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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前，晋国（首府新田【山西曲沃】）本有四大家族：魏、赵、韩、智。赵姓族长赵鞅逝世后，智姓族长智瑶掌握晋国政府大权，向赵姓新任族长赵无恤索取皋郎（山西离石）等地，赵无恤拒绝，智瑶遂联合魏韩，围攻赵家根据地晋阳（山西太原），并掘开汾水灌城，距城头仅有三块木板的惊险差距。困守孤城的赵无恤，派出密使张孟谈，策动魏韩两家改变立场。两家遂向智家军反击，掘开堤防，大水汹涌，倒灌智家军阵地，生擒智瑶，立即斩首，把智姓家族全部屠灭。
司马光曰：“智瑶所以覆亡，在于他的才能胜过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两码子事，才能品德兼备是圣人，才能和品德全部没有是愚人，品德胜过才能是君子，才能胜过品德是小人。”
司马光把人性当成一个无机体，所以对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说，似是而非。“强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判断一个人到底是“才能”胜过“品德”或是“品德”胜过“才能”，根本无法办到。哪一个君王领袖，不是肯定他的亲信部属，都是天下第一贤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个邪恶小人，岂肯赋以重任？中国传统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绕着这种“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转，连诸葛亮都强调要“亲君子”“远小人”。咦，芸芸众生，挤挤群官，模样都差不多，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结果形成一项“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几个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和明王朝，就是在这种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终于灭亡。而且，纯理论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话说：“昏官之害，胜于贪官。”贪官在无赃可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贪的时候，他的才能还足以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事。而昏官，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能运转。司马光这种论调，使历届王朝政府，都拼命强调“品德”，结果大多数都毁于庸才之手。因为人心复杂，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简单，一个人身上的邪恶与高贵，固同时并存，在盖棺之前，无法化验，也无法提出分析报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然而司马光那个时代，却没有民主，法律更没有力量，使司马光只好诉诸抽象原则。于是，我们困惑（不是责备）：以司马光学问的渊博，为什么没有冒出一点民主法治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