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华人赴美情形

不同历史时期，华人出洋的背景、动因、流向和方式各不相同。受中美两国大环境及珠江三角洲特殊小环境的影响，早期华人赴美的背景、动因和方式有何特别之处，这是本节考察的问题。

一、早期华人赴美及其动因

1848 年1 月，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震动了美国，也震动了世界，数以万计的人为了追逐黄金梦而纷至沓来。这一消息很快沿着贸易路线从加州传到中国。加州淘金热的到来，助推了华人对外移民的一波新热潮。从历史记载来看，1848年2 月，即加州发现金矿后的第二个月，两名中国男子及一名女子乘坐“美国鹰号”（American Eagle）帆船，从广州横渡大洋，抵达加州的旧金山市，成了最早登陆并留居在旧金山的华人。接下来的两年中，又有几百名华人前往旧金山。他们几乎都是从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华南地区而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北美依然是中国，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民众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当时中国国内状况及国际形势的发展，是人们向海外大规模迁徙的主要原因。19 世纪初，清朝统治下的中华帝国日趋衰弱，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极为艰难，而专权政治下的整个官僚机构，自上而下贪污腐败，通过残酷的剥削聚敛财富，使得民生日蹙，不期而至的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而18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中叶欧美各国先后经历了规模浩大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了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寻找原料产地，这些工业国家纷纷进行殖民扩张，迫切需要同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开展贸易合作，但自恃“天朝圣国”的清政府却无心此类贸易，严格实行海禁政策，只许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以限制民众的对外交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然不满意于有限的一口通商，强烈要求清政府开放市场，而清政府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结果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决心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

在1840—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屡战屡败，威信一落千丈。自此以后，列强相继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以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各通商口岸和租界的建立，以及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制度的确立，为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以及为他们服务的买办、掮客和其他雇员提供了庇护，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和经济侵略下，中国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纺织、出口贸易、运输等各业遭到严重打击，大批的手工业者、船员、搬运工纷纷失业。

清王朝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软弱无能，而对国内人民的压榨却变本加厉，高额征收苛捐杂税，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导致民众揭竿而起。1851 年，华南地区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3 年，席卷中国南部地区。而该起义又引发了连锁反应，上海、闽南的小刀会，广东珠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天地会（洪门、三合会）先后数次起事。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这个地区土著居民与客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珠江三角洲西南鹤山四邑等地区土客乡民在1854—1868年间发生严重的械斗。这样一种政治动乱和经济破产的局面，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生路。

美国在1846—1848 年的美墨战争中获得胜利，将原归墨西哥的西北部大片领土据为己有，因此也将其疆土从东部大西洋沿岸的13 个州扩大到太平洋沿岸。但要开发这片广阔的西部处女地，美国的劳动力资源显然不足，而奴隶贸易于1862 年在国际被禁止，更激化了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在西方列强的武力打压下，清政府封闭已久的移民大门被迫打开。1859 年，两广总督劳崇光和广东巡抚柏贵就与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制定了《招工章程》，允许在广州及其他沿海口岸设招工公所，公开“招工”。1860 年，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中承认英法两国在华招工的权利。1868 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在社会动荡的19 世纪，尤其是1847—1882 年，有二三百万华人迁徙到了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等地。

除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力和美国黄金梦的拉力之外，外国商船也以各种手段招揽旅客，获取利润。他们通过其所雇用的中国经纪人或买办，发出大量描述美国富庶及对劳工优待条件的传单、招贴、地图和宣传册以吸引华民。由设在香港的代理外国船务的中国经纪人，散发到广州附近乡村的一份中文传单这样写道：

美国人是非常富裕民族。彼等对华人前往，极表欢迎。彼处有丰富工资，大量上等房舍、食物和衣着。你可随时寄信或汇款于亲友，我等可负责传递与驳汇，稳当无误。此是一个文明国家，并无大清官吏或官兵；全体一视同仁，巨绅不比细民为大。现有许多中国人，已在彼处谋生，自非一陌生地方。在彼处，承祀中国神祇，本公司亦设有代办。你无须畏惧，会逢幸运，有志者请莅临香港或广州本公司接洽，当竭诚指引进行。美国金钱极丰富而有盈余，如欲赚取工资及保障工作，可向本公司申请，便得保证。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早期美国华侨与国内民众收入的巨大差异，也是华人持续出国的一个因素。美国学者梅琼（June Mei，音译）将早期美国华人矿工和铁路工人的工资收入与国内一般农民的收入进行了比较：早期华工月薪约为30美元，扣除基本生活费用，每年尚能积攒80~ 180 美元，而当时国内农民的年收入一般8 ~10 美元。两地华人的收入至少相差十倍。由于国内劳动收入很低，而移民到美国的费用昂贵——旅费、借款利息和办理移民证件的费用共约200 美元，等于在国内不吃不用、劳动10 年以上的收入，所以一般民众难以承受。当时美国华人每人一年平均的汇款为30 美元，相当于18~ 25 两银子，这是一笔较多的收入，可以供一个四口之家购买一年的口粮和其他家用必需品。 可见，当时中美两国巨大的收入差异，是华人移居美国的经济动因，但移民所需的昂贵费用让一些人望而止步。因此，当时很多人赴美都是举全族之力，在整个家族的精心安排和全力支持下才得以实现。一般而言，以家庭或家族中身体健康的成年男子为优先考虑的移民对象，并对跨国家庭中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作出明确的界定。比如，赴美者有义务给家庭汇款，赡养家中的老人和妻子儿女，妻子则留在国内家中照顾公婆、抚育子女。

二、早期华人赴美之方式

早期出洋赴美的华人，除少数商人或技工外，多为广东普通农民。他们用各种办法获得船票，有的卖掉田地、耕牛等作为路费，有的则以他们的家属作担保向亲友借贷。当时的船费，每人约需美金50 元，且须自备旅途食粮。 而很多人则必须借助中间人的“协助”才能出国。“协助”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赊票制和契约劳工制。赊票制是华侨经纪人给华工支付盘缠，待到达目的地后，华工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工作，从工薪所得中归还欠款。这种制度在东南亚、大洋洲、北美洲较为普遍。组织赊单工到美国从事雇佣劳动的中心是设在旧金山的华侨会馆。这些会馆控制在富商手中。作为赊单制出洋的主持者，他们派员携款回国，为美国各公司招募华工，并租用美国船只运送。 根据野史记载，早在1852年，旧金山的华侨会馆就安排了一笔20 万美元的巨额资金，从事劳工招募。

从网络理论和累积效应的理论来看，早期美国华侨与侨乡民众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以人员往来、书信联系、侨汇等方式建构的跨国社会网络，对广东侨乡民众移民美国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1882—1943 年，美国颁布和实施的排华法案，严格界定华商身份，禁止普通华人入境，对返回中国而后又入美的华工的条件进行严格规定。海关官员更是对华人入境美国进行百般刁难和严格审查，导致一般华人望而却步。但是，即使在实施排华法案的六十年间，广东人仍源源不断地移居美国，每年达一两千人，这主要归功于广东人所构建的跨国网络。 正是依赖这种网络，移民所需要的资金和信息问题才得以解决。

清代广东地区具备发达和成熟的宗族制度，很多村庄就由一两个宗族组成。这种血缘宗亲网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持续出国提供了便利。通常情况下，海外宗族成员是需要旅费出国者的主要求助对象。而当他们在国外致富后，也会将其积攒的资金汇给国内需要资金出国的宗亲，并且为新来的移民提供食宿，帮助寻找工作，解决移民在异国他乡遇到的问题。美国华人学者刘海铭就以开平一个华侨家族为研究个案，论述了家族跨国网络的建构，以及它对家族成员的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和适应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他指出，通过家庭和宗族的移民链，较早到达美国的男性华侨在美国立足后，就把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接到美国。比如张思逸，就以他在美国开设的中药店和农场等经济实体，设法资助了家族中四十多名成员来到美国。

地缘网络对移民的作用也较大。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有很多同乡在美国，或是有一定资金的归侨，因此，他们往往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赊单制获取贷款出国。1877 年2 月公布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就有一位商人的证词：“我本人曾经调查过中国人出洋时所使用的各种契约。我知道来此地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至少是半数，出国时都和他们本国人立有契约。和他们立约的本国人，不是从美国回去的，就是和美国方面有联系的有钱人。有些来到此地的中国人，在美国待了几年，积攒了三五百元现钱，就能够带这点钱回家招到10 个或12 个中国人随他同来美国。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此地的六大公司（即中华会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中国方面的苦力掮客的支持帮助。这些人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压力，足以保证苦力在此地乖乖履行契约。”

事实上，从早期美国华人的定居格局和就业模式就能看到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的社会网络对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如在20 世纪初，加州休松镇（Suisun）附近的华人多是香山县（民国后改为中山县）隆都人，加州汉福特镇（Hanford）华人多是番禺人，芝加哥华人多为台山梅姓族人，而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华人多为开平邓姓族人。四邑人多前往美国大陆，香山人则大多移民夏威夷。19 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商行多为三邑人经营；20 世纪初，旧金山华人牛肉店的老板和工人多为南海九江人，渔场员工多为香山隆都人，旧金山半岛的菊花种植工多为香山黄粱都人。 因此，只有镶嵌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珠江三角洲移民网络中的人，才能实现自己出国就业的梦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直到“二战”结束前的100 年中，美国华侨仅来自中国的珠江三角洲。

从广东到旧金山的航程是随着航道和季节的不同而有长短变化的。19 世纪40 年代，航行于珠江三角洲至旧金山的帆船，走完全程需要五六十天。50 年代，美国商人将飞剪船投入这一航线，最快时30 多天就可以走完整个航程。1867 年1 月，中美两国之间开通了汽轮。太平洋邮船公司开通的第一艘轮船“科罗拉多号”，从旧金山到香港，全程花了31 天。 总之，近代以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中美两地的航程也在逐渐缩短。

关于早期美国华侨的数量和来源地，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于1878 年在其《使美记略》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在美华人男女共计十四五万人，华侨设有六大会馆，“一曰三邑，系南海、番禺、顺德、三水、清远、花县等县所设，商民约一万二千；一曰阳和，系香山、东莞、增城、博罗等县所设，商民约一万二、三千；—曰冈州，系新会、四会、鹤山等县所设，商民约一万五、六千；一曰宁阳，系新宁（1914 年后改称台山）一县所设，商民七万余；一曰合和，系新宁余氏一姓合恩平、开平两县所设，商民约四万；一曰人和，系新安、归善、嘉应等州县所设，商民约数千” 。尽管陈兰彬记载的赴美华侨人口数量偏多，但也大致反映他们的来源地构成。实际上，直到1965 年，仍有“美国华人半台山”一说，所以台山话成为当时美国华人社会通行的语言。

三、美国唐人街的兴起

华人初到美国，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心理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种种原因都促使他们必须聚集起来。随着19 世纪后期华侨人数的增多，美国各地排华运动的盛行，很多华侨遂向城市迁徙。到60 年代，随着淘金潮的减退，华侨开始流动到矿区附近的城镇。70 年代，铁路修建完工后，不少华侨开始到铁路沿线的城镇中谋生，也有些华侨开始迁徙到美中、美南、美东等大城市寻求发展。这样，随着华侨从乡村向城镇的聚集，规模不一的“华埠”“中国城”或“唐人街”也先后在这些城镇出现。随着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排华浪潮的高涨，以及华侨的东迁，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等中东部唐人街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排华时期，唐人街是华侨重要的避风港。华侨在此设有各种商业机构和侨团，相互自保，而在清政府没有设置领事馆前，侨团则成为华侨重要的保护伞，以及指挥华侨行动与对外活动的中枢。旧金山唐人街是近代美洲最大之华埠，也是美洲侨社的枢纽。1900 年，旧金山华侨人口有 13 954 人；1910 年有 10 528人，1920 年减少到 7 744 人，1930 年达 16 303 人。旧金山华侨大半来自广东省之十五县人，而台山、开平等七县侨民人数较多，各设有会馆，以宁阳与肇庆势力为最大，因该两机关统辖侨民最多。旧金山还有各种类型的社团，仅社交类团体就有中国青年会、妇女青年会、华侨天主教社交会等。 当其他种族居民纷纷由唐人街搬离后，唐人街就逐渐转变成一个单纯的华侨聚居区，俨然成为一个自治体。

唐人街的建筑一般按中国建筑风格建造，有些建筑材料还从中国运来。在这种华侨社区里，华侨经营各行各业，如制衣、会计、银行和房地产、餐馆和食品店、医生和中草药店、理发店和美容院、珠宝店等。 这些店面通常挂起闪烁的金字招牌，高悬红灯笼、红绸缎来吸引路人目光，成为中国元素的一种标志和象征。

由于当时华侨大都来自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他们身上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这种文化因子是他们长期处在小农经济下从事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乡土文化的精髓。他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的，迁移是变态的”；“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在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心安”。 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从基层组织到上层的国家机器，以及维系这种统治系统的儒家伦理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乡土文化之上。由于晚清侨民多为贫穷农民和小商人，他们到了美国，大多也是从事采矿、筑路、种植及小本营生等艰苦职业。在一个举目无亲、周围全是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不同风俗的陌生社会中，华侨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往往要构建或寻找一种熟悉的社会环境，使其心理上能将侨居地生活与故土衔接起来，这样，他们往往抱成一团，依照故土时的生活经验，建立具有浓郁中国乡土文化色彩的唐人街。对此，华裔美国学者陈依范指出：“移民们在到达新大陆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他们在故乡就已习惯了的亲密关系——家族、宗族、州县、方言集团、行会和会馆之中了。这种熟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铺面敞开的商店，中国烹调的香味，广东面孔与服装，中国的举止与言谈。总之，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唐人街。”

可见，美国各地的唐人街是华侨依据其在本土的经验建立的，一方面，它们为华侨在美国谋生创造了一种适应性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于身处异乡的华侨，早期唐人街是一个重构集体记忆和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是连接故乡与“新世界”的一个通道，是从事娱乐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乡里乡亲聚集在一起，熟悉的语言、饭菜和娱乐更能抒发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和思乡情。特别是对只身在陌生郊区工作的侨民来说，唐人街为他们提供了好像回到家乡一样的短暂安慰。

总之，唐人街成为特定历史时期飘摇在外的华侨唯一可能的容身之处，为他们度过排华的狂风大浪，为他们在他乡异地安身立命，起到了极大作用。 x4tLAdyi0WNEB9xXjx+YG7BlYMpvESxs28b/UwMGRGBGK1UG/7Ngcw00BInEVb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