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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由一百万个坏人，一千万个蠢人，一亿个孬种在治理。”埃杜尔·迦尼以他最地道的牛津腔英语宣告着，舔着他短粗手指上的蜂蜜蛋糕。“坏人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钱人、政治人物、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的决定主宰了世界，让世界走上贪婪、毁灭之路。”
他停下来，望向大雨哗哗直下的阿布德尔·哈德汗庭院里潺潺的喷泉，仿佛正从那块湿漉漉泛光的巨石上汲取灵感。他伸出右手，再拿起一块蜂蜜蛋糕，一口塞进嘴里。他咀嚼、吞下时，对我投来有恳求意味的淡淡的微笑，似乎在说，我知道不该这样，但我实在忍不住。
“全世界，真正的坏人只有一百万。非常有钱和非常有权的人，也就是做出举足轻重决定的人，只有区区一百万。为数千万的蠢人，则是替坏人治理世界的军人和警察。他们由十二个主要国家的常备军队，还有那些国家和另外二十个国家的警察组成。真有实权或真正——重要的蠢人总共只有一千万。我相信他们往往勇敢，但也愚蠢，因为他们为政府卖命，为将他们的血肉当成棋子的人卖命。最终，那些政府总是出卖、辜负或抛弃他们。国家对子民最可耻的冷落，就是对战争英雄的冷落。”
哈德拜的圆形露天庭院位于房子正中央。季风雨打在喷水池里和周边的瓷砖上，密而不断，天空犹如一条河流，而我们这部分的世界是那河流的瀑布。虽然下着雨，喷水池仍然尽忠职守，冒着从天而下的大水，往上喷出细瘦的水柱。我们坐在环廊的屋檐下，看着这一场滂沱大雨，啜饮甜茶。空气潮湿，但环廊底下干燥而温暖。
“而那一亿个孬种，”埃杜尔·迦尼继续说，粗胖的手指捏着茶杯柄，“他们是官员、基层公务员、机关办事员，他们容许坏人统治，佯装不知。他们往往是这个部门的首长，那个委员会的秘书长，什么协会的会长。他们是经理人、官员、市长、法庭官员。他们总是说自己只是奉命行事，或只是忠于职守，这是公事公办；还说如果他们不做，也会有别人做，借此狡辩。他们就是那一亿个孬种，在处死某人的公文上签名，或让一百万人在饥荒中慢慢死去时，明知事情真相，却不吭一声。”
他慢慢变得沉默，盯着自己手背上曼陀罗似的血管。过了一段时间，他把自己从幻想中摇醒，看着我，眼神里泛着温和、亲切的笑意。
“你看，就是这样，”他下了结论，“这世界由一百万个坏人、一千万个蠢人、一亿个孬种在治理。地球上我们其他六十亿人所做的事，几乎都是别人吩咐我们做的！”
他大笑，拍打大腿。那是很开怀的大笑，是那种直到有人跟着大笑才会停的大笑。我不由得跟着大笑起来。
“你懂这意思吗，老弟？”他问，表情变得严肃到足以提出这个问题。
“说来听听。”
“这个公式——一百万、一千万、一亿——是所有政治的真相。马克思错了！你知道吗？问题不在于阶级，因为所有阶级都在这一小撮人的掌控中。这组数字是帝国叛乱的成因，这是过去一万年间孕育出人类诸多文明的公式。这公式建造了金字塔，发动了你们的十字军。它能使世界陷入战争，也有让天下太平的力量。”
“他们不是我们的十字军，”我纠正道，“但我懂你的意思。”
“你爱他吗？”他问，突然改变话题，吓了我一跳。他常常这样，想到什么就换话题，是他谈话的特色之一。他这方面的本事实在高，即使我终于了解他，即使我料到他会突如其来岔开话题，他还是让我猝不及防。“你爱哈德拜吗？”
“我……这是什么问题？”我质问，仍在大笑。
“他很喜欢你，林，他常提起你。”
我皱着眉，望向别处，避开他锐利的目光。得知哈德拜喜欢我，常提起我，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欢喜。但我不愿承认我多么看重他的肯定，甚至连在自己心里暗自承认都不愿意。喜爱与怀疑、欣赏与痛恨——矛盾的心情交织，令我困惑，就像我想起哈德拜或与他在一起时一样。困惑化为恼怒，出现在我的眼神和声音里。
“你想我们要等多久？”我问，望了望通往哈德拜私人房间的紧闭门户。“我今天下午和一些德国游客有约。”
埃杜尔听而不闻，隔着我们之间的小桌子，俯身凑过来。
“你得爱他！”他说，用近乎挑逗的轻声细语，“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用一生爱阿布德尔·哈德汗？”
我们坐着，脸靠得很近，近到我可以看到他眼白里的红色细血管。纵横交错的红色血管在他眼睛的赭色虹膜处会合为一，像是许多根手指撑着金黄、红褐色的圆盘。眼睛下方是粗厚的眼袋，让他脸上永远是一副悲痛、忧伤、心事重重的表情。他虽然说了许多笑话，动不动就大笑，但眼皮底下的眼袋总是藏着满满未流出的泪水。
我们等哈德拜回来，已经等了半小时。我带塔里克来时，哈德拜亲切地招呼我，然后带塔里克去做礼拜，留下埃杜尔·迦尼陪我。屋里十分安静，只有庭院里的雨水声和不胜负荷的喷水池边沿所发出的噗噗起泡声。一对鸽子依偎在庭院另一头。
埃杜尔和我相顾无言，我没回答他的问题：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爱这个人？我当然想知道，我是作家，我什么都想知道。但我不是很乐于玩迦尼的问答游戏，我不懂他的用意，猜不出他到底要做什么。
“老弟，我爱他，因为他是这城市的系泊柱。数千人把自己的生命拴在他身上，借此保住性命。我爱他，因为他有这份使命，要改变整个世界，而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没想过。我担心他花太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在这使命上，为此反对过他许多次，但因为他献身于此，我爱他。更重要的是，我爱他是因为他是我遇过唯一能回答三大问题的人，也是你将来唯一会遇见可以回答的人。”
“只有三大问题？”我问，掩不住口气里的讥讽之意。
“对，”他答得很平和，“我们来自何方？为何在这里？去向何处？就这三大问题。你如果爱他，林，我的年轻朋友，你如果爱他，他也会告诉你这些秘密。他会告诉你生命的意义。当你仔细听他讲话，你会知道他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你日后所碰到的人，没有一个能为你回答这三个问题，我很肯定。我游历‘世界’许多次，请教过所有大师。遇见阿布德尔·哈德汗之后，我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连在一起，成了他的兄弟；在那之前，我花了一大堆钱，好几笔大钱，寻访著名的预言家、神秘主义者和科学家，没一个能回答这三大问题。然后，我遇见哈德拜，他为我解答了这些问题。从那天起，我爱上他，把他当我的兄弟，我灵魂的兄弟。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们共处的短暂时刻，我一直效命于他。他会告诉你生命的意义！他会为你解开谜团。”
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带着我走，这城市和一千五百万人之河，而迦尼的主张为这条大河注入了一条新流。他浓密的褐发已出现灰色，两旁的鬓角近乎全白；唇髭长在那个精雕细琢、近乎女性的嘴唇上，颜色更是灰白；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在午后阳光下闪闪发亮，和他眼中闪现的金黄色相辉映。我们在那心怀渴盼的沉默中四目相对，他的红色眼眶里开始注满泪水。
他情感的深挚恳切毋庸置疑，但那情感的内涵，我却无法理解。接着，我们身后有道门打开，迦尼的圆脸换成他一贯的表情，诙谐而平易近人。我们两人都转身，看见哈德拜带着塔里克进来。
“林！”他说，双手搭在男孩肩上，“塔里克跟我说过去三个月里，他跟你学到不少东西。”
三个月呢！刚开始，我觉得把那男孩带在身边，三天都挨不了，结果，转眼之间，就过了三个月。把男孩带回他舅舅身边时，我心里百般不舍。我知道我会想念他，他是个乖小孩。他会成为好男人，也就是我曾努力想当却没当成的那种男人。
“要不是你派人来带他走，他会继续跟我们一起生活。”我说，口气里带着一丝责难。没头没脑就把那孩子丢给我几个月，然后同样毫无预警地把他带走，我觉得这做法独断专行得不近人情。
“过去两年，塔里克完成了古兰经学校的学业，如今，他跟着你提升了英文水平。现在该是他上大学的时候，我想他已有非常充分的准备了。”
哈德拜的语气温和又有耐心。他眼里那亲切而微带顽皮的笑意牢牢抓住我，一如他有力的双手，牢牢握住站在他身前严肃不笑的男孩的肩膀。
“你知道吗，林？”他轻柔地说，“我们普什图语（Pashto，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有句谚语，意思是男人要真诚而主动地爱上小孩，才算长大成人，也要让小孩真诚而主动地爱你，才算好男人。”
“塔里克没问题，”我说，站着跟他握手道别，“他很乖，我舍不得他。”
会想念他的，不只我一人。他很得卡西姆·阿里·胡赛因的欢心。卡西姆常来看这男孩，巡视贫民窟时常带着他；吉滕德拉和拉德哈宠爱他；强尼·雪茄和普拉巴克爱捉弄他，但无恶意，还让他参加每周一次的板球赛；就连阿布杜拉都关心他。“野狗之夜”后，他每星期来找塔里克两次，教他用棍、小刀与徒手的搏击技巧。那几个月里，我常看到他们在贫民窟附近的小沙滩练习，他们在地平线上的黑色身影，就像皮影戏里的剪影。
最后，我跟塔里克握手，凝视他恳切、真诚的黑色眼睛。过去三个月的点点滴滴，迅速浮现眼前。我想起他与贫民窟一个男孩打的第一场架。那个男孩比他高大得多，把他打倒在地，但塔里克只凭眼神就让对方后退，他瞪视那个大男孩，让对方感到羞耻。大男孩崩溃，哭了起来。塔里克还关心地上前拥抱他，两人从此结为挚友。我想起我为他上英文课时，他兴致盎然的神情，还想起他很快就成为我的小帮手，协助其他加入这课程的小孩学习。我想起他卖力地与我们一起防范雨季的第一场洪水，用棒子和双手在满是岩石的土地上挖出一条排水渠道。我想起有天下午，我正想要写点东西时，他在我小屋门边探头探脑的脸。“唉！什么事，塔里克！”我烦躁地问他。“噢！对不起，”他答，“你想自己一个人吗？”
我离开阿布德尔·哈德汗的家，踏上返回贫民窟的漫长路程，没有那男孩在身边时，我感到孤单，心情低落。不知怎的，在这个没有他的不同世界里，我觉得自己没原来重要，突然间没原来有价值。我依约到那些德国游客下榻的饭店跟他们见面，饭店就在哈德拜的清真寺附近。他们是一对年轻情侣，第一次到印度，想在黑市兑换德国马克，好多换点钱，买些大麻胶，在环游印度期间使用。他们是一对正派、快乐的情侣，天真、宽厚，因为受到印度的精神性启发来到这里。我替他们换了钱，抽取佣金，安排他们买到大麻胶。他们很感激，想多付钱，我拒绝了，毕竟价钱已谈定就不该更改，然后答应他们的邀请，一起抽大麻。我亲手调配了水烟筒，其浓烈程度，对我们在孟买街头生活、工作的人来说算是一般，但比他们习惯抽的强烈多了。我拉开饭店房门要离去时，他们俩已麻醉恍惚得睡着了。此时，我踏上叫人昏昏欲睡的午后街道。
我沿着穆罕默德路走，转甘地路，再转科拉巴的科兹威路。其实我大可搭巴士，或从街上跑的许多出租车里拦一辆，但我喜欢走路。我喜欢从乔尔市集，经过克劳福市场、维多利亚火车总站、花神喷泉、要塞区、皇家圆环，穿过科拉巴区，到萨松码头、世贸中心、后湾，大概要走好几公里。在孟买那几年，这趟路我走了上千次，每次走都觉得新鲜、兴奋而感动。那天在我绕过皇家圆环，在皇家戏院外停下来察看即将放映的电影海报时，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
“林巴巴！嘿！林！”
我转身看见普拉巴克，从黑黄色出租车的乘客座车窗探出身子。我走过去和他握手，也跟司机——普拉巴克的堂兄襄图打招呼。
“我们正要回家。上车，送你回去。”
“谢了，普拉布
，”我微笑，“我想走回去，中间有两个地方要去。”
“行，林！”普拉巴克咧嘴而笑，“但别花太多时间，有时候你花太多时间做这种事了，如果你不介意我当面说你的话。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知道吧？”
我向他们挥手，直到他的笑容消失在车阵里。接着，我身旁有辆汽车被猛烈撞击，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我吓得跳了起来。原来是一辆“大使”试图超车时，撞上一辆木制手拉车，重重的手拉车不听使唤，拦腰撞上一辆出租车，距我只有两米。
车祸很严重，拉车的人受了重伤。车祸发生时，我亲眼看见套在他脖子和肩膀上的缰绳和挽具，把他困在车轭里。他的身体因为被绳子缠住，翻了个筋斗，脑袋扎扎实实地砸在坚硬的路面上；一只手臂硬生生给反折过来，角度很不自然，有根胫骨从膝盖下方刺穿皮肤。那些绳子，他每天用来拉车走过大街小巷的绳子，缠住他的脖子和胸部，把他缠得快要断气了。
我跟其他人跑上前去，从我背后腰带中的刀鞘里拔出小刀。我迅速但极小心地割断绳子，把他从撞得稀烂的手拉车上放下来。他年纪比我大，可能有六十岁，但精瘦、结实而健康。他心跳加快，但规律而有力，大大有助于他恢复清醒。他呼吸道畅通，呼吸缓慢而从容。我用手指拨开他的眼睛，瞳孔对光有反应。他晕眩，受到了惊吓，但未昏迷。
我和另外三名男子把他从大路抬到人行道。他的左臂松垮无力地垂下。我扶住他的手肘，慢慢弯曲他的手臂。几名路人应我的要求，捐出手帕。我把四条手帕绑成一条，充当临时吊带，将左臂固定在他胸前。就在我检查他腿部的伤口时，受损车辆附近传来疯狂的尖叫声，我吓了一跳，立刻站起来。
至少十名男子正要拖出“大使”里的司机。那人身材高大，超过一米八，体重是我的一倍半，胸膛是我的两倍宽。他两条粗腿使劲顶着车内的地板，一只手臂顶着车顶，另一只紧抓着方向盘。愤怒的群众拼命拉扯了一分钟，司机不动如山，他们只好放弃，转而把矛头指向后座的男子。那人体格粗壮，肩膀厚实，但比司机轻得多，也瘦得多。暴民把他拖出后座，推向车侧。那人用双臂护住脸部，但群众开始用拳头打他，用手抓他。
那两名男子是非洲人，我猜是尼日利亚人。从人行道上看着这一幕，我想起十八个月前，普拉巴克带我游历这城市黑暗面的那天，当第一次看到类似的暴民逞凶的情景时，我所感受到的震惊和羞愧。我想起当看到群众抬着遍体鳞伤的人离开时，我是如何无力和懦弱。那时候我告诉自己，那不是我的文化，那不是我的城市，那不是我该打的架。十八个月后，印度文化已是我的文化，这城市的那个部分已属于我。车祸发生地点在黑市交易区，那是我常走动的地区。我每天都在那里工作，甚至也认识围殴群众里的某些人。我不能坐视不管，让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扯开嗓门大叫，叫得比其他人都大声，然后冲进尖叫的人群里，试着把他们从紧紧挤在一块的人堆里一个个拉出来。
“老兄，老兄！别打了！别杀人！别打了！”我用印地语大喊。
当时真是一团乱。人们大多任由我拉离人堆。我的手臂很有力，他们一个个被我拉开。但按捺不住杀红眼的怒火，他们很快又开始叫嚣喊打，我感觉到拳头和手指头从四面八方同时落在我身上，打我，狠狠抓我。最后，我终于挤出人群来到那个乘客身边，将他与几名带头围殴者分开。我匆匆瞥了一眼那个男人，他的背紧靠着车反抗，举起两只拳头像是要继续反击；他脸上流血，衬衫被扯碎，沾了鲜红的血；双眼睁得很大，没有血色，眼神里满是恐惧。他咬紧牙关，猛喘气，但下巴的姿态和露齿怒视的表情流露出坚毅的勇气。他很能打，他要打到倒地为止。
我随即转过身，站在他旁边，面对众人。我往前张开双手，恳求，安抚，大叫不要再打了。
当我冲进人堆试图解救这人时，我幻想人群会分开，会听我的话，羞愧的群众会放下手，丢下手中的石头。群众会被我挺身而出的勇气影响，改变心意，低着头，一脸羞愧地走开。即使到现在，回想那一刻的危险，我有时仍不由得天真地以为，那一天我的话和我的眼神会改变他们的心情，那充满仇恨、受辱、丢脸的一群人，会渐渐散掉。但事实上，群众只迟疑了片刻，随即再度逼上前，怒不可遏地对我们叫嚣、发嘘、尖叫。为保住性命，我们不得不迎击。
讽刺的是，攻击我们的群众人多手杂，反倒对我们有利。我们被困在由追撞的车子夹成的L形角落里，众人围住我们，使我们无路可逃。但他们挤成一团，反倒自相抵触，不易施展拳脚。出手的人虽多，但只有一部分真正打到我们，一大堆人气冲冲地争相出拳，其实多半打到自己人。
尽管他们急着想给我们苦头吃，但或许他们的怒火有所缓和，他们真的有点不愿意打死我们。我了解那种不愿意，在许多耍狠动粗的世界里见识过很多次。我无法清楚解释。那似乎是暴民心中的集体良心，而那种正确的诉求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发出，便能转移急欲置人于死地的仇恨，让被害者保住性命。仿佛就在那紧要关头，暴民希望有人出来阻止，以免他们犯下不可原谅的暴行。在心怀犹疑的当下，若有一句话或一个拳头，吓阻日益高涨的邪恶气焰，有时就足以避免惨剧发生。我在监狱里见过这样的事，一群决意轮奸狱友的男子，有时会被一句话激起羞耻心，进而打消念头。我在战场上也见过这样的事，一句强有力的话语有时能削弱、消弭折磨战俘者满腔仇恨的残酷。而或许，在那天，在那位尼日利亚人和我一起对抗暴民时，我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或许是这奇怪的场面——一名白人用印地语恳求饶过两名黑人，让人群悬崖勒马。
我们身后的车子突然轰隆隆地动了起来。那位体型壮硕的司机费了番工夫，发动了车子。他重踩油门，发动机发出动力与档位不匹配的震动，车子缓缓倒退，离开事故区。那名乘客和我紧跟在倒进人群的车子旁边，拖着脚且战且走。我们挥拳猛打，把人群推开，把抓住我们衣服的手扳开。司机伸长手到后座，打开后车门，我们跳进车上。群众推挤，车门砰然关上，二十只、五十只手，对着车身猛敲、猛打、猛拍、猛捶。司机猛踩油门，朝科兹威路另一头驶去。茶杯、食器、数十只鞋子凌空飞来，砸在车上。我们随后脱身，驾车高速行驶在繁忙的马路上，隔着后车窗往后看，确保没有人跟来。
“哈桑·奥比克瓦。”我身旁的乘客先生说，同时伸出手。
“林·福特。”我答，与他握手，注意到他身上戴了许多金饰，每只手指都戴了金戒指，有些镶着闪着蓝白色光芒的钻石，还有一只镶钻的劳力士金表，松松垮垮地戴在手腕上。
“这位是拉希姆。”他说，向司机点点头。前座这位高大男子回头一瞥，对我咧嘴而笑。他转了转眼珠，在大难不死后开心地念祷文，然后转过头面对马路。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哈桑·奥比克瓦苦笑着说，“我们这两条命都是，刚刚他们是真的想杀了我们！”
“我们走运！”我答，看着他健康帅气的圆脸，对他开始有好感。
眼睛和嘴唇是他脸上最有特色的地方。眼睛大，两眼隔得异常开，使他看人时有点像是爬虫类在瞪人；嘴唇丰满，形状奇特又高贵，让人觉得它和大得多的头会更相配；门牙洁白且整齐，但两侧的牙齿全镶金；宽鼻翼线条精巧，让他的鼻孔显得颇为雅致，仿佛他不断在吸着令人陶醉的香气。宽大的金耳饰穿过他的左耳垂，在黑色短发与粗脖子的蓝黑色皮肤之间，显得相当醒目。
我看了他一眼，看到被扯破、沾有血污的衬衫，还有他脸上、裸露在外的肌肤上肿胀的割伤和瘀伤。我再度与他四目相对时，他的眼睛泛着兴奋的好心情。暴民围殴并未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我也是。我们两人都见过、经历过更凶残暴力的事，我们当下就在对方身上认出这一点。事实上，那天相遇之后，我们俩都没再直接提到那件事。我望着他发亮的眼睛，不由得跟着笑起来。
“我们真走运！”
“就是！我们真是走运！”他附和道，尽情大笑，脱下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他把手表拿到耳边，确认是否还会走，然后很满意地戴回手上，专注地看着我。“尽管我们很走运，但我们还是欠你人情，而且是很重要的人情。像这样的人情债，是世上最重要的债。我一定得还。”
“用钱还。”我说。司机往后照镜瞥了一眼，与哈桑交换了一下眼神。
“但……这不能用钱还。”哈桑回话。
“我是在说那个拉车的人，被你车子撞上的那个人，还有你撞坏的那辆出租车。你给我一些钱，我一定会替你把钱交到他们手上，那对摆平皇家圆环的车祸很管用。那里我常去，我每天都得去那儿工作，而那里的人要隔一段时间，气才会消。如果那样做，一切就搞定了。”
哈桑大笑，拍我的膝盖。那是很尽情的大笑，坦率但邪恶，豪爽但精明。
“别担心，”他说，仍笑得很开心，“这里不是我的地盘，这没错，但即使是在这里，我也不是毫无势力。那个受伤的人需要的钱，我一个子儿都不会少给他。”
“另一个。”我补充说。
“另一个？”
“对，另一个也要。”
“另一个……什么？”他问，一头雾水。
“那个出租车司机。”
“对，对，他也要。”
车里陷入小小的沉默，空气里嗡嗡响着谜团和疑问。我瞥向车窗外，但我仍能感受到他盯着我的眼神，正在查探着。我转头再度面对他。
“我……喜欢……开出租车的。”我说。
“哦……”
“我……认识一些开出租车的。”
“哦……”
“那辆出租车被撞得稀烂，会让那个司机和他的家人很伤心。”
“的确。”
“所以，你什么时候做？”我问。
“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拿钱，给那个拉车人和出租车司机？”
“噢！”哈桑·奥比克瓦咧嘴而笑，再度抬头瞧了瞧后照镜，和拉希姆交换眼神。那个大个子耸耸肩，对着镜子咧嘴而笑。“明天，明天行吗？”
“可以！”我皱眉，不清楚那咧嘴而笑是何用意。“我只是想知道，好跟他们说。不是钱的问题，我可以自己拿钱出来，我也打算这么做。但我得回那里修补关系，其中有些人……我认识，所以……那很重要。你如果不想做，你得让我知道，好让我自己处理。就这样。”
整件事似乎变得很复杂，我后悔跟他提起这事。我开始讨厌他，但不是很清楚为何讨厌。然后他伸手，要跟我握手。
“我说到做到。”他严正说道。我们握了手。
车内再度陷入沉默，一阵子之后，我伸出手轻拍司机的肩膀。
“到这里就可以，”我说，口气可能超乎我本意地刺耳，“我在这里下车。”
车子靠到人行道边，距贫民窟几个街区。我开门要下车，哈桑突然抓住我的手腕，抓得很用力。瞬间，我脑海里估算着，如果是拉希姆抓住我的手，力道肯定比他大得多。
“请记住我的名字，哈桑·奥比克瓦。你可以在安德理的非洲区找到我，那里每个人都认得我。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都可以来找我。我想还人情，林·福特，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从今以后，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都可以打来找我。”
我接下名片，上头只有他的名字和号码，跟他握了手。跟拉希姆点了点头，我下了车。
“谢了，林，”哈桑隔着敞开的车窗大喊，“印沙阿拉（Inshallah，如蒙阿拉允许），我们不久后会再见面。”
车子驶离，我朝着贫民窟的方向，边走边瞧印着烫金字母的名片，就这样走了一个街区，才把名片放进口袋。几分钟后，我经过世贸中心，进入贫民窟。每次走进这个幸福又充满苦难的地方，我总会想起第一次进来的情景，这次也不例外。
经过库马尔的茶铺时，普拉巴克出来打招呼。他穿着黄色丝质衬衫、黑色裤子、红黑漆皮的木屐式船形高跟鞋，脖子上系着深红丝领巾。
“啊，林！”他大喊，穿着高跟鞋穿过不平的路面，一跛一跛走过来。他抱住我，既是友善的招呼，也是为了稳住身子。“有个人，你认识的人，在等你，在你屋里。但等一下，你的脸怎么了，还有你的衬衫，跟哪个坏蛋打了架？Arrey！（嘿！）你被人打得好惨，需要的话，我跟你去海扁那个家伙。”
“没什么，普拉布，没事，”我小声说，大步往我小屋走。“你知道那是谁吗？”
“那……是谁？你是说打你脸的那个人是谁？”
“不是，当然不是！我是说在我屋里等我的那个人，你知道那是谁吗？”
“知道啊，林。”他说，踉跄地走在我身边，抓着我的袖子稳住身子。
我们往前走，好几秒钟彼此无言。路两边的人向我们打招呼，大喊着要请我们喝茶、吃东西或抽烟。
“然后呢？”片刻之后我问。
“然后？什么然后？”
“然后，那是谁？谁在我屋里？”
“噢！”他大笑，“抱歉，林，我以为你想要点惊喜，所以我才没讲。”
“这算哪门子惊喜！普拉布，你已经告诉我有人在我屋里等我了。”
“才没有！”他坚称，“你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会有惊喜的，而且是件好事。我如果没告诉你有人在等你，你开门进屋，受到惊吓，那就是坏事。惊吓是在没有心理准备下发生的。”
“谢了，普拉布。”我答，讥讽之意在说出口时消失无踪。
他终究是一番好心，怕我被吓到。越走近我的小屋，越多人告知我有个外国人在等我。“你好，林巴巴！你屋里有个白人在等你！”
我们来到屋前，发现狄迪耶正坐在屋里的凳子上，拿着杂志在扇凉。
“是狄迪耶。”普拉巴克告诉我，开心地咧嘴而笑。
“谢谢你，普拉布。”我转向狄迪耶，狄迪耶起身握手，“真是想不到，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是，好兄弟。”狄迪耶答，虽然热得难受，仍面带微笑。“但，老实说，套句莉蒂常说的话，你看起来有点不妙。”
“没事，误会一场，没什么。等我一下，我去洗干净。”
我脱下扯破且沾血的衬衫，把陶罐里的清水倒入水桶至三分之一处，站在小屋旁被敲平的石堆上，洗洗脸、手臂和胸膛。邻居走过，与我四目相对，对我微笑。这样子洗澡得有点技术才不会浪费一滴水，不把环境弄得太糟。我已经驾轻就熟，那是我在生活上效法他们的上百个小地方之一，由此可知，我已融入他们与命运相亲相爱、充满希望的角力之中。
“要不要喝杯茶？”我在屋门口迅速套上干净的白衬衫，问狄迪耶，“可以去库马尔的店喝。”
“我刚喝过满满一杯，”狄迪耶还没能开口，普拉巴克就插话，“但为了朋友，我想，再喝一杯也行。”
他与我们在茶铺坐下。那茶铺是拆了五间小屋才搭成的大屋，搭得不牢靠，看起来随时会倒塌。店里的柜台是用旧梳妆台改制而成的，屋顶是用多块塑料板拼凑而成的，给客人坐的长椅，则是用长木板放在叠起的砖块上制成，坐在上面还会摇摇晃晃。所有材料都偷自贫民窟旁边的建筑工地，店老板库马尔则和顾客长年上演“游击战”，因为所有的顾客都想偷他的砖块和木板给自己的屋子用。
库马尔亲自前来帮我们点餐。贫民窟生活有个通则，钱赚得越多，就越要显得寒碜。库马尔奉行这个通则，一身衣服要穿得比最寒碜的顾客更邋遢、更破烂。他拖来一只肮脏的条板箱充当我们的桌子，眯着怀疑的眼睛对着箱子打量了一番，然后拿起脏抹布拍掉箱子上的灰尘，把抹布塞进汗衫里。
“狄迪耶，你看起来气色很差，”库马尔离开去泡茶时，我说，“一定是因为感情问题。”
他对着我咧嘴而笑，摇摇他长着黑卷发的头，举起双手。
“我很累，的确，”他勉强耸耸肩，一副自怜自艾的模样，“要让单纯的人腐化，得费多大的工夫，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人越单纯，腐化就越费事。没有人知道，天生不具堕落因子的我，花了多大工夫，才让自己如此堕落。”
“你可能是在自讨苦吃。”我挖苦道。
“该来的总是会来。”他答，带着沉思的微笑，“但是你，老哥，你看起来过得很惬意。只是有一点，该怎么说呢！孤单，断了外面的信息。为此，狄迪耶特地来这里，替你带来所有最新的消息和八卦。你知道消息与八卦的不同吧？消息是告诉你别人做了什么，八卦是告诉你别人这么做有多大的乐子。”
我们俩大笑，普拉巴克跟着笑，笑得好大声，茶铺里每个人都转头看他。
“哦，接着，”狄迪耶继续说，“该从哪里开始？对了，就从维克兰对莉蒂希亚的追求过程开始说，那带着某种古怪的必然性。她一开始是痛恨他的。”
“我想痛恨这个字眼稍嫌强烈了点。”我说。
“噢！对，你说得可能没错。如果她痛恨我，这朵可爱的英国玫瑰，而她的的确确痛恨我，那么她对维克兰的感觉就的确没这么强烈。是不是该用厌恶来形容？”
“我想这会更贴切。”我同意。
“Et bien（那好），她一开始厌恶他，但经过他不屈不挠的追求，他已在她心里激起我只能称之为亲切厌恶的感觉。”
我们再度大笑，普拉巴克再拍大腿，乐得哈哈大笑，引得每个人再度转头看他。狄迪耶和我带着不解的神情打量他，他回以调皮的微笑，但我注意到他迅速往左边瞥了一眼。我顺着那一瞥望去，看见他的新爱人帕瓦蒂正在库马尔厨房里料理食物。她粗黑的发辫是男人爬上天堂的绳子。她身材娇小，比普拉巴克矮，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身材。她侧着身子转头看我们时，黑色的眼睛燃着熊熊烈火。
但她的母亲南蒂塔，视线也越过帕瓦蒂肩膀，盯着我们瞧。她身形庞大，宽度和体重比她两个娇小的女儿帕瓦蒂和席塔加起来还大了两倍。她瞪着我们，脸上既有渴望我们上门光顾的贪婪，又有一种对男人的鄙夷。我向她微笑，左右摇头。她回应的微笑，像极了毛利战士欲吓阻敌人时所摆出来的凶狠怪样。
“最后，”狄迪耶继续说，“这个维克兰宝贝蛋从昭帕提海滩的驯养师那里租来一匹马，骑到临海大道上的莉蒂希亚公寓外，对着她的窗户唱小夜曲。”
“有用吗？”
“很遗憾，non（没有）。那匹马在屋前小径留下一坨merde（屎）——毫无疑问，就在他的小夜曲唱到特别动人的段落时，公寓大楼的许多住户，气得把腐烂的食物砸向可怜的维克兰。有人通知莉蒂希亚后，她丢出来的恶心东西比任何邻居都还更多、更准。”
“C'est l'amour（这就是爱啊）。”我叹口气。
“说得好，merde和馊水，C'est l'amour。”狄迪耶立即附和道，“我不认为我该卷入这桩爱情——如果会成功的话。可怜的维克兰，他是个爱情傻子，而莉蒂特别瞧不起傻子。另外，毛里齐欧的生活现在顺利多了。他和乌拉的情夫莫德纳搞起有风险的事业，就像我们的莉蒂小姐说的，他现在很有钱。他现在是科拉巴区的大商人。”
我强自压抑，不露出任何表情，心里则对英俊而事业得意的毛里齐欧生起不快的嫉妒。雨又开始下，我瞥向外面，看见人们提起长裤和纱丽在奔跑，躲避水坑。
“就在昨天，”狄迪耶接着说，小心翼翼地将茶杯里的茶倒进茶碟里，像大部分贫民窟居民那样就着茶碟啜饮，“莫德纳搭着私人司机驾驶的车子来到利奥波德。现在，毛里齐欧戴着价值一万美元的劳力士手表，但是……”
“但是？”他停下来喝茶，我急切地问道。
“唉，他们的事业风险很大。毛里齐欧做生意……有时不……老实。他如果惹错了人，就会很惨。”
“那你呢？”我改变话题，因为不想让狄迪耶在谈起毛里齐欧遇上的麻烦时，看到我心中浮现的怨恨。“你是把危险当一回事的人吗？你的新……同志……几乎和傀儡没两样，有人这样对我说。莉蒂说，那人脾气很坏，动不动就发火。”
“噢，他呀？”他轻蔑地说，富有表情的嘴，两边嘴角往下撇。“没那回事，他不危险。但他叫人恼火，那比危险更糟，n'est-ce pas（不是吗）？比起跟叫人恼火的人同住，跟危险的人同住还更容易一点。”
普拉巴克去库马尔茶铺柜台，买了三根手工线扎小烟卷，用一根火柴点燃。点烟时，他一只手拿着三根烟卷，另一只手拿火柴点燃。他各递上一根烟给狄迪耶和我，再度坐下，满足地抽起烟。
“啊！对了，还有一个消息。卡维塔已经在《正午》杂志找到了新差事，当特约撰稿员。我知道那是很令人羡慕的工作，是迅速当上副总编辑的跳板。能从众多才华横溢的候选人中被选上，她很高兴。”
“我喜欢卡维塔。”我不由得脱口而出。
“你知道吗？”狄迪耶主动说道，盯着燃烧的烟卷末端，然后抬头看我，一脸发自内心的惊讶，“我也是。”
我们再度大笑，我刻意让普拉巴克听到这笑话。帕瓦蒂压抑着情感，斜眼瞄着我们。
“嘿！”我问，抓住我们交谈中的短暂空当，“哈桑·奥比克瓦这名字，你知道吗？”
狄迪耶提起毛里齐欧那只一万美元的新劳力士手表，让我想起那个尼日利亚人。我从衬衫口袋摸出金白色的名片，递给他。
“这还用说！”狄迪耶答，“这是个著名的博尔萨利诺帽，非洲聚居区里的人叫他掘墓盗尸人。”
“哦，这还真是个故事的好开头。”我喃喃说道，歪起嘴苦笑。普拉巴克拍打大腿，笑弯了腰，几乎歇斯底里。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要他安静。
“听说哈桑·奥比克瓦偷走尸体后，藏得连魔鬼都找不到，再也不会有人见到那些尸体。Jamais（从来没有）！你怎么认识他的？从哪里弄来他的名片？”
“今天稍早的时候，算是偶然遇上。”我答，收回名片，塞进口袋。
“哦！小心点，老哥。”狄迪耶轻蔑地说。我没有详细交代与哈桑相遇的事，明显让他不高兴。“这位叫奥比克瓦的人，犹如他王国里的黑国王。而你知道吗？有句古谚说，国王是恶敌，是损友，是会带来噩运的亲戚。”
就在这时，一群年轻男子走近我们。他们是建筑工地的工人，其中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合法的一边。过去一年他们都来过我的小诊所，大部分是要我包扎他们工作时意外受的伤。今天是工地发薪日，厚厚一沓钞票，让年轻、卖力工作的他们一脸兴奋得意。他们一一与我握手，逗留在我们桌边，直到他们请我们吃的茶和甜点送来才离开。他们离开时，我开心地笑着，就像他们一样。
“这项社会工作似乎很适合你，”狄迪耶带着调皮的笑容评论道，“你看起来这么好，这么健康——撇开表面的瘀伤和擦伤不说。林，我想，你的内心深处，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只有坏人才会从善行中得到这么多好处。相反地，好人只会失去耐心，脾气暴躁。”
“你说得很对，狄迪耶，”我说，仍然咧嘴而笑，“就像卡拉说的，你谈到你在人身上所发现的邪恶面时，通常说得都没错。”
“拜托，老哥！”他抗议道，“不要灌我迷魂汤！”
就在茶铺外面，突然传来许多鼓声，然后有笛声、喇叭声加入。喧闹、狂野的音乐开始了。这音乐和那些乐师，我很熟悉。每当碰上节日或庆典，贫民窟乐师就会演奏这种嘈杂刺耳的流行乐。此时，我们全走到茶铺的店前空地。普拉巴克站在我们旁边的长椅上，隔着围观群众居高临下观看。
“干什么？游行？”一大群乐师慢慢走过店前时，狄迪耶问。
“是约瑟夫！”普拉巴克大叫，指向小巷另一头。“约瑟夫和玛丽亚！他们来了！”
我们远远地看到约瑟夫和他妻子由亲友簇拥着，踩着庄重缓慢的步伐，渐渐靠近。他们前面有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毫不扭捏、近乎歇斯底里地尽情狂舞。其中有些小孩摆出他们最爱的电影舞蹈场面里的姿势，模仿明星走路；其他小孩像杂技演员般跳来跳去，或者纵情跳着他们自己编的痉挛舞步。
听乐团演奏，看小孩表演，想着那个令我怀念的男孩塔里克，我想起狱中的一件事。那时，在那个与世隔离的地方，我搬进一间新牢房，在那里发现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从通风管道的裂缝进来，每晚都溜进我的牢房。在孤独的囚房里，耐心与专注是人开采到的宝石。我利用这两项宝物，还有食物的碎屑，贿赂小老鼠。几星期后，我把它训练成敢吃我手边食物的老鼠。后来，按照例行的换房规定，搬进别的牢房后，我向原牢房的新房客（一个我自认很了解的狱友）讲到那只受过训练的老鼠。有天早上，他邀我去看那只老鼠。他抓住那只相信人的小动物，将它面朝下钉在用破尺制成的十字架上。他边大笑边跟我说，他用棉线把老鼠脖子绑在十字架上时老鼠如何地挣扎。他很惊讶居然费了好一番工夫才能将图钉钉进它不断扭动的脚掌。
我们的所作所为，有哪次是出于正当理由？看了饱受折磨的小老鼠，这问题叫我久久无法成眠。我们干预外界时，我们有所作为时，即使抱持最良善的动机，也永远都可能带来新灾难。那灾难或许不是我们直接促成的，但没有我们的作为，那灾难不可能会发生。卡拉曾经说过，世上最不可原谅的错事，有些是由有心改变现状的人造成的。
我看着贫民窟小孩像电影歌舞队那样跳舞，像神庙猴子那样蹦蹦跳跳。其中有些小孩正跟着我学说、读、写英语；之中又有一些小孩靠着跟我学了三个月的几句英语，开始从外国游客身上赚钱。我在想，那些小孩是不是我用手喂食的老鼠？他们毫无心机的信赖，会不会让他们落入一个若没有我出现、若没有我干预他们的生活，就不会落入、也不可能落入的命运？那么因为与我结交，受过我的教导，塔里克将会受到什么创伤和折磨？
“约瑟夫打过他老婆，”这对夫妻走近时，普拉巴克解释道，“如今大家大肆庆祝。”
“如果有人打老婆后，大家这样游行庆祝，那有人被杀了，该举行什么样的庆祝会！”狄迪耶评论道，惊讶地眉毛都弓起来了。
“他喝醉，毒打老婆，”我大声说，压过喧闹声，“她的家人和整个小区惩罚了他。”
“我用自己的棍子狠狠打了他好几下！”普拉巴克补充说，脸上洋溢着得意兴奋的光彩。
“过去几个月，他努力工作，不碰酒，在小区里接了几份工作，”我接着说，“那是惩罚的一部分，借此恢复邻居对他的尊敬。他太太在两个月前原谅了他。他们卖力工作，一起存钱。如今他们存够了钱，今天要出去度长假。”
“哎！还有更糟的事值得人庆祝。”狄迪耶断言道，跟着鼓声和蛇笛声的节奏微微转动肩部和臀部，“噢！我差点忘了。有个迷信，有个著名的迷信，是跟哈桑·奥比克瓦有关，该让你知道。”
“我不迷信，狄迪耶。”我回头大喊，盖过喧嚣的乐声。
“别鬼扯了！”他嘲笑道，“世上每个人都迷信。”
“那是卡拉说的话。”我反驳道。
他皱眉，噘嘴，竭力回想。
“是吗？”
“绝对是，那是卡拉说的，狄迪耶。”
“真离奇，”他以别人听不清楚的小声说，“我以为那是我说的。你确定？”
“我确定。”
“好，不管。关于他的那则迷信是，凡是见过哈桑·奥比克瓦，跟他寒暄时互报过姓名的人，最后都会成为他的客户，不是活客户，就是死客户。为避开这样的下场，第一次见到他时，不要报上自己的名字。从来没有人这么做。你没告诉他你的名字吧？”
我们身边的群众大叫。约瑟夫和玛丽亚离我们很近。他们走近时，我看见她脸上绽放着开心、乐观、勇敢的笑容，他则是带着羞愧与坚定的矛盾表情。她很美，将浓密的头发剪短了，与她最体面的现代款式连身裙很配。他变瘦了，看起来健壮、英俊，身穿蓝衬衫和新长裤。这对夫妻每走一步，身体都紧挨在一块，四只手也紧紧握在一起。亲人走在他们后面，捧着一面蓝披巾，接住群众丢进来的纸钞和硬币。
普拉巴克禁不住跳舞人群的呼唤，跟着下场。他从长椅上猛地跳起，加入密密麻麻、抽筋般扭动身体的人群中。他穿着高跟鞋，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跳到舞群中央。他伸长双臂以平衡身体，好似正踩着浅河中的成排石头要过河。他突然转身，把身子往旁边一斜，大笑，黄色衬衫随着他身子舞动，闪现于人群里。狂欢队伍在长长的巷子里移动，朝街道走去，狄迪耶也被拉进队伍中。我看着他优雅地摇摆身体，轻快地步入队伍，跟着队伍移动，跟着节奏舞动，最后只见他的双手在黑卷发上头舞弄着。
女孩们抛出菊花花瓣，亮白的花瓣成簇爆开，如天雨般落下，落在不断涌来的群众身上。就在这对爱侣经过我面前的前一刻，约瑟夫转头与我互望。他脸上的表情介于微笑与皱眉之间，热情的眼睛在紧蹙的眉头底下闪闪发亮，嘴角则带着开心的笑容。他点了两次头，然后望向别处。
他当然不可能知道，那简单的点头动作，已回答了自入狱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问题，那隐隐作痛的疑惑。约瑟夫得救了。他点头时，眼神里隐隐表露的就是那种表情，那是得到救赎的强烈感动。那表情，那皱着眉头的微笑，既羞愧又狂喜，因为这两种感觉都是基本必要的东西——羞愧让狂喜有了目的，狂喜让羞愧有了回报。我们用同享他的狂喜拯救了他，同样也用目睹他的羞愧拯救了他。而这全有赖于我们的行动，有赖于我们对他生命的干预，因为人要得到拯救，必然要用到爱。
卡拉曾问我，残酷，或是因残酷感到羞愧的能力，哪个才是人类主要的特征？我第一次听到时，觉得那是高明的大问题，但现在，我更孤单、更懂得世事，我知道人类的特色不在残酷，也不在羞愧。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关键在宽容。没有宽容，人类大概早在无尽的报复中灭绝了。没有宽容，就不会有历史；没有那份希望，就不会有艺术，因为在某方面来说，每件艺术作品都是宽容的表现。没有梦想，就不会有爱，因为在某方面来说，每一份爱的表现都是对宽容的承诺。人类生生不息，因为人类能爱；人类爱人，因为人类能宽容。
打得不甚协调的鼓声，朝遥远的街头渐渐远去。离我们越来越远的舞者，彼此嬉闹，随着节奏摆动身体，左右摇摆的头就像迎风摆动的大片野花。乐声渐弱，成为我们心中的回声，小巷子慢慢恢复了贫民窟原本的平静。我们埋头于例行作息，埋头于满足需求，埋头于策划无害而乐观的计划。有那么小小的片刻，我们的世界是美好的世界，因为主宰我们世界的情意和微笑，几乎和从我们头发上飘落、像白色泪水般附着在我们脸上的花瓣一样纯洁、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