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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华侨多聚集在西部矿区，以开采金属矿藏为主；到了六七十年代，矿区淘金已几乎无利可图，他们开始转向其他行业。19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部分华侨离开矿区，转而集中在铁路沿线建筑铁路。到70 年代，正值美国西部农业开发之际，需要大批人力资源，所以华侨得以参与垦荒、兴修水利、种植葡萄、捕鱼等。1882 年，美国全国性的排华法案颁布后，华侨为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又集中到城市居住，并从事轻工业及餐饮、洗衣等各种服务业。
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华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加州。早期加州华人的劳务集中在开采金矿上。据1855 年10 月萨克拉门托的《每日联合报》估计，太平洋沿岸的36557 名华人当中，有20000 人在加州开采金矿。据旧金山华商的估计，1862 年在48391 名华人当中，有30000 人在金矿上劳动。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870 年的统计，在当时美国的全部矿工中，华人至少占11%。而在西部各州，其所占比例更高：俄勒冈州为61.2%，蒙大拿州为21%，爱达荷州为 58.6%，加州为 25%。
最初，华人极少愿意冒险前往矿区。直到1850 年后，随着移入加州的华人数量的激增，他们在旧金山侨领的组织下，被分成若干小组，才开始冒险前往萨克拉门托或市作顿的矿区。华工一般只在有摇杆、长淘金槽和拦河坝的矿场淘金，10~ 30 人为一组，在老板监督下劳动。他们采用了中国式水车和戽斗水桶，用两根绳子拴起来，由两人操作，冲洗出水孔道。从事开矿的华人当中，有些人比较富裕。他们花钱雇佣同胞，指挥他们开矿，付给他们极少的工资。
根据矿区的法律，华人不能购买采矿权，只能从白人那里购买废弃的采矿权。但每当华人发现高产量的金砂时，美国白人就来找麻烦。其实只要他们到法院去控告，美国白人就会被赶走，但是华人往往不声不响地走开，到另一片产量不高的地区重新开始挖掘。尽管19 世纪美国西部边疆的许多华人遭遇了剥削、不公、暴力和歧视，但一些华工也有机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一些幸运的华工还“发了大财”。
矿区里，除喝酒、赌博外，几乎没有什么正常的娱乐活动。在萨克拉门托和旧金山，社会治安很难维持，吵架、酗酒、偷窃、暴力行为和种族主义盛行，违法现象严重，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非常松懈，没有旨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个人权益的法规制度。
1850 年加州议会试图通过向每位外国采矿者月征20 美元的税法，目的是把他们从矿区赶走。这个阴谋破产后，又从1851 年开始向外国采矿者征收每月3 ~ 4美元的税款，而主要征收对象就是华人。这样，到1870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加州收取采矿税为违背宪法之举为止，华人已缴纳了500 万美元的采矿税，占当时加州该项税金总额的85%，然而法案废止后却未给华工一分钱的赔偿。这笔税金收入在加州的某些县，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是基层政府日常行政的主要经费来源。倘若没有这项税收，该州某些县的财政开支将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
华人虽然在矿区遭遇到种种不友善、不公平的待遇，但当美洲西部相继发现新的金矿后，他们仍然纷纷涌到新的矿区。这些新矿区主要在俄勒冈西南部（19世纪50 年代中期）、英属哥伦比亚（19 世纪50 年代后期）、哥伦比亚河流域上游（19 世纪60 年代早期），甚至远至南达科他的布莱克山（19 世纪70 年代中期）。如此，华人就散布到美国西北和加拿大西岸的矿区。
到了19 世纪70 年代末，在加州和西部淘金的华侨逐渐减少。有些华侨靠淘金发了小财，有些靠为矿区服务开始发迹，但更多的华侨依然辛辛苦苦挣钱度日。他们或积攒钱财准备回到中国，或转投他业，日夜辛苦劳作，梦想早日实现“金山梦”。
19 世纪中后期，金矿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加州等美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发展，美国中部的崇山峻岭以及广袤的平原却成了该州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经贸往来的天然障碍。而要促进东西部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修建铁路成为加速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到19 世纪60 年代，因南北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在1862 年通过修建大陆铁路的法案，鼓励私企投资，兴建由美国中部到加州的铁路。该路段由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办。这段铁路干线，东起内布拉斯加，西至加利福尼亚西海岸，联邦政府给予两家公司以极优惠的条件，除赠予铁路沿线大片土地外，还按一定标准给予补助。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建的东段多为平原地区，而且有密西西比河作为运输动脉，雇佣白种工人（多为爱尔兰移民）施工，进展顺利。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承建的西段，多为险峻山区及沙漠高原，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其中的塞拉山区冬季常有暴风雪，施工条件异常恶劣。西段筑路工程，原雇佣爱尔兰籍工人，开工两年，进展非常迟缓，只铺轨50 英里，且越来越多的人不辞而别。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公司巨头之一的克劳克建议雇佣华工。虽然加州州长利兰·斯坦福对此建议一度表示拒绝，但迫于无奈，最后还是同意了。
由于华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工价低廉，故铁路公司后来雇佣大量华工。1864 年，太平洋铁路西段建设的中国劳工共有4 000 人，而白种工人只有1 000人。1865 年，华工在太平洋铁路建设中表现良好。招募华工的篷车，在加州到处寻找华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广州特设办事处，专门从事招募工作。这条铁路在建设高潮时，华工占筑路工人的90%，约9 000 人。
参加筑路的华工，富有组织性，工作效率高，耐力极佳。
当时的美国西部是一片不毛之地，华人来此，牺牲颇大。1866 年的整个夏季，被称为“克劳克的宝贝”的美国华工，大约有6 000 人，云集在峡谷坡地施工。他们有的有条不紊地凿着炸开的乱石；有的头戴草帽，排着队，推着小推车，把一车车的碎石卸在峡谷坡地；有的用竹扁担挑着70 磅重的黑色炸药，小心翼翼地走在危险的羊肠小道上。渴了，便喝上几口随身带着的盛在酒罐里的茶水。人们很快发现，华人擅长做那些钻孔爆破等繁重危险的工作。那时，这些是工程的主要工作，因为消融的冰雪早已把山脊上的土壤冲走，剩下的就是石头。铺轨工人紧挨在筑路工人的后面。机车推着成串的平板车，车上满载着铁轨、木材、炸药、食物、饮料和更多的工人，向路轨的前端驶去。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华工依然创造了日铺10 英里路轨的纪录，这是机械化铺轨出现前人力铺路的最高纪录。贯通美国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于1869年5 月10 日建成通车，美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而华工却被挡在所有欢庆大门之外，甚至没有被当时参加庆典的人们所提及。在加州萨克拉门托盛大的游行队伍中，竟然无一名华工代表。
加州的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合培育小麦、玉米、棉花、甘蔗、麻类和各种水果和莓子。这里土地极多，沼泽遍布，灌木丛生，但是又非常缺乏人力。因此，当时的美国农业是一种粗放式耕作，单个农民耕种的土地面积很大。加州境内的大片涝洼地，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难题。
由于美国华侨大多来自中国南方农村，有着丰富的农作经验和技术知识，成了加州开垦荒田、排水灌溉、开渠修坝和栽种谷物、花卉、水果的能手。一位雇佣华工的经纪人说，华工占全体农工的7 /8，但每月工资平均为20 美元，而且不管伙食；而白人每月工资30 美元，又需供应伙食。此外，华工比白人工人更为优秀的一点是他们大多有务农经验。华工大多勤劳、可靠、认真、诚实、性情温和、干净整洁，在白人不肯接受的食宿条件下，可以把生活安排得很好。由于在收获季节劳动力不足，每年果品及庄稼的损失高达数千元。城市里虽有很多高大健壮而又无所事事的白人，但只有华工才肯在农庄或果园里干活。华工干活不仅有耐力，而且他们的双手灵巧，因此特别适合摘水果、种植蔬菜等工作。
正是华工的辛勤耕作，使得加州大片荒地变成了良田，让整个加州成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大果园，一个玉米满仓的福地。从有限的资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劳动使柑橙、糖蒿菜、芹菜成为加州的重要经济作物。每年在市场上畅销的“炳氏樱桃”（ Bing Cherry ），就是 19 世纪 70 年代俄勒冈州密尔沃基（Milwaukee）果园主西夫·卢威尔灵（ Seth Lewelling）的工头阿丙（Ah Bing）最先栽培和种植的。而华侨洗衣工陈如添在加州格伦县培育出的优良稻米品种，今天已成为加州稻米经济的主要作物。华侨果树专家刘锦浓更被称为“中国的伯劳克”。
加州葡萄庄园劳动的华工，为该州葡萄园的开辟和酿酒业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自19 世纪60 年代华工受雇于加州索诺玛县某葡萄庄园后，他们开始出现在加州葡萄产业的队伍中，70 年代大批修筑铁路的华工失业后，这支队伍又得到壮大。他们开地备耕、栽种葡萄、从事田间管理，在石灰岩中开凿酒窖、制作葡萄干。到1900 年，加州酿造的4 000 万加仑葡萄酒，占美国葡萄酒总量的80%。
20 世纪初，由于受排华法的限制，华侨人口的不断减少，加州工商业的兴起，农业的相对衰落，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日裔美国人的竞争，从事农业的华工不断减少。1880 年时，在农场工作的华侨达三万人，但至1909 年，竟不到2 500人。
在加州早期的渔业中，华侨同样颇多建树。当时加州渔业资源丰富。早期赴美华人有部分是渔民，他们认识到，可以通过捕鱼、加工出口鱼产品发财。早在1853 年，一些华侨就在西海岸的蒙特利建立了渔村。这些华侨渔业的先驱，通过建造舢板船捕捉各种海产品。19 世纪70 年代，华侨渔村已遍布太平洋沿岸，以及内陆的萨克拉门托三角洲地区。八九十年代渔业旺盛时期，从俄勒冈的亨博尔特湾到南加州沿海各地，华侨的捕鱼船营地星罗棋布，以渔业为生的华侨占加州渔业工人的1 /3。
19 世纪后期，由于各种原因，美国西部华侨的渔业开始衰落。到19 世纪末，华侨渔民开始从渔业中撤出，华侨渔村不断减少。
华侨来美之初的几十年，主要从事淘金、筑路和各种农活。随着19 世纪后期美国排华运动的高涨，华侨向唐人街聚集，他们的职业也转向洗衣业、餐饮业、零售业、家政业等服务性行业。而服务业的两大支柱，要推洗衣业和餐饮业，它们都是早期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代的产物。另外，还有不少华侨在白人家庭当保姆或厨佣，从事家务劳动。华侨服务业在美国兴起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排华时期，为避免与白人劳工直接竞争而发生冲突，很多华侨选择餐饮业、洗衣业等消耗体力的服务性工作。这些工作需要长时间的辛苦劳作，而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因此，白人男性对此不屑一顾。由于受到种族歧视，很多华侨只能从事这些在传统社会中一般由女性操持的事务。这是“二战”前美国华侨就业的一大特点。
早期美国西部各地有很多单身流浪汉，他们四处奔走找寻机会，居无定所。他们寄寓客店，洗衣弄膳都不方便，很想找人代洗代炊。华侨于是把握他们的需要，以较少的本钱、简单的用具，从事这些行业。
唐人街内最早的生意，便是服务侨胞的饭馆。中国饭菜使得远离乡土的侨民略解乡愁，其可口的味道和便宜的价格，也得到白人淘金者的青睐。中餐馆就这样在美国各地流行起来。
20 世纪30 年代，旧金山有6 %的华裔成年男子从事餐饮业，而在东部沿海城市则高达20%~25 %。到20 世纪40 年代末，美国大陆有大约4 300 家中餐馆。
早期的华侨餐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己出资经营，既是老板又是侍者；一种是合资开办，分工合作，共同经营。1850 年后，旧金山华埠开设的餐馆共四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在沙加缅度街与都板街街角。华侨餐馆的菜色和价格，比美国人和西班牙移民经营的更加物美价廉，因此颇能招徕白人顾客。1896 年，李鸿章访美，因嗜食杂碎（Chop Suey）故，始有杂碎餐馆之名。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城市的繁荣发展，社会娱乐生活的多元化，华人餐馆也与时俱进。一些华侨又在美国大都市创设拥有超过1 000 个座位的大型夜总会式餐馆，招徕中、上阶层的西方人。这些夜总会型的餐馆有声有色，饮誉一时，较著名的有密尔沃基的琼彩楼，底特律的东星楼，费城的东亚楼、金门楼、黄球楼，纽约市的陈利楼、陈市楼、映市楼和远东楼。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美国华人餐馆业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那些大型餐馆来说更是举步维艰，不少被迫关门歇业，有的则处于半瘫痪状态。自1923 年起，六七年间，纽约百老汇区华人餐馆如南园、大中国、梁家楼等16 家先后倒闭，损失约192 万元。1929 年至1933 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失业者多，生产减少，华人餐馆业大受影响，自动歇业者不少，失业者有三四千人。
“二战”时期，华侨中餐业为适应环境的需要，开始用机器代替人工洗盘，注意烹调地道的中国饭菜，以技术人员的资格由香港引进一批厨师，花重金整洁门面，装潢铺窗，借以吸引顾客，华侨餐馆业遂再度兴旺起来。
除经营餐馆外，早期华侨还注意到另一个服务行业——洗衣业。据《北非海岸：旧金山底层社会的逸史》记载，1851 年早春，美国第一家华侨洗衣馆在旧金山华盛顿街和格兰特街交汇处正式开业，业主的名字叫李华。排华运动开始后，洗衣业逐渐成为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之一，是华侨生计的主要经济来源。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旧金山至少有1 000 家洗衣馆。而在中部的芝加哥，随着19 世纪70 年代华侨的到来，华侨洗衣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到90 年代，洗衣馆达300 家；到20 世纪20 年代后期，洗衣馆数量达到高峰，约为700 家。
梁启超也说：“洗衣业实在美华人最重要之职业也，东部诸省，十有九业此。其工价最廉者，每礼拜美金八九元（约合华银每月70 元）。最昂者，每礼拜20 元（约合华银每月百六七十元）。以此至贱之业，而庸率如此其大，故趋之若鹜。”
根据全美1900 年的人口普查报告，1/4 的华侨从事洗衣业；1920 年美国的普查报告显示，洗衣业仍是最多美国华侨从事的行业。
而根据抗战时期华侨捐款名单的统计，在纽约，18 岁以上的华侨男性有33000 多人，加上妇女儿童，估计总数是4 万多人。1933 年，即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成立前后，纽约华侨中从事洗衣业的约有17000 人，占华侨人数中的大部分，洗衣馆约有8 000家。由此可见，洗衣业为华侨最为重要的职业，尤其是在美东地区。
华侨洗衣馆普遍是小本经营，投资额一般为数百到数千美元不等，大半是亲属合伙，也有个人经营。据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负责人之一曾然回忆，在纽约的华侨洗衣工，很长时期以来都是手洗、手熨，招牌上一般标明“手工洗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洗衣馆采用简单的机器，有些城市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洗衣偈”，采用机器洗衣，减小了洗衣馆手工劳动的强度。1929 年经济危机发生，失业人数增加，市场萧条，华侨洗衣馆的生意大受影响。洗衣馆为了维持生意，不得不降低洗衣价钱来吸引顾客。
在排华时期，华侨洗衣馆常常受到美国流氓恶棍的敲诈勒索。他们有时拿走洗好的衣服却分文不给；有时送洗的衣服质地很差，却硬说原来很好，是洗衣馆给错了或洗坏了，要求赔偿。除流氓地痞外，洗衣馆还常常受到美国工务局、卫生局、楼宇局官员的勒索。美国的卫生调查员往往以“不合卫生”为名向洗衣馆勒索；如果不给钱，洗衣馆的营业牌照就会被吊销。
1932 年1 月19 日，纽约召开全市美国人洗衣馆全体老板会议，商量如何对付华侨洗衣馆。他们成立委员会，要求美国工务局、卫生局、楼宇局等机关执行各种规定、条例，以此打压华侨洗衣业。另外，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委员会，进行秘密工作。1933 年3 月23 日，纽约市参议会通过了《限制洗衣馆营业条例》，规定所有经营洗衣业者必须领取营业牌照；领取牌照时，必须缴纳保证金1 000 美元；每间洗衣馆每年要缴纳牌照费25 美元；凡领取牌照者，必须具有美国公民权。
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当地政府制订的带有种族歧视性条例，给华侨洗衣业的生存带来了挑战。
华侨创业最成功的领域还包括零售业。据载，最早抵达美国的华侨中就有商人。早在1849 年，他们就在旧金山从事贸易活动。同年秋季，旧金山华侨有好几百人，大多从事商业贸易。
其中一些人开餐馆，另一些人则开零售店。当时的很多商业设施由三邑人合资创办，主要是销售中国货物。这些三邑商人大多在国内就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具备远航美国、开办生意所需的一定资金。随着赴美华人人数的不断增多及其居住地的日渐扩散，华侨开设的杂货店、日用百货店，不再限于唐人街，而开始遍布加州各城市的白人社区，后来还扩散到美国中南部各州。由于语言不通，在面对“洋人”顾客时，华侨店主就在店面摆放十数条棍杆，专供顾客用来指点想买的货物。店主给每种货物留下一个样品，订货时就拿给供货商看。
一些资本较大的华商还经营进出口公司，被称为“南北行”或者“金山庄”。早在加州淘金热开始的19 世纪40 年代末期，广东商人就在加州建立了华人贸易网络的首批据点。到19 世纪50 年代，金山庄逐渐发展起来。船运公司和劳工经纪人掌握着人口的跨国流动，而金山庄则控制着华侨生活需要的货物和服务，对中国外贸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这些华侨商业主要由来自同村的族人和村民经营。金山庄总办代表海外商人订购中国货物，并安排运输。他们出口大米、中国杂货、药品和茶叶到华侨社区，从美国进口面粉、干鱼和洋油等。1888 年6 月，在广州及香港经营金山庄的商人，联名向粤督张之洞禀告：
窃商等在粤垣、香港开设金山生理行店有年，与美国旧金山埠华商行店，一脉相承，互相维系，该处华民往来无阻，生理方能茂盛。……粤东出洋人众，每岁所得懋迁之利，不下数百万金，盖在金山觅利较易，故销货亦多。如绸缎、衣服、鞋袜、瓷器、丸药、油、酒、茶、糖、海味、酱料之类，举凡华民日用之需，无一不取资于中国，每岁以千余万计。
通过金山庄建立和发展的交易网络，中国与美洲的贸易在19 世纪后期得到稳步增长。美国从中国内地、香港和夏威夷进口的大米，从1867 年的1 870万磅增长到1876 年的5 960 万磅。到1922 年，以香港为基地与北美做生意的金山庄有116 家；到1930 年，这个数字超过290 家。到1930 年时，该网络遍布北美和中美的许多中心城市，如匹兹堡、洛杉矶、纽瓦克、圣地亚哥等。一个世纪以来，金山庄不仅有助于通过香港促进中国转口贸易的增长，也能使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华侨吃上中国食物、服用中药、穿戴中国服饰、阅读中文报刊。这些都是他们熟悉和喜欢的东西。同样重要的是，金山庄还兼备邮政系统的功能，使侨民能给家乡的亲人和宗族成员寄信和汇款，以及接收亲戚和朋友寄来的邮件，弥补当时中国邮政体系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