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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文化研究领域内声名显赫的学者，临安博士近来已渐渐被人们遗忘。四年过去了，我从未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正如外界所传言的那样，不幸的婚姻是导致他最终告别学术界的重要原因。最近一期的《名人》杂志刊发了一篇悼念性质的文章，作者声称，据他刚刚得到的讯息，临安先生现已不在人间，他于一九九三年的六月在新疆的阿克苏死于霍乱。直到今年秋天，当临安博士背着沉重的行囊突然出现在我寓所的门前，上述推断才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他是从张掖返回长沙的途中经过上海的。由于那则不负责任的谣传和多年不见的隔膜，我们相见之下令人不快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这些年来，世事沧桑，时尚多变，在大部分人忙于积攒金钱的同时，另一些人则自愿弃世而去，我们的谈话始终笼罩着一层抑郁、伤感的气氛，临安博士已不像过去那样健谈，激情和幽默感似乎也已枯竭。我们长时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穿过树林走向食堂，难挨的沉默使我们感到彼此厌倦。
在我的记忆中，临安先生尽管学识丰湛，兴趣广博，却称不上是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的研究方式大多建立在猜测和幻想的基础上，甚至带有一些玩笑的成分。对于学术界在困难的摸索中渐渐养成的注重事实和逻辑的良好风气，临安常常出言讥诮，语露轻蔑：“捍卫真理的幼稚愿望往往是通向浅薄的最可靠的途径。”
四年前，他将一篇关于李白《蜀道难》的长文寄给了《学术月刊》，从此销声匿迹。在这篇文章中，他一口断定《蜀道难》是一篇伪作。“它只不过是一名隐居蜀川的高人赠给李白的剑谱，其起首一句‘噫吁嚱’便是一出怪招……”《学术月刊》的一名女编辑在给我的信中流露出了明显的不安：“你的那位走火入魔的朋友一定是神经出了问题。”现在看来，这篇文章也许仅仅是临安博士对学术界表示绝望的戏仿之作。
不过，临安博士并未就此与学术绝缘，这次见面，他还带来了一篇有关王季淩《凉州词》的论文。他告诉我，他写这篇论文的初衷只是为了排遣寂寞，没想到竟意外地治愈了他的失眠症。文章的风格与他的旧作一脉相承，标题却冗长得令人难以忍受。如果删去枝蔓，似乎就可以称作：《王之涣：中唐时期的存在主义者》。
“普希金说过：湮灭是人的自然命运。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临安博士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论述，并立即提到了有关王之涣的一段旧闻。
在甘肃武威城西大约九华里外的玉树地方，曾有过一座两层楼的木石建筑。现在，除了门前的一对石狮和拴马用的铁柱之外，沙漠中已无任何残迹。这幢建筑位于通往敦煌和山丹马场的必经之路上，原本是供过路商旅借宿打尖的客栈。到了开元初年，随着边陲战事的吃紧，大批戍边将士从内地调集武威，这座客栈一度为军队所租用。最后占领这座客栈的是一些狂放不羁的边塞诗人，他们带来了歌伎、乐师和纵酒斗殴的风习，竟夕狂欢，犹如末日将临。
自从世上出现了诗人与歌伎之后，这两种人就彼此抱有好感。但这并不是说，在地僻人稀的塞外沙漠，诗人与歌伎们蚁居一处饮酒取乐，就一定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执。为了防止流血事件的频繁出现，一个名叫叶修士的诗人在酒后发明了一种分配女人的方法，具体程序说来也十分简单：诗人们一般在黄昏时从城里骑马来到这里，随后饮酒赋诗，叙谈酬唱。等到月亮在沙漠中升起，歌伎们便依次从屏风后走出来，开始演唱诗人们新近写成的诗作。只有当歌伎演唱到某位诗人的作品时，这位诗人才有权与她共度良宵。
“这种仪式有些类似于现在在英国流行的‘瞎子约会’，”临安博士解释道，“它使得传统的嫖娼行径更具神秘性质，而且带有一种浓烈的文化色彩。”
自从贬官来到武威之后，王之涣就成了这座客栈的常客，遗憾的是，他的诗作从未有幸被歌伎们演唱过。根据后代学者的分析，王季淩在这里备受冷落，除了他“相貌平平，神情犹疑”，不讨女人们喜欢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诗歌不适合演唱。情况确也是如此，让一个卖弄风情、趣味浅俗的歌伎大声吟唱“黄河远上……”一类的词句，的确有些过分。不过，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似乎完全出乎人们意料。这件事显然不属于正史记述的范畴，清代沈德潜在其《唐诗别裁》一书中对这段旧闻偶有涉及，但描述却极不准确。
这天晚上，诗人们的聚会依旧像往常一样举行。只是听说客栈新来了几名歌伎，诗人们的情绪略微有些激动。第一个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是一名身材臃肿的当地女子。大概是因为此人长相粗劣，诗人们的目光显得有些躲躲闪闪，惊惶不安，唯恐从她的嘴里唱出自己的诗篇。这位姑娘用她绿豆般的小眼扫视了一遍众人，最后将目光落在了高适的身上。她唱了一段《燕歌行》。人们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之后，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高适。高适本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低声地对邻座的王之涣说道：“这个姑娘很可爱，我喜欢她的臀部。”
接着出场的这名歌伎虽然长相不俗，但毕竟已是明日黄花。她似乎被王昌龄高大、英俊的外表迷住了，曾经异想天开地用一把剪刀逼着王昌龄与她结婚。她每次出场，总是演唱王昌龄的诗作，因此，其余的诗人对她不会存有非分之想。果然，她这次所唱，又是那首老掉牙的《出塞》。王昌龄看上去虽有几分扫兴，但仍不失优雅风度，他谦虚地嘿嘿一笑：“温习温习……”
时间就这样过得很快。王之涣似乎已有了一丝睡意。在这次聚会行将结束时，从屏风后面突然闪出一个女人。她的出现立即使王季淩困倦全消。
关于这个女人的美貌，历来存有不同的说法。有人称她“玉臂清辉，光可鉴人”，有人则说“仪态矜端，顾盼流波，摄人心魄”。不管怎么说，这些评论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她的身上既有成熟女人的风韵，又有少女般的纯洁清新。她所演唱的诗作正是王季淩的《凉州词》。
看上去，这个端庄、俊美的女人并未受过基本的音乐训练。她的嗓音生涩、稚拙，缺乏控制，一名衰老的琴师只能即兴为她伴奏，徒劳无益地追赶着她的节拍。她的眼中饱含泪水，仿佛歌唱本身给她带来的只是难以明说的羞辱。
“如果有人决心喝下一杯毒酒，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一饮而尽，”临安对我说，“她就是在这样一种交织着犹豫、悔恨以及决定迅速了却一桩心愿的急躁之中，唱完了这支曲子，然后不知所措地看着众人。”
短暂的沉默过后，人们看见王之涣干咳了两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朝这名歌伎走去。他脸上的冷漠一如往常，勉强控制着失去平衡的身体。他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就像这个女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匆匆绕过她身旁的几只酒坛，径直来到了屋外。
深秋的沙漠中寒气袭人，沙粒被西风吹散，在空中碰撞着，发出蜜蜂般嗡嗡的鸣响。借着客栈的灯光，他在一排倒坍的栅栏边找到了那匹山丹马。接着，他开始流泪。客栈里传来了酒罐被砸碎的破裂之声，那名歌伎发出了惊恐的尖叫。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名歌伎正是王季淩的妻子。”临安故作平静地说，“这件事说起来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但它毕竟是事实。你知道，当时在玉树的这座客栈定期举行的诗人聚会与如今港台地区盛行的流行歌曲排行榜并无二致，在那个年代，它几乎完全操纵着武威这个弹丸小城附庸风雅的文化消费。王之涣的妻子平常足不出户，丈夫频繁的终夜不归使她颇费猜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从一个上门来兜售枸杞子的穆斯林口中知道了玉树客栈所发生的一切，丈夫在那里遭受的冷落不禁让她忧心如焚。后来，她慢慢想出了一个办法……”
“看来，这个女人对于诗歌艺术有一种狂热的爱好……”我对临安说。
“仅仅是一种爱好而已。而且这种爱好也仅仅是因为她的丈夫恰好是一名诗人。那时的女人们就是这样，假如她的丈夫是一个牙科医生，那么她就会莫名其妙地对拔牙用的老虎钳产生亲近之感。事实上，她对诗歌几乎一窍不通。在太原时，她曾对王之涣的那首《登鹳雀楼》提出质疑，按照她的逻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远远不够的，起码也应该一口气爬上四五层楼，因为这样才能看得更远。王之涣怎么向她解释都无法说服她。最后，他只得将妻子带到那座即将倒塌的鹳雀楼前。‘你瞧，这座楼总共只有三层，’王之涣耐心地解释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二楼……’他话音刚落，妻子便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我明白啦。因此，这件不幸事情的发生仅仅与爱情有关。在我看来，所谓爱情，不是别的，正是一种病态的疯狂。”
“也许还是一种奢侈。”我附和道。
“确实如此，”临安站起身来，似乎准备去上厕所，“在王之涣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悲剧的范畴。按照现在流行的观点来看，它正是荒谬。类似的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倒是俯拾即是。”
临安在厕所里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来。我知道，我们的谈话远远没有结束。在冰箱压缩机单调的哼哼声中，我的眼前浮现出临安妻子那副忧戚的面容。自从她与临安离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众所周知，王之涣在十三四岁的少年时代即已开始了写作的生涯，四十年后在文安县尉的任上死于肺气肿，身后仅余六首诗传世。这些诗作后虽被收入《唐诗》，但经过考证，《宴词》等四首亦属伪托之作，“移花接木，殊不可信”。因此，准确地说，王之涣留给后人的诗篇只有两首，这就是脍炙人口的《凉州词》和《登鹳雀楼》。
临安博士告诉我，他在张掖、武威一带滞留时，曾在一家私人藏书楼中读到李士佑所撰木刻本的《唐十才子传》。作者的生卒年月皆不可考。其境界俗陋，引证亦多穿凿附会之处，但却以一种极不自信的笔调暗示王季淩诗作散佚的全部秘密。
按照李士佑的解释，王之涣病卧床榻数月之后，自知在世之日无多，便在一个豪雨之夜将自己的全部诗作付之一炬，而将《凉州词》与《登鹳雀楼》分别抄录在两张扇面上赠给长年跟随的仆佣，聊作纪念之表。
对于王季淩自焚诗稿的原因，李士佑认为，这是王季淩渴望身后不朽的一种冒险。他进而做了一个象征性的说明：假如世上仅剩一对价值连城的花瓶，你砸碎其中的一只，不仅不会有任何损失，相反会使另外一只的价值于顷刻之间成倍地增长……
“这种描述的可笑与浅薄是不难证明的，”临安博士一谈起这件事，就显得愤愤难平，“我们知道，王之涣生前对于自己诗作的公之于众极为谨慎，即便是惠送知己、酬赠美人也往往十分吝啬，这种怪癖后来直接引发了他与高适、王昌龄二人的反目。如果王之涣像李氏所说的那样爱慕名声的话，那么他现在的地位已不在李、杜之下。”
在临安博士的这篇论文里，他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了许多年前的那个风雨之夜，行文中处处透出苍劲和悲凉。但我不知道他的描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当我留意到他的那张形同朽木的脸以及额上的茎茎白发，我知道，事实上我无权向他提出这样的疑问。
“即便是一个理智正常、神经坚强的人，也不免会产生出自我毁灭的念头，”过了一会儿，临安换了一种较为柔和的语调说道，“这种念头与他们在现世遭受的苦难及伤害的记忆有关。一般来说，这种记忆是永远无法消除的，它通常会将人的灵魂引向虚无缥缈的时间以及对种种未知事物的思索，尽管逃脱的愿望往往带来绝望。正如曹雪芹后来总结的那样：世上所存的一切说到底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
临安的一番话又将我带向过去的岁月。早在几年前，他的妻子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已预示出他们婚姻行将崩溃的种种征兆。这封信是用俄文写成的，她心事重重地提到，临安近来的状态让她十分忧虑，也使她感到恐惧，因为“他在不经意的言谈中已渐渐流露出了对地狱的渴望……”。
“说到王之涣，倒使我想起一个人来，”临安用手指敲打脑壳，似乎想竭力回忆起他的名字，“一个犹太人……”
“你说的是不是里尔克？”
“不，是卡夫卡，”临安纠正道，同时由于兴奋，他的脖子再度绽出青筋，“王之涣焚诗的举动常使我想起卡夫卡忧郁的面容。他们都死于肺病，在婚姻上屡遭不幸；他们都有过同样的愿望——随着自己的消失，在人世间不留任何痕迹，但都没有获得成功——世人往往出于好心而弄巧成拙，使这些孤傲的魂灵不得安宁。在这一点上，马克斯·布洛德的行径是不可原谅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王之涣的自甘湮灭与他对这个世界的仇恨有关？”
“仇恨仅仅是较为次要的原因，”临安说，“况且，对于王之涣的身世，我们知道得很少，问题在于，王之涣已经窥破尘世这座废墟的性质，并且谦卑地承受了它。这一点，我以为，他在《凉州词》一诗中已说得十分清楚。”
“你在这篇论文中似乎还提到了地理因素……”
“沙漠，”临安解释道，“王之涣长年生活的那个地区最常见的事物就是沙漠。在任何时代，沙漠都是一种致命的隐喻。事实上，我离开甘肃几天之后，依然会梦见它在身后追赶着我所乘坐的那趟火车。我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我在想，如果这个世界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一个既定的进程的话，毫无疑问，那便是对沙漠的模仿。”
“你无须考虑别人的命运，却也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承担，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临安在做了这样一个简短的总结之后，我们之间的谈话就结束了。
天已经亮了，不过太阳还没有出来。
临安博士走到我的书橱前，大概是想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翻翻。
他在那里一站就是很久。
书橱的隔板上搁着一件工艺品玩具：用椰壳雕成的一头长尾猴。
它是临安以他与妻子的名义送我的纪念品。当时，他们新婚不久，刚从海南回来。我记得，那是一个遥远的午后，他们俩手拉着手，站在我的窗下，她头上别着的一枚银色发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