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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一点儿也不疼，也许就是有点儿头疼。不过这无关紧要，就是一种感觉，头晕。这些单调的聊天声响，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气味，而那些在说话的当头忽而重新排列忽而移位的脸型让我头晕眼花：我谁也不认识，我也没有光顾这些异乡庙宇的习惯，那里面的人们不再供奉动物的内脏，而是供奉自己的肝脏；许愿灯的微光以及如低语祷告般的聊天赋予了这些时髦的地下墓穴一种亵渎宗教的色调，仿佛酒保就是神像金牛犊，站在如同主祭台的柜台后面一动不动，围着他的常客们就是助祭，他们举起仪式专用的黑美人威士忌，向他致敬。麝香草酚十字架取代了耶稣受难像。为了减少血液里的脂肪含量，复活节时我们禁食守斋；每逢周日，我们去领净化灵魂的维生素圣餐；我们向小组心理医生承认不贞，而得到的救赎则是每月收到他发来的账单；什么都没有改变，你看到了，唯一改变的就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因为我们不会用手去敲击胸部，而会让医生用听诊器的听头来敲击我们。在这儿，我感觉，你明白的，就像是小时候，爸爸去教堂参加家族成员葬礼弥撒时，总要在仪式过半后才到，他杵在圣水池边，双手放在背后，仿佛穿着粗呢布外套的罗伯斯庇尔，向着募捐箱和陶制圣像悲伤的双眼挑战。毫无疑问，我属于另一个地方，虽然我不大清楚是哪里，但我想应该是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都遥远无比的地方，我再也无法重回那里。也许我应该属于曾经的动物园，属于那个在动物叫声和冰激凌小贩铃声中、在树下的溜冰场向后滑去的黑人教练。如果我是长颈鹿，我会默默地爱你，像起重机那样，把头伸出铁丝网，从它的上方忧郁地凝视着你；我会若有所思，像嚼口香糖那样嚼着树叶，嫉妒那些熊、食蚁兽、鸭嘴兽、白鹦鹉和鳄鱼，用长得过高的人那手足无措的笨拙爱情爱你；我会像滑轮一般费力地运用肌腱，低垂脖颈，在温柔撞击的阵阵颤抖中，把头埋在你的怀里。这是因为，让我来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很温柔，甚至在喝第六杯不加水的占边威士忌或第八杯杜林标酒之前，我就很温柔。我温柔得愚不可及，温柔得低声下气，就像一只病狗，那种眼睛太像人类的乞怜的狗。在路上，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时不时会有这种狗，把嘴鼻贴在我们的脚后跟上，发出奴隶般饱受折磨的痛苦呻吟，最终我们将一脚把它踢开，它会呜咽着跑开，内心必定吟唱着情意缠绵的十四行诗，同时还流下紫罗兰枯萎的泪水。有两件事，我亲爱的朋友，我仍和自己的原生阶级分享着某种轻易的感伤，虽然这让切格瓦拉的海报很失望。这位革命卡洛斯·加德尔的海报被我挂在床头，好保护我免受资产阶级噩梦的干扰。对于我来说，它也有点儿像是一种心灵的维达福尔磁力手环：这种容易的感伤，让我在牛奶棚的电视机前看着肥皂剧抽抽搭搭，还为自己成为笑柄不寒而栗。比如说，我希望能够无须炫耀或羞愧地，在我刚开始秃顶的头上戴上一顶蒂罗尔带有羽毛装饰的帽子；或者让小手指的指甲越长越长；或者把一张折起来的电车票卡在婚戒下面；或者穿着潦倒小丑的衣服接待我的病人；又或者把我烧在心形珐琅上的肖像送给你，让你发胖的时候戴着，因为你总有一天会发胖，你放心，我们所有人都会发胖、肥胖、既肥胖又安详，就像被阉割过的猫，在欧迪欧影院的午场电影里，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不过，在我跟你说的那个时期，我还有头发，不过其实，也就只是藏在军帽里剃成寸头的那一点儿头发。我从罗安达一路前往新里斯本，穿越不可思议的无穷无尽的地平线，奔向战场。你要理解我：我是个男人，来自一个形状狭长的古老国家，来自一个被淹没在房子里的城市。那些房子成倍地增长，相互映照在瓷砖外墙和椭圆形的湖面之上。因为天空中放眼望去都是低飞的鸽子，我在此处感受到的空间错觉，就是一段狭窄的河流，被两个尖锐的街角夹在中间，而一尊航海家铜像的手臂，带着某种英勇的冲动从中斜穿而过。我的出生和成长都在一个拥挤的钩针世界里。姨婆的钩针，还有曼努埃尔式样的钩针，他们用金银丝工艺将我点缀得如摆设品般弱小，不让我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第九章，从一开始就教会我挥舞着手帕送行，而非启程远航。总之，他们监管了我的精神，把我的地理知识局限到了时区问题，局限到了书记员的工时计算。他那远航印度的三桅帆船蜕变成了一张塑料贴面的桌子，上面放着用来沾湿印章和舌头的海绵。你是否曾经在那种可怕的桌面上支着手肘做梦？是否在坎博德欧里克或者波瓦德圣托阿德里奥区的某个三楼，听着自己的胡子在空虚的晚饭后和入睡前的空当中生长的声音，这样结束了一天？是否曾经历过日常死亡的苦难，每天早上在一个你隐隐有些憎恶的人身边醒来？两个人一起开车去上班，睡眼惺忪，一早就已经觉得沮丧、困乏，觉得言语无味、情感空虚、生活无趣？所以，你想象一下，突然之间，毫无征兆地，这整个微缩世界、这整张用悲伤的习惯编织而成的网、这所有的被压缩成镇纸般大小的忧郁——里面会下雪的，里面只会单调地下雪的那种镇纸——都在蒸发，将它和刺绣靠垫那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束缚在一起的根基都在消失，让它和讨厌的人相系的连接正在断裂。而你醒来，发现身在一辆大巴里，不大舒适，这是肯定的，而且全是军人，这是一定的，但它在无法想象的风景中穿行，那里面的一切都在飘浮着，颜色、树木、事物巨大的轮廓，还有那天空，云梯开闭间，让人视线模糊，直至仰面跌倒，仿佛一只跌跌撞撞的大鸟。

不过，时不时地，葡萄牙会以小村落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公路边。少数几个白人因患有疟疾皮肤呈半透明色，他们无望地试图重建已不复存在的莫什卡维迪，在窗与窗之间贴上瓷燕子，或者在门廊上悬挂锻铁灯笼：数世纪以来如播种般四处建造教堂的人会像条件反射那样，在冰箱顶上放上插着塑料花的瓶子，就像弥留之际的托尔斯泰用失明的手指在床单上移动，重复着书写的动作，而有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句子可以总结为瓷砖上的欢迎以及门口地毡上褪色的“接待”字样。直到傍晚，一个没有晚霞的傍晚，黑夜突然降临，我们才到达了新里斯本，高原上的一座铁路城市。我对它的记忆有些混乱，土气的乡下咖啡馆、尘埃遍布的橱窗，还有我们吃晚饭的那家饭店，我们把步枪夹在膝盖间，黑白混血带着太阳镜，站在记不起来放了多久的啤酒跟前，盯着我们看，他们一动不动的样子让人联想到伤疤那种暗淡无光的坚实；吃牛排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就像身处情人节大屠杀的序幕之中，准备禁酒令期间的交火，带着阿尔·卡彭懒洋洋的倦怠，把叉子放入口中，在镜中勾勒出了明晃晃的残酷的微笑。时至今日，你知道，我从电影院出来，还是会学亨弗莱·鲍嘉的样子点上一根烟，直到玻璃里自己的样子让我幻想破灭才作罢：我并没有走向劳伦·白考尔的怀抱，而是朝着皮切雷拉路的方向，同时，幻想在神话破灭针刺般的折磨中轰然倒塌。我把钥匙插到门上（亨弗莱·鲍嘉还是我？），犹豫了一下，进门，看了看门厅里的画（已经确定是我自己在看），然后坐进沙发，像一个从云端跌入现实的灰姑娘，发出轮胎漏气的叹息。就像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你知道的，给你讲完这个奇怪的故事，如骆驼般慢条斯理地喝完这里能看到的所有瓶子里的酒。我来到外面的时候，在寒风里，远离你的沉默和你的微笑，像孤儿一样孤单，两手放在口袋里，在一种被树木的青灰突出了阴森的浓稠苦痛中，迎接晨曦的来临。除此以外，凌晨是对我的折磨，它油腻、冰凉、酸涩，充斥着痛苦和愤怒。此时还没有任何活物，但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威胁却已形成。它在靠近，追逐着我们，在我们的胸腔膨胀，使得我们无法顺畅呼吸。枕头的皱褶石化了，那些家具带着尖角，敌视着我们。花瓶里的植物向我们伸来干渴的触角，镜子的另一边，反向的物品拒绝我们伸给他们的手指，拖鞋不见了，睡袍不存在了。在我们内心，这趟穿越安哥拉的火车，从新里斯本到卢祖，它行驶得顽固、执着、让人揪心地缓慢，满载着穿制服的军人。军人的脑袋在窗户上抵来抵去，寻找着不可能的睡意。

你认识马查多将军吗？不，不用皱眉，不用使劲想，没人认识马查多将军，一百个葡萄牙人里，一百个都未曾听说过马查多将军的名字。尽管马查多将军不为人所知，但地球还是照转不误，而我本人则对他憎恶至极。他是我外婆的爸爸。每到星期天，午饭之前，外婆总是会自豪地指给我看那张像是消防员的照片。他长着小胡子，样子很凶，拥有众多奖章，那些奖章和其他同样没用的战利品一起高高在上地陈列在客厅的玻璃柜里，但貌似全家人都要向它们致敬，仿佛对待圣物一般。这样就可以让你知道，很多年里，我每个星期都要聆听外婆用感性的声音讲述长篇连载故事，对此，我感到既厌烦又讶异。在这种氛围下，消防员从前的英雄事迹被提升到了史诗的巅峰：年复一年，马查多将军都在往我的牛排里下毒，给肉掺上了无法消化的霉菌，那霉菌是一种僵硬的尊严，它那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生硬让我作呕。正是这邪恶的生灵，挂在墙上，用他那教长或神甫般凸起的球形眼窝惩罚着我，拒绝赐予我那让人将信将疑的罪赦，如一抹光晕般盘旋在古老相片泛黄的微笑之上；正是他，修建了这条铁路，或是领导、或是设计、或是设计并领导了这条我们正在上面前行的铁路的修建。火车头前装了扫雷装置，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平原上叮当作响。我们咀嚼着军粮罐头，胃口全无，因为我们的毫无胃口里住着对死亡的恐慌，而在这二十七个月之中，这种恐慌已在我肠子潮湿的环境里长出了发绿的蘑菇。卢祖位于班图语族人居住的高原之上，就像是马德雷德德乌斯区，几何形的马路，经济适用型的房子，处处体现着葡萄牙小人国集团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新政府一直以来都因不足或过度而持续出错。在那里的军官食堂，很长时间内，我最后一次看到了窗帘、葡萄酒杯、白种女人和地毯：渐渐地，那些我多年以来习惯的东西远离了我，家庭、舒适、安静，甚至快感。那种快感来自不具危险性的叨扰；来自当我们衣食无忧时那般闲适的温柔忧伤；来自从一种虚幻优越感的笃信中生发出的安东尼奥·诺布雷式无聊。比如说，晚餐之后的悲伤感取代了报纸上的填字游戏，而我，靠着废寝忘食地填充空白小方格子来打发日子，在十足的傻瓜和高深的庸人之间摇摆不定，是的，卢济塔尼亚式的思想便浓缩在这两者的边界之间，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而言，就等同于诗句被写到了康乃馨纸花上。你要理解我：我们属于这样一片土地，在这里，活力代替了天赋，机智占据了创造力的位置。而我经常认为，事实上，我们只不过是精明的弱智，用随便找根金属线的方法，来修理心灵的保险丝。包括我和你一起在这里，也许，也只不过是一个临时金属线的小花招，能把我从威胁自己的绝望低潮中救赎出来，对这种绝望，我不明所以，你知道吗？夜晚时它把我卷入其黏稠的泥沼之中，让我窒息于痛苦，窒息于恐惧；让我上唇上的胡子被汗水浸湿；让我的膝盖颤抖，相互碰撞，就像打瞌睡门卫的假牙那样，发出响板的声音。不，真的，暮色降临，心跳加速，我可以在脉搏里触到它，五脏六腑相互挤压。我的胆囊疼痛，耳朵发鸣，一种不确定的、随时会喷涌而出的东西，在我的胸膛里猛烈地搏动。有那么一天，看门人会发现我全身赤裸，躺在卫生间的地上，嘴角上有一丝牙膏和血，瞳孔突然放大，却并未注视着什么，恶臭难闻，肉体失了颜色，因胀气而肿大。你会在报纸上看到，不相信，再看一遍，核对名字、职业、年龄。两个小时之后，你便把它丢在脑后，你会来到这里，和平常一样，把你的沉默停泊在酒杯的小港湾里，哪怕是最微小的一个动作，也会让印度手链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这些手链让人想起迷失在过往雾色之中的神秘伦敦，那时，鲍勃·迪伦的说唱风行，而塞尔福里奇百货里女售货员的大腿还和警察的微笑同样诱人。

再来一杯伏特加吗？我的酒确实还没喝完，可是，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时，我一直都会觉得困惑，而且，已经过去了六年，我还是感到困惑：我们列队从卢祖一直走到了世界的尽头，经过了满是沙子的土路、卢库塞、卢安京加、保护公路建设的民兵部队、东部一成不变的丑陋沙漠、驻地活动营房四周被破铁丝网围起来的村庄、食堂内如墓地般的静默、逐渐腐烂的锌制棚屋。我们一直走到了世界的尽头，距离罗安达两千公里。一月结束了，下着雨，而我们将会死去，我们将会死去，雨却一直下，一直下。坐在卡车驾驶舱里，坐在司机旁边，帽子遮住了眼睛，手上拿着一根永远都吸不完的烟颠簸着，我开始痛苦地学习如何垂死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