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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里，我最喜欢的是树下的溜冰场，还有那位黑人教练。他身板笔直，没见他动一块肌肉，便在水泥地上不紧不慢地向后滑出圆弧。一群穿着短裙白靴的女孩子围着他，如果开口说话，她们的嗓音一定就像轻纱，就像机场里通知飞机起飞的广播声，棉花糖般的音节渗入耳中，一丝一丝地融化在舌头上。我不知道接下来要说的话是否听起来有点傻气，可周日早晨，我们常常和父亲去那里游玩，那时的动物更像动物，长颈鹿挺着细长的脖子，高高在上的孤独一如小人国里忧伤的格列佛，宠物狗墓园的石碑底下不时传来贵宾犬的哀嚎。空中飘荡着的味道好似马戏剧场的走道，那里全是关在鸟笼里莫名其妙的小鸟，酷似单身体操女教师的鸵鸟，蹒跚而行好像大脚骨勤杂工的企鹅，歪着脑袋宛如鉴画师的凤头鹦鹉，河马池里充斥着这群肥大动物的慵懒；蛇盘成了螺旋状，似一堆堆软软的粪便；鳄鱼如同壁虎一般，面目可憎，颓然接受了三等公民被囚的命运。笼子之间的法国梧桐如我们的头发一样变得灰白。对我而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一同老去。那个将落叶耙进簸箕的工人酷似我后来的外科医生，他取净我的胆囊结石，放入一个瓶子，贴了标签：植物更年期。其间的前列腺硬结和树干结节混合难辨，让我们在同样绝望的忧伤中亲如兄弟：臼齿如同腐烂的水果从嘴里掉落，肚子上的皮肤皱得就像果皮般粗糙。然而，一阵诡谲的微风或能吹散树巅上我们的那绺发梢，一声不经意的咳嗽也或能费力拨开失聪的迷雾，如同在耳边嗡嗡作响的海螺声，竟也逐渐有了婚后慢性支气管炎的平缓音调。

动物园的餐厅里，动物的气味被稀释成一丝一缕，混入炖菜的热气之中，更有甚者，土豆里还夹缠着让人不适的猪鬃味道，肉块里则多了地毯毛绒的滋味。这里通常人满为患，一半是短途游客，一半是焦躁的母亲。母亲们用叉子推开飘来飘去的气球，它们就像挂在脸上漫不经心的笑容，后面拖着线头，如同夏加尔画笔下飞翔的新娘拽着裙边。蓝衣老妇人用肚子顶着盛有蛋糕的托盘，送上的枕形蛋糕比她们满是皱褶的脸庞还要尘埃遍布，身后跟着油腻腻的吃撑了的苍蝇。狗儿像中世纪画屏里画的那样瘦骨嶙峋，害怕服务员一脚踢来，却垂涎于吃剩的、扔在地上的香肠。香肠就好似多余的手指，如同涂了发蜡一般油光锃亮。池塘里的脚踏小船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打开的窗户冲进来，在充斥着纸巾的波浪中颤动。餐厅外面，高音喇叭播放着晦暗的音乐；牛羚发出寡居的叹息；游客们兴高采烈，手鼓却已被敲得疲惫不堪，还有我，感动、钦佩、讶异，这一切却都丝毫没有影响到那位黑人教练。在树下的滑冰场，他继续稳稳地滑着，仿佛是抬着圣像后退的抬床，那种庄严，奇妙又非凡。

假如您和我是，比如说，食蚁兽，而不是在这酒吧角落里聊着天的话，或许我能更习惯于您的沉默，习惯于您放在杯子上的双手，习惯于您那死鱼般的眼睛，飘忽在我光光的脑袋或者肚脐眼上。也许我们可以默契地、用不安分的鼻子在水泥地上嗅吸着，各自找寻对于本不存在的昆虫的思念；也许我们会如里斯本的夜晚一样悲伤地缠绵，在黑暗的遮掩下，融为一体：是夜，湖泊里的尼普顿海神想褪去它的泥淖苔藓，锈蚀的眼眶充满迫切期待，漫步于空无一人的广场之上；也许最后您会跟我说起您自己；也许在您那克拉纳赫式的额头后，存在着，沉睡着，对于犀牛的秘密温情；也许您摸到我，会突然发现我如独角兽那般坚硬，我抱住您，而您惊讶地挥动手臂，如同蝴蝶被插针时，绵软温柔。我们会买两张小火车的票子，在动物园里兜个圈子，一只一只动物看过去，听着线性马达的声音，远离土气的幽灵城堡，白熊洞酷似耶稣降生的马厩，经过时我们挥手致意，而白熊那脏乱的皮毛，好似二手地毯；我们会像眼科医生那样，观察山魈的肛源性结膜炎，它的眼睑发炎竟源于炎性痔疮；我们会在狮笼的栅栏前亲吻，狮子身上布满了蛾子的咬痕，如同陈旧的外套，还咧开大嘴，露出掉了牙的牙床。趁着狐狸笼子洒下的昏暗斜影，我爱抚您的乳房，您给我在小丑表演区旁买一根雪糕，眉毛上挑的小丑扇着同伴耳光，伴随着萨克斯音乐，忧愁哀伤。这样，便能寻回一丝不属于我俩的童年，它固执地滑着滑梯，不时朝我们微笑，又带有一丝嗔怒，好像回音，渐行渐远。

还记得动物园门口的石鹰和酷似哨所的售票处吗？年迈的员工在半明半暗的潮湿售票窗口工作，他眼神不好，眨巴着夜枭般的双眼。我的父母住得离那儿不远，附近还有家棺材店。夜晚，从动物园传来的虎啸声震颤着店内橱窗货架上蜡手模型的指节，连克鲁斯神父半身像也跟着为之胆战心惊。这些残破的宗教商品摆在椭圆的钩针垫上，装饰着冰箱上方。如此一来，可以说冰箱的呼哧声，来自它罹于食积的陶制食道。从我兄弟卧室的窗子，隐约可见骆驼的围栏，它们样子烦躁，还差一个口叼雪茄的经理，整个画面就完整了。马桶的回水就像肠子的漱口声那样垂死地咕噜咕噜。我坐在马桶上，听着海豹的哀叹，过大的直径让它们无法在下水管道里旅行，也无法在水箱冲水中冲下数学考官不耐的哼哧。我妈妈的床在某些凌晨因为腰疼而发出呻吟，我爸爸的喘息犹如驯象师有韵律的吹奏，指挥着无牙大象在一捆绿叶菜的引诱下敲打铃铛，这是遇到通货膨胀依旧百年不变的行当。吃着花生的女人缺了左胳膊，在我们阳台下方摆放着她要售卖的婴儿提篮，由下而上，抬头向我奶奶讲述着她丈夫醉酒的故事，从他的暴力中可以领略到米内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篇章的爆发力。清晨，到处都是鹞鵼和鹮，给它们上的是早饭的干面包，手指上留下的是面粉或家具上有待清洁的灰尘。在鬣狗鬼头鬼脑的节拍中，下午阳光的斑点也在地板上小跑着，一会儿照亮，一会儿遮住地毯上连续的图案、踢脚线裂开后的凸起木片，还有墙上我一位消防员叔叔的肖像，胡髭反光，抛光的头盔就像家中门把手一样发亮。门厅里有一面斜切式镜子，夜里空空如也，变得如同沉睡婴儿的眼睛那般深邃，能容下动物园里所有的树木，还有挂在吊环上的猩猩，它们如同被冻僵的巨型蜘蛛。那个时期，我有个荒唐的念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穿着白色短靴、粉色裤子，在黑人教练滑出的庄严双曲线旁边，再优雅地绞出螺线，在滑轮的轱辘声中滑行。我总是把它想象成乔托画笔下艰难飞行的天使，他们在《圣经》中的天际，被绳子牵引着，天真无邪地扇动着翅膀。滑冰场的树木在我身后合拢，厚重的树影交织，这就是我的离世方式。也许当我老去，在没有电梯的三楼与我的钟表和猫咪相依为命，我构想，自己并不会在药品包装盒、药膏、药茶和圣灵祷告中被淹没而死，而是会有一个孩童从我身上升起，就像《教义手册》里离开身体的灵魂，不稳地单足旋转，慢慢靠近那个黑人——他身板笔直，头发用发蜡拉直，嘴角上扬，如同一尊脚踩法轮的佛像，带着无限宽容的迷之微笑。

这位打着领带的守护天使从一开始就在我内心取代了圣西娅慈眉善目的圣像以及她那堪比圣器室的梅·韦斯特的胖脸蛋，在姨妈们祷告室的默片里，她和一位留着范朋克式小胡子的基督有着情爱纠葛。阿姨们住的大房子十分阴暗，沙发和家具就像房子里的浅浮雕，加深了半明半暗的效果，盖着锦缎琴键布的钢琴琴键上，半音符键如同黑色龋齿闪闪发亮。巴拉塔萨尔盖罗街上的楼房都悲伤得如同中学操场上的雨水，每一幢里面都住着一位年长的亲戚，在地毯的浪潮上划着拐杖。地毯上放满了中国花瓶和雕刻抽屉柜，这些都是世世代代蓄着山羊胡的生意人扔掉的东西，就像临终的海滩，有着尘封的味道，像流感，又像饼干。只有那些生锈了的金属大浴缸对我来说是鲜活的，它们的脚如同斯芬克斯的爪子；边上一条咖啡色水垢提示着已不存在的水线，就像额头上帽子的压痕；它们用贪婪的巨大喉咙寻找着水龙头的铜嘴儿，从那儿时不时地滴下罕见的泪花，如同眼药水的滴液。厨房和中学的化学实验室一模一样，墙上有一张布道日历，上面满是小黑人，女佣们分不清年纪，人人都叫“阿尔贝蒂娜”，她们煮着没加盐的鸡肉粥，把念珠的碎片都嘟囔到了锅里，这是给白粥加的调料。帕潘式压力锅时代老掉牙的热水器里，煤气的火焰形状不大稳定，就像脆弱的花瓣，即将发出灾难性的爆裂声，摇晃着最后一个塞弗尔茶杯，使之成为不可辨识的碎片。窗户和画混为一谈：在玻璃或画布上，同样的十月树木收缩了，就像游泳后湿透的阴茎，旁边还盘绕着被忘却的狂欢节的褪色彩带。阿姨们跌跌撞撞，如同八音盒上发条转到最后时的跳舞小人，她们用拐杖指着我的肋骨，带着瑟瑟缩缩的威胁，鄙视地观察着我外套里面的身体，尖酸地说道：

“你瘦了。”

好像我凸出的锁骨比衣领上的口红印子还要不光彩。

不知身在何处的钟摆隐没在橱柜的黑暗中，在远远的走廊那边慢慢地敲出沉闷的报时声，满是樟木箱的走廊通向僵硬、潮湿的房间，里面还漂浮着普鲁斯特的遗骸，稀薄的空气中弥漫着已磨旧的童年气息。阿姨们费力地在装饰有金银丝钩针线的单人沙发边上坐下来，喝着如曼努埃尔式圣体匣般精工细作的茶壶里的茶，一边还做着简短而虔诚的祷告。她们用糖匙指着愤怒的将军照片，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在如同空空的餐厅一般阴郁的军官食堂里，经历过了光荣的西洋双陆棋和台球比赛，只不过军官食堂里的《最后的晚餐》被换成了描述战役的画：

“幸亏部队会把他变成一个男人。”

一口假牙裹挟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传递着一个强有力的预言，这个预言贯穿着我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刺耳的回音还延伸到了牌桌上。家族里的女人们通过两分钱一点的方式为星期天的礼拜赋予了一种非宗教的平衡，这一点象征性的金额让她们借着一张王牌，有借口可以吐出耐心地放在一边的旧恨。家里的男人们严肃得过头，在初领圣体礼之前就令我着迷，那时我还不明白他们的秘密集会，大家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会议虽然不对外开放，却又重要得像众神大会，结果它只是用来讨论女佣屁股柔软的好处。这种会议要鼎力支持姨妈们，这样，自己在偷捏端盘子的女佣的时候，她们就不会伸手来阻止。萨拉查的幽灵盘旋在虔诚的光头上，就像社团主义圣灵现身时的火苗，将我们从可怕又有害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拯救出来。国家安全警备署勇敢地追随那无畏的圣战；反对那可怕的民主理念，这是使得昆廷餐具从报童和学徒大口袋里消失的第一步。镜框里的塞雷热拉主教在角落里保证着圣文森特修会，当然还有皈依了的穷人们的永恒。那幅被彻底丢到阁楼旧浴盆和瘸腿椅子之间的画里，民众围着象征自由的断头台，发出无神论的欢呼，而一长束阳光穿透尘埃，带着神秘的光环，让那些被丢弃的废物更加显露无遗。因此，在我登上一艘满载着部队的船，最终要把自己变成男人、启程前往安哥拉的时候，整个家族的人因为感激政府给予我这么一个免费脱胎换骨的机会，全都出现在码头上，陶醉在爱国炽热之中。即使被人群推来搡去，他们也毫不计较。这激动的、无名的人群，恰似那幅画上的人群。断头台下，人们最终前来，无力地观看自己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