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堂会发展的三个阶段

近代美国华侨堂会先后经历创设、繁盛、转型与衰落三个阶段。1882 年以前，是华侨堂会的创设阶段；从1882 年美国制定和实施排华法到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前，为华侨堂会的发展和壮大阶段；1931 年至“二战”结束，美国堂会的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与其他侨团一样，积极投身到支援祖国的抗战运动中（详见第六章第三节），昔日堂斗基本停止，加上“二战”后美国华侨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堂会总的趋势是走向衰落。

一、创设期（1850—1882）

自华人大规模赴美淘金不久，各地缘会馆和姓氏团体就纷纷建立。华人移民美国的同时，也将国内盛行的秘密结社带到美国，或在美国纷争不已的侨社中自立堂会。到1882 年美国政府制定与实施排华法之前，这一时期华侨创建的堂会有十多种，主要集中在美国西部。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说：“溯咸同间，最初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统名为三合堂，是为秘密结社之嚆矢。盖四五十年前，良懦之民惮于远游，其冒险往者，率皆乡曲无赖子。迨洪氏金陵溃后，其余党复以海外为尾闾。” 冯自由《革命逸史》载：“清季咸丰、同治间（1851—1874），广东三合会人物以不堪清吏压逼，适逢海禁大开，美国招募华工之便，遂多乘帆船至旧金山，另创基业。初在旧金山设立洪门机关，命名致公堂，又曰义兴公司，复在全国各埠组织分堂，借资联络。凡有侨胞所到之地，莫不有之。” 另据文史资料记载，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广大破产农民和失业的城市小手工业者无以为生，于是纷纷加入天地会，竖旗举义，参加红巾军，进行反清武装斗争。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兵缇骑四出，枷锁满城，在广州大肆逮捕天地会党人和红巾军溃散回籍的零星人员”。红巾军头领甘先的故乡鸦湖，“曾先后被清军杀戮七百人，蚌湖村被杀害的亦复不少。……当时，禺北幸存的会党和害怕无辜株连受害的年青亲属，纷纷逃到香港，以契约华工的身份，辗转前往南洋群岛、美洲及大洋洲等地寻求生路” 。可见，华人从中国迁移美国，特别是一些会党成员为逃避清政府的血腥屠杀而移民的同时，也将其本土的天地会组织带到侨居地。

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华侨也仿照国内秘密结社在美国西部自立堂会。协义堂创建于1852 年，创建人为蔡培（Choy Poy），后来也是旧金山市杰克逊街远芳楼餐馆的老板。该堂主要从事妇女贩运活动，将华人妇女从中国贩卖到旧金山唐人街的妓院。据载，从其创建到1873 年，协义堂已贩运6 000 名华人妇女到旧金山，从中获利20 万美元。 《遐迩贯珍》也载，1853 年12 月，“金山正埠被该处官宪查拿中土人一百五十三到案，缘伊等纠党同聚一室，议行三合会规例，意欲讹索数娼妓规银” 。《旧金山信使报》报道，1854 年1 月4 日，当地有159名洪门成员，大多数为唐人街富商和侨领。当地警局袭击洪门堂所，缴获该组织锦旗、文书和其他手工制品，以图掌握其组织动机。到1855 年2 月8 日止，洪门在旧金山有 800 名成员，在整个加州有 3 000 ~ 4 000 名成员，财产超过150 000美元。

致公堂组织发展很快，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美国各地主要的华侨社区都有其分支机构。据载：“在美西矿区，华侨大多数加入致公堂。该堂源出祖国的‘三点会’，到美后改名致公堂，堂友遍布美西及美西南矿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社会潜力，有非致公堂堂友，甚至难于在矿区找到工作的情况。”

华人共济会（Chinese Masonic）这一名称在英文文献中出现得较早。19 世纪70 年代，致公堂的一些分支机构开始以华人共济会的名目出现，其建筑物上都打着华人共济会的英文招牌。致公堂和秉公堂使用的英文名称及角尺和圆规标志，都来自西方共济会。这些堂会认为，使用共济会的英文名称，有助于华人与欧裔美国人共济会建立良好的关系。展示这样象征图案的堂会建筑很少被警察袭击，因为很多白人政治家、法官和重要的执法者都是共济会成员，如果遇到法律和商业上的问题，这种族群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一些西方人也指出两者的相似性，认为华人共济会是值得同情的。共济会图案能够帮助致公堂成员免于反华分子的攻击。

另外，各会馆及各县侨民为捍卫其集团利益，还积极成立专门性的武装堂口，“三邑人有华亭山房及松石山房；南海县九江人有继善社；南海县狮山人有保善社；南海县西樵人有西安社；番禺人有昭义堂；香山县人有俊英堂；香山县斗门人有仪英堂及协善堂；冈州会馆有保安堂” 。纽约安良堂大佬及创始人之一的司徒美堂先生也回忆说：“属于三邑籍散处于各埠的有秉安堂、昭义堂、松石堂、西安堂；香山籍（中山）有俊英堂。” 这些由地缘会馆创办的堂口是华人适应美国社会环境的产物，属于自卫性质的团体，初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堂会组织，但后来受当地环境影响，也逐渐演变为带有堂会性质的组织。

早期美国堂会有不少是从中国带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华侨社会内的纷争与冲突也迫使一些弱势群体不得不联合起来创建堂会，以求自卫互助。据载，1862 年，台山余姓和恩平开平两县侨民退出四邑会馆，另组合和会馆，剩下的新会、鹤山和四会侨民则将四邑会馆改组为冈州会馆。当时，新会人余亚大（又称“余帝”）就将其拥有的一块地捐赠给冈州会馆作为馆址。合和会馆的余姓人士坚决反对，且向余亚大行凶。为自卫，余亚大于1866 年在旧金山成立萃胜堂。 成立于1867 年的协胜堂，其创始人南兴（Num Sing，音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文人，也在旧金山都板街做过小生意。他大公无私，乐于帮助弱者，对唐人街强势的血缘性宗族团体怀有很深的敌意。他在旧金山联合几个弱小宗族组成协胜堂，初建目的主要是报复唐人街强大的宗族，因后者致使其生意破产。协胜堂名称的字面含义就是联合起来，赢得胜利。该堂初建时，只有50 人，但几年后就发展到数百人。创始人南兴自然是协胜堂无可置疑的领袖。

这一时期美国华侨创建的堂会有合胜堂、秉公堂、保安堂、协善堂、保良堂等。1874 年，由于当时旧金山致公堂被一些不良分子控制，向妓院老板收取保护费，该堂一些华商和良民不赞成这一做法，于是其大佬罗煜、温增大等14 人脱离该堂，另立督公堂，并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花园角街用红纸标立堂名，号召华侨加入。 由于罗煜等人离开原组织另立堂口，深受外界排挤，几至无法立足，遂迁址都板街，吸收新会员，后增至100 多人。当时爱国人士鉴于致公堂、督公堂同为革命团体，目标同一，不应豆萁相煎，遂接受一位名士建议，将“督公”改为“秉公”，谓督公而天下平，天下平则无须革命，而“秉公”有秉持公理，维护正义之意。罗煜等人深感其言，于是易名为“秉公堂”，从此外扰减少，组织扩大，再迁回发祥地花园角街，正式大张旗鼓，招贤纳士。 1877 年，罗煜等人赴洛杉矶，与当地黄子干等人设立首个秉公支堂。此后因应堂务发展和势力的扩大，该堂将旧金山秉公堂设为总堂，在盐湖城、西雅图、波特兰、萨克拉门托等地分设大小支堂、通信处、俱乐部和叙兰亭50 多个。

合胜堂由旧金山黄任贤等六位先侨于1875 年组建。当时设立的动机是先侨鉴于那时西人的种族歧视，给华侨种种的阻碍，同时也鉴于环境，深感到单独一人难以匹敌弱肉强食的现象，且鉴于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则，这六位先侨合创合胜堂。该堂以“忠义”为标榜，以“合群操胜”为宗旨，对内团结堂内昆仲，对外为侨众谋福利，为昆仲排难解纷。随后在洛杉矶、波特兰、西雅图设立总支堂，并在丹佛、尾利允、李糯、山地把罢、贝干等埠设立支堂。

二、繁盛期（1882—1931）

从美国政府1882 年制定并施行排华法案，到“九一八”事变，新的生存环境为华侨堂会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堂会在这一时期发展较快，影响渐大，主要表现在堂会名目更多、地域分布更广、势力影响更大。

19 世纪80 年代后，随着美国排华法的施行，华侨为了安全和守望相助，逐渐从矿区、农场等退缩到唐人街定居谋生，结果造成唐人街人口密集。生存资源有限，因此各地域帮群的矛盾和摩擦更趋激烈。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华侨堂会的繁盛，史料已有很多记载。1894 年2 月，旧金山华商雇请8 名华人侦探调查华侨堂会情况，结果发现唐人街有17 家堂会及其地址，主要有至善社（Gai Shin She）、广德堂（Kwong Tak Tong）、协英堂（Hip Ying Tong）、瑞端堂（Suey On Tong）、保善社（Po Sheen Shay）、秉安堂、萃胜堂、保安堂、秉公堂、安益堂、萃英堂、协胜堂等。 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也提到，仅旧金山一地便有26 家洪门堂所。它们分别为致公堂、保安堂、聚良堂、秉公堂、秉安堂、安益堂、瑞端堂、群贤堂、俊英堂、协英堂、昭义堂、仪英堂、协胜堂、保善社、协善堂、合胜堂、西安社、敦睦堂、萃胜堂、松石山房、安平公所、萃英堂、华亭山房、洋文政务司、保良堂、竹林山房。 另据史料记载，在堂会最为活跃的1917 年至1923 年，美国西部大约50 家堂会，且都在旧金山设有总堂。

秉公堂在这个时期发展很快。1894 年初，秉公堂在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设立支堂，加入该堂的华侨较多。该堂大厅陈设如同该市唐人街其他堂会一样。 秉公堂堂务最盛的时候，曾扩及美国八州。除了总堂所在的加州，还随着华工转往他州谋生而由旧金山扩展到科罗拉多、犹他、俄勒冈、爱达荷、怀俄明、内华达、亚利桑那、蒙大拿八个州。

美国华侨堂会的组织传播与美国华侨的迁移路线基本相同，即始创于旧金山，而自1869 年联结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干线建成后，华侨开始从加州迁移至其他地方，因此整个19 世纪80 年代，中东部的芝加哥、纽约、波士顿、费城，西北部的波特兰和西雅图等华侨社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堂会也随移民足迹在各地建立起来。19 世纪80 年代费城四邑华侨建立义兴会，1881 年芝加哥华侨建立共济会，19 世纪90 年代纽约华侨建立致公堂。

美国中东部华侨多集中于纽约，因此各个团体也在此相继设立。当时纽约唐人街一带赌场，援照美国西部堂规，要交费才能得到保护，不久有明德堂之成立，以包庇烟赌为事。至1890 年，曾任美国西岸波特兰协胜堂长的黄某，在纽约多耶街（Doyer St. ）创建协胜堂，一时加入者甚众，势力渐大，各赌场相率转求保护，致公堂、明德堂自多反感，冲突因之而起。协胜堂势强，先后战胜明德、致公两堂，于是独霸美东，欺凌梓里。

美国中东部另一大堂会则为安良堂。据塞利格曼（ Scott D.Seligman）的研究，该堂由华商李希龄创办。李希龄于1849 年从广东来到旧金山当苦工，很快就成为旧金山侨社的重要人物，并在1878 年辗转来到纽约。由于他为人精明，英语流利，擅长拉拢当地政要，不久就成为纽约唐人街的首领和代言人。其中，李希龄与从属于民主党的政治团体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关系密切，并在它的支持下，当选了曼哈顿副警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纽约政府任职的华人，这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唐人街的权威。 其所创建的联义堂具有行会、俱乐部、兄弟会等性质，其成员多为衣馆工人。该堂特别注意保护洗衣工人的利益，规定一个新的洗衣店要开在两条街之外，以保证该堂成员生意不受损失。联义堂有时也被称为洪门，实际上是纽约洪门的前身。 1886 年，李希龄又组织一个华侨赌博业联合会（the Chinese Gamblers’ Union），主要是控制赌博业务和解决行业内纠纷。如果成员被捕，该会通过贿赂警察和官员、保释他们出狱等方式保护他们。华侨赌博业联合会后因受到协胜堂的挑战，而改名为安良堂。 自此以后，两堂对抗之势成，而冲突时起，后经纽约地方审判官法斯特（Warren W.Faster）调解，所有安良堂分子，都迁入勿街（Mott St. ）一带，协胜堂分子迁入披露街及多耶街，从此纽约唐人街俨然分为两大势力范围。

自1900 年后，“美东各埠，凡华侨人数较多之地，堂号次第设立。凡有‘堂籍’华侨，非隶安良，即属协胜” ，安良、协胜两堂已成为美国中东部最大的堂会，且将全美分成若干由他们控制的势力范围，即协胜堂在整个西部以及东部的一些小城市势力较大，而安良堂控制了中东部的大城市。到1924 年，安良堂在美国20 个城市建立地方支堂，有纽约、芝加哥、费城、克利夫兰、华盛顿、匹兹堡、波士顿、圣路易斯、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奥马哈、巴尔的摩、普罗维登斯、斯克内克塔迪（ Schenectady）、哈特福德、新奥尔良、诺福克（ Nor﹣folk）、亚特兰大、底特律和哥伦布。 任安良堂总理达三四十年的司徒美堂也提到，安良堂成员遍布美国东部各城市，达两万人。美国各大城市如华盛顿、费城、圣路易斯、底特律、匹兹堡、巴尔的摩、波士顿等地有安良堂的分堂11 个，支堂七八个，受纽约总堂指挥。

这一时期，致公堂也开始复兴。据载，致公堂是美国华侨中最大的组织，旧金山致公堂较为富有，在唐人街中心地带建有气势恢宏的总堂。旧金山有几千名成员，约为该市华侨人口的1 /3，美国其他地方及墨西哥、西印度群岛等地的大部分华侨也为其成员。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加州、俄勒冈和英属哥伦比亚等美加西海岸，该组织被称为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唐人街斯波福德（Spofford）巷，而在东部，它被称为义兴会。人们通常认为中华会馆主宰美国华侨，实际上，与堂会相比，其对华侨影响不大。人们相信华侨堂会的权力比美国法院大，可以判决死刑。旧金山致公堂对华侨影响较小，因为当地还有多达15 家的敌对堂会。然而，在西海岸其他城镇，很多华侨心里憎恨堂会，但发现堂会能满足其需要，在堂会保护下生存要比与其对抗安全很多。据说，旧金山以外，堂会成员占华人人口的90%。

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随着国内反清运动的兴起，美国致公堂发展更为迅速。1907 年，冯自由在美国动员华侨支持反清革命时，也看到美国致公堂之昌盛。他说：“美国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大埠，于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斯、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沙加缅度、砵仑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伟大，为各团体冠。” 1893 年至1912 年间，北美致公堂联盟包括了31 个组织，美国华人有 2 /3 属于致公堂。1911 年10 月14 日，雷诺（Reno）的《内华达州刊》（ Nevada State Journal ）估计，美国约90%的华侨为致公堂成员。 尽管有些数据似有夸大可能，但肯定的是，其成员数量很多，致公堂堂所显示了其巨大的财富和极高的声望。1915 年致公堂在旧金山召开一次大会，旧金山致公堂使用了一个新名称——北美致公总堂。1923 年10 月10 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美洲各地共70 余位洪门团体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大会通过《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续订致公堂根本章程》。1925 年，美洲致公堂部分人士和中国港澳地区洪门代表，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会上根据旧金山致公总堂的建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宣布1925 年10 月10 日为驻美旧金山致公党总部成立的日子，由筹备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发布了《通告洪门全体书》，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炯明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这次洪门恳亲大会，实际上成了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激烈的堂斗是美国华侨堂会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美国华侨之堂斗，始于1875 年，至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大小堂斗不下40 余次。其规模大者，杀人数十，费钱百万，时间延至两年以上。 有人统计，从1912 年3 月1 日到1917 年2 月28 日、1919 年2 月1 日到 1923 年12 月31 日的两个五年期间，加州的某一种报纸共刊登223 篇关于堂会活动的报道。这些报道涉及104 次谋杀案。 剧烈的堂斗引发并导致这一时期堂会发生分化与重组。如萃胜堂就分裂为萃英堂、瑞端堂和安益堂。萃英堂是由萃胜堂左翼分子分离出来而重建的，其成员较年轻。萃英堂一经成立，就与秉公堂结盟，发誓除掉萃胜堂成员。 1915 年，波特兰及西雅图的保良堂并入当地秉公堂，改称波特兰秉公保良堂和西雅图秉公保良堂。秉公堂原有组织仍沿用美洲秉公总堂或某埠秉公堂名义至今。 时人指出堂斗造成堂会组织裂变：“一堂之内，因意见而另辟一堂者，有之；向之强大者，恐终归劣败，召集而仿设一堂者，又有之。由一而二而三四，驯至今日之林立十二，居留区内，恍成一小战国之世界。其人众势大者，等诸齐秦楚。其次者，等诸韩赵魏。又其次者，等诸宋卫中山。”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鉴于堂斗陋习影响恶劣，不少美国公众将堂会等同于犯罪组织，一些堂会为改变其不良形象，纷纷将其堂名改为工商会。如圣路易斯安良堂于1919 年以安良华人工商会名义在圣路易斯政府注册，改换名称，以免西方人误解。 在芝加哥，华侨堂会有致公堂、安良堂、正德堂等，“今应潮流所趋，有改称工商会者，取消堂名矣” 。萃胜堂也因各个华侨社团彼此间发生利害冲突，导致堂斗事件发生，令西方人产生轻视之心，使华人蒙羞，遂决议摆脱这种纷争及堂口的暴力形象，于1925 年在市作顿举办第三届恳亲大会时，决议改“堂”为“会”，自此萃胜堂便正式改名为萃胜工商会，并将会务的发展集中于以协助会员发展工商业之方面上。

三、转型与衰落期（1931 年至今）

20 世纪30 年代开始，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时期，这对美国华侨影响很大，也决定了华侨堂会的发展方向。事实上，美国各地堂会均能深明国家大义，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在一切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上都能竭诚合作。“九一八”事变不久后，位于旧金山的美洲致公党总部就在洪门机关报《公论晨报》上发表宣言，表明其支持抗战的决心：“一方面誓与之经济绝交，以断其财源；一方面与之决心死战，以显我雄心。”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美东致公总堂宣传部就发表《洪门人士抗日救国之郑重宣言》：“集中我五洲洪门全体义士，一心一德与我全国海内外爱国同胞一致，合力抵抗日寇，共救中国。” 可见，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促使堂会工作中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各堂会因微嫌细故而常爆发激烈的堂斗。为在堂斗中获胜，堂会不惜一切代价，组织打手参与堂斗，花重金请律师打官司。九一八事变后，在团结抗战的旗帜下，各堂会积极组织会员及侨社捐款，侨社冲突大为减少（详情请见第五章第三节）。美西最后一次堂斗，是1926 年合胜堂与秉公堂之争。1933 年，协胜堂与安良堂虽发生堂斗，但不久即握手言和，这是美东最后一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不利因素也影响到堂会的发展。首先，激烈的堂斗致使华侨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影响华侨正常的生活（详情请见第四章第三节）。一些堂会成员也认识到堂斗的危害，纷纷在华文报纸或唐人街广告栏上刊登退堂启事。1921 年美西萃胜堂与合胜堂发生剧烈堂斗。这次堂斗有“斧头仔”朱赞在内华达州杀害谭广记而被捕，并在卡逊（Carson）受毒气死刑，这是华侨在美国首次遭此极刑。朱赞在受刑前数日不食，深为懊悔。这场堂斗过后，便有大批堂会成员纷纷出堂。 以下摘录一例这样的启事：

声明退出俊英堂份

启者：

弟等前曾列名俊英堂，以为固结团体，寻工较易，讵近日演成堂斗恶剧，人人自危，反因无工栖止，觅食无由，为此，弟等即行退出俊英堂份。嗣后俊英堂所有大小事务及一切费用与弟等无涉。登报声明，俾四方梓里咸知焉。

香邑麦昌荣 林更好披露
民国十年四月二十日

其次，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华侨失业者较多。据载：“年来世界经济恐慌，以富称于世之美国，亦大受影响，失业工人日见增加，裁员减薪之声浪，遍于全美各地，而尤以纽约为最甚。以华侨言，失业者已约占百分之七十。其作厨子者，在往昔生理畅旺时代，月可得工银百余元，今则人浮于事，虽月薪低至四十元，亦争相愿就，甚至有因失业已久，虽有食无薪，而亦愿就雇，其苦况于此可见。” 在旧金山，华人失业会向旧金山总领馆请求救济的信函中也讲到失业华侨的惨况：“窃思年来华工失业日增，始则尚赖积费养活，继则借贷典当为生，最后则忍辱贪羞，登门乞食，番宿借眠。今则失业痛苦，日形严重。昔时之能自给者，今亦同登饿殍之途矣，鸠形菜色，踯躅街头，阮籍途穷，时背人而暗泣，嗷嗷待哺，老羊羸瘦小羊悲。”

可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华侨经济生活影响之大，很多华侨因此失业，经济困难，其中不少堂会成员因无力缴纳堂费而纷纷退堂。以下即为当时一则堂会成员的退堂启事：

何李祥声明出堂

启者：

弟何李祥，又名何水，乃鹤山越塘村人，前在典化埠谋生，曾列名秉公堂份，今因生计为难，不能兼顾，自愿退出堂籍。经蒙各叔父手足允诺，并在和平总会注册，及已缴清堂费。自后秉公堂所有大小事务，概与弟无涉。特此声明。

民国十九年西历十一月二号

随着一些堂会成员的相继退堂，不少堂会难以维持组织运转，被迫解散。安益堂在1935 年5 月就发布了这样一则启事，说明了该堂解散的原因及对堂产的处置办法。其启事如下：

安益总堂启事

本堂自成立以来，迄今数十载，一向精诚团结，各堂友均能同肩责任，堂务赖以维持，更加义重如山，互相援助。不料频年世界不景，工商冷淡，无业栖身者比比皆是，以致各堂友因此影响所及，无力缴纳堂费大不乏人，堂中费用势难支撑。况富者经已回国，老者亦息影田园，术乏开源，难期善后，与其贻累于将来，曷若结束于今日？经于四月廿四日召集全体大会，一致决议将本堂名义取销，并将本堂所有之家私什物一概出卖与人。所得之款偿还街账，结束数目，以清手续。自后各行其志，营谋顺遂，富足荣旋。谨此宣布，俾众咸知。

金山正埠安益总堂、安益实业公司主席陈捧启事
民国廿四年五月四日

随着“二战”后华侨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过渡，华侨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堂会组织渐渐失去吸引力。协胜堂于1948 年在旧金山召开恳亲大会，各埠分会代表作会务报告，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汇报该会一年来入会新丁人数。根据各代表报告，缅城“入会新丁两名”，华盛顿埠“入会新丁四名”，山多些“是年新丁加入一名”，顷城“新丁加入二名”，企城新丁三名，费城新丁二名。 可见，协胜堂各分会发展的新人都是寥寥无几。

由于堂会成员退堂的不少，新丁发展又不多，从而致使一些堂会组织不断萎缩，有些堂会难以维持，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以秉公堂为例，根据该堂总机关的调查，1940 年该堂在全美28 个华埠设有分支机构，到1955 年仅存16个。随着当地城镇的没落，华侨的离去等，一些秉公堂组织自动终结，最后甚至不得不将无人看管的堂所楼宇捐给当地政府。 就致公堂来说，20 世纪30年代，因华人新移民不断减少和土生华人增多，他们对中国政治兴趣不大，大多数致公堂都不能招募足够的新成员，这样因缺乏会员支持，很多组织都消失了。1920 年至1950 年间，致公堂堂所破败不堪，这也充分说明了该组织的衰落。华侨社区中曾经象征着致公堂权力和影响的很多堂所，逐渐遭到废弃和拆毁。

也有堂会可能是成员减少，组织萎缩，遂与其他堂会合并，另立堂名。下文即是萃英与瑞端两会的合并启事：

萃英、瑞端工商总会通告

为通告事。照得萃英工商会与瑞端工商会溯自民国五年春曾缔结联盟，共守约章，通力合作，颇著成绩。今为更进一步，以谋团结起见，爰于八月十二日召开联席会议，议决两会实行合并，定名为英端工商会，并组织委员会，以专责成。俟办理各项妥当，即举行成立典礼。兹依照手续，从新注册，登记整理，合行布告，仰各会员一体知照。

根据1946 年出版的《美国华侨年鉴》记载，到“二战”结束，美国全国性的华侨堂会有协胜堂、安良堂和中国致公党。西岸有较大影响力的堂会是秉公堂，其他影响较小的堂会有萃英堂、萃胜堂、合胜堂和萃安堂。 具体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