皇那种追求条理的天性。在他最活泼好动的年纪，围绕在他周围的是巨大的动荡，以及一些难以找到答案、不确定的问题；毫无疑问，科学在他生命中是一种稳定且让他感到宽慰的不变的事物。”
青年时期的裕仁皇太子倾向于相对自由而温和的政策。他支持议会制政府，限制军队发展，与西方殖民列强维持外交合作。裕仁的这些政治倾向得到了元老和皇室主要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西园寺公望、大部分随从、内大臣和侍从长。
1921年，20岁的裕仁皇太子到欧洲旅行。这种做法没有先例，引发了右倾日本人的极大不安，他们为皇太子的安全感到担忧，而且害怕皇太子会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裕仁皇太子在多个国家受到了王室的接见，包括英国伦敦的温莎家族。英国王室与仆人及朋友之间的交往相对自由、亲切，对此裕仁很是羡慕。在法国，他参观了不久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些惨烈战役的遗址，对伤亡的规模感到惊骇不已。这次经历更加坚定了他维持亚洲和平的决心。
他回到日本后，与谋臣商谈时变得更加自信了，并且开始维护自己的自由。他开始在本州北部的山区滑雪，打高尔夫球，和学校的密友一起出城。
所有这一切在1923年戛然而止：裕仁皇太子乘坐的车在东京市中心的街道上遇到了刺客。刺客的子弹没有打穿汽车，但是朝臣突然团结起来，不再允许裕仁出行。他完全成了皇宫里的囚徒，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被彻底剥夺了。这起刺杀事件被称为“虎门事件”，它极大地增强了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因为它使很快即将继位的神明一般的天皇与臣民分离，年轻的裕仁没有办法获得信息、开阔眼界，也就没办法壮大力量去冲破古板而保守的朝臣和军事顾问的阻力。色川大吉写道：“裕仁皇太子从欧洲回来后被灌输了自由的思想，他就像笼中鸟获得了自由，远离了他日常的生活。”
1926年，裕仁在父亲过世后继位。规模堪比现代奥运会的登基典礼持续了1928年一整年。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日本上上下下都在进行大规模施工和公共建设。宴会、大尝祭、神道教仪式、持旗游行和灯会似乎没有尽头。日本人得到了贵重的礼物、奖励或者贵族头衔，据说是天皇本人赏赐的。天皇还进行大赦，很多犯人被释放。裕仁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秘密仪式，从头到脚都穿着白丝衣服，还有神道教的祠官协助。所有这些都在报纸上和新兴媒体广播里向日本民众宣传。学者和神官则解释日本国体的本质。整整一年，日本人的耳朵里都回响着无所不在的仁慈天皇的声音。到了12月皇权交给裕仁时，整个国家都被灌输了天皇是“现人神”这一信念，其程度是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据说所有日本人已经融入“上下一致的思想中”。
随后不久，海军在东京湾为新天皇举行了一场大型露天表演。裕仁站在高高的平台上，检阅200多艘军舰和130多架海军飞机。其年号定为昭和，意为“光明”、“和谐”或“辉煌的和平”。裕仁现在成了昭和天皇，从此很少有日本人再听到他出生时所用的名字。
他在位的时代，恰恰也是异议思想遭到镇压的时代。1925年《治安维持法》打压了被怀疑为共产主义者或其他激进分子的人。让人畏惧的宪兵队以及隶属于刑事局的“思想部门”开始监视媒体、学术界以及可疑政党中的自由主义者。宪兵队的人员、资源和权力稳步增加。随着二战来临，宪兵队及其间谍网几乎覆盖了所有日本人的生活，尤其是通过“邻组”这种地方特殊机构来实施控制。宪兵队的特务特别喜欢将持不同意见的人关押或者动刑，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也经常进行温和的劝说；似乎，宪兵队更喜欢治愈、说服、转化和改造思想有问题的日本人，而不是仅仅压迫或惩罚他们。据《日本时报》称，从1933年到1936年，有59 013人被逮捕，被控告有“危险的思想”。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接受了审判，受审判的人中只有一半被判监禁。成功的特务不会因为抓到大量被定罪的人而感到自豪，而是更看重将多少受到外国或者激进思想影响的日本人用“手段和技巧”带回正轨。
就像古罗马一样，日本是慢慢地把帝国建立起来的。和罗马帝国一样，其国外势力区是靠机会用不同方式取得的——有些是赤裸裸的侵略，有些通过创造性的外交手段，有些利用了周围国家的内乱，以“恢复秩序”为由强行占领。和罗马一样，每一场战争都扩大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每一次扩大都让日本的胃口变得更大。
日本举世瞩目的崛起据说是一种天命，是神明的旨意。罗马崛起时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但是，与罗马不同，日本从未失败过。
1875年，日本吞并了北海道北方荒凉的千岛群岛；1876年，吞并了日本南方的小笠原群岛；1879年，吞并了包括冲绳在内的琉球群岛。1894年至1895年，日本与中国交战并取得胜利；1904年至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些胜利使得日本控制了台湾，1910年又使朝鲜成为附属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站在协约国一边，得到的奖赏是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一些原属于德国的殖民地，包括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那是美国的领土）。
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坚信美国和英国秘密结盟对抗日本，其他西方列强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其中。他们的愤怒与几十年来积压的怨气使他们一致认定，西方列强密谋要统治亚洲。西方强迫日本签署耻辱性的“不平等条约”，掌管了日本的外贸，后来治外法权又扩大到日本的领土上。加利福尼亚州的反日情绪被认为用来蓄意煽动全美国的民众，让美国与日本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在凡尔赛拒绝了日本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加入“种族平等”条款的请求。美国在1924年实施了移民法案，限制日本移民并且（更糟糕的是）把日本与其他“低等国家”相提并论。极端民族主义者十分怀疑美国及其欧洲同盟正密谋损害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商业利益和推翻日本在中国部分领土上的统治。
有一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美国是一个贪婪、奸诈且恶毒的国家，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和自决都是个幌子，其实美国会不遗余力地镇压和掠夺所有亚洲国家。美国的这种虚伪性最赤裸裸的例子就是“门罗主义”，这种主张宣称美国可以影响相邻的大洲，同时强烈要求中国“开放门户”，其实这不过是为美国人及其好兄弟英国人考虑，以便掠夺中国的财富，同时又不允许别国染指。他们认为，美国在日本崛起的每一个阶段都密谋要抑制日本的雄心，企图以恶毒的手段抢走日本的军事成果，在幕后瓦解了1902年英日同盟，以军备限制的外交手段来阻止日本发展海洋力量。
最刺激极端民族主义者神经的就是限制日本海军的发展。在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日本同意将其战列舰的合计吨位控制在美国和英国总数的60%，实现5∶5∶3的比例。该条约折射出了“一战”后西方列强的共识，即列强之间不能再度出现劳民伤财的海军军备竞赛。由于日本对太平洋以外的海域少有军事投入，所以降低其上限也在情理之中。日本可以将所有舰队停靠在本国周边，而美国和英国则还需要担心大西洋海域。5∶5∶3的比例得到了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协议的认定，并且也适用于辅助舰。20世纪30年代初以前，大部分日本精英——包括昭和天皇、皇室随从、文官大臣，甚至大部分海军高级将领——支持这一协约体系，认为它可以限制西方列强先进的工业和造船业的潜力。就连那些想要征服亚洲的人也认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慢慢地增强日本的实力。日本海军可以遵守协约规定的上限，同时通过募兵和积极训练加强海军人才的实力；而且削减战列舰的规模可以使日本将重点放在协约国未加限制的其他舰艇上，包括航母和潜艇。最重要的是，当时日本的工业经济仍然脆弱，刚刚起步，裁军协议免去了日本参加军备竞赛承受的经济负担。海军开支在1921年已增长至日本财政预算的31%左右，裁军协议使海军开支在1923年降到了财政预算的21%。
在签署协议之前，日本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军事限制和海军裁军协议在20世纪20年代让急需缓解财政压力的日本松了一口气。
日本的强硬派并不关注经济问题，认为这与他们无关，而裁军协议的支持者很晚才意识到裁军激怒了强硬派。人们对国会的不满日益严重，被诟病最多的是经济问题以及强行通过裁军协议的决定，在批评者看来，这降低了日本保护其海外利益的能力。1 700名准士官、少尉及以上的军官和5 800名士官被从海军中裁撤。每十名海军中将里有九名被迫退役。1922年，江田岛的日本海军兵学校的学员人数只有前一年的1/5。
之前海军一直是日本最有前途的行业之一，但那时突然变成了死路。裁军协议终止了日本海军最为珍视的“8—8舰队”的计划——8艘战列舰和8艘重型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舰队。这对于日本的造船业是个重创。造船业是日本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工业产业之一，海军订单骤减和私人订单数量下降导致造船厂只能关门并辞退成千上万的工人，被辞退的工人数可能达到了雇工人数峰值的2/3。日本的主要造船中心，例如长崎等，都遭受了重创。全新的4万吨战列舰“土佐号”造到半途就得自沉。5万名长崎造船厂的工人和长崎市民看着十几艘拖船拉着新建的巨大船体驶向大海。它被运到吴港当作实弹射击的靶子，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羞辱：这艘弃船的残骸沉于土佐湾，它正是以这里命名的。整整一代日本人将“土佐号”的命运视为一个闹剧、一场暴行、一种不公平的背叛，他们认为它是日本外交失败和腐败的牺牲品。
然而1930年4月22日，在圣詹姆士宫签署的《伦敦海军条约》又将5∶5∶3这一比例限制延长了6年。日本反对者抗议批准这个条约。海军大将加藤宽治称：“日本就像被英美列强捆绑了手脚，扔进了监狱！”
这并不是一场日本民众无法理解的深奥争论——从1930年开始，5∶5∶3的比例变成了一种煽动性诱因，能够轻易把日本人动员到街头抗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极端民族主义记者、学者和军官造成的。他们拿起笔和话筒，痛骂遭人痛恨的海军条约，称其为西方列强迫害日本的标志。自从佩里1853年叩开日本国门，日本的外交政策一直以赢得国际尊重为目标，从而最终得到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对待。日本人并非仅仅把各种条约视为外交政策的权宜之计，也将其视为衡量日本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准，这种态度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独有的。百分之六十？日本就值这个数？
1930年10月1日，天皇的枢密院批准了《伦敦海军条约》。对于日本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付出很大代价才取得的胜利。那一天成了日本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天释放的邪恶力量，直到1945年才被完全驱散。在海军内部，该条约使得一直支持协约规定的限额的高级军官（“条约派”）和正在兴起的强硬势力（“战列舰派”）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山本五十六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条约派，但他在政治上足够精明，能够在20世纪30年代不时出现的党同伐异事件中免于被罢黜。）加藤大将抗议美国在伦敦的提议：“这项提议对我们来说非常霸道，它就像是一个没有馅儿的馅饼皮。”受人敬重的东乡平八郎将军是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他认为伦敦的条约将给日本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海军和陆军中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文官和外交家正在插手本该由军方负责的领域。批评者指责那些支持条约的人受到西方的影响，甚至已经私下被西方收买。他们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文官回到自己该待的位置，让军方重新控制日本的命运。这无疑是天皇的意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起帝国主义行动，在历史上被称为“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占领了沈阳，后来很快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那里有丰富的资源，包括煤炭、钢铁和铜矿。日本方面称有一些与中国国民党有联系的“土匪”发动了起义，破坏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段的铁路线，“九一八事变”是对此所做的回应。但实际上，整个事变都是日本陆军参谋部的中层军官密谋发动的（铁路也是日军自行炸毁，栽赃给中国的），东京的几十名甚至几百名高层军官和文官对此毫不知情。1932年，中国的东北地区被重组成名为“满洲国”的所谓独立国家，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选为傀儡皇帝，执行的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命令。
国际联盟谴责这一行为，日本代表抗议退席。这导致日本在国际外交领域受到孤立，而这正中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下怀，因为这样就可以进一步执行侵略和征服的政策了。对于军方的行为昭和天皇可能很震惊，但是他不愿意惩罚那些凶手；只要军队能够取胜，裕仁就默许军队占领中国东北的行为。内阁和元老建议天皇把“九一八事变”当成既定事实，裕仁听从了这一建议。
这是稳定国内形势的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来看，裕仁对此无所作为带来了很大的弊端，因为这壮大了军方在国内外进一步采取侵略行为的胆量。色川大吉令人信服地写道：“如果昭和天皇真像他后来说的那样，渴望在那个时代当一个爱好和平的立宪君主，那么在1933年军方开始大肆侵略别国的时候，他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表明立场。在那以后再想对付军国主义者就很难了。”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在政治不稳定的封地中，低层武士就曾用类似的方式操控上级。）20世纪30年代，这些造反的军人做起事来就像恶棍一样，是穿着军装的流氓，他们提起天皇的时候似乎很尊敬，但用天皇的名义威胁别人，然后打着“借贷”的旗号索要贿赂，要想不受伤害就得按他们说的去做。三井、三菱、住友等主要财阀资助这些团体，很难说是为了在一个受军方控制的国家拓展公司的利益，还是为了保护主要的企业家不被暗杀。也许这两种动机都有。在伪满洲国，与军方有关的帮派实施勒索、敲诈、诈骗和绑架：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但有时候他们也向日本同胞下手。
1929年，大臣滨口雄幸得到昭和天皇的支持上台，他因田中义一将军没能控制住军队而恼怒，并且实行文官统治；但是次年年底滨口雄幸遭人枪击。
1931年，有两起政变被镇压，但是真凶仅仅受到了象征性的谴责。没有任何人被以叛国罪起诉，领头者依然逍遥自得，甚至在东京的茶馆里与艺伎厮混，毫无忌惮地吹嘘他们的所作所为。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用华丽的辞藻和观点宣扬自己，广播、电影和报纸全都大肆捍卫和赞扬他们。
他们不容许任何反对。任何阻挡他们的人都会被暗杀，包括日本政府的最高级别的文职大臣。1932年5月15日，一群海军军官穿着军装闯入了77岁的犬养毅首相家中，把他枪杀了。他之所以遭到枪杀，是因为他曾提醒天皇，现在军方几乎是无人节制，为所欲为。（当然，刺杀首相证明他的警告是正确的，但是裕仁没有办法惩罚那些凶手。）那些人的同伙还袭击并占领了其他私人住宅，以及东京警察总部、立宪政友会的总部，还有几家银行。他们希望罢免文官政府，大谈“昭和维新”，即天皇掌管所有的权力和财产，同时执行偏向军方的政策。
海军高官察觉到了一些风吹草动，但和往常一样，并未采取任何阻止的行动。
5月15日首相遇刺后，事情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肆意妄为的暗杀行为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军方控制政府的时期。造反者称议会政党民主制在本质上“不符合日本国情”。被暗杀的首相的政党就此消失。从那时起，日本政府不再是议会制政府。国会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不再担任首相。首相和其他内阁领导人通常不再从国会中选出，而是从军方或皇室贵族中选出。
1933年12月，国会领导人公开质疑1934年的军费预算，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利用媒体斥责其批评者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谋。对于政客来说，那样批评军队是不可接受的，其中的一份声明说：“这一运动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军队上转移开，企图打乱公众的和谐统一，而这恰巧是国防必要的基础，所以军方领袖不能忽视这一点。”
所有反对伪满洲国的军事行动以及更高的军费开支的文职政治家、官员、贵族和商业大亨都被列入“死亡名单”。通常只需口头威胁就会让他们闭嘴，如果威胁不够的话，那就用子弹。
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可以行动的范围越来越小。他们能做的不过是想方设法平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使用的都是由来已久的方法，比如委曲求全和绥靖，他们希望暴风雨会过去，军方的民族主义者会慢慢衰弱。等待，想办法活下来，避免把事态扩大，寄希望于未来——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者选择的道路。他们认为，假以时日，钟摆迟早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并没有。最终，他们被迫放弃过去坚持的不同意见，转而高呼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及皇道神官的口号。奇怪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压制，还是一种精神的劝诫。迫害是有选择性的。退休的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曾经（在一篇20年前的法学文章中）错把天皇称为“国家机关”。这个老人被公开抨击，被迫从贵族院辞职。美浓部达吉所有过去的书和文章都被找了出来并被烧毁。同行纷纷对此保持沉默。有人请冈田启介首相为美浓部达吉辩护，首相的回答反映了当时的潮流：“我们承担不起犯错的代价。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顺从的态度。”
有时也不需要采取高压的手段。极端民族主义者有很多支持者。年轻的军官们沉浸在对日本的浪漫想象中。他们被誉为“浪人”的精神后裔。浪人是幕府时代没有主人的武士，幕藩体制瓦解后，这些骄傲的战士就像流浪汉一样从一个城镇游荡到另一个城镇，身无分文、忍饥挨饿、遭受羞辱。“日本有个传统，就是同情那些逆流而上的人，哪怕他们的理想或追求是不合时宜的，”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后来创立了索尼集团的盛田昭夫解释说，“日本有许多民间英雄是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为此献身的人。”无论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否，他们都被视为“忠臣”，“对天皇忠诚无比”，是最纯洁、最高贵的人。他们可能违犯了法律，可能杀害了内阁大臣，可能未经批准就在海外展开冒险的军事行动，但是在战前日本的逻辑中，只要他们是为了天皇，那么他们就不算是大错特错。
和欧洲一样，大萧条在日本也加剧了国家内部的经济压力，并且将日本社会转化成一个受压迫者和赤贫者的大熔炉。日本一片混乱，到处都是贫穷、饥荒、极高的失业率、地主和佃户的争端、产业工人的罢工，一大批银行破产，银行遭到挤兑，曾经雇用大量日本人的许多地方小公司和小工厂破产倒闭。1930年，大约就是《伦敦海军条约》签署的时候，大米和丝绸价格降到最低点，在本州遥远的北部，全家人都要出去流浪。他们瘦得不成人样，衣衫褴褛，处于饿死的边缘，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沿路村庄里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冲他们破口大骂。无力喂养孩子的父母只能把孩子以几千日元的价格卖去为奴。根据日本政府搜集的统计数据，1932年至1934年间，在经济衰退影响最严重的北部几个县中，被卖掉的女孩多达58 173人。她们会成为仆人、女佣、服务员和妓女，还有一些会成为艺伎。
成千上万名年轻男子参军入伍。
日本当时的人口是7 0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当时日本的出生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每平方英里适宜耕种的土地上有2 900名居民。很多人认为，如果人口再增长，日本人只能移民海外。日本自然资源稀缺，石油、橡胶和矿产都需要进口，日本生产的商品则需要进入国外市场。
在亚洲夺取领土是一种对策，其思路类似于希特勒说的德国人需要“生存空间”（Lebensraum）。
数百万日本人，尤其是来自内陆农村小地方的人为了更好的生活移民到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
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日本急需对外殖民，建立海外的帝国。反对他们就无异于与国外势力勾结，想把大量日本民众困在岛上，让他们饿死、挤死。
1936年2月26日，驻扎在东京的陆军第一师的一群年轻军官发动了政变，原因是他们要奉命前往伪满洲国。黎明之前，大约有1 400名军人离开基地，分散到东京各地。他们控制或者说包围了东京市中心的主要政府大楼，包括国会、陆军省和警视厅。《朝日新闻》的主要建筑遭到袭击，印刷设备被砸。他们侵入了首相和几名政府首脑的住宅，暗杀了几名官员，包括内大臣、教育总监、大藏大臣等。在刊于报纸上的宣言中，起事者称他们的目的是打破商业巨头、政党官僚和老年文职政治家的控制，还宣称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不受宪法的约束——用一个术语说就是要实行“昭和维新”。他们宣称“日本现在面临着危机”，“因此，我们有责任采取恰当的方式，杀掉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来捍卫我们的祖国。在去往满洲的前一夜，我们想通过直接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们希望引发一场广泛的革命，希望至少能得到陆军和海军的支持。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有很多支持者，许多日本人似乎将他们视为英雄。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东京的局势悬而未决：将军们没有镇压叛乱，也许是想看看它的规模是否会扩大。昭和天皇很是愤怒，而且很显然，整个东京只有他一个人将这次事件称为兵变。当内阁想辞职时，他拒绝了，他跟大臣们说，他们的义务就是待在办公室里处理难题，哪怕要冒生命危险。最后昭和天皇发布了强制命令，要求军队回到兵营，使这场运动失去了动力，随后海军被派去恢复秩序。2月29日，起事者本来想进入皇宫，向天皇直接请愿，但是失败了，动乱也随之结束。几名领头者被逮捕，另有数人自杀。两名被捕的领头者被秘密审判，后来被枪决，死的时候向天皇大喊“万岁！”。
这场短暂的危机过去了，但就像1932年一样，天皇总是很快就让能过去的事情都过去，结果只是增强了军方的力量并且使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更加胆大妄为。新政府同意了右翼势力的要求，即所有内阁成员的任命都要通过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批准。政党现在完全失势。后来发现，那场行动就像当时的很多行动一样，在陆军上层已经是尽人皆知。就连皇室成员似乎也提前知道了消息，并且对起事者怀有同情之心。起事的领袖中没有一个人的军衔在大尉以上，更高级别的军官提前得知了消息，但按兵不动。的确，有理由推测，如果天皇支持的话，许多人都会支持这场行动。但是，表示了同情的高级将领都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广田政府的陆军大臣寺内将军后来这样评论1936年的事件：“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当中，有些人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知道这个计划。然而他们保持了沉默。有些人直接怂恿他们采取行动，另一些人保持了沉默。一群可耻的人聚在了一起。但是如果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辞职的话，很难找到接替者。”
这群密谋者就算没有得到公众明确的支持，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他们在宣言中为贫穷的农村争取经济利益，要求制止政治腐败，这在形式上和观点上都是令人敬佩的。在事件过去一年后，几名幸存的刺客接受审判时，媒体呼吁实行赦免。这场失败的行动的领导者被歌颂成国家的良心，正直的爱国者，忠臣的守护者，意在打击腐败而胆小的政府高层。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和入侵中国东北一样，“七七事变”的诱因也是一件“小事”——这次是中日军队在北京城西的卢沟桥地区发生了交火事件。战斗很快升级，日军部队大规模从关外进入华北。日本陆军作战效率高，节节取胜，另外日军享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但是无论日军占领了多少土地，中国军队都顽强抵抗，而且毛泽东领导的游击队也在敌后坚持抗日。日军迅速调集大批部队，而这些行动都没有经过东京方面的批准。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12月日军占领南京，犯下了20世纪最恶劣的罪行之一。日军杀害了30万以上中国军人和平民百姓（受害人数可能更多，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在鲁莽的将领的纵容下，日本士兵实施强奸、迫害和大规模屠杀。对于日军的罪行，就连希特勒派驻南京的外交官都大皱眉头。
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想当然地将日本的航空队想象成只有几架欧洲淘汰下来的过时飞机，而飞行员比碰撞测试用的假人好不到哪里去。但实际上日本海军秘密发展了本土的飞机工业，并且训练了大批精英飞行员。日本海军领导人没有忽视潜在的对手。日本驻美国和欧洲的海军武官参加航空展，阅读航空杂志，并且与欧美的飞行员和工兵攀谈。只要有可能，日本政府就会购买西方的飞机并且运回日本。他们制造经过授权的欧式飞机，稳步提高其制造能力。1935年，日本海军照着美国航母“萨拉托加号”仿造了一艘同等大小的航母，并且将其当作靶子练习空袭。多年来，日本一直学习并借鉴西方的技术，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工业已经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新的飞机；到1936年，三菱、爱知、中岛和川西四家公司已在秘密制造世界上最好的舰载战斗机、轰炸机和水上飞机。但是日本的工业基地仍然规模较小且刚刚起步，只能仰仗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机械师，靠分散的分包商手工制造元件，依赖名古屋、横须贺、武藏野、太田、吴港和川西的一些大型研究中心和装配工厂。日本能制造出如此精良的飞机是了不起的成就，证明日本有创造天赋、有野心，但是日本的工业并不是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的。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一年，这一问题变得越发突出。有人说一幅图片胜过千言万语，那就设想这样一幅画面：一架造型美观的崭新战斗机在阳光中熠熠生辉，一群牛在印有车辙的土路上拉着它，慢慢经过水稻田和破败不堪的村庄，从名古屋飞机制造厂把它拖到各务原市机场接受飞行测试。战争结束之前，日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海军基本上已经不再需要西方的飞行技术了。此外，海军又启用了两种三菱公司制造的飞机，这两种飞机的性能达到或接近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A5M九六式舰载机（盟军代号“克劳德”）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使用的单翼舰载战斗机。该战斗机有着光滑的铝制机身，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50英里，爬升速度快，是空战的冠军，轻易地打败了中国军队使用的苏联产I-16战斗机。第二种飞机是双引擎陆基中型轰炸机G3M（盟军代号“内尔”），可以运载重达1 764磅的鱼雷或者炸弹，飞行里程可达2 365海里。G3M后来升级为G4M（“贝蒂”），荷载量一样但是战斗范围增加到了3 000海里以上。这两种舰载攻击轰炸机是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为日本海军研制出来的。1939年12月，爱知D3A1九九式俯冲轰炸机（“瓦尔”）投产。它有固定的起落架，所以即便距离很远也能很容易地认出来（1941年时日本使用这种设计是让它具有一种过时的假象，因为那时在航空领域收放式起落架已经成了标配）。但“瓦尔”是一种完美的俯冲轰炸机，作战范围超过900英里，以80度角俯冲攻击时仍非常稳定，可以进行准确的轰炸。在经验丰富的日本航母飞行员手下，“瓦尔”是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武器。中岛B5N2九七式舰载机（“凯特”）是高空飞行的水平轰炸机或鱼雷轰炸机，担任后一个角色时杀伤力往往更强。“凯特”是一种下单翼大型轰炸机，配有长长的玻璃座舱，作战范围超过600英里，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235英里。在1941年，“凯特”无疑是太平洋地区最强的鱼雷机，远胜美国的对应机型——道格拉斯TBD“蹂躏者”鱼雷轰炸机。它还配有800千克级的91型空投鱼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好、最可靠的鱼雷。
A5M九六式（“克劳德”）的后续机型是零式战斗机，它的发展过程是日本航空史上的一个传奇。日本海军意识到自己需要一种新型战斗机，它要能与中型轰炸机一起深入中国腹地执行远距离任务，所以海军要求三菱制造一种在速度、机动性、航程和爬升率方面都无与伦比的飞机。刚开始人们怀疑日本造不出如此完美的飞机，后来聪明的航空设计师堀越二郎及其团队成功找到了一种方法，制造出了这种在每个方面都超过原先预期的飞机。
零式战斗机的操纵面非常灵敏。飞行员渐渐喜欢上了这种飞机，因为它极易操控，对指尖的动作非常敏感，飞行员经常说，它就像是自己身体的延伸。1940年，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的空战，在空中所向披靡。在空中缠斗时这些飞机几乎总是占上风。它们能把敌机击落，又不会被敌人的火力击中。在这种情况下，零式战斗机缺少装甲以及自动封闭油箱的缺点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零式战斗机机体轻，速度快，续航力强，极易操作，且载弹量大，也就是说零式战斗机极适合中国的空战。
日本取得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山本五十六。1924年，他在海军举步维艰的时代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了日本航空业的未来上面，那时他40岁，是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大佐，他申请担任霞浦航空队总教官并得到了批准，那里是“日本的彭萨科拉
”，位于东京北边大约50英里的土浦市附近。后来他担任了一系列重要航空职务，有的要出海，有的坐办公室：1928—1929年，“赤城号”航母舰长；1930—1933年，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1933—1934年，第一航空战队司令；1935—1936年，海军航空本部长。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即使官至海军中将，山本仍坚持亲自乘坐每一种海军飞机，哪怕是在执行最危险的训练任务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航空事业刚刚起步时的艰难，他和日本海军的飞行员建立了一种情感纽带，这种纽带一直维持到1943年山本死去（似乎是天意，山本是乘坐飞机时死去的）。
山本要求进行高强度的日常训练，他清楚许多飞行员的生命可能很短，但是又坚定地认为这种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赤城号”的舰长，他下令将“赤城号”上死去的飞行员的名字刻在他舱室的墙上。船员们有时看到他满含泪水地念着那些名字。但是他没有因为安全问题而降低要求。“海军的航空部队要想真正变得强大，我的舱室里可能必须刻满名字，”他跟飞行员们说，“我想要你们在飞行中记住这一点。今天我提议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飞机上和教官们飞上五六圈，飞完后你们就可以来找我报告了。”
海军兵学校的毕业生有时会直接进行飞行训练，就像美国那样；但是在日本，很多飞行员是从已经在舰队服役的士兵以及士官中招募的。在海军航空兵中，少尉及以上的军官成为飞行员的人一直很少，毕业于江田岛日本海军兵学校的人成为飞行员的更是寥寥无几。日本的大部分王牌飞行员是士官，就像多贺谷修牟说的那样：“正是这些人承担了大部分飞行任务，进行战斗，最终付出了生命。”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15岁至17岁的青少年从学校直接应征进入海军接受飞行训练，这个项目被称为“海军航空兵预备学员项目”。为了激发学生对该项目的兴趣，海军在学校进行了飞行表演。学生们（甚至包括年龄最小的学生）在学校操场上立正站好，看着飞机从屋顶上轰鸣而过，通过倾斜机翼致意。佐藤秀夫（Hideo Sato）记得在东京郊区的学校里看过这种表演。飞行员扔下小降落伞，上面挂着橡胶球。那时他8岁。“我猜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这些孩子吸引到战争中，”他说，“无论事实如何，我只知道轮到我上前领球时我超级兴奋。”
战前的日本海军痴迷于打造一群人员较少但是素质极高的飞行精英，选拔的标准相当严苛。海军航空兵预备学员项目中只有不到1%的申请者通过最初的笔试，有幸通过的少数人在后来严格的体测中又被刷下来很多。被选出来的可谓凤毛麟角。他们被送去进行基础训练，每天早晨都要5点起床，然后被迫泡在冷水中。学员们冲向练兵场，向皇宫的方向弯腰致敬，向天皇效忠发誓，然后进行艰苦的训练。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只能跑不能走，而且每时每刻都要如此。三餐都很清淡，米饭混着大麦，配味噌汤和腌咸菜，偶尔有鱼或肉。学员们到练兵场操练，进行基础战斗训练，或者在教室里学习数学、科学、工程、阅读和写作。一张当时的照片拍下了学员们坐在长桌旁的条凳上认真听教员讲课的场景。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整洁白色军装，佩戴着椭圆形的姓名牌。他们的头发都剪得很短，面容专注、坚毅。
每名学员都必须达到最低平均分，否则就会被开除，班级的名次总是根据学习成绩决定。他们睡在兵营墙上挂着的吊床里，就像是18世纪下甲板上的水手。
在中途岛之战中驾驶鱼雷轰炸机的前田武（Takeshi Maeda）曾在东京湾横须贺海军基地接受基础训练。每天他和其他学员都要在东京湾度过好几个小时，无论天气如何都要划着敞篷的小船训练。“由于身体和座位之间的摩擦，我的裤子上布满血渍，”他回忆说，“然后你的皮肤会感染，开始流黄脓。……我去医务室看病，医务人员在伤口上抹点药膏，绑上纱布。第二天，当我在小型武装艇上训练时，类似的事情会再次发生，旧伤口会裂开，特别疼。”
学员们还会受到高年级学员、教官和军官不断欺凌。学员们只要不听话、犯错、回答有误或者抱怨，就会马上受到惩罚，有的被扇耳光，有的被一拳打在脸上，还有的甚至被棒球棍猛打。
学员可能要被迫踮着脚站立一个小时甚至好几个小时，或是立正站好然后让士官不断扇耳光，或是弯下腰让施虐者用棍棒不断击打臀部。学员支撑不住倒地后，仍会受到拳打脚踢。就算再疼也不准哭喊。一个学员被无端认定犯了错，整个小队的人都会遭到残忍的虐待。如果骨折了，那么学员就会被送进医院，伤愈后则会被编入后来的班中。
坂井三郎后来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曾经在深夜时分被从吊床中拖出，同伴们睡眼惺忪，震惊地看着他被打。士官逼他弯下腰，“让我臀部朝上，然后他拿出一根大木棍，使尽全力打在我的臀部。打得特别疼，疼了很久。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一边挨打一边数数儿，有时能数到四十下。我经常在疼痛中晕死过去。但是就算失去意识，也逃脱不掉折磨。我倒在地上后，士官会把一桶凉水泼在我身上，大叫着让我醒过来，然后继续他的‘惩戒’，直到我改正错误他才住手”。
前田武看到一位同伴受到类似的暴打后感到一阵苦涩：“一个人怎么能用棒球棍去打另一个人？”
那种殴打是日本军中的事实。事实上，暴力殴打在陆军中更加猖獗。胆大妄为的施虐狂是罪魁祸首，这毫无疑问；但是暴力还与一种思想有关，这种思想在陆军中很普遍，在海军中则相对没那么流行，它认为殴打对人有好处，可以让人更刚毅、更坚强，能让人做好战斗准备。陆军士兵渡边胜美（Katsumi Watanabe）曾被殴打，他说军人坚信“殴打是一种教育”——的确，殴打经常被称为“教训”。
坂井三郎说，持续不断的暴力将招募的士兵转化成“人畜”，他们“从来不敢质疑命令或怀疑权威，除了立刻执行长官的命令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机器人，只会执行命令，不会思考”。
对于这种暴行，海军的政策似乎不仅是容忍，而且还鼓励；前田武说最暴力的教官会晋升。
学员们不能反抗，也不能提出正式的抗议；他们不能退出，也不敢冒被开除的风险。他们一旦被军队开除，就会给家庭带来耻辱——这种耻辱与西方人所说的耻辱不是一回事。
被开除者的整个家族都会受到社会排斥，甚至是迫害。那种压力是极其巨大的，很多年轻人进退两难，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也在情理之中。
从基础训练中挺过来的学员被派往霞浦参加飞行训练。霞浦基地有两个长长的跑道，分别是3 000码
和2 200码，还有一个巨大的机库，里面有数百架飞机。通往大门的主干道两旁是盛开的樱花树，机场外是霞浦湖。第一年飞行学员每天的行动仍然受到严格管制，他们偶尔仍会被扇耳光或者吃上几拳——但是在这里至少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抽烟、喝酒，周六下午甚至还可以去土浦。他们一直担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理由就会被开除。训练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学员们一整天都在教室里上课，课程内容强调水上飞行、机械维修、无线通信等实用技能。学员们每晚熄灯前都会埋头苦读两小时，许多人还在简易的小床上偷偷地打着手电筒再学几个小时。这样的课程，其设计目的就是无情地筛掉那些表现不好的学员。就连那些在课堂上和战场上表现都很好的学员也经常因为一些小的冒犯行为而被开除。坂井三郎的班里有70名学生，在为期十个月的初期训练结束前，有45人被开除，而且他说，“人们担心被开除甚于担心被殴打”。
霞浦旨在打造超级飞行员骨干队伍，用严格的训练机制培养一批有优良身体素质的飞行员。学员们要进行体操和杂技的训练，以提高力量、平衡感、协调性和反应速度。他们要倒立用手走路五分钟；在夏日热浪中穿着一身华达呢战斗服跑好几英里；从塔上跳下，在空中翻跟头然后双脚落地。他们被要求用一只胳膊夹住铁杆，吊着身体，在上面坚持十分钟。不会游泳的学员腰上绑着绳子，被扔进湖中，如果他们沉进水里，就会被拖到水面上。每个学员最后都会被要求在30秒内游50米远，潜水至少50米深，并且在水下憋气至少90秒。
学员们还被要求进行激烈的摔跤比赛。每一轮结束后，获胜方可以离开，而疲惫不堪的败者则必须待在场上进行下一轮比赛。虚弱的或者是身材瘦小的学员在连续输掉三四次比赛后，可能就完全没有了力气，可是，他仍然要比赛，直到他把另一个人摔倒，否则他就会被班上的所有学员挨个摔倒一次。如果那个一直失败的人运气不好，没有站起来，那么他就会被开除。“每一个受训的学员都绝不想被开除，所以摔跤比赛的竞争特别激烈，”坂井三郎回忆说，“经常有学员被打晕……他们被水泼醒或者被其他方式叫醒，然后被重新送上赛场。”
他们还要进行视力方面的训练。他们被要求认出从眼前一闪而过的物体或者标识。他们学着用眼睛最外围的余光发现和识别物体。坂井三郎说，教官让他和其他学员在大白天找到并且识别星星。“经过越来越多的训练，我们在找星星时逐渐变得越来越灵敏。然后我们的训练更进了一步。看到某颗星星并且将其定位后，我们会转过头去再转回来，看看能不能立刻找到它。那些都是飞行员必备的素质。”那里还有一些练习来缩短人的反应时间：有苍蝇在房间里嗡嗡作响时，学员们要坐着一动不动，学着用手抓住苍蝇。坂井三郎回忆说，一开始很少有人做得到，“但是几个月后，在我们面前飞过的苍蝇几乎都会被我们抓住”。
教官使用古老的剑道理念来教育学员如何攻击并打败对手。飞行员们要跟着禅师一起长时间静坐，禅师会教他们气沉丹田，排空思绪，把战斗看成是轻松的体验，让手和脚在驾驶舱里的行动不受意识干扰。
经过了一年的初级训练之后，学员们会到达一个终生难忘的里程碑——首次飞行。他们第一次起飞开的是T3型初级教练机——双座、双重控制、敞开式座舱双翼机，马力130，五缸发动机。教官坐在前面的机舱里，学员坐在后面。前面椅子后有一个话筒，连接在学员的飞行帽上，可以进行单向通话。飞机一飞上天，教官就会考察学员的基本飞行能力。他的手眼协调能力怎么样？控制飞机是否从容？能否保持直线和水平飞行？表现最从容的学员可以控制飞机的起降，少数人甚至第一次就获准单独飞行。根据最初的这些评估，整个班会进一步细分，并且决定每个人未来的飞行课程。有些人会成为飞行员，有些人是空勤人员，有些人开陆基飞机，有些人则开水上飞机。
掌握了基础之后，学员们会接触更强大的中级教练机，即九三式“红蜻蜓”双翼机。这种飞机用的是九缸星型发动机，有300马力。学员们坐在机头座舱里，前面的视野一览无余，同时教官可以在身后敲打他们。
（前田武回忆说，他的教官经常用话筒大喊“你太蠢了！”，并且用木棍敲他。为了保护头部，他在皮质的飞行帽里面缠了一层毛巾。教官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等到飞机落地后，他命令前田武摘下帽子立正站好，把他未完成的惩罚宣泄出来。）
通过“红蜻蜓”，学员们掌握了基本的飞行技术：翻转、旋转、翻筋斗、悬停。学员首次单独进行陆上长距离飞行，是在敞开式座舱里飞行在1.5万英尺的高空，他们往往通过富士山雄伟的圆锥轮廓指引自己找到返程的方向。学员会进行编队飞行，先是三架飞机的小“品”字形编队，再是九架飞机的大“品”字形编队。他们还要在机舱外覆盖一层帆布的情况下，学会使用仪表飞行。
在中级训练结束时，学员们要经过严格的综合测试。如果通过测试，学员就会被授予梦寐以求的“翅膀”，即飞行资格，标志是缝在左袖上的荣誉徽章：一双翅膀在樱花下叠于锚上。虽然训练还远未完成，但是现在这名学员可以自称海军飞行员了。
为期五六个月的“扩展教育”是在可作战的飞机上进行的，这些飞机通常是从前线退下来的淘汰机型。（令人欣慰的是，赢得飞行员资格的人很少会被殴打。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些飞行员有权力殴打比自己资历浅的人，而且他们经常这么做。）飞行员或是被分到航母上，或是被分到双发陆基机部队中，航母飞行员又细分为战斗机飞行员、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和鱼雷轰炸机飞行员。现在他们的训练开始侧重于射击、轰炸、空中缠斗、编队飞行和水上飞行。战斗机飞行员的射击目标是绑在另一架飞机上的拖靶，射靶记录相机会记录他们的射击成绩。轰炸机要练习攻击地面目标，结果会被仔细地测量和评分。进入航母飞行中队的飞行员是一步步训练的，先是在很短的跑道上降落，再练习低速、低空接近航母，接着练习“连续起落”（触碰甲板，然后不熄火重新飞起来）。最后，他们被允许放下尾钩，第一次将飞机降落在航母的飞行甲板上。
平均飞行了大约500小时后，他们会被派往前线，进入海军基地或者在航母上服役。
士官和招募的飞行员会成为航空一等兵，军官则会获得尉官军衔。他们与老飞行员一起完成最后的飞行训练。训练日程安排得很紧密。新来的飞行员要经常训练飞行：早上飞，下午飞，有时晚上也要飞行。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的就是在与美英开战之前日本海军高强度的训练。周末成了过去时，现在一周变成了“月月水火木金金”
。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托马斯·沃尔夫曾如此写道，他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在日本海军新培养出来的飞行员身上。那些穿着蓝色和黄色军装的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在训练完成后回家看望亲人，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到他们当然特别高兴，他们自己也是。他们给亲人带来了巨大的荣誉，提高了整个家族在邻居、同事和朋友眼中的地位。他们变得更壮、更强、更坚毅、更成熟、更有智慧。但是，他们回家后注定会感到痛苦，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离家的日子里，他们可能每一天都在想家。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那里没有折磨殴打，也没有严格的训练。但是，回到家后，他们震惊于家乡的舒适、安逸、混乱和迷茫。家乡的现实与他脑海中想象的并不一样。他们已经习惯了残酷但有目标的生活，而家乡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和以前一样爱家人，家人们也和以前一样爱他们；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隔阂竟是如此之大，这让他们十分惊讶。亲人没办法完全理解他们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也难以理解他们成了什么样的人。这个秘密只有他们的同学、那些被选出的寥寥几个人知道；他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磨炼，共同体验了疲惫、羞辱、殴打、剥削、对于被开除的恐惧、飞行的喜悦还有获得飞行员资格时的狂喜。他们可能从未承认过这一点，但飞行员同伴对他们来说确实比亲人还要亲。飞行员才是一家人。他们没办法再回家了，因为现在海军就是家。
1937年至1941年间，日本的海军航空兵控制的中国领空范围越来越广，控制力也越来越强。这四年间，日军对中国南方的广阔地域享有制空权。航空队的军官们越来越自信，认为日本海军应该减少对战列舰的倚重，将大部分资源用来制造更多飞机和航空母舰。源田实是一个表现很抢眼的飞行员，以率队进行精彩的飞行表演而闻名，他一直抨击“大舰巨炮集团”。在模拟空战中，源田实和队友总是能大败日本陆军的飞机和飞行员。由于陆军向来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所以源田实的成功极为令人骄傲。他帮助完善了日本零式战斗机杀伤力极大的“向里拐弯”招式，日机在太平洋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用这一招式杀死了许多敌军。
1936年，源田实少佐在东京军令部任职期间写了一份文件，强硬地宣称：“一场决定性战役的主要力量在于航空队，不应该再造战列舰了。”
他想要的不仅仅是停止制造新的战列舰，而且还提出处理掉现有的战列舰。他激进地提出战列舰“应该要么报废要么用作防波堤的骨架”。
这简直是亵渎神圣的异端，与战略大师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相悖。这是公然藐视海军的基本战斗原则：“战列舰组成的舰队是主力舰队，它的目标是攻击敌军的主力舰队。”
源田实的对手散布谣言，说他已经疯了。
公然的批评在日本很少见，但这种做法确实又是日本航空队的典型文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军指挥中枢里有空军思想的军官屈指可数，没有任何一个飞行员得到过将官军衔。空军的主要提倡者是年轻人和初级军官，他们只有使用“非日本式的”强有力的表达和坦率才能让其他人理解他们的想法。（也许，所有国家的海军航空兵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特点：坦白地批评上级军官。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们比船员们更需要尽早地完全依靠自己。）源田实得到了山本五十六的赞助和支持。山本让年轻的源田实得到了想要的职位，1940年时将他调入联合舰队，作为自己的重要参谋。山本也参与了反对战列舰的活动。他拒绝接受所谓的“永不沉没的战舰”的说法，并且认为随着飞机的作战距离不断增加，攻击力不断增强，飞机迟早会结束战列舰独霸海面的局面。
“我不想泼冷水，我也知道你们都很用心，”他对战列舰上的海军少将福田启二说，“但是恐怕你们很快就会失业。从现在开始，飞机将成为海军中最重要的东西，大舰巨炮将被淘汰。”
“大舰巨炮集团”当然不会让一群无礼的飞行员掌控日本海军。军令部料想1936年《伦敦海军条约》一过期，日本就会废除该条约，于是计划打造一支“超级战列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庞然大物每艘将重达6.4万吨，比最大的美国战列舰大50%左右。船上将配置18.1英寸巨炮。军令部认为，配备了如此火力和射程的武器后，无论敌人派出多少艘战舰，这种超级战列舰都会获胜。如果条约一到期就开始制造龙骨，然后以高度保密的状态造船，那么日本海军也许会比美国和英国海军领先四五年。此外，就算美国制造了同样重量级的战列舰，船体也会过宽，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美国人会再次面临30年前西奥多·罗斯福遇到的两难处境。从横须贺或吴港出发，日本的超级战列舰可能在美国海军尚未绕过合恩角时就已到达旧金山湾。
1936年，日本海军为建造两艘超级战列舰下了最初的订单，这两艘巨舰将在吴港和长崎建造；后来又订了两艘，在佐世保和横须贺建造。造船厂拿到舰船的要求后大为吃惊。“我们必须达到要求”，长崎的一名造船师说，“海军是信任我们的造船技术才给我们这个订单的。”
这些船有263米长，38.9米宽，满载时排水量超过7.2万吨。640平方米的锅炉房里安放着巨大的蒸汽涡轮机，马力可达15万，航速可达27节。有效航程7 200海里，需要携载燃料6 300吨。船员数量达到2 500名。
这些船是“永不沉没”的（至少在1944年和1945年它们被击沉之前人们经常这样说）。敌舰射来的炮弹或者是空中扔下的炸弹对于这些船上40厘米厚的“蜂巢式”钢甲根本构不成威胁。船体有1 147个独立的防水隔间，每一个都可以密闭起来防止进水。即使该舰被10枚、20枚甚至30枚鱼雷击中，船体受到的破坏也能被控制住，能够通过人工控制进水使船体保持平稳。
理论上是这样。
这些超级战列舰后来被命名为“大和号”（在吴港建造）和“武藏号”（在长崎建造），它们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建造的，因为日本人担心，如果美国人知道此事，他们会立即开工建造类似的船。但是另一方面，想在吴港和长崎拥挤的城市海滨隐藏这样巨大的项目绝非易事。造船厂周围建起了高高的围墙，但是新设的远远高过附近屋顶的高架移动起重机却没办法遮盖。海军高度注意安全保密工作，绝不允许任何计划或者文件从办公室里泄露出去。工兵不得看蓝图，合同必须当面握手达成，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讨论造船计划。工程师如果问了太多的问题，就会被叫出来接受警察的质询。长崎多山，整个造船厂从任何角度看都一览无余。但是满大街都是警察，谁要是敢朝巨大的“武藏号”瞥一眼，警察就会威胁逮捕这个人。造船厂里面设立了哨所，上面的哨兵用高倍望远镜不断扫视周围的山头。轮渡的窗户都涂上了漆，这样坐船往返的乘客就没办法往造船厂里看。最后，为了让人们看不到巨舰，造船厂挂起了足足有7.5万平方米的麻绳帘幕。
“武藏号”的内部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似乎有走不完的走廊、梯子、舱室，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船里面的路。设计师出于安全考虑，不给工人蓝图，工人们只能自己手绘粗糙的蓝图，而且这些图在每天工作结束后也必须销毁。许多工人不愿意在这黑色的大迷宫中走得太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再也上不来了。他们的这种担心也是合理的，因为造船厂的工人们确实经常迷路。有些工人会带几只粉笔沿路留记号，作业队会在下班时间点名，确保没有工人走丢。电气工程师在船上安装了8台600千瓦的发电机，以及密集的电缆网络，这些电能和电缆足够给日本很大一块农村地区供电。
1940年8月8日，“大和号”顺利下水。但是三个月后下水的“武藏号”情况复杂和危险得多。长崎港又小又窄，四周都是陡峭的山坡。“武藏号”下水后，必须以大约15节的速度前进，如果速度控制不住，就会径直驶向只有740码远的对岸，摧毁那里的一大片房子，很可能把自己也毁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用钢索从港口停泊处连到船体上，一旦船进入港口，就使劲拉船体一侧的沉重链条。“武藏号”的下水工作非常注意保密，只有30人受邀观看，他们都是海军和政府中的高官。长崎居民被要求待在室内，直到听到警报解除的声音。所有面朝海港的窗户都要拉上窗帘。“武藏号”下水时，就连被派往街上巡逻的警察也被要求转过身来背对港口。
船体沿着下水滑道移动时，混凝土滑道上跳动着蓝色的火星，船下面的轨道冒出了白烟。观看的人们大喊：“万岁！万岁！”船只接触水的一刹那，激起的水浪涌遍了整个海港，撞向对岸，海滨的几幢建筑被水淹没，几十艘船被掀翻。但是“武藏号”成功下水了，巨大的战列舰漂在海面上，完好无损。工程师和工人们跌倒在地，有的大笑，有的大哭，大喊着感谢上天。
在柱岛海军的主要锚地，“大和号”和“武藏号”使得日本的其他战列舰相形见绌。“长门号”、“陆奥号”和“雾岛号”都是传统的战列舰，大小和美国、英国的战列舰差不多，现在和巨大的“大和号”与“武藏号”停泊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巡洋舰一样。这些超级战列舰虽然庞大，但是船体非常漂亮，构造合理，船身宽敞，船头又尖又长，线条流畅。甲板上是平滑的柏木船壳板，没有上漆；配件则被巧妙地涂成黑色、白色、黄色和棕色；船尾上的名字是很漂亮耀眼的金色汉字；船首饰有精心装饰的菊花花环。
船的上层建筑有几百英尺高，甲板、阳台、梯子、高射炮以及各种尺寸、各种功能的升降架错落其间。舰桥高高耸立，军官们透过舰桥宽敞的玻璃窗能够俯瞰阅兵场大小的前甲板，站在那里的人看起来就像是从一幢高层办公楼的楼顶看到的街上的行人那么小。就连重达15吨的主锚看上去肯定也没有袖口大。每天早晨都在船尾升起的“太阳旗”有将近25英尺长。
“大和号”初次试航是在1941年10月20日，就在偷袭珍珠港的六周之前。从每一个方面衡量，“大和号”都堪称完美。巨大的引擎运行顺畅，可以轻松达到27节的最大航速。
即使海面波涛汹涌，它航行起来也十分平稳，船首能轻易地拨开巨浪。几个星期后，“武藏号”首次出海航行，其18.1英寸巨炮也首次进行了实弹射击。这些巨型武器装载的是每枚重达1.5吨的穿甲弹，比美国战舰发射的最大炮弹还重50%。这种舰炮的最大射程是42千米。将炮口仰角调到45度，以最大射程发炮，炮弹会从海平面高度飞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然后再回到海平面，总共需要飞一分半钟。
从这一射程开炮命中率很低，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这艘战列舰可以隐藏在地平线以下攻击敌舰。只要被它的炮弹击中一次，世界上任何一艘战列舰都将丧失战斗力，而其他等级的战舰则会被直接炸飞。
18.1英寸巨炮开火时冲击力太大，任何能直接看到炮口的人都会有危险。实弹射击的时候，“武藏号”上的船员要躲在舰桥或者下甲板上，或者在战舰另一侧的炮塔后面蹲着。他们必须戴上耳塞，并且找一个扶手抓着——即便如此，发炮的冲击力还是让他们感到“内脏好像突然跳到了嗓子眼”。甲板上靠近炮台的地方放了一笼子豚鼠，冲击力把它们震得“血肉模糊”。
炮弹发射出去之后，船员们从藏身之处探出头来往外看，但炮弹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长到不可思议。最后，他们看到远方的海面上溅起一个水柱，有好几百英尺高，但是从战列舰上看过去，那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白点。又过了很久，他们才听到远方传来的沉重爆炸声。
两年中，陆军（或者应该说是陆军里的一些小团体）有两次挑战过天皇的权威，还打着天皇的名义。“皇道派”意图在1936年发动政变，“统制派”在1937年策划了“七七事变”。这两次事件中，天皇半推半就的反抗姿态都使得军方更加猖狂，更加强大。1937年以后，军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发现上层不会把他们怎么样，所以他们迅速加强了对国家的控制。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要求征募劳工来支持国防和军需产业。国家规定对食物和基本消费品进行定量供应。农民被要求按照事先规定好的价格将收获的稻米全部卖给国家。早就变得弱势的国会现已完全瘫痪。
每一种获得信息的途径都被牢牢控制了，包括广播、报纸、新闻短片、电影、海报、音乐和动画片，于是日本人民只能以规定的方式思考限定的内容。反对意见都被抨击为“极端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想”，那些在过去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人被迫离开政治生活，身陷囹圄，甚至更惨。官方用各种口号将其认为正确的思想和信念强行灌输给日本人民：“战胜之前我什么都不渴求”……“一亿国民，一种思想”……“支持大东亚共荣”……“警惕间谍”……“敌军不停火我们绝不停火！”
广播里日日夜夜放着悲伤的民谣，歌颂海外的战争，这些歌曲有《离港的船》《日本武士》《候鸟的眼泪和飞行》等。
西方电影在电影院里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在中国作战的专题片。影片中常有日本兵把敌人消灭，然后看着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伤心不已的场面，这时就会响起日本国歌《君之代》。这些专题片之间还会点缀一些新闻短片，开头是军乐，还有一个连续动画镜头——日本金色雄鹰张开翅膀覆盖了世界地图。战争新闻描述日本在海外取得了哪些新胜利。后方报道则描述日本普通民众是如何为战争做贡献的。如果有关于“皇室新闻”的报道，那么银幕上会出现一行大字：“脱帽！”观众们必须站直，脱帽，面向银幕（否则会被逮捕）。接下来播放的画面可能是皇宫的城墙或者天皇的车队，旁白使用的是只有在皇家典礼上采用的古典日语——但是天皇本人从未在银幕上出现过。
仇恨西方的情绪被用来激发民族精神。在政府批准的全方位宣传中，美国和英国经常被说成是密谋否定日本在亚洲扩张的神圣权利，和这两个国家开战是在所难免的，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西方的文化影响被诋毁为精神腐败，当局的目的就是“净化”或者“清理”日本，使日本不受那些外国思想的荼毒。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贝比·鲁斯
去死吧！”，棒球也被批评为“腐化的贵族运动”。
在一个流行的新闻短片中，一个柔道大师击败了美国的拳击手，观众们一片欢呼时，镜头突然切换成日军在中国东北取胜的画面。
在东京的俱乐部里演奏爵士乐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最后连在家里演奏任何西洋音乐都不再安全。在一场名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全国性反奢华运动中，日本妇女被迫摘下珠宝，不再化妆，也不能穿西式服装和留西式发型。男人们被迫剪短头发，甚至剃成光头。脾气暴躁的官员来到东京的热门西式舞厅，宣称“这种舞不能跳”“那种舞也不能跳”。
1940年10月，一项政府法令要求所有的舞厅都关门大吉。原清回忆道，东京有家舞厅在最后一晚演奏的最后一支音乐是《美好往昔》（《友谊地久天长》），常来光临的客人们听到后满眼泪水。
学校告诉孩子们，天皇是神的儿子，他的神圣血脉流淌在每一个子民的身体里。
天皇的画像张贴在每一所学校中，是学生每天朝拜的对象。老师经常向学生大声朗读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教师或者校长在朗读这份神圣的文件时哪怕有轻微的错误，也要被迫辞职。佐藤秀夫记得有位老师解释说“神圣的天皇”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儿子，老师“讲的故事特别生动逼真，我们这些孩子坐在那里，惊奇地瞪着圆圆的眼睛，心里感到这肯定是真的”。学校教育孩子们在用报纸包食物之前一定要确认报纸上没有印天皇的照片，否则油脂或者食物会弄脏天皇的形象。教室里也会密切关注战争动态。学生们有时会把日本国旗贴在地图上，标记进展和胜利。“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很痴迷地理，”佐藤秀夫回忆说，“我能记得远至印度的亚洲地图是什么样子。‘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等地名都有深层意义。那时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这些地方的形状。”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有些可悲，但是帝国主义者推行的计划中包含了一种衷心的、救世主般的理想主义。征服海外是一项神圣的任务，目的是拯救亚洲（甚至亚洲以外）所有在黑暗中深受迫害的人。日本的目的和命运就是走出日本各岛，实现“八纮一宇”，让天皇“一统天下”。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将宗教、政治、道德、爱国主义和家庭领域分开的国家，日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也就是日本的国体显然要比其他文明高级。日本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强调人伦纲常，以和为贵，重视群体关系。弱者会受到天皇的照顾和指引。天皇是统治者中唯一的神，也是神明中唯一的统治者：“天上仅一日，地上唯一君。”
日本为整个人类带来的最后的希望，是这个动荡而不幸的世界唯一的救赎。它给了日本人民一个理由，去相信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不仅仅是日本国的强盛。战争开始时还是学生的板桥康正说：“如果日本宣布战争只是为了增加日本的国土面积，我认为我们绝不会打到婆罗洲那么远的地方。”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当局的支持下大肆宣扬歪理，称日本在很久以前曾经统治过世界，现在是要恢复那古老的世界秩序。“世界多地发掘的古代遗迹证明了日本编年史的真实性，”藤泽亲雄教授写道，“它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事实：在史前时代，全球人类形成了一个大家庭，日本天皇是领导者。日本作为母邦，深受大家爱戴，其他地区被称为属地或者是藩邦。……杰出的学者们一致得出结论，称人类的摇篮既不是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底格里斯河，而是日本主岛中间的山区。”
古代日本人遍布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带去了日本文明的果实，他们甚至来到了欧洲，被称为“匈人”。
但是古代日本人乌托邦式的全球秩序理念在一系列自然灾害过后瓦解了，世界陷入了黑暗的时代，“所有人都在地理位置上和精神上与母国日本脱离了，这破坏了世界的和平”。
由于反对的声音都被消除了，只要支持这种论调，再离谱的话也不会有人认为愚蠢或者幼稚。京都帝国大学的小牧实繁教授称，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洋，那就是日本统治的海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被认为是独立的海洋，但这仅仅是欧洲人的观点。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七个海洋，只有一个，并且这个海洋与太阳升起之地日本相连。所有的水域都与日本相连。所有的海洋都是伟大的日本海。”
日本会把那些信奉基督教的白人殖民者永远赶出亚洲，带领贫穷的亚洲兄弟重返佛教和儒家学说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一理念下，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找到了最适宜的土壤，因为这指向了来自西方的漫长压迫、贪婪、掠夺和虚伪。西方从亚洲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却一点回报也没有。极端民族主义者说西方把工资压得很低，阻止工业发展，就是为了利用亚洲市场并且偷走亚洲的自然资源。而日本人却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其理念是“各国共存，谁也不会去掠夺另一个国家”。
日本宣称，“有色人种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却仅仅控制地球面积的十分之一”，
还说在有色人种当中，日本单靠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将西方人赶出亚洲。然而日本人在占领区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暴露了他们的野心，证明所谓解放亚洲人的理想不过是个谎言，他们的种种恶行经常让占领区的人民怀念西方殖民者。但是在战争初期，日本辉煌的胜利无疑激发了亚洲人民的自觉意识并且唤起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独立的渴望。
如果日本是一个本质上道德高尚的国家，有神圣的使命，那么日本发动的战争就完全是纯洁、高贵、公正的。阻挡日本的敌人是“不守规矩的粗野人”或者匪徒，甚至是不怀好意的恶魔。无论他们是什么，为了和平都必须把这些敌人杀掉。佛教宣扬怜悯与和平，但是从过去二十多年的净化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禅宗信徒却给日本的战争提供了道德支柱。佛教学者铃木大拙（本名贞太郎）称，当日本战斗时，这就是“佛陀怜悯之心的表现”。
至于日本与东方佛教摇篮中国开战，他在1937年出版的《佛教与战争》中这样解释：中国的“污秽”给自己招来了战争，“改正不合理之处并且借此机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才能最终受益。
这样的解释可能无法让人满意，但是足以让人摆脱罪恶感。禅宗倡导“仁爱和慈悲”，铃木大拙说真正的禅宗信徒参与战争的原因与自我意识无关，不为手中之剑造成的后果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杀戮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把剑。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但是敌人出现了，让他成为受害者。剑就像是自动伸张正义一样，大发慈悲。”
一年又一年，日本在中国接连取胜，却始终不能赢下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沿海地区、大河的河谷地带和多座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南京。但是日本人发现，就算在他们兵力最强的地方，他们也没办法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中国人，贫穷的中国农村地区是法外之地，难以治理。中国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几大地区的军阀分割，但是外国军队侵入中国，大肆劫掠，这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毛泽东率领的游击队将枪口转向了侵略者，国共双方承诺停止内战，要团结一心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1939年，一场战斗在苏联和中国东北边境处的诺门坎爆发。当地的日本将军（和往常一样）在没有得到东京许可的情况下调集大批军队进入这一地区，但是日军遭到了苏军的有力反击。日军的失败令日本人相当震惊，尽管这场战斗基本上算是个秘密：双方都没有宣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安全地撤退到中国内陆的重庆，日本军队无法深入那里。蒋介石坚决拒绝投降，也不和谈。最终，日本38个步兵师，总共占日军整体兵力3/4的约75万名士兵被陷在中国战场。
中国的顽强抵抗以及后方的游击队让日军焦头烂额，恼羞成怒，于是日军在中国对普通百姓实施了大规模暴行。扫荡农村时日军实行“三光”政策。士兵们奉命“烧光、杀光、抢光”。
在那可怕的几年里，日军发动了生化武器袭击；在中国人身上进行骇人的医学实验；凌辱大量妇女和女童，将她们当成性奴；抓捕大量男人和男孩并逼迫他们当苦力，一直干到累死为止；将俘虏斩首或刺死。日本人总共杀害了3 120万余中国平民百姓。“我已经没有了同情心，”筱冢良雄说，他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成员，在中国人身上进行细菌实验，“毕竟，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相信所谓的‘大和民族’更高级。我们蔑视所有其他民族。……如果没有那种民族优越感，我们就不会那样做。”
1941年被派往中国的年轻少尉富永正三回忆说，见到自己即将指挥的老兵时：“我看着那队士兵，非常震惊。他们的眼神是邪恶的。那不是人类的眼睛，而是豹子或老虎的眼睛。……士兵们在前线的时间越长，眼神就越邪恶。”刚被派往中国的日本新兵被迫用刺刀刺杀中国人。受害者被蒙上眼，绑在木桩上。有时受害者的心脏周围会画上一个圈，士兵要
避免
刺这个地方，这样就会延长受害者的痛苦。如果有士兵因为这个可怕的入会仪式而退缩，那么他们就会被长官踢、被打、被刺。“来这里三个月之后，每个人都会变成魔鬼，”富永正三说，“只有当人性被压抑的时候士兵们才会英勇地作战。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是我们在日本所受训练的一种自然延伸。这就是天皇的军队。”
西方国家很同情中国人民，新闻片段中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苦难。罗斯福总统的医生回忆说，看到这些情景，总统从个人角度厌恶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并且“严厉谴责日军的非人道行为”。
还有一个事实：在日军占领区，有很多美国企业被破坏或者被迫关门，美国的企业利益受到了日军侵华的直接影响。英国和美国经过滇缅公路给国民党的军队运送军用物资。1937年12月，美国炮艇“班乃号”在长江被日军飞机击沉。日美关系恶化，开战的前景赫然显现。脑子灵活的日本宣传家效仿他们以后的盟友德国人，把罗斯福描述为犹太资本家财阀统治的傀儡。他们说那些犹太人还编造了反日本的谎言，在美国媒体上散播。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害怕日本这个亚洲国家崛起而且憎恨日本，正在密谋打压它。日本媒体经常抱怨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包围孤立”。
但是，这种鲁莽的野蛮好斗什么时候结束，外交从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作用呢？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一个特殊的心理上的悲剧情结：最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的人却没有实权。日本并不缺有经验、懂世故的外交家，这些外交家毕业于哈佛、普林斯顿、牛津，会说流利的英语，能够与外国友人交好并且熟知外交礼仪。霞关的外务省有很多这样高素质的外交官。许多外交官对于日本滑向战争深渊这件事感到困惑和悲痛。但是他们无力改变什么，因为军方控制了日本，并把他们贬为叛徒。一些外交官直接遭到了暗杀。其他人被迫辞职，或者被流放到外国使馆中，对日本国内的事务一无所知。军方纵容政府把将军任命为外交大使，（在1941年和1942年）甚至任命为外务大臣。军方设立了一个内部办公室，直接跟外国政府打交道，完全绕过了霞关的外务省。
“实际上外交官已经变成了一支精锐部队，独立于政府，或者悲观点说，把政府变成了金笼子里的孔雀。”二战时日本外务大臣的秘书加濑俊一写道。
在日本动荡的“幽谷”中，左手从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不过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因为根本就没有正常运作的大脑来协调左右手。专业的外交官意识到日本即将和美国开战，但是又无力阻止。“发生的事情有时会压垮你，像巨浪般在你身边汹涌澎湃，并且将你卷走，”加濑写道，“你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不够。战争有它自己的走势。”
山本五十六不想采用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他挺身而出，明确表示自己蔑视极端民族主义右翼那尖刻、喧嚣的风格，以及他们死板的教条主义和一味对抗的政治理念。他也不支持右翼分子对日本人民服装、品味、观点、思想和日常生活的管制。他公开抨击“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一些目标，例如男人都要剃头。有记者询问他的看法，他回答说：“那有什么重要的？我多年来都是留短发。……另一方面，懒汉就是懒汉，跟他把头发剃多短无关。所以，怎么样都行吧？”他认为陆军高官是一群“该死的傻瓜”，他从来都不喜欢对中国的战争，认为对中国开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兵力和军事资源。阿川弘之说，有一次开会时，一名陆军军官坐在山本旁边，站起来“开始高谈阔论，讲一些废话，滔滔不绝”。
山本悄悄把这人的椅子往后拉了一下。那人讲完坐下时，一下子坐空了，跌在地上。而山本面无表情，直视前方，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接着开会。1939年4月在家乡演讲时，山本说“日本处于紧急状态”的论调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低调一些。“是否日本的每个人，无论高的矮的、老的小的，都应该一直受那种论调左右，我深感怀疑。如果你把橡皮圈使劲拉，拉到再也不能再往外拉，那么橡皮圈就没有弹力了。”
1937年，山本被任命为海军次官。他的上司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米内是联合舰队的前总司令，在政治上比较温和，支持条约派。山本和他都决心打击那些持有顽固的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海军军官，阻止日本陷入与美国的灾难性战争。“命令必须从高层下达……”山本写道，“下级人员只能就实施命令的方式提出建议。”
山本在海军省的办公室里安顿下来，那个昏暗的房间里有好几排书架。1937年陆军提议解散日本国会，山本极力反对，并且通过幕后操作努力让那些文职政治家和学者重新掌权。
米内光政与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私交甚密，想要就军备限制一事与西方列强重新对话，以避免耗资巨大的新一轮军备竞赛。1937年“班乃号”被日军击沉后，山本亲自来到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以很低的姿态（有些报道称之为“满含热泪地”）道歉，并且提出愿意赔偿220万美元现金。
但是东京的政治气候不允许日本再次裁军。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暴徒的刺杀目标，很多暴徒公开威胁他们，毫不畏惧会被逮捕。1939年，陆军和海军的分歧加大，似乎即将开始内战。那些有性命之忧的高级军官的住宅和办公室周围都有海军警察保卫。米内光政命令舰队驶入东京湾，并且准备派海军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到东京镇压有可能发生的暴动。
当时最大的外交政策难题是《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意日形成同盟标志着轴心国的正式形成。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势力意识到雅利安人的种族意识形态令人不安，但是他们刻意忽视这一点，因为他们十分钦佩纳粹主义的军事威权模式。德国对日本陆军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陆军大学校以德国的军事课本为教材，许多中层军官在德国履职多次。希特勒在日本新闻中被描述成英雄人物。《我的奋斗》的日语译本（书中对于亚洲不好的描述被删掉了）十分畅销。
“那时的日本年轻人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渴望日本政界能出现一个类似的人物，”日本大学的学生野木春道（Harumichi Nogi）回忆说，“我们想要果断的行动。”
1939年和1940年纳粹德国的军事胜利对于日本国内提倡实行谨慎外交政策的人来说非常不利。在希特勒的强大破坏力面前，欧洲的民主制国家似乎不堪一击。在英国战败之前（人们认为英国很快就会被打败）与德国达成同盟，这让日本陆军方面十分兴奋。因为达成同盟后，日本就很有可能得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
日本驻柏林的右翼大使越过了外务省的高层，与日本陆军的参谋积极合作，和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起草了一份条约，送到东京等待批准。米内光政和山本五十六以整个海军的力量为筹码反对批准这一条约，但是1940年5月，法国迅速陷落，抽去了山本两人的根基。山本警告称，一旦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就很有可能陷入与美国的毁灭性战争，还说“考虑到海军武器的现状，尤其是海军的空中实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与美国开战绝无胜利的可能”。日本自然资源匮乏，而向其出口石油和钢铁的地区中有4/5被美国和英国控制。
1940年，在一次海军会议上，山本直接向支持条约的人喊话：“我想让你们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弥补短缺而发起的物资调动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但支持者拒绝回答。山本经常说，日本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和美国开战。但日本政府却偏偏走向了战争，而且拒绝认真处理战争带来的基本战略问题。他评论说，批准条约的首相近卫文麿终有一天会“被愤怒的日本人民撕成碎片”。
每天都有人穿着正式的和服在海军省红砖房大楼前求见山本。他们拿着手工羊皮纸，上面用漂亮的书法写着抗议内容，说上苍即将带来惩罚：“我们准备采取其他措施，你做好心理准备吧。”奇怪的是，山本好像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打击这些威胁他的人。山本有时会认真阅读这些威胁信，还用红色墨水在旁边做批注——“蠢货！”“一群傻瓜！”“耻辱！”——不过，鉴于日本近代史上发生过多次高官被暗杀的事件，所以这些威胁不能轻视。
1939年8月，首相近卫文麿领导的内阁垮台，米内光政被提名为新首相（他的政府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政府，毫无实权）。山本被认为随时有生命危险，所以被送回联合舰队担任总司令，一直担任到他生命的终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
就像山本之前预料的那样，罗斯福政府开始加紧经济制裁。1940年1月，一项石油贸易协议到期，而美国拒绝续约。之前日本进口的石油中有80%来自美国或者美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的整个石油链似乎都有可能被切断。同月，美国不再向日本销售任何航空燃料和废金属。美国的经济封锁逐渐加紧，禁运单上的资源越来越多。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在华盛顿进行了磋商。1941年7月，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自由法国、英国和荷兰宣布不再向日本出口石油，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被冻结。事态就此发展到了紧急关头。虽然日本储存了足够两年使用的石油，但是这些石油既不够陆军使用，也不够工业部门使用，另外单单日本海军每天就消耗大约400吨石油。
1936年3月，56岁的海军大将永野修身被任命为海军大臣。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战争虽然不好，但是不可避免。他也没有真正地去努力避免战争。他容许年轻的军官向自己施压、操控自己。海军中将泽本赖雄反思了为什么海军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却容许自己陷入战争中。原因是“这都是些庸才之间的竞争，没有能力超群的优秀领导人。下属们向上级施压是常事。年轻的军官不尊重上级，这使得事情更加困难。……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愿意为了职责牺牲自己……当时的氛围就是如此，陆军和海军都很狭隘、自私；日本和世界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山本的旗舰通常停泊在柱岛，在这里，他继续游说，希望日本与美国和解。他预言：太平洋地区的海战不会像对马海战那样经过一次“决定性战役”就分出胜负，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他要求那些好斗的同事意识到美国产业经济的规模和潜力，还预见到日本人口稠密的城市经不起美军的空袭。日本传统的作战计划是实施“截断行动”，当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太平洋中部的广阔海域航行时，“截断行动”可以削减美军的力量，但是山本对于这一计划没有信心。他正确地估计到美国不会落入日本的圈套，不会在战争第一阶段派舰队去营救菲律宾，而是会拿出足够的时间打造出足以压制对手的海军和航空力量，然后通过系统的跳岛战术重返这些地区。
山本五十六一次又一次地向东京表达他的观点。1940年12月10日他表示：“现在才对美国的经济制裁感到惊讶、愤怒和悲伤为时已晚。就像是一个贪玩的学童，办事不动脑子。”他写道，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1940年10月14日，他给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写信道：“对抗美国就像是对抗整个世界。但是事已至此。我将拼尽全力。毫无疑问我将死在‘长门号’［他的旗舰］上。同时东京将被大火至少三次烧为平地。”为了能与美国维持和平，山本做了很多的努力：他支持废除《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甚至支持从中国完全撤军。近卫文麿直接问他日本有哪些选择，他回答说：“如果我们受命与美国开战，那么在战争刚开始的半年或一年我可以给美国带去些破坏，但如果再打两三年，我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在1940年舰队训练时，中岛九七式鱼雷轰炸机表现优异，山本向参谋长打趣说：“我开始想这些武器能不能用来攻击珍珠港。”
这就是山本偷袭美国大本营计划的萌芽。山本的一生中有很多充满讽刺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一方面他反对与美国开战，为此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而另一方面，他坚持袭击珍珠港，哪怕冒着放弃指挥权的风险。“我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奇怪，”1941年10月11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被任命去担任一个与我个人意愿完全相反的职位，我别无选择，只能全力完成那个使命。唉，这就是我的命运吗？”
当时在海军第一航空舰队担任参谋的源田实中佐之前看过关于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闻短片，研究过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影片中四艘航空母舰排成一列航行。源田实意识到，如果将多艘航母编入一个特混舰队，那么在一次袭击中就可以发起大型的协同空中袭击。
珍珠港空袭是在最后一刻颠覆30多年来的作战计划的一场行动，在原本的计划里，双方会在西太平洋地区发生一场决定性战役。在过去设想的战争场景中，潜艇、飞机和驱逐舰要在美国舰队跨洋行进的过程中不断袭扰（“渐减作战”），但是真正的致命一击需要等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海域后，由以逸待劳的战列舰发动，这正是马汉所设想的正统海战方式。但是现在山本问道：如果美国舰队并不按照设想的那样出招怎么办？在对马海战中，罗杰斯特文斯基上将不远万里，劳师远征，绕过大半个地球与日本作战，结果惨败。如果美国舰队不想重蹈他的覆辙怎么办？如果美国行动谨慎，争取时间壮大实力，然后再去救助菲律宾，日本又该怎么办？日本将如何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决定性胜利？
山本命令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彻底研究一下袭击方案。大西泷治郎得出结论说有两个主要问题：第一，如何让鱼雷在较浅的珍珠港水域前进；第二，如何确保是突然袭击。让鱼雷在浅水中正常前进的对策是给它安装上木制的鳍板。至于偷袭，大西泷治郎估计成功率大约有六成。
其他人，包括源田实在内，估计胜算更高。（为了维护海军的荣誉，山本要求日本至少在袭击前一小时向美国宣战。）山本手下有人说这项计划太冒险，山本回答道：“不要因为我本人喜欢玩桥牌和将棋就一直说‘这个赌注太大’。……珍珠港行动是我的主意，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数百名精挑细选的飞行员被派往鹿儿岛湾，那里的地形地貌都跟珍珠港相似。飞行员们在那里训练在浅水区施放短程鱼雷，这是这次偷袭所需的技术。偷袭珍珠港的任务将由一支含有23艘舰艇的特混舰队实施，其中包括6艘航母，由海军中将南云忠一指挥。美日在华盛顿的谈判一直拖延未决，山本要求军令部批准他的计划。被拒绝后，他回复说：“如果该计划不能通过，那么我作为联合舰队的总司令没有信心完成所有职责。”最后这句话是以辞职相威胁，永野修身让步了，说：“既然山本对他的计划这么有信心，那么就让他去做吧。”
山本早已制定了战争的策略，但是仍然坚信更明智的做法是不开战。1941年9月29日，日本联合舰队驶向位于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山本坦率地告诉永野修身，即将到来的战争将会是一场灾难。他把整体局势看得一清二楚，而且说得明明白白。他说：“显然日美战争将是一场拉锯战。”他还说：
只要战争局势对我们有利，美国就绝不会停止战斗。后果就是，日美战争将持续好几年，这期间我们的资源会耗竭，战舰和武器将用光，而且补充起来非常困难。最终我们将无力［与美国]竞争。因为战争，人们将变得贫穷……而且不难想象，事态最终会失控。这场战争我们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完全不应贸然挑起。
很显然，海军高层中的所有人都抱持这一观点，至少绝大部分人是如此，但是他们大多不愿意说出来。他们能感到来自下属、中层鲁莽者和强硬者的压力——他们很清楚，激进右翼特务会枪杀任何阻挡“帝国命运”的人。但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竞争。海陆两军一直彼此争夺资金、政治影响力和资源。军方不同部门的竞争在日本并不少见，但是《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陆军和海军与天皇是直接的顾问关系，不受国会和内阁控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陆军和海军实际上都可以否决国家预算案和罢免首相。在理论上天皇可以出面解决双方的僵局，但是只要海军将领和陆军将领达成协议，天皇就不应干涉。换句话说，当陆军和海军的制度性优先权与国家政策不符时，没有人能够推翻它们——任何政府、机构、法律、官员和总司令都办不到。可想而知的结局是陆军和海军都能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
从1923年开始，日本海军就将美国视为主要的“假想敌”。这意味着舰队扩张计划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做好与美国海军开战并打败对手的准备。无论这么做实际上有什么好处，这种概念框架至少给海军将领们提供了筹码，使其可以争取到预算。将近二十年来，海军在争取预算时一直占优势。只要能让海军在预算中占得上风，这就没什么坏处。但是1940年，美国的经济制裁使得“战争还是和平”这个问题不再是长期的考量对象，而是变成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的事情。海军将领不想与美国开战，但是又不能杀掉下蛋的母鸡。“我们心里觉得不能与英美开战，但是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来，”海军省的一名参谋说，“我们一直称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也跟陆军说可以拿下美国。……所以，现在我们绝不可以说没有信心。我们害怕陆军会说，‘如果海军打不了仗，那就把资源和预算还回来’。”另一名军官补充说：“如果我们一直不与美国开战，那么陆军就会控制整个日本的军事和财政，满足其自己的目的。”陆军经常说“不能打仗的海军一无是处”，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受不了这种言论。
1941年11月1日，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与东条英机会面，表达了他的“战争决心”，同时坚决要求增加海军1942年的钢铁资源分配。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为了弄清楚问道：“海军得到了所需的钢铁就会宣战吗？”岛田点点头：这30万吨钢铁会让海军支持这场自己并不想打的战争。陆军参谋部的军官在《二战机密日志》中对于此事的看法再恰当不过：“海军多么可悲啊！”
整个1941年，美日两国在华盛顿的谈判僵持不下，距离达成正式的结果遥遥无期。国务卿赫尔态度坚决：除非日本从中国撤军，否则经济制裁绝不停止。昭和天皇及其亲信反对战争，但是他做的不过是经常劝告内阁“尽最大努力达成和解”。
外务省继续谈判，但是外交官被蒙在鼓里——华盛顿的日本特使并不知道一旦和谈失败，日本就会立刻开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明确表示撤出中国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不能让步。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要控制远东地区。所以，日本做了一次让步就会有另一次。”
1941年9月6日，日本在帝国会议上决定，如果华盛顿谈判如预料的那样没有结果，那么日本将在10月宣战。
10月，东条英机迫使近卫文麿下台，自己担任首相（同时依然担任陆军大臣）。他说，在他的领导下，“日本绝不会从中国撤军”。
11月5日，山本制定的珍珠港行动令《大海令第一号》下发至联合舰队的每一名指挥官。11月26日，南云忠一的第一航空舰队的6艘大型航空母舰实施无线电静默，在遥远的北方千岛群岛驶出单冠湾，前往夏威夷北面的集结地。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交给日本大使一封信，重申美国立场：日本一旦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美国就会解除对日本的制裁。双方的僵局很显然没办法解决。虽然信里既没有最后期限也没有发出威胁，但是东条英机将赫尔的信形容为最后通牒。东条英机现在是日本政坛中的风云人物，他一心要将日本引入战争：“有时候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冒险行动。”
日本民众的耳中回响着让他们参战的宣传口号，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反对的声音。他们听到的是，日本是一个肩负使命的国度，日本的神圣使命就是解放亚洲。有人告诉他们，当充分动员起来时，日本人民的精神力量将克服传统军事力量中任何资源短缺带来的困难。他们确信西方的民主制已经因为生活安逸、不思进取而变得软弱、腐化。在这种不停的宣传攻势下，就连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也难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有时候确实产生过怀疑，”野木春道回忆战前那几年时说道，“但是在产生怀疑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脑子里之所以有那些想法，就是因为我缺少爱国的热情和精神。我感觉我必须努力奋进。如果国家决定采取行动，那么每一个人都应该采取行动支持国家的决定！”
是的，每一个人，甚至包括领导人。领导阶级虽然很想拖延时间，看一看局势走向，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了。美国对于向日本出口石油的限制导致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日本的石油储备每一天都在减少。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建设海军，日本等待出击的时间越长，美国的力量就越强。日本的纳粹同盟正在欧洲展开行动，如果日本没有抓住时机，那是不是就永远失去了分一杯羹的机会？
到1941年秋，除了天皇外，整个日本或许没有任何人能阻止日本走向战争，但是天皇总是默许实际控制国家的一小圈人呈给他的一切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有多么勉强。内阁虽有疑惑和担忧，但是没人有勇气面对说真话的后果。他们一致建议开战。1945年以后，昭和天皇说：“我认为作为一个立宪制国家的元首，我不得不批准政府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一致提议。如果我不批准，东条英机就会辞职，日本将发生大型政变，鲁莽的主战派将会控制日本。”
这番论调虽然是在自我开脱，但是裕仁的假设很可能是正确的。东条英机说过军队“早已按捺不住”，
海军领导人认为日本不与他国开战可能就会爆发内战。日本领导人都感觉即将到来的危机来自外部，超出他们的控制，就像一场地震或海啸。危机正
降临
在日本。“箭已离弦。”陆军和海军的将军们对彼此说道。现在是时候把各自在军中的位置摆正了。统治阶层都感觉松了一口气，他们不再去寻求外交上的对策，而是屈从于他们更加熟悉的战争之路，好像这是派给他们的任务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