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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对外开放布局经历了扩大出口、引进来、走出去到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引导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74号）、《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令2017年第11号令）、《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发改外资〔2017〕2050号）等新规定，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 200.8亿美元，同比下降29.4%，2018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 205亿美元，同比增长0.3%。中国对外投资迎来新政密集期和质量提升期。已有研究关注了海外并购对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溢出效应（Chen et al.，2017），然而并购方能否实质性提升创新绩效和知识溢出能力最终取决于资源整合，德勤报告显示，并购后管理阶段失败占中国海外并购失败比重的53%。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EMNEs）并购后开展深入的组织结构整合不同，中国并购方赋予海外子公司管理层较高的决策自主权（Xing et al.，2017），如中联重科对意大利混凝土公司Compagnia Italiana Forme Acciaio S.P.A.（CIFA）采取“意人治意、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中国企业不具备传统经济理论强调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而是利用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作为跨越式创新的跳板，如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之后，利用国内对高端汽车的市场需求，将沃尔沃汽车国产化，实现规模性协同。新兴经济体国际化的动机还包括寻求战略资产（陈岩等，2014），如万向整合美国锂电池公司A123获得新能源电池制造技术。 尽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资源属性与竞争优势有所差异，却在并购后管理阶段趋于一致地选择赋予海外子公司高自主权，这一矛盾现象无法使用所有权优势理论和并购后管理框架解释与指导 。已有研究指出海外并购整合（post-merger integration, PMI）的研究不应只关注资源整合单一阶段的分析，Sirmon等（2011）提出的资源编配（resource orchestration）理论包含资源识别、资源整合及资源创新应用三个子过程，其中资源识别包括获取和积累形成企业资源，资源整合是指资源重组与拓展，资源创新应用即利用资源优势创新。价值创造需要子过程间的协同（Sirmon and Ireland, 2009），海外并购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准确识别并购双方的资源特征，同时需对资源有效整合（Sirmon et al.，2011）。因此，本研究关注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
Q1：基于“资源识别—资源整合—资源创新应用”的资源编配视角的中国情境的海外并购整合模式对并购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最新研究已不仅仅将海外并购看作孤立并购双方的二元关系，而是嵌入全球整体网络的行为（Lin et al.，2009）。网络理论发现，占据优势网络位置的企业对资源控制的能力更强，在进行创新活动时更具优势（王伟光等，2015）。中国民族汽车品牌吉利成功并购整合世界尖端汽车品牌沃尔沃100%股权、奔驰母公司戴姆勒集团9.69%股份，从处于全球网络边缘低位的中国民营企业跃迁为世界级汽车品牌；万向成功并购整合美国最大锂电池生产企业A123，通过掌握领先的锂电池核心技术与高端产品服务两个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使万向在新能源领域站到了世界前沿。 传统发达国家所有权优势的研究范式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提升全球网络位置的跨越式技术赶超的独特规律，尚未形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从网络边缘跃迁至创新中心的跨越式创新路径的理论体系。
与此同时，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体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34.8%，年增长速度已赶超欧美发达国家。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使知识的属性从高度嵌入依附于有形资产的复杂知识逐步转变为简化、标准化、服务化和网络结构共同所有化的知识，无疑给中国制造业海外知识获取与整合带来新的机遇，使企业竞争优势从嵌入有形资产的复杂知识转变为简化、标准化、服务化和网络结构共同所有化的知识，那么，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跨国公司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突破传统OLI（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与内部化优势）范式定义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与内部化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跨国公司形成第四种全新的竞争优势——“网络优势”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因此，本研究需要回答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
Q2：基于创新网络中心嵌入与均衡嵌入的“网络优势”，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整合提升技术创新的路径是什么？
关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并购整合的研究发现，保留目标方核心员工并给予目标方管理团队高度自主权，是帮助EMNEs获得东道国市场合法性（legitimacy）的重要方式（Kamoche and Siebers, 2014；Khan et al.，2018）。由于文化差异和吸收能力的缺乏，中国跨国公司经常对目标方企业采取“轻触整合”（light-touch）模式（Liu and Woywode, 2013；Xing et al.，2017）。然而，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并购方对目标方施加的结构整合与自主权赋予（Zaheer et al.，2013），使EMNEs情境下，缺乏对并购双方在并购后阶段的资源互动的理解，本研究试图从资源相似性、资源互补性、知识复杂性等微观基础视角弥补这一重要的理论缺失。更进一步，近期研究急切呼吁将并购前阶段与并购后阶段联系起来识别并购整合的成功要素（Haleblian et al.，2009；Weber and Tarba, 2011；Gomes et al.，2013）。 因此，基于“资源识别—资源整合—资源创新应用”的资源编配视角（Simon et al.，2010），本研究解释不同资源属性与不同整合模式的匹配对并购后绩效影响的差异性，从而夯实了并购整合理论的微观基础（micro foundation）。
大量的并购整合研究通过结合知识基础观视角，提出并购整合的重要目标是并购双方的知识转移创造协同效应（Lakshman, 2011；Sarala et al.，2016）。尽管现有的一些关于并购知识转移的理论研究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达成共识（Aklamanu et al.，2016；Junni et al.，2015），因此，整合程度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有待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此外，研究表明，并购不能被视为孤立的双边关系，而是网络嵌入的行为（Wang and Zajac, 2007；Lin et al.，2009）。Sarala等（2017）还指出，以往海外并购研究的主要发现只集中在最高管理层决策权的整合层面，而组织边界以外的行动者（如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反应则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本研究认为并购后知识流动不应仅仅限制在组织边界以内（Sarala et al.，2016），而应该考虑在全球网络中的流动（Lin et al.，2009；Degbey and Pelto, 2013；Wang et al.，2014）。 因此，我们通过强调并购方的网络嵌入优势对并购后知识流动的影响，从全球创新网络视角深化了已有研究对海外并购中知识流动的理解。
关于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优势理论的研究指出，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不具备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理论（Dunning, 1982）框架定义的所有权优势，Buckley等（2016）提出了新兴市场跨国公司海外并购的资产利用（asset exploitation）和资产增值（asset augmentation）观点。EMNEs在海外并购中将在母国建立的优势（如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在东道国进行利用，但一些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区域绑定（location-bound），难以转移到其他市场环境（Iurkov and Benito, 2017）。与此不同，资产增值观则认为EMNEs将海外并购作为跳板，寻求和获取重要的战略资产，如海外技术知识、品牌等，以此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拓展新兴市场跨国公司优势理论，探索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利用国内极具潜力的市场规模优势和海外寻求品牌与技术优势的特征，更进一步对不同竞争优势对海外并购资源识别、资源整合与资源创新应用过程的影响机制的差异性展开分析。
进一步的近期研究指出，数字经济改变着企业治理模式（Alcácer et al.，2016）与价值创造驱动力（Bharadwaj and Pavlou, 2013），更深刻重塑了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内涵，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不再仅包含企业内部已拥有的资源，还包含企业能够通过各种网络从外部访问的能力（Alcácer, Cantwell&Piscitello, 2016），以网络资源获取、网络中心嵌入为核心的“网络优势”成为数字化情境下跨国公司的第四种竞争优势。然而海外并购的已有研究依然将其看作孤立的并购双方二元关系（Chen et al.，2017），没有充分考虑数字化时代跨国公司所需具备的全球网络能力。Patel等（2014）发现跨国公司对国内网络和国外网络的双重嵌入均衡有助于提升产品国际化速度，然而，目前尚未有研究从数字化背景下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网络嵌入优势视角探索提升海外并购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同时数字化发展水平成为国家层面网络优势的重要标准，Williamson（2016）指出，新兴市场更容易摆脱旧技术范式依赖、跨越现有解决方案来加速数字创新，进而释放市场规模引致的“大数据”优势，因此，更需要重新审视发达国家提供数字化网络优势的潜力以及新兴市场发挥母国数字化优势的影响力。 本研究探索企业网络优势与国家网络优势的交互作用对海外并购创新质量的影响机制，对于突破传统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理论的边界，形成数字经济情境下“网络优势决定论”的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新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指导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从网络边缘跃迁至创新中心的跨越式创新路径的理论体系。沿着“企业海外资源整合—全球网络位置跃升—产业知识溢出”的研究脉络，突破传统理论约束的所有权优势和“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构建基于中国情境的海外并购整合对产业知识溢出的逻辑、路径以及理论，以更加有效地指导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
第二，提供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海外并购整合决策体系。强调中国特色，根据海外并购整合双方企业的资源特征、网络初始位置、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海外并购整合决策体系，为实现企业海外并购整合有效嵌入国际创新网络，进而提升产业知识溢出能力提供指导和借鉴。
第三，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海外并购进入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构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跨越式创新的支撑保障体系。构建新时代中国海外并购跨越式创新的政策体系，从识别战略资源、优化资源整合、创新网络治理、促进产业知识溢出方面对引导海外并购提质增效、完善对外投资制度建设提供决策线索，从企业、产业、全球网络、宏观政策四个层次上提出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整合提升产业知识溢出的系统方案，对构建创新驱动的中国全面开放新格局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