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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罗安达是一个贫穷的码头，毫无威仪可言，码头上的仓库在潮湿和热气中摇来晃去。海水就像浑浊的防晒乳，在肮脏和衰老的皮肤上闪烁，腐损的绳索划开了皮肤，如同一道道杂乱的静脉。抖晃的亮光过于强烈，几近窒息的黑人蹲着，他们分成一小群一小群，带着永恒、同时尖锐而又盲目的失神观察我们。这种神情在黑人爵士乐家约翰·柯川的照片上也能看到，当他用萨克斯风吹着他那宿醉天使的甜蜜苦涩，他的眼睛转向内心，我想象：这种人每一张厚厚的嘴唇前都有一管无形的小号，随时都能在厚沉的空气中垂直攀升，好像法基尔人上天的绳索。瘦骨嶙峋的白鸟融化在海湾的棕榈树和远处岛屿的木房子中，这些房子隐没在灌木丛和飞虫之间，疲倦的妓女们在接待了里斯本所有粗暴的男人以后，去那里品尝最后一杯香槟汽酒，就像在临终海滩上垂死挣扎的搁浅鲸鱼，在一种莫名的愁苦中随着斗牛舞节奏时不时地扭动着胯部。矮小的少尉们戴着眼镜，带着半工半读生一丝不苟的分内表情，潇洒地把我们赶往栈桥上等候着的牛车，桥上覆盖着垃圾和青苔，克鲁斯格布拉达栈桥，你记得吧？那里的下水管一直延伸到里斯本的脚下而后消失，老狗在门垫上呕吐着垃圾：在全世界每个停泊处，我们都通过曼努埃尔式建筑风格的纪念碑以及吃空了的食品罐头，巧妙结合英雄无畏的坏血病与生锈的铁皮，留下了我们冒着风险到来的印迹。我最终还是支持在国家任何一个合适的广场上树立一个吐痰纪念物，吐痰半身像、吐痰元帅、吐痰诗人、吐痰国家首脑、吐痰骑士像，某样将来可用于精准定义完美葡萄牙男人的东西：他们对性交自吹自擂，还喜欢吐痰。至于哲学，我亲爱的朋友，报纸上的头条新闻对于我们来说就足够了，里面的思想已丰富得如同爱斯基摩人的戈壁沙漠。于是，脑子被复杂的推论榨干，吃饭时我们得服用一些安瓿瓶装口服液，以便能够思考。

你要不要再来一杯杜林标酒？一提到瓶装口服液我就老觉得口渴，想喝黄色的糖浆水，还愚蠢地希望通过它们以及它们带给我的愉快的轻微眩晕感，发现生活与其他人的秘密，情感那化圆为方的无解难题。有时，在喝到第六或第七杯的时候，我会感到希望几乎成真，马上就能成真，我那粗笨理解力的镊子，用外科医生的小心谨慎，即将钳住这个谜团纤弱的核心，但我马上陷入一种笨口拙舌式的无形欢悦里，第二天从中挣扎醒来，大口吞咽着阿司匹林和果味消化药，穿着拖鞋在上班途中磕磕碰碰，随身扛着自我存在那不可救药的浑浊。泥沼般的谜团如此浓厚，好似清晨咖啡杯里尚未完全化开的糖。这从未在你身上发生过吗？你感觉离得很近，一秒钟内就能把握住那持之以恒追逐多年却姗姗来迟的灵感，一个同时让你绝望又给你希望的规划，在无法抑制的快乐中你伸手去抓，却突然背朝地仰天倒下，攥紧的拳头里空空如也。随之而来的，是那丝灵感或那份规划，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便平静地踱着淡漠的碎步离你远去。不过，也许你并不了解这种恐怖的挫败；也许形而上学对你而言只是稍纵即逝的烦恼，好像一阵短暂的瘙痒；也许在你身上寄居着一种欢快的随意，好像停泊着的小船，随着摇篮自发的节奏慢慢摇动。然而，你让我着迷的东西之一，请允许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天真。它不是孩童或警察那无辜的天真，某种以轻信或愚蠢为代价而获得的源于内心的纯洁，而是睿智的、妥协的、如同植物那般的天真。这么说吧，它来自那些和你我一样等待别人或自己的人，就像我俩坐在这里，我像一贯优秀的学生那样把手举到空中，召唤服务生前来并等着：对着表达我们谢意的那点可怜的小费，他注意力分散，眼神飘忽，绝对心不在焉。

对我们而言，这片陌生土地的卢济塔尼亚性就像某个部长的诚实性一样充满争议。列车载满了箱包，充斥着身处此地的外国人隐隐的担心，好似肥胖的鸽子，咕咕咕地从码头驶向城郊。罗安达周围各区的悲惨是色彩斑斓的。女人们缓慢挪动大腿，饿得肚子肿胀的孩童在斜坡上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拽着一文不值的玩具的线头。这些开始唤醒了我内心一种奇怪的荒诞感。随之而来的弥久不安，我从里斯本出发时便开始在脑海或肚肠里感觉到，它表现为身体上一种无法定位的疼痛，船上的一位神父似乎也和我有同样的疼痛，他因在祷告书里找寻支持杀戮无辜的宗教证据而疲倦不堪。晚上，我们有时候会在船舷碰上。他手执祷告书，我双手插在口袋里，注视着同一片漆黑浑浊的海浪，它偶尔反射出的光影（是什么灯光？是哪些星星？是谁巨大的瞳孔？）如鱼儿一般跳跃。在那片轮船螺旋桨犁过的黑暗地平延伸线中，我们似乎都在为无以言表的不安寻找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位神父（不过我的宿命之一，就是所有我遇到的神父和女人都会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但我清晰记得儿时的噩梦里曾有他如诺亚般不知所措的脸。他被逼登上了满载闹肚子动物的方舟，这些动物被人以激进和愚笨的理想为名，从它们的机构、从它们的台球桌、从它们的娱乐俱乐部里生拉硬拽出来，并被投掷到它们出生的森林里，扔到为期两年的痛苦、危险与死亡之中。此外，关于最后说到的死亡的真实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货舱内有一块地方摆放着带有棺材架的大棺材，而我们那略带死亡气息的游戏，就是观察他人和自己的面孔，试着去猜测将来谁会是躺在里面的那一个。是那个人？是我？是我们俩？还是那边和联络官少尉聊天的胖少校？每当过度地观察别人时，他们的脸庞不但不会变得熟悉，反而会开始不知不觉地显现出一种遗容，我们对其死亡的幻想则使之变得高贵。好感、友谊，甚至一丝温情都变得更为容易，欢喜来得毫不费力，蠢笨也被粉饰成天真淳朴而显得迷人可爱。当然，归根结底，在体验别人的死亡时，我们害怕的其实是自己的逝去。面对它，也因为它，我们顺从地变得懦弱。

你不想改喝伏特加吗？舌头和胃的燃烧能让人更好地面对弥留之际这个幽灵，而这种好似酒精灯燃料的烈酒带有姨婆的香水味，它的优点就是引燃我的胃炎，而后，使我勇气大增：没有什么比胃灼热更能溶解胆怯，或者，如果你更喜欢我换种说法，更能把我们习以为常的被动自私转化为一种冲动的手舞足蹈。这和前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至少更为主动：拿破仑著名的胃溃疡秘诀，你明白的，就是解释他在华格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中获胜的关键。还有这一碟碟小小的、有毒的、咸咸的东西，拿破仑皇帝肯定从未尝过，它们像烧碱粒一样划过我们的肚肠，能够借着一阵突如其来的腹痛，把我们投入更疯狂、更甜蜜的探险之中。谁知道我们是否会以做爱来结束这个夜晚，愤怒疯狂如牙疼的犀牛一般，直到清晨的灰暗照着我们因绝望而滚乱的床单？楼下的邻居会惊讶地猜想，我是不是把两头厚皮大动物带回了家，在仇恨和临盆尖叫的交响乐中互相吞噬，谁知道这种新鲜事能否激发他们已沉睡多时的情感，让他们纠缠在一起，就像那种分不开的日本拼图块，除非有外科医生那样无穷的耐心，或兽医阉割动物时那样果决的快刀才能将其分开。你能带着满嘴的比纳卡牙膏味和乐观主义，把早餐送到床上来吗？你能用门牙吹口哨吗？就像过去的面包师，他们是肩上扛着篮子沾满面粉的天使，取代了如猫头鹰般疲倦的守夜人，也是我童年回忆里最不忧郁的板块之一。你会爱吗？对不起，这个问题很傻。所有的女人都有爱的能力，不会爱的女人则通过别人来爱自己。实际上，或者是在开始的几个月里，这几乎和真情没有区别。别管我说了什么，葡萄酒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求你嫁给我：这已经是老规矩了。当我非常孤单或者喝高了的时候，婚姻的诸多计划便会如一小束蜡花般在我内心疯长，就像关闭的橱柜里长出霉斑，然后我会变得黏黏糊糊、容易受伤、大惊小怪、无比脆弱。我提醒你，现在是时候随便找个借口偷偷溜走，是时候松一口气坐进汽车，是时候去做个头发，然后打电话给闺蜜，边笑边告诉她们我这些毫无新意的提议。但在那个时刻到来以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把我的椅子拉过去一点，陪你再喝上一两杯。

火车和我们一起逃离了非洲的克鲁斯格布拉达，还有它那生锈起重机和长腿海鸥做成的皇冠，把我们寄存到了遥远的罗安达郊区一个看似军营的地方。那里的水泥营房在热浪里燃烧，皮肤上的汗水噼啪溅射，好似沸腾的气泡。军官宿舍被香蕉树包围着，树上的大叶子带着流苏，一如废墟里的天使翅膀。蚊子穿过纱窗，在夜色中一起发出持久尖锐的嗡嗡声，而我的血液歌唱着，被快速大口地吸走，最终离我而去。外面，陌生的星空让我讶异：有时，一种感觉向我袭来，好像有人在我熟悉的世界之上加罩了一层虚假的宇宙，我只需用手指捅破这层奇怪脆弱的布景，便能重新回归到熟悉的日常生活之中，充满熟悉的脸庞，还有那常伴我左右、如小狗般忠诚的味道。我们在市内坐满士兵的露天餐馆用晚餐，悲惨的擦鞋匠半蹲着穿梭在膝盖与膝盖之间，向他们的靴子投去激动热烈的目光，或者是缺了腿的残疾人，腼腆地递来刀刻的非洲神像，就像在我的故国葡萄牙卖的贝伦塔模型。满脸油腻的白种男人腋下夹着公文包，带着高利贷惯有的慢条斯理，把葡萄牙盾换成安哥拉币，街道都与里斯本的莫拉斯索亚雷斯路相似，通往军事堡垒的道路兜兜转转，好似一个混乱的迷宫，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土里土气的霓虹灯，地上的水坑里闪烁着歪歪斜斜的橙光。送我们过来的轮船停泊在海湾里，水中的倒影晃动，准备启程：它将撇下我回到里斯本的冬日和迷雾中，我不在那里，一切还是会按照原有的节奏恼人地继续。这让我幽怨地联想到，在我死后必然会发生些什么，其实说到底，就是我已熟知的那种温吞中立的淡漠还将延续，既无大喜也无大悲，死气沉沉的官僚作风日复一日，吞噬了如烈焰般的躁动。你相信动荡，相信伟大的冒险，相信内心的地动山摇，相信亢奋的翱翔吗？别幻想了，我亲爱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视觉的幻象，是狡猾的镜像游戏，是纯粹的戏剧布景机关，并不比用硬纸板和玻璃彩纸来布置的场景更为真实，因为是我们错觉的力量赋予了它生动的表象。就像这个酒吧和它那些品位值得商榷的新艺术风格吊灯，来客们凑拢脑袋，在酒精带来的温柔愉悦中交头接耳，说着有滋有味的琐事。背景音乐让我们的微笑带上了从未有过的神秘的情感深度：再喝上半瓶，我们就会把自己想象成维米尔，像他一样灵巧，仅用一个简单的家常手势便能诠释你我生命存在中那令人动容却难以描述的苦涩。死亡的临近使我们更为警觉，或者说，更为谨慎：在罗安达等待出发去战场的那几天里，我们拿岛上放荡的歌舞厅替代了形而上学的理论。其额外好处是一边一个妓女，面前一桶拉波塞拉汽酒，长着斗鸡眼的小脱衣舞女在舞台上宽衣解带，就像老蛇蜕皮般厌倦而满不在乎。我曾经几次在破烂旅馆的房间里醒来，根本想不通到底是如何进到那里去的。我一声不吭地穿好衣服，在黑蕾丝边胸罩下翻找鞋子，不想吵醒某个蜷在床单里、只能看到一蓬乱发的人。事实上，也是应验了家里人的预言，我变成了一个男人：纵情的无望、自私和自我隐藏的迫切组成了我那悲伤又愤世嫉俗的贪婪，它永远地取代了童年的欢乐以及毫无保留的坦诚欢笑所带来的脆弱愉悦。这些用纯真定格的欢笑，你知道的，在夜晚空无一人的回家路上，我好像时不时还能听到。它们一如嘲讽的瀑布，在我的背后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