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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簇枯干的花束就插在一只白色的长颈瓶中。它搁在窗台上，冬天的阳光将它照亮。这束花似乎从来就是枯萎的：它的花枝、蕾朵，以及蛱蝶般的叶片由于失去了水分而变成了僵滞的金黄色。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窗下静静地打量它就成了我日常工作之一。我猜想，它原先也许是蓝色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和妻子都喜欢蓝色的花朵。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去了南方。
我不知道它是何时枯萎的，正如我不知道崩溃最终将源于何处。唯一不变的是它深红色的果实，它们点缀在这簇花枝中间，宛若岁月漫不经心的谎言中一个个小小的见证。我摘下其中的一粒，用刀片切开它，将它放入一只盛满清水的玻璃杯中。花籽多得数不清，它们纷纷沉入杯底，随后又浮了上来。我不断地摇晃着玻璃杯，重复着这个寂寞的游戏。于是，时间的形态便从那些坠落又上升的花籽中间真切地呈现出来，它是一个冥想的片段，一个寓言。假如，这株植物中所包含的宇宙尚未最终黯淡，假如时光尚未抛下它，留给白蚁去噬食，那么，唯有这些花籽能够使我看清它曾经迎风而立的样子，嗅到它的芬芳，感受到它沉积在记忆中的欲望，一个连接着另外一个，就像花籽，沉下又浮上来，多得数不清。
我剪下一茎花枝，将它夹在一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中，然后带着它去看望我的一个朋友。他是生物系的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植物学方面的研究。他领导的一个五人小组试图对植物的家族进行重新分类。尽管我对他的工作所知甚少，我每次去他那儿，他总是设法让我了解这项研究的最新进展。比如说，他曾经向我提及，花朵的枯萎是从丧失记忆开始的。这一次，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话题。他告诉我，在本世纪，植物的婚礼越来越隆重了。这一迹象似乎向我们暗示，这个世界也许正在经历着某种前所未有的变化。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他对我说，同时指了指墙边的一张旧沙发，示意我坐下来，“在整个宇宙种种秘密之中，人类对植物的了解实在极为有限。”
他的研究室里有一股草药的气息。沿墙摆放的一排排木架上陈列着各种植物标本。
“在一切生物中，唯有植物才显得圣洁。比如说，它们谦卑而忠诚，它们虽然谈情说爱，但从不交合——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避免使用语言。我将这称为植物的智慧。你知道，语言是欺骗和堕落的开始……而人类只有在缄默不语时，才会显出几分可爱。”
我将那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递给他。他笑了笑，说：“你到底还是把它带来了。”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植物产生了兴趣？”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打开那本诗集，用一把镊子夹起那枚花枝，放到显微镜下细细观瞧，察看它叶脉的纹路。随后，他又换了一把放大镜。
“这不过是一株极为普通的植物，我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为它感到不安。”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不过，它具体的科属与名称我要过几天才能告诉你，也就是说，等到切片与化学分析之后。你应当知道，科学研究者与诗人的工作毕竟不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大致说明一下它的分布区域？”
“当然可以，不过，你也许会感到失望的，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沙漠与极地之外，这类植物在任何地域都能生长。”他向我解释道，接着，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一件事，“顺便问一句，你的妻子近来有消息吗？”
“她来过一封信，”我说，“是从罕达发出的。”
“罕达，她跑到罕达去做什么？”
“我也觉得奇怪。”
“从地理位置上说，罕达靠近湖南的株洲，两年前，为了采撷植物标本，我倒是去过一趟。”
“她如果去了广州或海口，那是一件挺自然的事，你说呢？可她却去了罕达。”
我知道，我这样说显得既愚蠢又危险。
我的朋友很快就表露了他的吃惊：“我有些听不懂你的话，广州或者海口与罕达又有什么分别呢？她为什么不能既去广州、海口，又去罕达呢？何况，她最终去了哪里，与这束干瘪的花又有什么联系呢？”
他的疑惑是有道理的。我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但我却没那么说。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说到底又有多少了解呢？
“你的妻子的确很漂亮，这件事换了谁都会一样受不了的，可她为什么要去罕达呢？罕达。太过分了。你看，我现在也被它缠上了。你是不是觉得，人一过四十岁，大脑的神经就变得不那么坚固了……”
“也许是这样。”我说。
“那么，你喜欢枯萎的花朵吗？”
“说不上喜欢。”
“我也一样。”他笑了笑，“它只不过是植物的尸首而已。”
我们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喝了一杯清茶。我问他是不是愿意听听有关这束花的故事。
我的朋友坦率地向我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何况，时间上也不允许，因为二十分钟之后，他要赶往生物馆主持一个博士论文答辩仪式。
很显然，他在暗示我离开。而我却没有立即向他告别的任何准备。
他问我能不能将那本阿波利奈尔的诗集留下来，因为封面上的裸体女郎看上去十分诱人。
“我也许可以使它派上别的用场。”
“我的确感到有些看不清自己，再说，我对你也没有什么了解。”在婚礼上，我的妻子突然柔情蜜意地对我说。当时，正式的仪式尚未开始。她看上去显得有些慌乱，或者说，有几分难以言说的伤感。
我对她说，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感觉与她颇有几分相像：“当然，你现在仍然可以改变你的决定。”她调皮地扬起头，朝我眨了眨眼睛，抓起我的一只手，然后问我：“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时，我看见饭店的一位侍者小姐朝这边走过来。她告诉我的妻子，门口有位先生要和她单独说几句话。我微微侧过身，看见他站在门廊边，手里就拿着那束干花，正看着侍者往饮料车的玻璃酒杯中加冰块。我能够听见冰块在杯壁上碰撞发出的叮当之声。
我的妻子确实愣了一下。她似乎没有料到他会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她略有歉疚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这可不能怪我……”随后，她起身朝他走过去。
他们像一对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那样说着话。我听不清他们在聊什么，何况，我对于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尽力不去想这件事。我在内心对自己说，我们终于结婚了。用我妻子的话来说，我们毕竟已走到这一步了。
两个多月前，当我与妻子商量着举行这次婚礼的时候，她对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那就是，我不能向她打听有关她的任何事情。我想，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干吗还要结婚呢？我知道，她并不是随便说说的。她做什么事情都显得一丝不苟，谈不上什么幽默感。当然，这并不是说她本人缺乏这种幽默感，而是其中别有隐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她的姓名之外，我对于她的其他情况暂时还没有什么概念。甚至，就连她的名字，也不能说是十拿九稳。因为她曾自愿向我透露，她曾先后三次去户籍管理部门要求更换姓名——就好像一个人的名字与他的生活或运气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似的。“我们都不是上帝，”她这样对我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得越少越好，除非你想自讨苦吃。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你基本上可以将它看作没有发生，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我没有对她的这番话表示赞同，但也没有提出反驳。我这样附和她：“事件自有它的命运，结局无非不了了之。”她认为我表达了与她相同的意思，只不过说法有些玄奥。
现在，门廊边的情形与半个小时之前并无很大不同。他们谈着话，显得很亲热，也很节制。
只是两位侍者为了避免偷听私人谈话的嫌疑而稍稍挪动了一下位置。其中的一位还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她似乎在对我说：“拒绝看到真相，并不意味着总能稳操胜券。”
由于这个人的出现，婚礼的仪式被推迟了。客人们大都显得很有耐心。主持仪式的那位同事依旧在不慌不忙地检查着麦克风的线路，只是出于某种习惯，他才偶尔抬腕看一下自己的手表。
过不多久，那位不速之客终于想到要离开这里了。我的妻子加快了说话的频率，同时不安地回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那人将那束枯干的花递给我的妻子，然后将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我环顾了一下宴会大厅，盘算着到底有多少人目睹了刚才的情景。当然，即便所有人都看到这一举动，那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他告辞了。我的妻子将他送到了楼下。
这年冬天，这个城市一直在下雪。街道两侧的马路上堆满了肮脏的积雪。一辆接着一辆的电车从街面上驶过，在缆线上划出火花。电车过后腾出了渣打银行的旧址，一名报贩正在叫卖当天的《南方周末》。
我的妻子抱着那束枯萎的花束回到大厅，挟带着一股冰雪的凉意。她的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婚礼接着就开始了。我们交换了戒指。
“他干吗要送来一束枯花？”我问她。那时，我们已经送走了所有的客人，回到了大学的寓所，我的妻子正打算将那束花插到窗台上的一只白色长颈瓶中。
“这是干花，比普通的鲜花保存得更久，”她向我解释道，“制作这样的花束需要耗费许多复杂的工序。”
“就像把茶叶烘干……”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她说，“不过，脱水的方法也许并不完全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说：“我怎么觉得它一开始就是枯萎的，就像人一样，他生下来就已经衰老了。你来看看，它的果实还是鲜红的，只有寒霜能使它变得这样红……”
我打开了电视机。整整一个晚上，她都在侍弄着这束花。我看了一场西班牙足球联赛，又看了一会儿文化专题新闻。一个德国行为艺术家用布匹包裹位于柏林的帝国大厦。阿姆斯特丹的一场露天音乐会。德彪西的《大海》。在世界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之后，我关掉了电视。
我来到妻子的身边。她正在书桌的灯下翻看一本地图册。她问我知不知道罕达这个地方。
我告诉她我从未听说。“不过，听上去它容易使人联想到阿拉伯的清真寺。”随后，我问她打算什么时候上床睡觉。
“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你愿意。”她心烦意乱地对我说。
我在床上躺了下来，有很长时间没有睡着。那束干花就搁在窗台下，隔着一层纱帘，它显得影影绰绰的。我又想起了婚礼上的情景。
“其实，你本可以将他留下来，我们一起喝一杯……”
“你说什么？”妻子冷冷地瞪着我。
“我是说，婚宴上的那个人。你或许可以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他可不这么想。他赶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他说他只想找个地方躺下来好好睡上一觉。”
“他千里迢迢地来到这里，难道就是为了给你送来一些干瘪的花儿？”
我的妻子这时好像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坚决地合上了地图册，脸上的轮廓也渐渐清晰起来。她首先把一只茶杯扔在了通往阳台的门上，然后将脑后的发髻松开，让头发披在肩上。她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你不要逼我。逼急了，我就把什么都说出来。”
我这时才看清，她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
我的妻子离开了我。她去了南方。后来她来过一封信，向我表达了谨慎的歉意。这封信是从罕达寄出的。从邮戳的字迹来判断，它靠近湖南省的株洲，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她现在一定在株洲。
唯有这束花充当了婚姻的见证。它日复一日重复着一段隐秘的意图，恍若一个冗长的争议。凭着它幽香四溢的踪迹，我想起了从前的日子。它没有什么特别。甚至，一天与另一天从未显示出应有的区分。
很久以后，我接受了植物学家的提议，拜访了市精神治疗中心的一位大夫。她听完了我的故事，引用了一段卡夫卡博士的名言，阐述了她的建议：“对于我们完全占有的东西，你只能扔掉它。”
我扔掉了它，并很快从花店买来了一束鲜花。
现在，它就插在白色的长颈瓶中，搁在窗台上，在十一月的艳阳之下，显得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