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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晋国（首府新田【山西曲沃】），长期以来都在魏、赵、韩三大家族控制之下，国君不过徒拥虚名。但形式上，晋国仍是一个完整的独立封国，魏、赵、韩不过三大豪门。公元前403年，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东】）国王（三十八任威烈王）姬午，下令擢升三大家族族长，瓜分晋国领土，分别建立封国，成为国君。晋国在被瓜分后，只剩下一小片国土。司马光认为这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所著《资治通鉴》就从这一年开始；又写出长长的一篇评论，指出姬午破坏礼教，不能正名，导致圣贤后裔当国君的封国，全部消灭；人民受到涂炭，几乎死绝。
司马光从没有一本专书或一篇专文，完整地表达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却在《资治通鉴》“臣光曰”评语里，陆陆续续、零零星星地透露无遗（这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称“臣光”）。当十一世纪宋王朝宰相王安石先生推行政治改革，以图拯救正奔向死亡之谷的帝国之时，司马光率领传统保守的知识分子群，坚决抵制。结果改革失败，腐烂加速，半个中国，丧失在北方新崛起的金帝国之手。
在“臣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群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全力以赴的目的何在。
司马光最服膺的是孔丘的正名主义，现代人对正名的认知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当选总统还没有就职，是“总统当选人”；就职之后，则是“总统”；下台摆地摊，则是“小贩”。而孔丘的正名认知，却恰恰相反：“是什么偏不是什么。”具体地说：“曾经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楚王国早就是一个王国，身为首领的酋长早就是自称和被称国王，可是《春秋》却咬定牙关，硬称楚国王是“楚子”，你不是说你是国王么，我偏偏称你五百年前周国王初封你时的那个官位——“子爵”，因为你本来就是“子爵”！这种胶柱鼓瑟式讲礼教、定名分的正名主义，在当时不过是为了对抗动乱的一种手段，然而，发展下来却成为一种政治意淫，不切实际，而且把自己陷入一个被嘲笑的困局。
公元前478年，齐国国君（三十任平公）姜骜先生，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先生，在蒙邑（山东蒙阴）举行高阶层会议，二人见面时，姜骜向姬蒋叩头（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这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这是所有礼节中最尊敬的一种。可是，鲁国国君姬蒋，却双手一拱，只作了一个揖。这情形跟现代社会交际场合，你先伸手，对方却不伸手，只微微地点一下头一样。姜骜跟他的随从大臣，都怒不可遏。鲁国宰相引经据典地说：“依照礼教的规定，国君见国君，不过作揖，国君只有见国王时才叩头，你们怎么连这都不懂？”齐国确实不懂，不过不久就懂了。四年后的公元前474年，两国国君在顾邑（山东鄄城）再度会盟，齐国早就准备妥当，届时一声令下，跳出几个壮士，抓住姬蒋，强迫他向姜骜叩头。这时礼教派不上用场，姬蒋只好叩头。齐国为这件事，还编了一首诗歌：“鲁国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使我们难以为情／他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公元前五世纪二十年代就成为笑柄的这种礼教，司马光不但用来评论同为公元前五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家分晋，还在该笑柄发生后一千五百年的十一世纪，拿到桌面上膜拜。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他跟宋王朝六任帝（神宗）赵顼先生之间，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这种思想。赵顼曾经问他：“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岂止守着西汉王朝可以，即令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十一世纪）的话，也都十分适当。刘彻（七任武帝）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奭（十一任元帝）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对不可有任何改变。”
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是一项狂热偏执的时代反动，跟鲁国国君（二十八任哀公）姬蒋先生一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司马光断定，如果周国王不加封爵，他们如果自称为封国国君，那就是叛逆，遇到像姜小白（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或姬重耳（晋国二十四任国君文公）这样的人，就会兴兵讨伐。然而事实俱在，楚王国首领早就自称和被称国王，并没有人封他，那可是最早的和最典型的叛逆，而且跟姜小白、姬重耳同一个时代，撞了个正着，姜、姬二人岂敢给楚王一记耳光？对称“国王”的叛逆，都干瞪眼，怎么能预卜对不过称“国君”的叛逆，就动手把他干掉？封国林立下的国君们，他们自己互相攻杀，大吃小、强吃弱，从没有人因为谁是国王加封过的“圣贤的后裔”而饶了对方的。怎么偏偏赵、魏、韩会由于是国王加封的而没人敢碰？而且恰恰相反，碰他们的人可多的是，就在加封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02年），秦国就攻击魏国。
司马光还犯了举证的错误。周王国所以残存，不是因为他们国王遵守名分——仅只遵守名分，便可保持政权不坠，天下没有这回事。而是它太弱太小，不构成力量，而又有残余的利用价值。卫国比周王国生存更久，难道卫国比周王国更为美妙？至于子启先生之宁愿国亡也不愿当君王，不知道是听谁说的。史实是：子受辛先生以嫡子身份继承帝位时，根本没有人拥护庶子子启夺权！不是他不敢，而是他不能。犹如柏杨先生，不是我不敢当美国总统，而是我不能当美国总统。吴季札是另一种情势，他如果当了国王，才是遵守礼教；拒绝当国王，反而破坏礼教，因为老爹下令兄终弟及，哥哥们都严格遵守，只有吴季札公然背叛“君”“父”，以致引起流血政变。
司马光这位儒家学派大师，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中，没有民主观念，更没有人权观念，只有强烈的维护既得利益阶层的奴性。他要求的是，平民必须安于被统治的现状。等级不可改变，名分不可改变；君王永远是君王，平民永远是平民，夹在当中的司马光所属的以做官为唯一职业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永远是士大夫。赵、魏、韩三大家族瓜分晋国，是一项可能促使平民惊醒的巨响，拆穿了礼教的，和等级、名分不可改变的神话。因为礼教、等级、名分，全部来自官位和权力。姬发先生如果不使朝歌（河南淇县）“血流漂杵”，他和他爹姬昌先生，哪里来的礼教？哪里来的尊严等级？哪里来的高贵名分？当平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网，尊严的等级、高贵的名分，自己同样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发生真正的恐慌。司马光看出平民借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臣光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恒的权威。不过，连司马光自己，也不能坚守他的立场，《资治通鉴》中，对叛逆的楚王国头目，只好仍称“楚王”，不敢称“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