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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窟旁的海岸岩岬，从贫民窟左方的红树林沼泽地开始，沿着一道长长的新月形白色浪花弧线，绕过更深的水域，延伸到纳里曼岬。这时正值雨季威力最强的时候，但眼前，灰黑色的海洋笼罩在闪电连连的天空下，却没有雨落下。水鸟疾飞而下，飞入浅水沼泽区，在迎风颤动的细长芦苇丛里筑巢；海湾里，渔夫在随波浪起伏的船上撒网；小孩在大石林立、小石散布的海岸边游泳、玩耍。在小海湾另一头的金黄色山丘上，有钱人住的公寓大厦一栋接着一栋，一直绵延到纳里曼岬的使馆区。在那些大厦的大庭院和休闲娱乐区里，有钱人在走动，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从遥远的贫民窟望去，那些男人的白衬衫和女人的彩色纱丽，好似冥想者在柏油小径构成的用黑丝线串起的无数珠子。在贫民窟边缘的这座岩岬上，空气清新而凉爽。四周寂静，静到足以吞没偶起的声响。这个地区名叫科拉巴后湾。对于一个受通缉的男子来说，这城市很少能有地方比这里更适合去打量自己的身心。
我独自一人坐在大石头上，抽了一根烟。其他的大石头，都没有我坐的那块来得大与平坦。我在那些日子里抽烟，因为我就像世上其他抽烟的人一样，想死的念头比起想活的念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阳光突然推开湿重的雨季云，让海湾对面公寓大厦的窗户不时成为一片片炫目的明镜，映照着金黄的阳光。然后雨云重新聚集，铺天盖地而来，慢慢封住光亮的天穹。雨云相互推挤着前进，最后，整片天空布满阴沉、潮湿的云海，和波涛汹涌的大海连成一片。
我用快抽完的烟点燃另一根烟，想着爱，想着性。狄迪耶允许朋友保守任何秘密，唯独在性爱方面坚持要他们据实以告。在他的追问下，我坦承来到印度后，从没跟女人上过床。他惊讶得目瞪口呆，说道：“老哥，从上次聚会到这次再聚，中间隔了好久，我建议你最好陶醉一下，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而且最好快点去。”他说的当然没错；越久没做爱，性似乎就变得越重要。我在贫民窟里，身边多的是漂亮的印度女孩和女人，勾起我小小的遐思。但我从没让自己被她们迷住，以免危及我身为贫民窟医生的形象和付出。但每隔几天，我会与前来观光的外国女孩从事其他各种交易。在那些交易里，我有的是机会。帮德国、法国、意大利女孩买到大麻胶或大麻后，她们常邀我回饭店一起抽。我知道，那邀请通常不只是为了一起抽大麻。我有时怦然心动，然后为此而觉得痛苦。我对卡拉难以忘怀。在我内心深处，我仍然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来自爱意、恐惧还是明智的判断。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如果不等她，就永远得不到她的爱。
我无法向卡拉，或我之外的其他任何人解释那份爱。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一见钟情，直到真的碰上。而这种事真的发生时，整个人就像是脱胎换骨；我好像被注入了光和热。只因为见到她，我就从此换了一个人。在我心中绽放的那份爱，似乎从那时起成为我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在环绕我的每一阵美妙的风声中，我听到她的话语。每天，在闪现的记忆亮光中，我看见她的脸。有时，想起她时，那种想触摸她、吻她、闻她黑发中肉桂香的渴望，在我胸口抓挠，叫我喘不过气来。饱含季风雨水的乌云，积聚于城市上空，积聚于我头顶上方，在那几个星期中，那阴沉的天空仿若我郁积不得纾解的爱意，那红树林随着我的欲念而颤动。无数个深夜，我在欲念焚身的梦海里辗转反侧，直到太阳带着我对卡拉的爱升起。
但她说过她不爱我，也不希望我爱她。狄迪耶说过，世间最叫人心痛的事，莫过于一厢情愿而没有结果的爱。他或许想警告我，或许想帮我或救我。到目前为止，他说的当然没错。但我不能放弃，不能断了爱她的希望，不能把叫我继续等下去的直觉置之不理。
然后，还有别种爱，儿子对父亲的爱，我对哈德拜，阿布德尔·哈德汗大人，所感觉到的爱。他的朋友埃杜尔·迦尼曾称他是系泊柱，数千人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拴在一起，以求安全，我似乎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拴在一块的人。但我看不清命运用什么方式把我跟他绑在一块，我也没有自行离去的自由。埃杜尔说到他追求智慧的过程和他对那三大问题的解答时，已在无意中说到我个人的追求。我在追求值得我相信的事物或人物。我虽已走过尘灰漫天、崎岖不平的信仰之路，但每次听到某个宗教故事，每次见到新的大师，结果都一样：故事都在某方面叫人无法信服，大师也不够完美。每个宗教都要求我接受某种妥协，每个导师都要求我对某个缺陷视而不见。然后，阿布德尔·哈德汗出现了，睁着他蜂蜜色的眼睛，微笑地面对我的怀疑。我开始扪心自问，他是真实的吗？他就是我所追求的那个人吗？
“很美，对不对？”强尼·雪茄问。他坐在我旁边，凝望着漆黑、无一刻安静的海面。
“对。”我答，递给他一根烟。
“我们的生命，很可能源自大海，”强尼轻声说，“距今约四十亿年前。也很可能源自高热地带，如海底火山附近。”
我转头看他。
“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几乎整段时间，所有生命都是水中之物，都生活在海里。然后，几亿年前，或许更久之前——其实在地球的大历史里，那只是片刻——生命也开始在陆地生活。”
我同时皱眉和微笑，既吃惊又困惑。我憋住气，担心任何声响会打断他的沉思。
“但在某方面，也可以说我们离开海之后，我们住在海里数十亿年之后，我们把海带上了岸。女人怀孕时，把羊水给了在她体内的胎儿，让胎儿在羊水中成长。她体内的羊水，几乎和海水一模一样，那是咸的，和海水的咸度一样。她在自己体内创造了一个小海洋。而且不只是羊水，连我们的血和汗都是咸的，几乎和海水一样咸。我们把海洋带进身体，带进我们的血和汗里。我们哭的时候，流出的都是海水。”
他陷入沉默，最后我说出我的惊讶。
“你到底去哪里学到这些的？”我厉声说，口气或许有点不客气。
“我从书上看来的。”他答，转头看我，勇敢的褐色眼睛里带着怯生生的忧心。“为什么这么问？有错吗？我说错了吗？书在我屋里，要不要我去拿来？”
“不，不用，说得没错，说得……完全没错。”
换我陷入沉默。我很生自己的气。我虽然跟贫民窟居民很熟，却深觉亏欠他们。他们收容我，掏心掏肺地支持我、关爱我，我却摆脱不了强烈的偏见。强尼的渊博知识震惊了我，因为在我内心深处，认为他们没有权利拥有这样的知识。尽管我够明理，但在我不为人知的心里，我认定他们是无知的，只因为他们贫穷。
“林！林！”我的邻居吉滕德拉尖叫着。我们转身，看到他正爬过一块块石头，朝我们过来。
“林！我太太！我的拉德哈！她病得很重！”
“怎么了？怎么回事？”
“她猛拉肚子，发高烧，而且在呕吐，”吉滕德拉喘着气说，“她看起来气色很差，非常差。”
“我们走。”我低声说，猛然起身，跳着踩过一块块石头，最后走上贫民窟崎岖不平的小路。
我们见到拉德哈躺在她小屋里的薄毯上，身体因疼痛而扭成一团，头发被汗水浸透，身上的粉红色纱丽也脏了，屋里很臭。吉滕德拉的母亲昌德莉卡正努力把她的身子弄干净，但高烧使拉德哈语无伦次，大小便失禁。我们看到她时，她再度剧烈呕吐，随之又引发一阵腹泻。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两天前。”吉滕德拉答，脸部痛苦扭曲，嘴角绝望地往下拉。
“两天前？”
“你跟游客出去到很晚。然后你去卡西姆家，直到昨天深夜才回来。接着你今天又出去，一大早就出去。你不在家。我本来以为她只是拉肚子，但她现在病得很重，林巴巴。我试过三次送她去医院，但他们不收。”
“她得回医院，”我语调平缓地说，“她有病，吉滕德拉。”
“怎么办？怎么办！林巴巴？”他呜咽地说，泪水溢出眼眶，流下脸颊。“他们不会收。医院有太多人，太多人了。我今天等了整整六小时，六小时呢！在外面，跟所有病人一起。最后，她求我带她回家，她觉得很丢脸。所以我刚回来。我到处找你，只能找你帮忙。我很担心，林巴巴。”
我嘱咐他倒掉陶罐里的水后，把罐子彻底清洗过，装进干净的水。接着，我要昌德莉卡把水煮沸，沸腾十分钟后，放凉，将它当作拉德哈的饮用水。吉滕德拉和强尼跟我回到我的小屋，那里有葡萄糖锭和氨酚待因合剂，我希望这两种药能止痛退烧。吉滕德拉拿了药刚要走，普拉巴克就冲了进来。他眼里满是惊惧，抓着我的双手也颤抖着。
“林，林！帕瓦蒂病了！病得很重！请快点来！”
那女孩痛得扭动身体，阵阵痛楚集中在她胃部。她紧抓着自己的肚子，缩成一团；当背部弓起抽搐时，双手、双脚会猛往外挥。她发烧，烧得很热，因为大量流汗，身子滑得抓不住。没有客人的茶铺里，弥漫着排泄物和呕吐物的恶臭，女孩的母亲和妹妹不得不拿布捂住口鼻。帕瓦蒂的父母，库马尔和南蒂塔，正努力和这病症对抗，但他们的表情同样无助，充满挫败感。他们非常沮丧而恐惧，才会顾不得男女之别，让那女孩只穿着轻薄衬衣接受检查，露出两边的肩膀和一边大半个乳房。
帕瓦蒂的妹妹席塔眼里满是恐惧。她在屋内一角缩着身子，漂亮的脸蛋因恐惧而苍白、痉挛。她知道，那不是普通的病。
强尼·雪茄用印地语跟那女孩讲话，口气粗暴，几近严酷。他警告那女孩，她姐姐的性命就操在她手上，告诫她要坚强点。在他的话语引导下，她渐渐走出了恐惧的黑森林。最后她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犹如第一次见到他似的。她定了定神，然后爬过地板，用湿毛巾擦拭姐姐的嘴。在强尼·雪茄要她坚强起来的召唤下，在席塔带着忧心的简单手势下，战斗开始。
是霍乱。天黑时已出现十个严重病例，还有十二个疑似病例。到了隔天天亮时，已出现六十个晚期病例，还有一百多人出现类似的症状。那天中午，出现第一个死亡病例，就是拉德哈，我的隔壁邻居。
孟买市政府卫生部门派来一位官员前来慰问，是个一脸倦容的精明男子，他四十出头，名叫桑迪普·乔提。他满怀同情的眼睛是深黄褐色的，颜色几乎和他流汗后油亮的皮肤一样深。他头发凌乱，不时用他右手的长手指把头发往后拨。他脖子上挂着口罩，每当进入小屋或碰到病人，他就戴上口罩。在贫民窟里巡行一趟后，他与哈米德医生、卡西姆、普拉巴克与我，一起站在我小屋附近。
“我们会取样，带回去分析。”他说，有名助理正将血液、唾液、粪便样本放进金属携带盒，并对他点头。“但我确信你说得没错，哈米德。在这里和坎迪夫利之间，还出现了十二个霍乱疫情区域，大部分疫区病例都不多。但在塔纳，疫情严重，每天出现一百多个新病例。所有医院都人满为患。但因为是雨季，老实说，这还不算严重。我们希望把疫情控制在十五个或二十个疫区内。”
我等其他人开口，但他们只是一脸严肃地点头。
“得把这些人送到医院。”最后我说。
“哎！”他答，上下打量着我，深吸一口气，“我们可以收容部分严重病人，我会安排，但不可能每个人都收。我不想骗你，其他十个贫民窟也一样。那些贫民窟我都去过，我对他们说的都一样。你们得自己解决，得撑过去。”
“你脑筋有问题吗？”我向他咆哮，暗暗感到害怕，“今天早上我们已经失去我的邻居拉德哈，这里有近三万人，你说我们得自己解决，不是很可笑吗？帮帮忙，你们是卫生部门！”
桑迪普·乔提看着他的助理，盖上取样箱，锁紧。他转头来看我时，我看到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愤怒。他痛恨这种义愤填膺的语气，特别是出自外国人之口，他的部门无法替贫民窟居民多尽点心力，这叫他难为情。要不是他清楚地知道我住在贫民窟，在贫民窟工作，这里的人仰赖我也喜欢我，他大概会叫我滚到一边去。我看着这些思绪飘过他疲倦、英俊的脸庞，当他伸手梳理杂乱的头发时，我看到他脸上换了表情，变成耐心、无奈、近乎亲昵的笑容。
“哎，我不需要来自富有国度的外国人教训我们对人民的照顾有多糟糕，或人命为何宝贵。我知道你很气愤，哈米德跟我说你在这里做好事，但我每天处理这种情况，包括整个邦省。马哈拉施特拉有一亿人，我们全都很看重，我们竭尽所能。”
“没错，你们是，”我叹口气，伸手碰他手臂，“很抱歉，我无意把怒气发在你身上。我只是……我现在有些茫然……我想我被吓到了。”
“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什么时候会离开？”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问实在突兀，几乎是失礼。我无法回答。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爱……我爱这个城市。你呢，为什么留下来？”
他又打量我片刻，皱眉再度软化为亲切的微笑。
“你这边能给我们什么帮助？”哈米德医生问。
“不多，我很抱歉。”他望着我眼中的恐惧，从疲累至极的胸中叹了一口气。“我会安排一些受过训练的义工来帮你们，我很希望能多尽点力，但你知道吗？我确定你们可以搞定，可能目前的情形就处理得比你们认为的要好很多，你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盐？”
“我带来的。”哈米德立刻回答，因为这些口服补液疗法的盐水是哈德拜的麻风病人非法供应的。“我告诉他，我想这里有霍乱，他就带来口服补液疗盐，教我怎么用。”我补充说，“但不容易，有些人病得很严重，喝了就吐出来。”
口服补液疗法是科学家琼·罗德发明的，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和孟加拉国本地医生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医生一起在孟加拉国行医。他发明了口服补液，将蒸馏水、糖、食盐和几种矿物质以严谨的比例混合、调制而成。罗德知道，染上霍乱而死的人，死因是脱水，上吐下泻至死，惨不忍睹。他发现用水、盐、糖调成的溶液，可以让患者不致迅速死去，并让他们有足够时间排出霍乱弧菌。先前，兰吉特的麻风病人应哈米德医生的要求，送来几箱这种溶液。我不知道还能收到多少这种东西，或者说不知道还需要多少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送来补液盐，”桑迪普·乔提说，“会尽快送来给你们。这城市捉襟见肘，但我保证，一旦能派出义工，我会立刻派一组过来。我会优先处理这里，祝好运！”
我们愁苦无言，看着他跟着助理走出贫民窟时，我们个个感到害怕。
卡西姆·阿里·胡赛因主持大局，他宣布将他家辟为指挥中心。我们在那里开会，约二十名男女参会，拟订计划。霍乱是饮水引起的疾病，霍乱弧菌通过受污染的水传播，寄宿在小肠内，引起发烧、腹泻、呕吐，进而导致脱水、死亡。我们决定净化贫民窟用水，首先锁定储水槽，然后是七千间小屋里的水罐和水桶。卡西姆拿出一捆和男人膝盖一样粗的卢比纸钞给强尼·雪茄，要他去买净水锭和我们需要的其他药物。
贫民窟各地的水坑、小洼原已积了许多雨水，进而为霍乱弧菌提供了滋生的温床。会议中决定在贫民窟小巷的关键地点开凿一连串浅沟，倒入消毒剂。凡是在小巷走动的人，都得踩过及踝深的消毒液。在指定地点设置塑料容器，用以安全处理废弃物，并发给家家户户杀菌肥皂。茶铺和餐厅里设置食物救济所，提供煮过的安全食物和消毒过的杯碗。会议还决定特别指派一组人专门清理尸体，用手推车将尸体运到医院。我的任务则是督导口服补液的使用，在需要时自行调配补液。
全是繁重的工作和责任，但与会男女全都毫不犹豫，立即接下。人性的一大特色，就是人最善良的一面在危机时会被立刻唤起，但在顺境时，往往最难寻觅。我们所有的美德，都是靠逆境激发而外显的。但我急切接下任务，远非只是因为道德，还有别的理由，是羞愧。我邻居拉德哈死前被病魔折磨了两天，而我当时浑然不知。我深深觉得，从某方面来说，这病的发生要归咎于我的骄傲、自大：我的诊所是在我的傲慢心态下建立的，才会让这病在自大心态的掩护下滋长。我知道霍乱的发生，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或我疏漏了什么。我知道，不管有没有我在，这病迟早会在贫民窟暴发。但我甩脱不掉那种感觉，自满使我成为这场灾难的共犯。
就在一星期前，我的小诊所开门后不见病人前来求诊，我还为此喝酒、跳舞，大肆庆祝。整个贫民窟三万多人，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小孩上门求助。九个月前刚开张时，排队等着治病的人多达数百个，如今终于不见一人。那一天，我和普拉巴克跳舞、喝酒，仿佛我已让整个贫民窟居民病痛全除。当我在湿漉漉的小巷里奔跑，查看数十个霍乱患者时，意识到那场庆祝是场空欢喜，真是愚蠢。我感到羞愧、内疚，还有别的原因。当我的邻居拉德哈奄奄一息躺着的那两天，我一直忙着在五星级饭店讨游客欢心。她在潮湿的泥土地板上痛得扭动身体、挥舞手脚时，我正在打电话给饭店柜台，要他们再送冰激凌和薄烤饼到房间。
我冲回诊所时，里面空无一人。普拉巴克在照顾帕瓦蒂。强尼·雪茄要负责去找出死者，搬走尸体。吉滕德拉双手掩面，坐在我们小屋外的地上，悲伤难抑。我要他去替我买几样东西，查看这地区所有药房口服补液的存量。我看他拖着脚，朝小巷另一头的街道走去，心里很担心他，担心他也患了病的小儿子萨提什。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个女人远远朝我走来。还没看清楚那是谁，我心里就知道那是卡拉。
她穿着纱尔瓦卡米兹
，深浅两种层次的海绿色。那是仅次于纱丽，最能增添女人妩媚的服装。长束腰外衣是深绿色，下面的长裤是较淡的绿色，脚踝处束拢。她还披了一条黄色长围巾，像印度人那样往后披，彩色羽饰垂在她身后。黑发紧紧往后拉，紧束在颈背。那发型使她那双绿色大眼睛仿若浅水拍打金色沙岸的绿色潟湖，而那黑眉毛与完美的嘴，更惹人注目。嘴唇像是落日沙漠里柔和的沙丘棱线，像是冲到岸边的滚滚波峰，像是求偶鸟收拢的双翅。当她从崎岖不平的小巷走向我，婀娜款款的身躯仿若柳树林里搅动的暴风。
“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些美姿美仪课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她拉长声调说，听来很有美国腔。她挑起一边眉毛，噘着嘴，露出挖苦的微笑。
“这里不安全。”我绷起脸。
“我知道。狄迪耶遇见你这里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这里的事。”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来帮你。”
“帮我什么？”我质问道，因为担心她的安危而恼火。
“帮你……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就帮你做什么。帮助别人，你不就是在做这样的事？”
“你得离开，不能待在这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有人死去，我不知道情况会变得多糟。”
“我不走。”她平静地说，一脸坚决地盯着我。那双绿色大眼睛在发火，不肯让步的她展露出前所未有的美。
“我担心你，我要待在你旁边。你要我做什么？”
“愚蠢！”我叹口气，抚弄着头发，很泄气，“太荒唐了。”
“听好，”她说，开心的笑容叫我一惊，“你以为这场大拯救就只需要你一个人？现在，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
我的确需要帮手，不只需要人帮我照顾病人，还需要人抚平我喉咙和胸腔里涌现的疑惑、恐惧和羞愧。我们推崇勇气，原因在于我们发觉为别人勇敢地接受挑战，比光为自己勇敢地接受挑战容易些，而这也是勇气叫人啼笑皆非的地方。而我爱她。事实上，我口头上要她离开以策安全时，狂热的心却和眼睛暗地联手，要她留下。
“好，有很多事要做，但一定要小心。一有迹象……显示你情况不妙，立刻拦出租车去我朋友哈米德那里，他是医生，就这么说定了？”
她伸出修长的手握住我的手，那一握，有力而自信。
“就这么说定了。”她说，“我们从哪里开始？”
我们先巡视了贫民窟一圈，探望病患，发送补液。这时已有一百多人出现霍乱症状，其中一半病情严重。每个病人我只看几分钟，但全部看完仍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我们马不停蹄，用消过毒的杯子喝汤或甜茶，没吃其他东西。隔天傍晚，我们才坐下来好好吃了一餐，虽然累瘫了，但为了填饱肚子，我们吃了煎饼和蔬菜。精神恢复了一些后，我们出发，再次巡视最严重的病患。
那是一件很脏臭的工作。Cholera（霍乱）一词来自希腊语的kholera，意为腹泻。霍乱导致的腹泻带有独特的恶臭，那是让人永远无法习惯的臭味。每次走进小屋探视病人，我们都猛压下呕意，但有时还是禁不住会吐出来。一旦吐过一次，呕意会更加强烈。
卡拉亲切和善，特别是对待小孩子。她带给病患家人信心，始终保持幽默感，尽管有那恶臭，还得在阴暗潮湿的陋屋里弯下身子提取东西、清洗东西、安慰病患；尽管得面对疾病和垂死病患；尽管疫情似乎越来越严重，我们也可能染病、死亡。在不眠不休忙了四十小时后，每次我把饥渴的眼神转向她，她仍是面带微笑。我爱她，即使她懒惰、懦弱、处境悲惨或脾气不好，我仍会爱她，但是她却勇敢、慈悲而宽厚。她工作卖力，人缘好。不知为什么，经过这面对恐惧、苦难、死亡的几十个小时，我找到新方式和新理由，更深爱这个我已全心爱着的女人。
第二天晚上凌晨三点，我坚持要她睡一下，我们两个都睡，以免累垮。我们开始走回家，走过一条条漆黑冷清的小巷。不见月亮，黑色天幕上繁星点点，星光耀眼。到了一处异常宽阔的地方，三条小巷交会处，我停下来，举起手示意卡拉别出声。某处传来微微刮擦声，像是塔夫绸的窸窣作响声，或玻璃纸捏成一团的沙沙作响声。一片漆黑，我辨不出声响来自何处，但我知道很近，且越来越近。
我伸手到身后抓住卡拉，将她拉紧贴住我背后，左瞧右瞧，想抢在发声物到前先行动。然后，它们来了，是老鼠。
“别动！”我以粗哑的嗓音低声说，拉着她尽可能紧贴我的背部。“完全不要动！只要不动，它们会以为你是家具的一部分。你一动，它们就会咬你！”
老鼠跑过来，数百只，然后数千只，嘎吱乱叫的黑色浪潮，从巷子里滚滚流出，扫过我们的腿，像河里涡旋的潮水。它们身形硕大，比猫更大、更胖，黏糊糊的，排成两三列，成群奔过小巷。它们扫过我们的腿部，先是到我们脚踝高，然后到小腿高，最后到膝盖高。它们踩在别的老鼠背上往前跑，猛力拍打、撞击我们的腿。经过我们之后，它们蹿入夜色，朝有钱人家大厦的污水管奔去。它们每晚如此迁徙，从附近的市集，穿过贫民窟，前往有钱人的大厦。会咬人的老鼠达数千只。一波波黑潮似乎流了有十分钟之久，虽然事实上不可能这么久。最后，老鼠不见踪影了，小巷里的垃圾、碎屑给清得一干二净，四周一片死寂。
“那……是什么……鬼东西？”她问，嘴巴张得大大的。
“那些鬼东西，每天晚上大概这时候会经过这里。没有人在意，因为它们让这地方常保干净，而且它们不怕人，只要你待在小屋里或睡在屋外地上就没事。但你如果挡到它们，又惊慌，它们就会爬满你全身，把你啃得跟小巷一样干净。”
“我真该称赞你，林，”她说，口气平稳，但睁得大大的眼睛仍满是恐惧，“你很懂得把握机会扮演英雄救美。”
我们带着疲惫、逃过一劫的宽慰心情，无精打采，彼此紧贴着，摇摇晃晃地走回诊所小屋。我在泥地上铺上一张毯子，两人躺下，枕着用其他毯子叠起的临时枕头。我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一阵细微的雨水落在上方的帆布遮棚上。某处有人在睡梦中凄厉喊叫，那紧张、毫无意义的声音，从连番睡梦中一再袭来，最后惊动了贫民窟边缘游荡的一群野狗，引得它们嗥叫回应。我们累过了头，一时睡不着，疲倦的肉体紧贴在一块，阵阵欲念被激发。于是，我们反而清醒地躺着，卡拉跟我讲起她的故事，件件叫人心痛。
她生于瑞士的巴塞尔，没有兄弟姐妹。她妈妈是瑞士裔意大利人，爸爸是瑞典人。爸妈两人都是艺术家，爸爸是画家，妈妈是花腔女高音。在卡拉·萨兰恩的记忆中，童年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富于创造力的爸妈年轻时人缘很好，在那个多民族城市里，诗人、音乐家、演员、艺术家，都喜欢到他们家聚会。卡拉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学会四种语言，每种都说得很流利，她还花了许多时间跟妈妈学她最喜爱的咏叹调。在爸爸的画室里，她看爸爸用他钟爱的各种色彩和形状在空白画布上幻化出不可思议的画面。
有一天，伊夏·萨兰恩在德国办完个人画展后，未如期回来。快到午夜时，当地警方告诉安娜和卡拉，他碰上暴风雪，车子冲出马路，不幸身亡。这桩不幸的事件，毁掉了安娜的美丽容颜和美妙嗓音，不到一年，也夺走了她的生命。她因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而亡，卡拉从此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
卡拉的舅舅住在美国旧金山，已有家庭，但她从没见过他。后来，这个孤苦无依的女孩和陌生的舅舅一起站在母亲墓前，然后跟着他到美国生活，当时她只有十岁。马里欧·帕切利身材壮硕，性格宽厚，待卡拉亲切和善且由衷地尊敬她。他欢迎她加入他的家庭，对她和自己的小孩一视同仁。他常告诉她，他爱她，希望她会慢慢爱他，把她深藏在心底对死去双亲的爱，拨出一部分给他。
但上天不给那份爱滋长的时间。她来到美国三年后，卡拉舅舅马里欧又死于登山意外。卡拉的生活落入马里欧的遗孀潘妮洛普的掌控中。潘妮洛普眼红卡拉的美貌和她咄咄逼人、叫人害怕的聪明，她自己的三个小孩都没有这两样特质。卡拉越是表现得比她的小孩出色，她就越是恨卡拉。狄迪耶跟我说过，人们出于错误的理由而恨别人时，那种卑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或残忍。潘妮洛普不给卡拉生活所需，恣意处罚她，不断骂她、贬低她，除了没有把卡拉丢到街头，什么虐待的事都做过。
卡拉不得不每晚放学后到当地餐厅打工，周末当保姆赚钱以满足生活需求。某个炎热的夏日夜晚，她在某户人家家里看顾婴儿时，男主人独自一人先回来，比预定时间早很多。他去参加宴会，喝了酒，回来时还在喝。那是她喜欢的男人，她曾偶尔不知不觉幻想的英俊男人。在那个闷热的夏夜，他走进房间，站在她附近。尽管他一嘴酒臭，双眼呆滞，但他的注意让她受宠若惊。他碰了她的肩膀，她微笑。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脸上的微笑消失了。
只有卡拉说那是强暴。那男人说是卡拉引诱他，而卡拉的舅妈站在他那边。这个来自瑞士的十五岁孤女离开舅妈家，从此和她再没联络。她搬到洛杉矶，在那里找到工作，与另一名女孩合租一间公寓，开始自力更生。但被强暴之后，卡拉丧失了对爱的信赖感。她仍保有其他种类的爱：友爱、怜悯、性爱，但相信或信赖另一人永不变心的那种爱，浪漫的男女之爱，已不复见。
她拼命工作，存钱，上夜校。她憧憬上大学，哪所大学都可以，并研读英国、德国文学。但她年轻的生命有太多的破碎，有太多她挚爱的人死去。她无法学完任何课程，无法在任何工作中久待。她漂泊，开始阅读带给她希望或力量的任何东西，自我学习。
“然后呢？”
“然后，”她缓缓地说，“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坐在飞机上，飞往新加坡。我遇见一个印度商人，我的生命……就此……永远改观。”
她叹了口气。我不知道那是表示绝望，还是纯粹因为疲惫。
“很高兴你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她皱起眉头，口气尖锐。
“关于……你的过往。”我答。
她放松下来。
“别提了。”她说，允许自己浅浅微笑。
“不，我是说真的。我很高兴、很感激，你这么信赖我……谈起你自己。”
“我也是说真的，”她坚持，仍带微笑，“别再提起，一句话都不准跟任何人提。行吗？”
“行。”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附近传来婴儿哭声，我能听到母亲在哄小孩，哄他的话语既温柔又带点恼火。
“你为什么泡在利奥波德酒吧？”
“什么意思？”她问，一脸困意。
“不知道，只是好奇。”
她闭着嘴大笑，用鼻子吸气。头枕在我手臂上。漆黑中，她的脸曲线柔美，她的眼闪亮如黑珍珠。
“我是说狄迪耶、莫德纳和乌拉，甚至莉蒂和维克兰，我觉得，他们好像属于那地方，但你不是。你在那里格格不入。”
“我想……他们跟我合得来，尽管我跟他们合不来。”她叹口气。
“说说阿曼，”我问，“阿曼和克莉丝汀。”
她以良久的沉默回应这问题，让我以为她已睡着。然后她开口，声音轻而平稳，犹如在法庭上作证一般。
“阿曼是朋友。有段时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可以说，他就像是我无缘拥有的哥哥。他来自阿富汗，在那里作战受伤，来孟买疗养。从某方面来说，我和他都是如此。他伤得太重，未能完全复原。总而言之，我们相互照顾，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是喀布尔大学理工科毕业，英语讲得很好。我们常讨论书本、哲学、音乐、艺术和食物。他是个很不简单、性情温和的人。”
“然后他出了事。”我鼓励她说下去。
“对！”她答，低声笑，“他遇见了克莉丝汀，那就是他出事的原因。她在周夫人手底下工作，一个意大利女孩，很黑、很漂亮。有天晚上，她和乌拉一起来利奥波德，我甚至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两个女孩都在‘皇宫’工作。”
“乌拉在‘皇宫’工作？”
“乌拉曾是周夫人旗下最受欢迎的红牌女郎之一，后来她离开‘皇宫’。毛里齐欧在德国领事馆里有个熟人，那时他正在搞一笔买卖，需要那个德国人配合，他想贿赂那个德国人，打通关节，正巧发现那个德国人迷恋乌拉。靠着那位领事馆官员的强力游说，还有毛里齐欧所有的存款，毛里齐欧赎出乌拉，让她脱离‘皇宫’。毛里齐欧要乌拉对那个领事馆官员大施媚功，直到他完成了……毛里齐欧希望那官员做的事，然后毛里齐欧就把那人甩了。我听说那个家伙后来失魂落魄，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那时候，毛里齐欧还要求乌拉卖淫还债。”
“你知道吗？我一直对毛里齐欧很没有好感。”
“那的确是够卑鄙的，但至少她摆脱了周夫人和‘皇宫’。在这方面，我不得不给毛里齐欧应有的赞许，他证明这是办得到的事。在那之前，没有人能从‘皇宫’安然脱身，想逃出来的人，脸都被泼了硫酸。乌拉脱离周夫人掌控时，克莉丝汀也想跟着离开。放乌拉走，周夫人是迫不得已，但让克莉丝汀也走，她是绝对不肯的。阿曼疯狂地爱上克莉丝汀，有天深夜，他前往‘皇宫’，跟周夫人谈这事。本来说好我要跟他一起去。我跟周夫人平常就有生意往来，我带生意人去那里，花不少钱，这事你是知道的，我想她会听得进我的话。但后来我接到电话，没办法去。我有工作……那是，很重要的会面，我无法拒绝。阿曼单枪匹马去‘皇宫’。隔天，他和克莉丝汀两人被人发现，陈尸在距‘皇宫’几个街区外的一辆车子里。警方说……他们两人服毒，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那样。”
“你认为那是周夫人干的，你很自责，是不是？”
“差不多是。”
“那一天，我们把莉萨带离那里时，周夫人隔着金属栅栏讲话，就是在讲这件事？那就是你当时哭得那么伤心的原因？”
“你非得知道的话，”她轻柔地娓娓道来，但声音完全没有惯有的悦耳和感情，“她告诉我，杀了他们之前，她对他们做了什么。她告诉我，她如何玩弄他们之后，才让他们死。”
我紧咬牙关，聆听气息在鼻子里呼吸的声音，最后，我们两人呼吸的节奏完全一致。
“那你呢？”她终于问起，眼睛闭得很慢，张开次数更不频繁了。“我的故事说完了，你什么时候跟我谈谈你的故事？”
我让轻柔的雨声哄她闭上眼睛，最后一次闭上眼睛时，她睡着了。我知道，她的故事，我们还没谈完，只谈了一部分。我知道，她在概述自己一生时所省略的精彩细节，至少和她提及的大事件一样重要。有人说恶魔存在于细节里，而我清楚地知道，有哪些恶魔躲藏、隐伏在我人生故事的细节里。她已给了我一大批全新的宝藏，在那疲惫至极、喃喃低语的一小时里，我更了解她，比过去几个月加起来全部的了解还多。恋人得靠这类洞见和信心找到方向，那是指引我们航渡欲海的光亮星星。在那些星星当中，最明亮的是心碎与忧愁。你所能带给爱人的最珍贵礼物，就是你的愁苦。因此，我将她向我告白的每件伤心事，一一钉在天空中。
夜里，吉滕德拉正为死去的妻子哭泣。普拉巴克用自己的红围巾，擦掉帕瓦蒂脸上不断冒出的冷汗。我跟卡拉躺在毯子上，身体被倦意和沉睡绑在一块，四周环绕着疾病与希望、死亡与反抗。我轻轻吻了卡拉沉睡中弯曲的手指，那么柔软、温顺，我发誓会永远爱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