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国(首都咸阳)宰相张仪,向秦王(二任武王)嬴荡进言说:“为了秦王国的利益,必须要东方国际发生变化,大王才可以得到更多土地。人人皆知,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淄博东临淄镇】)恨透了我,我在哪一个国家,它就会攻击哪一个国家。请大王准许我前往魏王国(首都大梁【河南开封】),则齐王国必然向魏王国进攻。齐、魏交兵,陷于缠斗,一时难解难分,大王就可以乘虚而上,攻击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新郑】),挟持周王国(首都洛阳【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东】)国王(四十三任赧王姬延),搜集天下地图户籍图册,这是统一天下的大业。”嬴荡同意。
果然,齐王国(首都临淄)攻击魏王国(首都大梁),魏王(二任襄王)魏嗣,大起恐慌。张仪说:“大王不必担心,我会叫齐军自己撤退。”于是派他的随从(舍人)前往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江陵】),聘请楚王国的人充当使节,晋见齐王(二任宣王)田辟强,假装惊讶说:“大王,真是糟透了,你竟用这种手段加强秦王国对张仪的信任?”田辟强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使节说:“这是很明显的事,张仪跟秦王国是何等深厚的关系?怎会那么洒脱地说走就走?一定有什么阴谋,正要齐、魏爆发战争,而使秦军袭取三川(大洛阳地区)。而今你果然挑起大战,使自己的国力疲惫,又背上攻击盟友的恶名,反而更加强秦王国对张仪的信任。”田辟强即下令班师。张仪担任魏王国的宰相一年,病逝。
张仪跟苏秦,以纵横奇才,为各国设计谋略,夺得高位和财富,天下知识分子纷纷效法,其中有魏王国人公孙衍,号犀首,也以谋略名满国际。还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辈,足迹遍天下,以辩才和诈术说动君王。为数太多,记不胜记。而以张仪、苏秦、公孙衍,最为高竿。
《孟子》曰:“有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是大丈夫,一怒而各国恐惧,不怒则天下战火全熄?’孟轲说:‘那算什么大丈夫?一个人坐的是正当的位置,做的是正当的事情。当权时跟人民同甘苦,无权时自己修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
《法言》曰:“有人说:‘张仪、苏秦在鬼谷子那里学习纵横之术,各使中国维持十余年的和平,是不是有这回事?’扬雄说:‘一群骗徒而已,圣人对他们深恶痛绝。’那人说:‘表面上信仰孔丘的学说,实际上却做张仪、苏秦所做的事,怎么样?’扬雄说:‘这就好像听起来是凤凰美丽的鸣声,却长着一身凶禽的羽毛。’那人说:‘可是,端木赐(子贡)也干过这种勾当。'(公元前484年,齐国【首府临淄】攻击鲁国【首府曲阜】,孔丘派他的学生端木赐,到吴王国【首都姑苏,今江苏苏州】请求救助,吴、鲁联军大败齐军。《史记》赞扬说:“端木赐一出,使鲁国生存,齐国败乱,吴王国力竭残破,晋国坐以强大,越王国【首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奠立霸权基础。”)扬雄说:‘端木赐的动机是追求和平,张仪、苏秦的动机是追求富贵,两者并不一样。’那人说:‘张仪、苏秦,真是难得的奇才,抛弃传统的管道,用他独立的奋斗方式。’扬雄说:‘对于巧言令色的佞幸之辈,有见识的人才能辨别。并不是不看重他的才能,而是那种所谓的才能,不为我们所认同。'”
孟轲跟张仪、苏秦一样,也是周游列国,推销政治理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可是,司马光和扬雄,对此却只字不提。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水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和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干瞪眼。在这种情形下,只有傻子才相信儒家那一套——偏偏就出了一个傻子:燕王国(首都蓟城【北京】)二任王姬哙,他照葫芦画瓢,效法禅让童话,把王位禅让给子之,结果带来千万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持他,反而因为他搞砸了锅,破坏了“禅让”美好的形象,纷纷大骂。
孟轲惨败在实务性的高级知识分子之手,一肚子气。所以当人们一致公认张仪、苏秦是大丈夫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什么叫“正位”?国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么是“正道”?有计划地追求和平,是不是正道?如果那还不是“正位”“正道”,那么,孟轲仆仆风尘,东奔西跑,难道想当天子或想当国王?难道想要屠杀人民?至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确实是人生最高的质量,也确实是大丈夫,但那仅是个人的修养,只可以作为最高的道德指标,不能用来衡量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孟轲幸亏已不在人世,否则,我们就要求他开一个“大丈夫”名单,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扬雄是动机论者,指出端木赐追求的是和平,张仪、苏秦追求的是富贵。他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端木赐不追求富贵?又有什么积极证据,证明苏秦、张仪并不追求和平?如果我们认定苏秦、张仪是追求和平,端木赐是追求富贵,扬雄又如何反驳?孔丘和孟轲,就曾仆仆风尘,东奔西走,说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问题只看你追求时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后做些什么,能够“安中国者,各十余年”,已经够人民顶礼。
我们并不歌颂张仪、苏秦,理由跟儒家系统不同。他们主要的缺点是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理想,不过是官场上,靠条陈过日子的两大政客。但他们毫无凭借,唯一的凭借是自己的能力。笼罩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司马光所赞誉的礼教——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到此被这一群不安于礼教的小人物突破,而且还发生实质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