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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吉普车就停在河边的草滩里，一群孩子围着它。桥的影子像张弯弓，静伏在浅浅的河床下。阳光使墨渍般的阴影加重了，院外的篱边有两棵高大的桑树，叶子长得满满的，风吹得它哗哗直响。
已经过了午后，吸入鼻孔的气息仍然像清晨一样，凉阴阴的。
吕雁对山里的一切都充满了羡慕之意：河流、树木、桥墩，终日沉睡的山谷，以及农妇吃苹果时发出的“咔嚓”声。她从未见过一个人在吃苹果时能发出如此清脆的响声，正在备受忧郁症折磨的吕雁仿佛觉得自己在顷刻之间就恢复了生命力。
村长伏在桌边打盹。他的女儿，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目光黯淡地剥着去年的玉米。母亲吃苹果的声音让她感到心烦意乱。
“你就像在吃玻璃。”她说。
吕雁不知道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睡得太沉了。半夜里下起了雨。她从床上醒来后首先听到的是雨点落在瓦片上的飒飒声，接着，从前院的方向传来了嘈杂的低语、争吵和辱骂。后来，她听见有人蹲在后院的墙根下哭泣，不过，她很快就又睡着了。
已经是连续两个晚上出现同样的情形了：争吵、哭泣和碗碟摔碎的声音伴随着夜雨开始，天亮雨停时结束。到了白天，家中突然恢复了殡仪馆一般的沉寂，很难听到他们说上一两句话。
吕雁自己也记不清，她多少有点病态的收藏癖是什么时候开始萌发的。最早的收藏品只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糖纸或火花。有许多个这样的晚上，吕雁将自己关在小屋里，漂亮的糖纸排满了整个桌面，小刀在糖纸的白蜡上发出的刮削声驱散了宁静、甜蜜的睡意，清晨的阳光在不知不觉中就照亮了她的窗户。她的母亲怎么也弄不清，自己家里的火柴为什么永远用不完，而父亲则开始为女儿不明来由的疯狂嗜好忧心忡忡。
当吕雁的收藏兴趣从陶壶、旧洋伞转移到邮票上的时候，整个家庭已经有充足的理由为吕雁感到骄傲了。她的第一笔邮票交易收入，在支付了祖父全部的殡葬费用之后，还多了三十八元。吕雁正好用它购买了一本《古董收藏指南》。六个月后，吕雁在玻璃厂拥有了自己的店铺，存折上的数字着了魔似的变化着，原来担心自己会死于营养不良的母亲已在为肥胖症和糖尿病而四处求医了。
不久前，吕雁在天桥的古董市场遇见了两个向她兜售恐龙蛋的人。恐龙蛋一看就是假的，可他手里的一只破旧的、刻着鱼纹图案的盐钵却让她吃了一惊。据说，这只盐钵来自一个叫作“银坑”的地方。当天晚上，吕雁就在地图上找到了这个村庄的名字。它位于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小五台山的北麓，距离北京约有六七百公里。在驱车前往“银坑”的路上，吕雁感到了多年来很少有过的轻松与喜悦。至少有好几天，她用不着为洗脸池上搁着的一枚锋利刀片而想入非非了。
这个村庄像一堆混乱不堪的积木似的，散落在河谷的两侧，一座石桥将它们连在一起。在桥上，吕雁碰到了一位年轻的画家，他自称是中央美院的教师。为了准备第四届全国美展的参展作品，他已经在这儿待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你看见那座门前有两棵桑树的院落了吗？那就是村长的家。”画家说，“据说村长的祖上曾做过冯玉祥的书记官。也许你能从他们家的墙缝里挖出一些值钱的古董。”
吕雁用两套冒牌的阿迪达斯运动衫、一块飞亚达手表作交换，获得了在村长家住宿的许可。她的住处被安排在后院的柴房里。对于祖上的经历，村长始终缄默不语。他近来似乎碰到了什么烦心的事，目光躲躲闪闪的。他的妻子，那个长得敦实、肥胖的妇女对此同样说不出什么名堂。当她弯下腰来帮吕雁铺床时，胸前衬衣的纽扣仿佛随时都会绷飞。
现在，吕雁又可以看到山顶上的那棵松树了。隔年的积雪和冰川尚未融化。山坳里有一片岑寂的果园，眼下正盛开着梨花，它一直延伸到一座废弃的寺庙边。阳光越过西边的山头，将瓦砾之中的断墙残垣照得金碧辉煌。在废墟的阴影里，那位画家的身影时隐时现。寺庙前还站着一个牧羊人。白色的羊群像一股水流似的从破败的墙洞里汩汩而出。吕雁数了数，一共是五十三只。
看着那片幽静的山坳，吕雁脑子里忽然跳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假如我就是那位画家、牧羊人，甚至是那座寺庙里曾有过的一位撞钟的和尚，处境是不是要比现在好一些呢？她刚刚发出这样的疑问，立刻听见一个清晰有力的声音在回答她：
“那要好得多……”
好像有人朝这边走过来了。那是两个戴头巾的妇女。她们在越过高低不平的塄坎和小山包时，远远看上去就像两只在波浪中沉浮的红色圆球。
这两个女人显然将吕雁当成了一个收破烂的，她们带来了一大堆破犁头、登山者留下的矿泉水的瓶子、牙膏壳、小孩穿的塑料凉鞋，装了满满一麻袋。不过，吕雁还是从这堆垃圾中发现了几件她想买的东西：两枚抽屉的铜把手、一口翠绿色的鸟纹水罐、三只黑釉红边碗、一方缺角的漆盒方盖。
做完这笔交易，天就快黑了。那两个妇女却没有立刻想走的意思。她们笑嘻嘻地站在桑树下，问吕雁昨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动静。
吕雁说，她晚上睡得很沉，被雷声惊醒后听见有人在吵架，还有哭泣声，就在院子里的墙根底下。
“那就对了。”其中的一位妇女向她的同伴挤了挤眼睛，“怎么样，我说得没错吧？”
“还真有这样的事。说实话，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事情是明摆着的，你信不信都一样。”那位妇女不容置疑地说道。过了一会儿，她又问：“他们在吵架时，都说了些什么？”
吕雁说，昨晚的雨实在是下得太大了，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听清楚。她看见房东家的那个女孩正透过窗户朝门外张望。她的手里拿着一件红色的阿迪达斯运动衫，心事重重地在镜前比画着。
“就是这么回事。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动摇过。等着吧，可有咱们的好戏看了。事情反正是明摆着的。”
可另一位妇女却显得沉稳、老练一些。她提醒对方，在事实没有彻底弄清之前，最好不要过分张扬，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事情”……
“他们家究竟出了什么事？”吕雁问道。
两位妇女彼此对望了一眼，又看了看吕雁，随后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
“今天晚上你睡觉时留点神……”
说完，两个女人又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番，然后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晚饭还是老一套，玉米渣粥，腌泡菜，一盘白薯干。村长第一个吃完饭，像只老鼠似的逃离了餐桌，回里屋去了。不一会儿，隔壁的屋里就传来了单田芳那沉闷沙哑的嗓音。
“他倒好，”农妇说，“还有心思听评书。”
她的女儿没有搭腔，因为她也竖起了耳朵。当然，她不是在听评书。收音机的电波受到干扰后发出的沙沙声使她不住地皱着眉头。换上了新的运动服之后，她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只是身体的发育程度与她的年龄显得有些不太相称。
“我怎么觉得屋子外面到处都是人……”她对母亲咕哝了一句，“你听，就在窗户底下，还有人说话。”
“你就给我省点心吧。”农妇将手里的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撩起围裙去灶下抹眼泪去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换成谁还不一样？”女孩说。她的鼻子又开始流血了。她用一个小纸团塞住鼻孔，仰起头。
“你要是再敢吭气，我就撕烂你的嘴。你这不知羞耻的东西！”农妇在灶下吼道。她又摔碎了一只碗。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你把我逼急了，我就把家里的事统统抖出来。”女孩朝吕雁看了一眼，然后一脚将饭桌踢得在屋子里打起转来，就像玩杂技似的。
经她这么一说，农妇在灶下果然不再吭声了。
“还不如一把火，将这个家烧了倒也干净……”女孩叫道，“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
她的母亲已经打算偃旗息鼓了，可女孩似乎才刚刚进入状态。
大概是母女俩在晚饭时宣泄掉了积蓄的能量，这个夜晚倒是出奇的平静。到了十点钟，天空依然缀满星斗，看来，雨也不会再下了。吕雁在床上看了一会儿随身带来的那本《亡灵书》，竭力控制自己不再去想那枚搁在洗脸池上的刀片。随后，她来到院中的井边刷牙。
村长坐在井栏上等她。他的脸蓝幽幽的，井栏、碌碡、院墙和井边的一棵槐树都是蓝色的。他已经帮吕雁打好了水，一只飞蛾在木桶里凫动着。
村长显然是为他女儿的事而来。他直截了当地问吕雁，能不能帮他女儿在城里找份工作。
“什么工作都行。或者干脆替她找个婆家，什么人都成。”村长说，“我再也不想见到她了，就当我没生这么个女儿。”
村长说，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这样的要求的确是太过分了，但他能想得出来的就只有这一条路。他说他这些天都快发疯了。然后他立即抱住自己的脑袋，做出痛苦万状的样子。
村长说，活着就是受罪。我已经受不了了。
村长说，天黑时，我看见你和那两个娘儿们在桑树下说话。不要相信那两个骚货。其实她们什么也不知道。
村长说，我不能告诉你家里发生的事，你不要问，也不要自作聪明地去瞎猜，即使你把这个世界上能够发生的事都排一遍，也还是猜不到。一大堆煤球铺在地上，只有烧锅炉的人才知道，哪一块煤球捡起来会烫手。
村长说，你能不能明天就将她带走？
“那可办不到。”吕雁说，“回城以后，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
“让她去跟你收购古董怎么样？”
吕雁笑了起来。她说她在城里倒是有一个可靠的朋友，是股票交易所的经纪人，认识各路的朋友：“也许可以让他帮着想想办法。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也许是没想到吕雁这么快就答应了，村长的胆子又壮了起来，说起话来渐渐就失去了控制。
临走前，村长竟然趁吕雁正在刷牙不便反抗之机，一把搂住了她的腰，与她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嘿嘿冷笑了两声，对吕雁说：
“这几天我老是在做同一个梦，在梦中老是和同一个姑娘同床共枕。我现在终于知道我梦见的那个人是谁了……”
在回城的路上，吕雁还在想着这户人家可能发生的事。几天前，当这个隐蔽、幽静的山村突然从一片山坳里敞露出来的时候，空气中凉阴阴的草香使她萌发了在这一带隐居终老的念头。当然，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她还想起了那个在股票交易所的朋友，他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在吕雁出发来银坑的前夕，他带着一丝神秘的喜悦告诉吕雁，他准备去一家皮肤病医院做手术，彻底割除掉腋下的“芳香烃”。“等到我们再见面时，你就用不着老是捂鼻子了。”
在一幅精心绘制的地图前，罗冰抱着她那架心爱的尼康2000型照相机进入了梦乡。她的父亲罗德辉教授推门走进来的时候，她已经在巴颜喀拉山的绝壁上插下了第一根钢钎。
罗冰躺在地上的一张藏毯上，枕边搁着薄荷型的紫罗兰香烟，一只打火机。烟灰缸已经满了。罗教授在女儿的身边坐了下来，静静地看着她的脸：女儿已经二十八岁了，可怎么看都像个婴儿。他点燃了嘴里叼着的那根雪茄，将视线投向对面的墙上。
这幅巨大的地图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地图上标明了中国境内所有海拔在三千米以上的山峰。约有二分之一的峰巅贴上了三角小红旗，并在旗帜的下方留了攀登的日期。其中包括著名的冈底斯山、贡嘎山、祁连山、念青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一九九一年，罗冰作为唯一的一名志愿者，居然混进了中日攀登珠峰的联合登山队。只是在做第三项体能测试时，她才被刷了下来。因此，在地图上占有显赫地位的珠穆朗玛峰暂时还是空白。
罗德辉教授不知道女儿是如何迷上登山运动的。看来问题还是出在一九八五年七月。当时，为填写高考志愿一事，父女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罗德辉教授看来，可供挑选的热门专业很多，像外语、国际金融、经济管理、外贸都是理想的选择。可罗冰却执意要报考中国文学专业，她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狄金森那样的诗人。有一句话罗冰常常挂在嘴边：要么成为狄金森，要么一无所成。在父女俩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的那个炎热的夏季，为了挟制对方，两人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绝食。
在宣布绝食后的第二天早上，罗冰在自己卧室的门边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女儿，在绝食期间躲在被窝里吃巧克力，是不诚实的欺诈行为。当天深夜，罗德辉教授也看到了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客厅里的饼干桶为什么空了？要知道，饼干渣掉在床上是要生虫子的，请自重。
绝食游戏在第三天中午宣告结束。当时，两个人在分别吞食了三包方便面之后，躺在客厅的地毯上无法动弹了。罗冰最终选择了地理系的地貌专业，总算消除了罗教授对女儿在文学领域备受身心摧残的担心。而实际上，罗冰只读了三年就中途辍学了。对于她突然染上的登山狂热症来说，三年的地貌学专业训练似乎已经足够了。在罗冰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罗德辉教授没有一分钟不为女儿的前途操心。后来他通过关系替罗冰在中国测绘局找了一份临时工，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为了让女儿在心理上有所寄托，罗教授在无奈之下决定再度求助于文学。但这毕竟太迟了。他试图重新点燃女儿对于诗歌的热情，而罗冰只是哼哼干笑了几声。
“你不是喜欢那个狄、狄、狄什么的东西吗？”
“噢，你说的是狄金森，狗屎！”
坐在这幅地图前，看着这个堆满了登山器材的杂乱房间，罗教授不无自责地想到，在妻子去世后的这些年月中，他的娇纵已经把女儿宠坏了。他反复计算着这样一个等式：如果把女儿在登山上耗费的时间统统加在一起，可以背会多少个英语单词。可这个问题就像地图上五颜六色的等高线一样让他头晕目眩。
“您怎么还没睡？”罗冰说。她早已醒了，正在哗啦哗啦地翻阅着一本时装杂志。
“我吃了四片安眠药，可还是睡不着。”
“我知道怎样才能让您睡着觉……”
“知道就好。”
“可我办不到。”
罗德辉笑了起来。他从罗冰手中接过一只枕头，挨着女儿躺了下来。天已经快亮了，街道对面卫戍区的兵营大院里响起了嘹亮的军号声。
“最近有什么登山计划？”
“我打算去爬小五台。”
“是在山西境内吗？”
“不，在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
“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罗冰说，“我的那辆2020吉普前轮有点左偏，我打算将它送到修理厂校正一下。”
“还是一个人去吗？”
“那当然。”
“我给你找个伴怎么样？两个人一起去，要安全得多。”罗德辉说。
罗冰没有吭声。她知道父亲又要搞什么鬼名堂了。果然，罗德辉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递给罗冰。照片上的这个人留着一脸大胡子，有点像在刻意模仿恩格斯。他站在一面带有木头支架的圆镜前，手里托着一只茶盅。窗帘是红色的，从窗户里可以看到花园里的一座裸女铜像。尽管罗冰目前对他一无所知，可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坚定和从容不迫的神色还是让罗冰充满了艳羡。不过，她很快就意识到，她的这一印象多半是由于他脸上络腮胡子的巧妙掩饰，一旦他剃去胡须，嘴角里暗藏的痛楚或苦涩说不定就会一览无余……
“您的意思是让我和他结婚吗？”罗冰问道。
“这也是你死去的母亲的意思。”罗教授说，“约会的时间已经定好了，明天下午两点钟。在雍和宫。”
父亲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罗冰已经在睡梦中再次踏上了去拉萨的旅途。雪山、寺庙、奔腾的河水在汽车的反光镜里交替闪现，甘洌的空气带着冰雪的寒意。罗冰喜欢途中的感觉：目标永远在远方，道路永远在延伸，就像每一个从车窗外掠过的穿着袈裟的僧侣一样，圣地永远不可抵达，隐秘的希望之路被无限拉长了……她听见父亲在她耳边不住地叹气。在他看来，对登山过分的痴迷实际上已经和锻炼身体的目的背道而驰了。人们通常担心身体羸弱而发疯地锻炼，结果往往死于疲劳过度。
“我真的在替你担心，如果地图上的那些山都被你爬完了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去爬八宝山了。”罗冰毫不迟疑地说。
已经过了下午两点，罗冰要等的那个人还没有露面。
她站在国子监门楼前的一片树荫下不安地看着手表。她渐渐有点沉不住气了。她决定再等五分钟。两个五分钟过去之后，雍和宫的门前还是空荡荡的。第一次约会就碰上这样的事，的确有点令人扫兴。罗冰怀疑父亲会不会记错了约会的时间或地点。这些年来，他为了说服自己尽早结婚，都快要发疯了。罗冰在树荫下焦躁地踱着步子，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她内心的骄傲也开始变得盲目起来，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着她的愤怒和屈辱：竟有这样的事……
街道对面有人在不停地按着喇叭。罗冰转过身来，看见那儿停着一辆迷彩顶篷的北京吉普。
吕雁摇下车窗玻璃，将脑袋伸出车外。“这么热的天，你待在这儿干什么？”
“瞎转呗。”罗冰心不在焉地说，“你呢，又到哪儿收古董去了？”
“我刚从你们家来。”吕雁说。她已经从车上下来了。
“你怎么老是趁我不在的时候往我们家跑？该不是看上我爸了吧？”
“很有可能。”吕雁笑着说。
罗冰和吕雁是小学时的同学。她们最初的友谊是从罗冰定期向对方提供高级糖纸开始的。她听说吕雁的古董生意近来挺红火，可不知为什么，就在一个星期之前，她却毫无缘由地用一枚剃腋毛的刀片切开了手腕的血管……
吕雁告诉罗冰，她不久前花了两万元买来了一只清代百蝶瓶，刚才去她家是想让罗教授帮着鉴定一下。
“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吕雁说，“你爹只朝它瞥了一眼，就告诉我是假的，你说气人不气人？”
罗冰从吕雁手中接过那只花瓶看了看，很快就被它的图案和色彩迷住了。瓶胆和瓶颈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蝴蝶，蝶翅呈暗红色，底衬是孔雀绿的云状、火焰状的纹饰。
“蝴蝶倒是有一百只。一只不少。”吕雁笑道，“你爹说，这些年来，他经手鉴定的类似赝品已不下十件。我让他再仔细看看，老头就不耐烦了，他说真正的百蝶瓶早在七十年前的直奉大战中就已毁于战火了。”
她们在树下又说了会儿话。罗冰问吕雁是否有兴趣一起去爬小五台。它在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处，据说山腰上的一座废庙倒是真正的明代建筑。
“我知道。”吕雁说，“两个月前，我去过一趟。”
临走前，吕雁突然神秘地对罗冰说：“你要等的那个人，我看今天不会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等人？”
吕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罗冰晚上回到家中，将自己满腹的怨恨和委屈都发泄到了父亲的头上。她发誓永远不再跟他说话了。奇怪的是，罗德辉教授脸上倒显得十分平静，仿佛他早就料到对方会失约一样。罗冰两次提起了吕雁，老人也是笑而不语。
第二次约会的地点改在东单公园，时间还是两点。罗冰决定狠狠地教训一下对方。她打算与他一见面，扭头就走。她已经想好了一些足以让他神经崩溃的刻毒言辞，是不是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那要看当时的情形而定。不过，对方仍然没有给她提供这个机会。眼看就到三点钟了，那个人迟迟没有出现。在焦灼的等待之中，罗冰忽然想起，东单公园有两个大门。她所在的这个大门与同仁医院毗邻，紧挨着崇文门的非法劳务市场，而另一扇门正对着北京医院的急诊楼。当罗冰急急地穿过东单公园，向西门狂奔的时候，脸上流下的滚烫的泪水吓了她一跳。这是她有记忆以来的第一次流泪。她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都陷入了黑暗之中，而现在，她暂时还看不到它的边际。
当天晚上，罗冰在睡梦中依然气得发抖。竟有这样的事？他妈的竟然有这样的事？嗯？这算是他妈的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妈的？她反复念叨着这几句话。她的耻辱仿佛永远也洗刷不掉了。直到罗德辉教授答应她，将那辆2020北京吉普换成一辆新的切诺基，才使女儿最终安静下来。
往后一连几天，罗德辉教授再也不敢提约会这档子事了。他每天在书房里写字、作画，或者在阳台上摆弄花盆，恢复了刻板的作息起居。父女俩也很少说话。对于女儿的未来，罗教授一反常态地摆出了一副无可奈何、听之任之的架势。
很快，罗冰有点待不住了。她没事总爱围着父亲的书房转。
“上次的那件事，就算完啦？”
“什么事？”父亲茫然不解地看着女儿。
“两次约会都没来，就这么不明不白？就算完事啦？”
“不完还怎么着？”罗教授反问道，“两次失约，言而无信。过几天，我再托人另外给你介绍一个吧。”
“不行。”罗冰说，“我非得跟那小子见一面不可。”
“那又何必呢？”
“你现在就去跟他打电话。明天晚上七点，我请他去工人体育场看球。”
罗德辉教授顺从地走到电话机旁，他将听筒拿起来又放下了。
“要是这一次他还不来怎么办？”老人忧心忡忡地看着女儿。
“那我就一刀杀了他。”
第二天晚上下起了大雨。罗德辉教授正在客厅里看晚间新闻，女儿一身泥水从外面走了进来，她还没有来得及换身衣服就瘫倒在沙发里。
“我完蛋了……”罗冰叫道。
罗教授赶紧关了电视，问她怎么完蛋了。
“我真的爱上那个流氓了！”
“你们已经见过面啦？”
“要是见过面就好了……”罗冰这一说，倒把罗德辉教授逗乐了。看来，对于男女之事，女儿并不像自己所担心的那样懵懂无知。
出版社社长李仙洲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他怀疑自己得了健忘症。妻子刚刚来过一个电话，李仙洲只记得她在电话中提到了缝纫机，其他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办公桌上搁着一只缀满蝴蝶图案的花瓶，旁边放着一本两个月前刚出版的《亡灵书》。这本书据说是一位名叫因索的古埃及司理葬事用芦秆和竹管做成的笔，蘸了调和着胶汁的烟墨写成的。法国人商博良（Champollion）为了读通这本书，在尼罗河边耗费了十九年的光阴。在这个安静的午后，李仙洲觉得自己就是商博良，带着治愈神经衰弱的隐秘意图，正在金字塔或神庙的阴影中徘徊不前。而花瓶上的蝴蝶图案使他在转瞬之间变成了一位古董收购商，开着一辆北京2020吉普正独自深入乡村腹地，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在另一个时刻，李仙洲在想象中置身于一辆开往西北的列车上。他坐在窗口，凝视着窗外的阳光、雨雪、风沙中流动的山丘，手里捧着一本里尔克的《果园》，他那结实、高大的情侣（一口就能咬掉大半个苹果）正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小站上，不安地踱着步子，她的乳房饱满、坚挺，就像两头围栏里骚动不安的牛犊……
让命运的船另改一条航道。这个念头已经纠缠他整整五年了。当时，他的那首题为《成为别人的可能》的长诗刚刚发表。他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比如苏东坡和维特根斯坦），唯独不愿成为他自己。就如一座建造在沙堆上的房屋，修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除非推倒重来。房屋的每一根梁椽都像神经一样脆弱，每一条瓦缝都在漏雨。他是一只倦怠、行动迟缓、毫无生气的水母。就连刚刚获得晋升的社长的职位，也不能给他带来丝毫的慰藉，相反，它更像是对自己不幸处境的暗中嘲弄。
下午五点一刻，李仙洲从办公室里出来。在晦暗的走廊里，他碰见了一编室的女编辑小胡。她正在锁门。李仙洲朝她笑了一下，而小胡竟然装作没有看见，转身离开了。会不会是她没有认出自己？李仙洲不由得加快了步子，赶上她。两人在寂静的走廊里几乎是并肩走着，他闻到了熟悉的香水的气味。在楼梯口，李仙洲突然在她肩上拍了一下，对她说：
“小胡，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女编辑终于站住了。她冷冷地打量着李仙洲。
“我梦见自己和一个姑娘在澡堂里洗澡。猜猜看，我梦见了谁？”
“操你妈！”女编辑答道。
李仙洲看见在走廊的尽头，样书室的大老李将他那隐鼠似的脑袋探出门外，很快又缩了回去。
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似乎在思索着办公室的门到底有没有关上。空气中残留的幽暗的香水味将他带入了自己虚构的梦境中，仿佛他真的看见了女编辑一丝不挂的样子……
在二楼的楼梯口，李仙洲看见一个身穿红色阿迪达斯运动服的女孩坐在台阶上抽烟。她看上去最多也就十四五岁，可她身体的发育程度与年龄显得很不相称。她手里拿着一块抹布，脚边搁着一只盛满脏水的铅桶。
“你就是新来的清洁工吗？”李仙洲问道。
女孩站起来，很有礼貌地点点头。
“你是什么时候来报到的？”
“今天早上。”女孩笑了起来，“九点钟我还去过您的办公室……”
李仙洲不由得拍了拍脑门。他近来的确总爱忘事。刚才他妻子在电话中吩咐他的事也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她为什么会提到缝纫机？
“是谁介绍你到这儿来工作的？”
“张重果。”女孩答道。她的鼻子似乎在流血，李仙洲看见她的鼻孔里塞着两个小纸团。
女孩说，她原先并不认识张重果，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她还说，她来自河北的穷山沟。她的父母为了让她能够进城工作，都快疯掉了。最后，父母与她的两个婶子终于想出了一个苦肉计……
李仙洲突然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的记忆正在恢复。他已经知道一编室的小胡刚才莫名其妙地冲着他发火的原因了。
出版社近期要招一名清洁工，这是李仙洲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件事。由于不知如何挥霍刚刚获得的权力，他对每一个前来说情的人都报以同样的微笑，给予同样的许诺：好说，好说……一编室的女编辑在给他送来的一份出版合同中附上了这样一张纸条：
亲爱的李社长，我的表姐最近下岗了。我认为由她来承担出版大楼的清洁工作非常合适。知道我将如何报答您吗？阅后务必焚毁。
李仙洲在合同上签完字后，亲自送往一编室。他在合同的夹页中也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亲爱的胡编辑，很高兴在清洁工的人事安排上，我们的意见如此一致。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互通有无。
半个月后的一天，当李仙洲从一大堆《亡灵书》的清样中发现那张让他心花怒放的纸条时，他竟然想不起是谁写的了。当时，他正忙着赶往昆仑饭店，与他的朋友张重果一起吃晚饭。两人一见面，李仙洲就向对方念叨着他的健忘症。股票经纪人张重果脸色阴郁，他对李仙洲的痛苦显得漠不关心，最近他刚刚去医院做了腋下狐臭割除手术。
“我真的担心自己迟早会发疯。”李仙洲说。
“算了吧，”张重果苦笑了一下，“你的神经系统是不锈钢做的，敲上去当当响。”
“你找我有什么事？”
“小事一桩。”张重果说，“你能不能帮我在出版社安置一个人，扫地，清洗厕所，什么工作都行。”
李仙洲听他这么说，眼睛不由得一亮：“我操，这事说巧还真他妈的巧，我们单位最近还真的需要一名清洁工。”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出于答谢之意，临走前，张重果送给他两条中华香烟，一只景德镇出产的花瓶：“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烧制的百蝶瓶，又名玉壶春，国家一级文物。”张重果神秘地对他说。
李仙洲回到家中，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蜡染短袖衫的妇女。她四十多岁，身上有一股酸溜溜的汗味。由于皮肤瘙痒，她的脸上和脖子上留下了几条抓挠的暗红色印迹，湿漉漉的头发像涂了胶水，黏结在脑门上。李仙洲从未见过她。他想，这个人也许就是妻子刚刚请来的保姆，这些天，她一直在唠叨着要请一个保姆。
墙角的落地灯边上搁着两床花布棉被（它似乎使客厅里的空气变得更加燠热了）、一个帆布包裹，棉被把一盆君子兰的花茎都压断了。客厅里光线很暗，窗口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
妻子还没有回来。也许是回来后又出去了。她的牙疼已经闹了一个多月了，整天整夜地哼哼唧唧，她只能依靠吞食大量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李仙洲一想到她那红肿、充血的牙床散发出来的腐沤气味，就忍不住要反胃。
这名妇女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跟他说话，伴随着复杂的手势，像鸟语一样嘁嘁喳喳。李仙洲只能听懂很少的一些词汇，比如说，厕所，车站，缝纫机。要是勉强把这些词汇与眼前的事实连接在一起，李仙洲可以得到一个如下的判断句式：
妻子将保姆领回家中，上了一趟厕所之后，去车站附近的商场买缝纫机去了。
或者：
妻子下班后去商店购买缝纫机，在车站前的非法劳务市场遇到了她要找的保姆，将她带回家中，现在正在上厕所……
这个女人的笑容里有一种淫靡的气息。手臂光裸，细长，白得发青，让人感受到阵阵清凉。裁剪得很合身的衣服领口开得很低，恰到好处地兜住了一对看上去既丰盈又柔软的乳房，就像两只熟过头的、多汁的槟榔。微微隆起的腹部的曲线随着气喘而起伏。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多半还因为李仙洲故作矜持的态度，她显得有些紧张，两腿交叠在一起，不安地战栗着。
她的笑容显然是虚假的，却带有强烈的暗示性。李仙洲又想起了刚才在出版社楼道里碰到的那个女孩，她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她火焰一般的眼神。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起来，飘浮在空中，没有一点重量。只要李仙洲朝那个女人看上一眼，她马上就傻笑起来。李仙洲问她从哪里来，自己的妻子为什么还没有回家，她只是笑。李仙洲给她倒了一杯雪碧，递到她手中，她又笑了起来。最后李仙洲紧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伸手搂住了她的腰。女人突然抽搐了一下，紧紧收拢了身体，惊恐而慌乱地看着他。不过，她的嘴角依然挂着笑容。
这他妈的可不能怪我了……
李仙洲贪婪地看着她，吮吸着她身上的汗味，立即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多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是在乡间拥挤的集市里，每一个匆匆而过的女人都在召唤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仿佛这些年来紧紧纠缠着的一切难题都在这个决定中迎刃而解了。
女人的反抗显得无力而犹豫不决。她就像一个溺水者徒劳地挥动着双臂，似乎想抓住点什么。她的身体难看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
就在这时，李仙洲忽然听见厕所里响起了哗哗的冲水声。
抽水马桶的声音准确无误地提醒他，除了自己和这位保姆之外，家里还有一个人。难道妻子真的在上厕所？随后，他听见洗脸池的水龙头被打开了。那个人正在洗手。李仙洲敏捷地松开这个女人，窜到沙发对面的一张木椅上，随手抓过一张当天的报纸，一边翻看，一边高声地感叹道：
“我操，天津磁卡又跌了六毛……”
从厕所里走出一个敦实的青年，他留着艺术家般的长发，穿着花格子衬衫，牛仔裤的一只裤管挽过了膝盖，粗壮的手臂上文着一条眼镜蛇。他走路的声音咚咚作响，仿佛楼板随时都会坍塌下去。
“你是谁？”李仙洲问道，“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年轻人不屑一顾地扫了李仙洲一眼，然后叽叽咕咕地与沙发上的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就拿过桌上的一只遥控器，“啪”的一声打开了电视。
难道这个保姆还带着贴身保镖？问题是保镖在厕所里待的时间也太长了。李仙洲心慌意乱地翻动着报纸，用眼角的余光朝对面的女人瞄了一眼。她的脸上仍带着笑容，只不过多了一层自豪和讥讽的意味。
李仙洲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暗房里，黑暗深不可测，漫无边际。好在妻子已经回来了。他听见了她的说话声，就在门外的楼道里。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门就开了。
他看见妻子和一个中年男子抬着一架缝纫机，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们都累得气喘吁吁。
“让你早点回来去取缝纫机，你跑哪儿去啦？”妻子一进门，就向李仙洲抱怨道，“害得我们累得像死狗一样……”
“咱们家要缝纫机干吗？”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他妈的装糊涂啊？”妻子用一只手捂住嘴，叫道，“我可没工夫跟你闲扯。哎哟，疼死我了。我的每一颗牙齿都松动了。”
妻子身边的那个中年人大步流星地朝李仙洲走过来，跟他热烈握手，还用力摇了摇。
“我哥哥。”妻子介绍说，“他们从于都来，下午刚到。”接着，她把那个正在看电视的青年拽到李仙洲跟前，对他说，“像你侄子这样的壮小伙儿，在出版社做清洁工是不是太委屈了？”
“什么委屈不委屈，”中年男子笑道，“妹夫给孩子安排了工作，我们就已感激不尽了。他在家里也是东游西荡，成天跟人打架……”
妻子说，哥哥嫂子这次来，就打算在家里住下了。一来孩子还小，他们不放心；再说，嫂子还琢磨着在城里开一个裁缝铺……最后，她在侄子肩膀上拍了一下，对李仙洲说：
“你明天就带他去出版社报到。”
李仙洲支吾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把他吓了一跳。
电话是张重果打来的，他问李仙洲这个周末是不是有兴趣去爬山。李仙洲推托说，他近来的心情似乎不太适合于任何形式的享乐。
“得了吧，与我最近遇到的苦难相比，你的那点麻烦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等到我们登上山顶，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的。”
我的眼睛为什么总是盯着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一看到那只瓶子，痛苦就会顿时减轻？
股票经纪人张重果博士躺在地上的一张竹席上，他觉得自己就是晚年的浮士德。他的目光就像着了魔似的，牢牢地黏附在橱柜的上端。在那里，用来对付狐臭的各式男用香水散发着淡淡的幽香。他知道，一只墨绿色的、装满安眠药的瓶子也在其中。
密如贯珠的雨点敲打着窗户玻璃。电线像是被大风刮断了，房间里一片漆黑。两只蝙蝠绕着吸顶灯撞来撞去。张重果在凉席上摸索着。他先是碰到了一只蚊香的铝架，然后是一盒受了潮的火柴。接下来，他的手触摸到了一个女人的光溜溜的脚趾。
“你在找什么？”吕雁在黑暗中问他。
“香烟。”张重果说。
“我还是给你把蜡烛点上吧……”
张重果说不用了，他觉得黑暗会使他的心情变得平静一些。当闪电划破阴沉沉的雨幕，照亮了花园里狂摆乱舞的树木，他就能看见墙角木架上的那面巨大的圆镜。镜子上覆盖着一块红绸布，看上去就像个正襟危坐的新娘。他的一个精通奇门遁甲的朋友曾来察看过这个房间，他说镜子上妖气浓重：“你的灾难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要再想那件事了，”吕雁说，“想也没用。”
张重果说，他现在什么也不用想了。每一分钟，他都在受煎熬，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受苦。
“生活就是无期徒刑，”吕雁说，“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夜之间就会变成毫无生气的水母。你走在大街上，看到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踌躇满志、笑容可掬，可是他们的心里却是一片黑暗……”
张重果说，要是在乡下，这么大的雨，他的弟弟就会在半夜里将他推醒，催他去河沟里捕鱼。在夏天，他一碰到下雨就兴奋得睡不着觉。“好像昨天我还跟他在激流中打桩下网，今天却已经忙着替自己料理后事了。”
“事情还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吕雁说，“不过，那个爱流鼻血的小姑娘，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想好了。”张重果说，“公司里她肯定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把她托付给出版社的一个朋友。他最近刚刚当上社长，也许他那里需要一个电脑打字员。”
“什么工作都行。”吕雁说。她正在找她那把黑雨伞。看样子已经准备离开了。
“有空出去散散心，别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没什么了不得的。”临走前，吕雁对他说。
吕雁刚走，电就来了。在刺眼的灯光下，那两只蝙蝠带着灰暗的重影，在房间里到处乱撞。张重果仿佛觉得有几十只蝙蝠在他眼前翩翩起舞。在飒飒的雨声中，他的痛苦终于又变得清晰而锐利起来。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他正在股票交易所对面的一家餐馆吃饭，一位身穿红色西服的小姐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边。他甚至没有听清她在自己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只知道，他筷子上夹着的一段熘肥肠怎么也无法送进嘴里。这是最初的情形。
接着，他走到了户外锦缎般的阳光下。从餐馆到股票交易所不到五百米的路程，他几乎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如一个初来京城的观光者，他的心里感到了一种无所事事的寂静。一路上，他反复思索着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他从银行透支的八百万假如全部用于消费，可以购买多少斤猪肉……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吕雁又打来了电话。
“你不用担心，我还活着。”张重果一拿起电话，就对吕雁说。
“你是死是活，我可管不了。”吕雁嘿嘿地笑了两声，“我刚才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你说吧。”
“你先点上蜡烛……”
“已经来电了。”
“那正好。”吕雁说，“你看见写字台上的那只花瓶了吗？”
那是一只百蝶瓶，又叫玉壶春，是吕雁送他的生日礼物，据说是清代的真品。
“花瓶下面压着一只信封，里面有两张明晚的戏票。”
“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去看戏呀？”张重果烦躁地说。
“放屁。”吕雁骂道，“你小子少跟我装糊涂，一连三次约会你都错过了，你让我今后还怎么做人？别成天就想着你的那点股票。这次你死活得去。别再忘了。明晚七点，长安大戏院。”
吕雁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张重果很快就在写字台上找到了那只信封。除了两张戏票之外，信封里还有一幅照片。照片上的这个姑娘穿着深蓝色的羽绒服，脸被风吹得红扑扑的。她站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溪流边，身后是银灰色的雪山。一队诵经的喇嘛手摇转经筒，正在走远。照片的反面，有一行用铅笔写成的娟秀的字迹：
一九九二。藏北。念青唐古拉山。
从长安大戏院出来，张重果和罗冰沿着建国门外大街慢慢地朝前走。北京站的大钟敲打着九点。街上到处都是人。他们要是觉得沉默的时间太长，就拥抱在一起接吻。她刚刚吃过冷饮，嘴唇和牙齿都是凉冰冰的，带着一股清新的草莓味。而她的喘息，却像汽车排气管喷出的油烟一样灼热。
他们在地铁车站的入口处停了下来，看了一会儿老年秧歌队的舞蹈表演，然后走进了路边的一家啤酒屋。
啤酒屋里生意冷清，地砖上积了一层厚厚的油污。四个赤膊的年轻人聚在一张桌边打扑克。一个侍者模样的人手持遥控器，不断地更换着电视机的频道。张重果正打算另换一个带有空调的酒吧，罗冰已经在窗口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了。
在剧院里，罗冰一直谈论着狄金森，并小声地给他朗诵她的诗歌。假如我们的小船最终沉没了，那只不过是驶入了另外一条海洋。她的窃窃私语很快就使后排的一个女中学生失去了理智，她旁若无人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对罗冰呵斥道：
“别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有学问，狄金森谁他妈不知道？！”
在罗冰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狄金森的同时，张重果的意识一直深陷在自己痛苦的泥沼之中。因此，这场谈话不免给了他这样的印象：狄金森去医院做了一次狐臭切除手术，她的股票亏了八百万……
他们从戏院出来，罗冰立刻就变得沉默不语了，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熄了火。她说刚才的那个女中学生使她想起了一段往事。它是一条毒蛇，在她脑子里冬眠。它随时都会苏醒过来。
“其实，你用不着非要去谈那件事不可。”张重果对罗冰说，“没人逼你，再说，往后咱们有的是时间。”
“不行，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罗冰说，“它已经折磨了我十几年了，最重要的是，我不想欺骗你。”
“那你就说吧。”
“你会受不了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受不了？”
“假如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天哪，你无法想象……”
“那你就别说，把它忘了吧，就当它从来就不曾发生过一样。”
“可我总有一天会疯掉的。”罗冰说。
“我现在就已经要发疯了。”张重果不由得提高了嗓门，叫了起来。
“你看，我还没说，你就急了。”她的眼中噙满了泪水，“这件事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
她向张重果要了一支香烟，张开嘴巴，做出喊叫的样子，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说，要是在大山里，你可以尽情地喊叫。没人管你。直到你的嗓子喊破了，流出了血……
门外的台阶上坐着一个拉胡琴的乞丐。他反复地拉着同一个曲子：《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不时有硬币落在瓷缸里的声音。球赛已经散场了，从工人体育场方向涌来了大批的球迷，他们兴高采烈地吹着喇叭。侍者过来问他们要点什么。罗冰点了一杯冰镇咖啡，张重果要了一瓶啤酒。
“你指的是从学校退学那件事吗？”张重果把手伸到她的脑后，抚弄着她的头发。罗冰将它拿开了。
“不是退学，是开除。”她纠正道。
“结果反正都一样。”
“我要说的那件事，比这要严重得多。”罗冰一口气就喝掉了咖啡，她又要了一杯。
张重果笑了起来。他说，在如今的这个世界上，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
“这是最可怕的，”罗冰说，“我鼓足勇气把那件事告诉你，你听了之后只是淡淡一笑，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你刚才还担心我会受不了，现在又怕我听了之后无动于衷。我不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也不明白自己要说什么。”
罗冰将松散的长发拢了拢，盘在脑后。她的嘴里衔着一枚黑色的发卡。张重果静静地看着她，眼前浮现出母亲梳妆时的样子。她每次给他缝纽扣，都要让他衔一根火柴棍。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
罗冰很快就谈到了酝酿中的登山计划。她打算这个周末就去爬小五台，顺便试一试父亲为她新买的那辆切诺基的越野性能。张重果只是盯着墙角的电视荧屏发愣。
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着一档文化节目，介绍金字塔、尼罗河以及刚刚出版的《亡灵书》。
在古埃及人想象的天国里，既无黄金和珠宝，也没有宏伟的亭榭殿阁，人们仍然如现世一样劳作，种着小麦和大麦，收割后磨成粉。只是什么担心都没有了。既不用担心尼罗河水位的高低，也不用担心和别人打架。而且天气也要凉爽得多……
在三个月后的婚礼上，新娘小胡收到了一份由李仙洲社长派人送来的结婚礼物。那是一只清代的百蝶瓶，但很快就被鉴定为赝品。她用这只瓶子从一个画商手中换回了一幅油画，将它装裱一新，挂在卧室的墙上。
这幅题为《失乐园》的油画据说是第四届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画面上一座破庙的废墟，在落日的衬照下，反而显得生机勃勃。四名登山者，两男两女正从废墟边的果园里出来。他们全都赤身裸体。他们都在喊叫。
当然，它不过是一幅仿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