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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有“太史公曰”“臣光曰”，有“论曰”，有“赞曰”，无非是史家在相对客观的史事陈述之后，明确表达他的史观、史识，《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柏杨曰”亦然，柏杨语译司马光《资治通鉴》，十年有成，八百六十二则“柏杨曰”是另一项更重要的成就，辑录成书，以“《柏杨曰：资治通鉴启示录》”为名，“通鉴学”在二十世纪再添成果，与王船山《读通鉴论》前后相互辉映。
但诚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过去的史论家论史，从“太史公曰”到“臣光曰”，就只是孔门一家的框框之见，而柏杨在翻译《资治通鉴》时，从他本身的现代多元文化背景，读不下去而痛批之，是为“柏杨曰”，它为传统的论赞学打下了句点。所谓“读不下去”，约有以下数端，一是司马光所述的那个史事本身，其次是司马光之“所述”或隐或显表达的褒贬议论，最后是“臣光曰”的史论所存有的价值。而司马光所代表的正是传统的儒家，因此柏杨通过“柏杨曰”除了和历史对话，和司马光对话，也和众多的儒家菁英对话。
柏杨所标举的是现代的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的新价值。柏杨说，抚今思昔，历史也就不再是舞台上的往事陈迹，因此他试图从历史着手，去了解我们这一代苦难的根源；他以古为鉴，要表达的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的领悟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