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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17日在北京诞生了一名女婴，她就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杨季康，又名杨绛。这个小小的婴儿会塑造怎样的传奇，经历怎样的风雨人生呢？
她比较幸运，出生在书香世家，接受了新式教育，到清华大学借读，认识清华大学才子钱钟书深陷爱河不能自拔。也许遇上他是上天最好的安排，从此，她成为他的妻，跟随他漂泊天涯。也许最美的爱情是伴君走天涯、做永远灿烂的妻子，就算变身“我们仨”，也能崭露头角做一名出色的戏剧家。与钱钟书结合后到牛津深造，认识盛澄华到巴黎求学，认识陈麟瑞、李健吾开始写剧本。杨绛人生的这盘棋，步步走得稳，遭遇什么人就有可能和什么人一起改变自己。“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的林默涵先生将《堂吉诃德》的翻译工作交给杨绛后，没想到“堂吉诃德”做了“俘虏”，书稿成为“黑稿子”。她利用无数机会搜寻这本被没收的“黑稿子”，其间经历曲曲折折，得到又无可奈何地放弃，《堂吉诃德》历时20载终于与读者见面，杨绛和《堂吉诃德》经历了战乱、动荡，历经绝望又被希望点燃。
1997年，86岁的杨绛送走60岁的爱女钱瑗，她握着爱女的手温柔地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钱瑗静静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生，母亲把她带到这个世界；死，母亲握着她的手温柔地送别。她如婴儿、如天使一样安详……
1998年，87岁的杨绛静静地站着，目送88岁的钱钟书进入火化间。谁能想到最后的离别，竟然是我爱着你，却要眼睁睁看着你从这个世界消失……
钱钟书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杨绛在他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一吻便是前世今生的不再相见；这一吻，吻别了与他在一起的63年的美好岁月；这一吻只剩下她一人。
“钟书在哪里，我的家就在哪里。”他走了，消失了，她的家也跟随他而去，他们相亲相爱一辈子，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世上最美的爱情，世上最“纯净的婚姻”。爱，请深爱，使劲爱，哪怕来生不见，只求今生相守，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杨绛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也许，她的世界已经随着他们走了，她已经把属于他俩的战场打扫干净，属于她的战场也打扫完毕，她才如此淡定从容、漫不经心。
2016年5月25日凌晨，她不在人世间停留，结束了105年的人生。她在睡梦中走向永恒，他们仨团聚了。
杨绛说：“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晚年的钱钟书送给妻子最般配的礼物是八个字：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用一生诠释了这八个字，让德与才达到极致。
生命是一次又一次轮回，人生是一场永不谢幕的表演，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见证一段历史的；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记录这段历史的；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体验亲情、爱情、友情的。
1911年7月17日的北京，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杨荫杭迎来了第四位千金。谁也不知道这个女婴会塑造怎样的传奇，经历怎样的风雨，演绎怎样的百年人生。
喜欢吃冰激凌的杨荫杭买了一只做冰激凌的桶，他高兴地做了一桶冰激凌，给刚出生的婴儿小嘴唇上点了一点，嘴唇冻得发紫的婴儿使劲“吧嗒”嘴巴。杨荫杭看着品尝冰激凌的婴儿，喜爱之情溢上心头。邻居听说杨家又添人口，派人来问是男是女。女佣听说是女孩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发出惋惜的声音。杨荫杭听到女佣惋惜的声音很不高兴，他掏出一块银元送给女佣，打发她回去了。
杨荫杭给孩子取名季康，小名阿季。杨荫杭很疼爱这个婴儿，经常哼着催眠曲，抱着哭闹的婴儿来回踱步。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见证一段历史的；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记录这段历史的；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体验亲情、爱情、友情的。这位杨家四千金，谁也不知道她在历史的洪流中稳稳地穿过百年隧道，从纸笔记录通信到现在的手机电脑通信，经历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优雅地退潮。
这一年，是杨季康的出生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故事最多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瓦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告别了几千年的帝制统治，走向光明的共和。在这个动荡时期，朋友推荐杨荫杭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他们只得从北京搬迁到上海。当时，阿季才两个多月，这是她第一次随大人搬迁。
小小的阿季在上海生活到四岁，杨荫杭的工作又变了，开始就任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他们只得从上海返回北京，租住在东城一家满族人的院子里。满族房东是时髦女性，经常穿漂亮的旗袍、高底鞋。小小的阿季一看女房东来了，眼睛就直直地看过去，看女房东摇曳生姿地来去。
杨荫杭以为女儿好奇的是女房东的高跟鞋，有一天忍不住打趣地问她：“阿季，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啊！”
阿季认真地思索一阵坚定地说：“要！”一家人笑得前仰后合。
阿季五岁时结束了无拘无束的时光，到北京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
杨荫杭的三妹叫杨荫榆，在辟才胡同的隔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她特别喜欢阿季。某日，她带领人参观学校的食堂，一进门就看到一群小女孩儿，从背后看过去都是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个个像阿季。小女孩们看来了几位大人，都沉默不语安心吃饭。杨荫榆转了一圈才发现阿季坐在门边，她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吃饭时掉了一些米粒。杨荫榆看到阿季忍不住笑了。她想让阿季和小女孩们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就俯在阿季耳边说了一句话。阿季忽闪着大眼睛看看周围，又看看随三姑母来的几位大人，听话地把桌子上的米粒捡起来吃了。小女孩们看阿季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吃了，她们也跟着把饭粒吃了。杨荫榆看阿季表率做得好，更加喜欢这个惹人爱怜、欢快活泼、童趣十足的侄女了。
放学的时候，阿季喜欢跟着同学到大学部荡秋千，荡得越高她越害怕，越害怕越高兴。现在的小孩子很少荡秋千了，有电视看着，有各种儿童书籍读，还有各种现代化的游戏，精神食粮很丰富。在阿季的幼年，这些都还没出现，他们的游戏很简单。
愉快的童年是相似的，在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的阿季最开心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举办恳亲会扮演花神，阿季穿着贴满金花的衣裳，牛角辫子插满花，高高盘在头顶上；第二件是学校举行运动会，阿季围着跳绳的学生转着跳。这两件事成为阿季在北京上学难以忘怀的记忆。
幸福和不幸总是结伴而行，对于小孩子来说也不例外。当时，杨荫杭到北京就职只带了不能上学的孩子，把正在求学的大女儿、二女儿留在了上海。有一天，他们得到二女儿感染风寒住院的消息，杨荫杭的夫人火速南下去看望女儿。哪知道天津发大水，火车不通，只得改换轮船。好不容易见到女儿，女儿只能拉住母亲的手不停哭泣，她看不清母亲心碎的表情，听不见母亲心碎的声音。她，走了，难舍这个世界，难舍她爱的亲人。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太匆匆，没来得及道声“世界你好，太阳你好”，便不情愿地离开了，留下无尽的思念在活着人的心里，绵长的岁月尽头。这样的思念不知道要延续多久才能归于平静？
杨荫杭在官场并不顺利，失去二女儿后，他意识到孩子比当官更重要，心灰意冷的他打算辞官离开北京。阿季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她在院子里玩得正高兴，三姐跑过来说：“我们要离开北京回南方了！”
阿季一下子不高兴了，变得忧伤起来，她对三姐说：“怪不得母亲这段时间经常去看名胜古迹，还买回来那么多特产；父亲也不去上班，有闲情到山上采标本，原来，他们准备好要离开这儿了。”
处在快乐时期的孩子最难舍的是玩得正开心，忽然被人生生拽开，离开那些志趣相投的小伙伴。
离开的时候到了，当他们一家赶到火车站，为杨荫杭一家送行的人已经等在那里了，8岁的阿季看到这么多人送行，依依惜别、难舍难分的场面，不觉自豪起来，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光荣。她站在杨荫杭的身边，仰着小脸甜甜地望着这个伟岸的男人，直到汽笛声响起，大家又一次告别。
一家8口人下了火车又换轮船，一路颠簸终于到了无锡。杨荫杭在无锡没有房产，只得租住在临河的沙巷。他们租的房子出了厨房是一座木桥，和北京的胡同完全不同。阿季喜欢这样的环境，站在家里能看到来往的船只在河里缓慢地移动。
阿季和弟弟到了无锡依然是要上学的。学校位于沙巷口的庙里，叫大王庙小学。学校有学生大约80人，只有一间大教室，分了四个班级。阿季和两个弟弟来得晚，只能做插班生。学校里只有一位校长和一位老师。姓孙的老师长得个性鲜明，头型像葫芦瓢，被学生们戏称为“孙光头”。孙老师教书携带“武器”曰：藤教鞭，专门用来“指点”学生的脑袋瓜。阿季和弟弟们进了这个教室，十分乖巧，孙老师没有对他们进行特殊的“照顾”。阿季发现女生厕所里，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进厕所的同学都要对那幅画像拜拜。她以为是同学喜欢老师呢，哪知道一位同学告诉她：“我们要‘钝’死他。”后来阿季才知道在无锡的方言里“钝”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同学们为什么不喜欢唯一的老师呢？难道是孙老师把“子曰”解作“儿子说”的缘故？还是孙老师经常拿教鞭打学生的脑袋？
阿季在大王庙小学和同学们玩得最多的是“官打捉贼”的游戏。在纸上分别写上“官、打、捉、贼”四个字，然后抓阄。有一次阿季抓到阄后撒腿就跑。同学拉住她，问她为什么要跑。阿季着急地说：“我是贼呀！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阿季听老师讲课，和同学玩跳绳、拍皮球，虽然只上了半学期，但留下的深刻印象，让她经常觉得时光停滞了，仿佛在大王庙里从未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