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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华人移民美国，鉴于人地生疏，创业艰难，他们抱成一团，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创建了各种社团，以图彼此守望相助，利于在美立足谋生。从当时的社会影响来看，美国华侨社团主要有三类：地缘性会馆、血缘性宗族和兄弟结拜组织——堂会。
本书所指“堂会”（tongs）为近代美国华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致公堂、安良堂、协胜堂、秉公堂、萃胜堂等组织，它们源于中国的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美国社会环境的产物，与国内会党在成员构成、组织架构、组织性质、活动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太一样。国内外很多学者将之称为“秘密结社”，主要是因为此类组织在一些结会仪式等亚文化方面带有中国本土天地会的痕迹。但笔者认为，当时美国是一个自由结社的国家，没有制定相关条例禁止这类组织，且它们大都在当地登记注册，都是公开合法的社团。实际上，早期这些组织的名称大多带有“堂”字，但到20 世纪后，很多堂会为改变其在公众中的不良形象，又多改称为“会”，如安良工商会、协胜公会、萃胜工商会等。人们也愿意称这些组织为堂会，而不是“秘密结社”，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存在秘密性质，而且秘密结社这一术语多带有贬义。
因此，笔者认为，将此类组织称为“堂会”更合适一些。
“堂”原意是指高大的场所，其本意并不含有任何秘密性质，后泛指学校、教堂、慈善社团或像中药店等的商号，因此西方学者在指称近代美国华侨堂会时，常常在前面加上“好战的”“犯罪的”“保护性的”“恶棍”等修饰语，如“好战的堂会”（fighting tongs），以与前者相区分。当然有些堂会也不常用“堂”的名称，而用“亭”“社”“山房”，如保善社、华亭山房、松石山房等，而后来多改为“公所”“党”，或者“俱乐部”等。所有这些指称当然都有其他确定的用法，因此，仅通过名称来断定一个团体是否为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堂会是很困难的。
对于“二战”前的美国主流社会来说，华侨堂斗（tong wars）、鸦片馆、赌窟似乎是唐人街的主要特色。一些新闻记者在不了解美国华侨社会的情况下，大肆渲染华侨间的堂斗；一些学者也通过其著作强化了美国华侨的暴力和神秘色彩；一些白人旅游促销者在向游客推荐游览唐人街时，也极力强调唐人街的众多赌馆、烟窟和妓寮以及野蛮的堂斗。
相对于美国华侨社会中的地缘性会馆、血缘性姓氏公所、业缘性行会等团体，堂会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组织。就其活动领域来说，涉及慈善事业、地下经济、政治参与等诸多层面。堂会不仅在唐人街社区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华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试图参与并影响中国政治，在中国社会中表达它们的声音并企图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
从美国华侨史的角度来看，目前海内外学者从同化论、新社会史理论及跨国主义理论等角度考察美国华侨社会的历史与变迁。特别是在新社会史理论视角下，很多学者注重考察美国华人社区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包括华侨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家庭、社团等各种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社会职业、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社会信仰、社会风俗和社会问题等，一些专著研究也较深入，并出版相关论著。
就美国华侨堂会史研究而言，目前也有相关文章发表。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者的兴趣，相对堂会在美国华侨中扮演的角色来说，其研究显得较为薄弱，目前尚无系统深入的学术专著问世。笔者在此以美国华侨堂会为考察对象，全面分析近代美国堂会产生的社会环境，堂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堂会的组织形态、经济基础和社会功能，堂斗发生的情形、原因、危害及其防治，堂会与华侨其他团体复杂的互动关系，堂会参与中国政治的动因、方式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图从跨国史的角度揭示近代美国华侨结构演变的动力。从秘密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研究美国华侨堂会，考察华人秘密结社在中国本土、南洋及美洲等地不同时空下，其组织制度和社会功能的特点和变异，也是笔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清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然经济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渐趋解体，导致成千上万的游民流离于宗族、行会等正统社会结构之外，散落于全国各地，组成了名目繁多的秘密会党。近代以来，会党活动相当活跃，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随着19 世纪以来闽粤等地民众大规模移居南洋、美洲、大洋洲等地，华人秘密会党也在上述各地出现，且不断发展壮大，在华侨社会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如果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开展的秘密会党调查算起，中国会党史研究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但主要的、最有影响的学术成果集中在改革开放后的40 年中。几十年来，国内外关于秘密会党的研究日趋活跃，学者们对中国本土和南洋地区不同时空环境下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等组织的起源、发展脉络、组织结构、传会制度、结盟仪式、隐语暗号、社会活动和社会功能、历史作用及不同政府对之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深刻探讨，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作为一个相对专门的知识体系，会党史已确立了自己的基本框架，并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就华侨秘密会党而言，目前南洋华侨会党的研究已取得较多成果。
与南洋华侨会党研究相比，国内外学者对美国乃至美洲华侨堂会的研究相对薄弱。不过，一些美国华侨通史著作，以及旧金山、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华侨史著作也有专门章节论述。
实际上，自华侨登陆美国以来，美国当地报纸就对华侨堂会进行报道。库林（Stewart Culin）是较早关注美国华侨堂会的西方人士。库林于1887 年12 月在费城的钱币和文物学会的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报告，记述了美国华工义兴组织的情况。自此之后，他利用各种机会访问费城和纽约的义兴会，参加该会两位成员的葬礼，了解当地义兴会的运作情况。他也阅读了很多有关华人秘密结社的著作，特别是施列格（Gustav Schlegel）的《天地会研究》，并认定费城堂会为天地会的分支机构。费城堂会的堂名“洪顺堂”与广东、广西堂会堂名相同，即洪门的二房。
除库林外，19 世纪关注美国堂会的人主要是排华分子、新闻记者和地方警察。1870 年到1890 年间，旧金山市、加州和美国国会所作的几次调查，以及1901 年提交给美国工业委员会的报告，揭示了这些堂会的很多消极活动。排华分子利用这些资料支持其排华主张。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旧金山警察局鉴于华侨堂斗不时爆发，扰乱社会治安，因而数次突袭唐人街，查获了很多堂会文件，包括堂会声明、堂会写给“斧头仔”的命令、堂斗开始或结束的通告等。遗憾的是，这些资料因旧金山地震及火灾等，多已损毁。19 世纪与20 世纪相交之时，一位曾在广东生活、能讲华语、有抱负的旧金山新闻记者还设法加入致公堂，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详细描述了该堂入会仪式。
20 世纪 30 年代，雷诺兹（C. N. Reynolds）收集了 1850 年到 1930 年美国太平洋沿岸很多关于堂会的报纸材料、法院涉及堂会的案件记录、国会和州立法机构所作的调查报告、处理“华人问题”而形成的记录和小册子，并对华人居民、警察局官员、社会工作者、新闻记者进行访谈，写成了一篇关于堂会的概述性文章。他认为，近代华侨堂会是旧中国半政治、半宗教的组织，但以美国化的形式存在。经济利益的冲突是堂会暴力冲突的重要原因。堂会后来也改变其行为，开始具有慈善保护的功能。
迪龙（Dillon）是旧金山苏特罗（Sutro）图书馆负责人，他撰写了一部名为《斧头仔》的著作，讲述了1848 年至1906 年旧金山唐人街堂斗的缘起、发展和衰落。
该书描述较多，深入有力的分析较少。朱荣德（Yung-Deh Richard Chu）较为宏观地梳理了美国堂会的历史发展，包括其起源、基本功能和主要特点，重点论述了19 世纪中叶以来中美两国的社会政治变迁对堂会的影响。他认为，堂会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华人移民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其双重性质更为突出，不能简单地将它们视作有组织犯罪的“华人黑手党”。
莱曼（Stanford M. Lyman）也撰文指出，需要研究不同时代环境下秘密结社发挥的潜在功能和生存方式，需要分析堂会魅力的性质及其所吸引的社会阶层，这样才能准确总结其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生存适应的能力。作者的研究表明，就像19世纪英属哥伦比亚乡村的华侨社区一样，堂会将各种独立的姓氏和地域社团整合起来。在此情况下，海外华人的定居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需要根据当时特殊的情况，如移民来源、社区大小、组织结构等予以解释。
莱曼将堂会置于华侨社区的网络结构中加以考察，更能分析堂会组织的性质及其在华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这对笔者有一定的启发。
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在族裔研究、跨国研究的视角下，发表了一些有关堂会的论著，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亚当·麦克文（Adam McKeown）探讨了近代秘鲁、芝加哥及檀香山之间华人的网络结构。他专著中的其中一章，探讨1904 年到1912 年间芝加哥唐人街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他认为，芝加哥唐人街的社会冲突很有意义，不仅在于其公开的暴力和毫不掩饰的敌意，也在于其提供了一个观察华人移民调解冲突的窗口，涉及亲属网络、华人民族主义、芝加哥地方政治、地方经济利益、堂会之间的世仇等。这些冲突在1912 年的唐人街搬迁中达到顶峰，并巩固了安良堂的地位。安良堂在当地人数较多，组成了宗亲网络，掌控了移民的各种机会，同时还拥有其他城市安良堂提供的资源及与当地执法部门接近的特权。
帕乔蒂（Brian Paciotti）则根据罗斯玛丽·加特纳（Rosemary Gartner）和比尔·麦卡锡（Bill McCarthy）凶杀案数据库和西雅图报纸等资料，研究了1900 年至1940 年间发生在西雅图且涉及华人罪犯和受害者的凶杀案。作者试图让人们理解华人社会的组织特点如何影响1900 年至1940 年间西雅图的凶杀模式。作者认为，复杂的组织联盟将全美堂会紧密联结在一起，一些嫌隙会导致谋杀和报复。在强调社会组织引起暴力冲突时，不能忽视的是，社会经济和人口情况也是解释堂会暴力的变量。
美国华人学者令狐萍近年来重点研究了美国中部圣路易斯及芝加哥的华侨社区，也特别探讨两地安良堂的性质和功能及其对当地侨社的影响。她认为，安良堂是侨社内一个强有力的商业团体，也是一个慈善和保护性的行业和社区组织。与其他著名的华人社区组织一样，安良堂的出现和存在根源于美国的社会经济环境。
人们往往将堂会与诸如赌博、鸦片、妓院和堂斗等非法活动联系在一起。杜丹则探讨这些秘密组织的另一个方面，即它们作为中国移民互助组织所发挥的功能。他认为，堂会吸纳了被旧金山唐人街上层社会和美国社会所排斥的下层阶级，在异国他乡为远离故乡的侨胞建立了一个社区。然而，尽管具备相同的族群身份，堂会之间却一直未能和平相处，血腥的堂斗不时侵扰着旧金山唐人街，扭曲了华人的整体形象。
近年一些论著以美国中东部，特别是以纽约为重点，探讨安良堂与协胜堂的历史发展、犯罪活动与相互冲突。麦克米恩（ Jeffrey Scott Mcillwain）以相关著作、官方文书、报纸等资料为基础，从犯罪学的角度，研究堂会组织的性质，挑战了很多关于华侨在美国进行有组织犯罪的假设。他认为，美国华侨有组织犯罪既不是“新兴的”，也不是“非传统的”，而且在结构和复杂程度上，它早于后来被学术界、媒体和政府认为“现代有组织犯罪”的其他族裔犯罪组织。纽约华侨堂会在从事敲诈勒索、价格操纵、卖淫、赌博、人口贩运、贩毒和暴力犯罪时，面对险恶的种族主义和严重的语言、文化障碍，也能成功地融入进步时代美国腐败的官僚政治体系中，从中获得犯罪庇护。
塞利格曼（Scott D. Seligman）在对纽约地方报纸等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与审慎解读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19 世纪90 年代到20 世纪30 年代纽约两大敌对堂会——安良堂与协胜堂的冲突历史，特别是对纽约堂会前后四次大规模堂斗的起因、发展与和解等进行了细致描述，并对参与堂斗的堂会头目、与堂会有牵连的当地官僚、参与堂斗调解的相关人士进行了详细描写，特别是对早期纽约唐人街的重要人物、长期被称为“唐人街市长”的李希龄（Tom Lee）及其组织的联义堂、华侨赌博业联合会、安良堂等方面的研究，对读者进一步认识美东堂会历史有一定帮助。
米歇尔·陈（Michelle Chen）撰文梳理了20 世纪前三十年纽约堂会的发展历史，重点探讨安良堂与协胜堂这两个敌对堂会如何议定文化和政治边界，从而在华侨社区建立霸权的历史。他认为，在排华时期，堂会通过汲取中国传统和西方城市的资源来巩固自己的权力。面对地方、国家和全球的社会变迁，以及当代美国华人社区的出现，堂会也在不断磨炼和重铸他们唐人街的公共角色。
总的来说，美国学者主要利用当地英文资料，大致勾勒了安良堂、致公堂等堂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历史，分析了堂会举办慈善事业及其参与烟赌娼等地下黑色经济活动的主要情况。一些学者也考察了堂会与华侨社会的关系，但对华侨及其堂会自身的史料把握不够，没有深入华侨社区内在的运行机制和权力关系中加以考察，也没有涉及堂会支持中国革命、参与中国政治的各种跨国活动。
中国学者对美国堂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堂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
辛亥革命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争取美国洪门致公堂乃至美国华侨的支持，开展了大量的组织与宣传工作。目前这方面成果不少。郭绪印认为，兴中会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贯穿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以海外洪门为纽带的华侨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与保皇党争夺洪门的过程。发动海外洪门参加革命，比起在国内组织和发动群众有不少有利条件。孙中山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为指针来改造洪门组织，将其纳入民主革命阵容；同时海外洪门的组织状况、活动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孙中山以后的政治风格。
任贵祥分析了清末海外洪门具有的封建落后与豪侠爱国的两重性特点，认为孙中山对海外洪门会党的争取和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孙中山对南洋会党和美洲致公堂的争取和改造具有不同的特点，即对南洋会党侧重争取他们的人力支持和发动他们参加反清起义，而对美洲致公堂的工作则侧重争取他们的物力，以支持革命。
邵雍指出，1904 年孙中山的美国之行对兴中会、致公堂双方均有益处。他认为，在孙中山的动员下，兴中会从保皇党手中夺回了舆论阵地，初步改造了致公堂，为后来的华侨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致公堂也因孙中山的游说筹饷，加强了组织向心力与凝聚力。1909 年末至1911 年4 月间，孙中山在美国纽约、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组织，说服致公堂与同盟会合作，随后效仿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设立“洪门筹饷局”，为动员华侨筹款奠定组织基础。
邱格屏的相关研究主要是探讨革命党人动员洪门支持革命的方式。她总结了革命派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从挖掘洪门的革命历史对洪门进行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教育，从革命派加入洪门获得身份认同，到对洪门进行利益回报的许诺，终于使海外洪门从不理解革命转变为积极参与革命。
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外洪门与孙中山、陈炯明的关系较为复杂。关于孙中山与海外洪门的关系，以往人们较多地探讨两者的合作，而没有关注两者关系的恶化。王蕊、刘平撰文指出，辛亥革命前，为鼓动致公堂支持革命，孙中山加入洪门，并赴美开展组织宣传工作，但收效甚微，直到1911 年美洲同盟会集体加入致公堂，成立洪门筹饷局，才打开局面。中华民国成立后，致公堂欲在国内立案组党，遭到孙中山拒绝，二者关系开始恶化，最终决裂。孙中山与致公堂革命目标一致，得以合作，而革命过程中又因双方利益诉求不同而分道扬镳。
沈晓敏考察了中华民国成立后洪门与孙中山关系趋向恶化及与陈炯明日趋接近的历史，以及陈炯明生前死后对致公党的影响。
黄三德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领袖人物，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黄三德在洪门于国内立案建党和为洪门五祖建祠纪念等问题上，同孙中山产生了严重分歧，经激烈争吵后分道扬镳。王禄斌撰文考察了孙中山和黄三德之间关系的变化，认为黄三德为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主要是支持孙中山改造《大同日报》，将其发展为革命党人反对保皇、宣传革命思想的理论阵地；改造洪门组织，进行致公堂总注册；支持美国同盟会、致公堂的合并，旧金山洪门筹饷局的成立，革命经费的筹集等。中华民国成立后，两人产生矛盾，最后分道扬镳，主要涉及美国致公堂在国内的立案问题，洪门致公堂合并于中华革命党问题，偿还洪门革命债款问题等。
梅伟强先生也评述黄三德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他还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黄三德因为洪门在国内立案为合法组织、在广州建洪门五祖祠、洪门改党、要求偿还向致公堂的借款及赎回被典押堂产等问题，同孙中山多次发生争吵。他以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孙黄沟通不足，由误会变成积怨；黎元洪、岑春煊、陈炯明等政客的挑拨离间。
美国洪门如何支持中国抗战也是中国学者重点考察的问题。任贵祥主要参考当时国内的报刊资料和文集，全面论述了美洲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为祖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他认为，司徒美堂从“九一八”事变后即率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声援自发奋起抗战的国民党官兵；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出任抗日救国侨团的首领，带领广大华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是广大华侨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楷模，其爱国思想在支援祖国抗战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一名老党员，陈昌福先后撰写一系列有关致公党历史的文章。他认为，抗日战争中，致公党以一个政党的气魄来判断和把握自身的行动，同时，致公党领导人就国内政局发表一系列见解，使致公党具有鲜明的“侨党”特点。作为洪门“大佬”和致公党创始人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在抗战胜利后抱一腔热情归国，欲以其影响力参与和平建国，但是国民党意图一党独裁，故对洪门力量进行打压、分化，中国洪门民治党即是这一过程中的产物，但最终司徒美堂毅然退出洪门民治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阵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上述学者的成果为本专题的研究打下了较好基础，但有关研究在以下几方面还有所欠缺：第一，从资料收集来说，囿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相关研究资料收集还不全面。中国学者收集的资料多集中于中国境内的中文资料，如当时国内出版的报刊资料，清末在美国堂会中开展政治动员的梁启超、孙中山、冯自由等人的文集，而外国学者利用的资料则多集中于美国当地的英文报刊等资料；他们对美国华侨及其堂会自身流传的文书、会议记录等，以及代表华侨及其堂会发声的华文报纸，包括洪门所办报纸的收集和利用都不够。第二，从资料解读来说，有关研究没有对不同语境的会党或堂会进行批判性考察，没有剥离外加于堂会之上的政治和种族话语，只指出其“革命性—反动性”“自卫性—掠夺性”“积极性—消极性”的复杂多变的表象，而没有从社会文化史角度阐释这一社会现象，从社会历史的长时段去揭示其本质特征。一些国外学者因欠缺理解中国文化的能力，而对堂会的文书和亚文化产生误读。第三，从研究视角来说，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华侨堂会时，多从中国本位角度考察，强调其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联系，既没有将其置于住在国历史发展脉络中考察其与中国各方面的关系，也没有将其置于美国华侨社会的特定结构中分析其参与革命、组党参政的政治诉求。外国学者注意到美国华侨堂会当地化的地域视角，但没有关注到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乡里制度和文化如何影响美国堂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堂斗的性质、调解与防治的机制。
本书力图全面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客观评价和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广泛的资料收集和细致而审慎的解读，既重视美国华侨堂会外部各方面对堂会的记录、观察和评论，也重视堂会内部流传的文书和堂会人士撰写的小册子，以社会经济变迁为背景，采用社会史的整体视角、移民史的跨国视角、当地化的地域视角、多样化的比较视角来研究其历史演变的轨迹。
近十年来，笔者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堂会组织等相关机构及网络资源的广泛搜集，已掌握不少美国堂会资料，足以支撑本书的研究。特别是笔者于2013 年9 月至11 月及2016 年10 月至12 月两次前往美国华侨史料最为集中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族裔研究系图书馆及东亚图书馆等，进行五个多月的资料收集，为本书的研究打下了史料基础。概括来说，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料：
第一，美国华侨堂会的各种文书，如各堂会章程、会议记录、信函、各种通电、布告以及堂会人士的回忆录等。如合胜堂书信、各堂会章程，及1931 年以来协胜堂历次恳亲大会的记录等。《堂战》（Tong War）是一部回忆录，由纽约协胜堂骨干伍英光（ Eng Ying Gong）于1930 年口述，当地报社记者格兰特（Bruce Grant）执笔。
伍英光是协胜堂一名资深堂友，入堂已达二十多年，亲身经历了该堂多次堂斗与调解，其口述的回忆录史料价值较高。但该书记录因缺乏时间要素，从而增加了阅读难度。另外，黄三德、司徒美堂等堂会首领的著述也值得关注。堂会内部文书是研究堂会的关键资料，但由于各种原因，真正保存下来的堂会资料不算很多，且因为有些资料涉及堂会参与地下经济及堂斗等秘密，影响堂会的公众形象，不宜公开，因此还需要寻求多方资料来支撑本书的著述。
第二，华文报刊、史料汇编等资料，包括美国华侨及洪门创办的华文报纸，中国官方和民间的报刊资料等。如美加洪门致公堂创办的报纸就有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公论晨报》《世界日报》（该报与宪政党合办）等，加拿大洪门创办的温哥华《大汉公报》。其他华侨创办的报纸有国民党海外部控制的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芝加哥的《三民晨报》等，左翼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有纽约的《先锋报》《美洲华侨日报》等，政治上相对中立的有旧金山《中西日报》等。这些报纸的发行量不一，多者有8 000 份，少者只有3 000 份。
值得注意的是，堂会及其成员，参与调解堂斗的各地中华会馆、和平会、驻美使领馆等机构的关键性议案、决议和正式的公告或启事，在当时的华文报纸上都有登载，其史料价值很大。当然华文报纸上也刊登记者关于堂会的报道，但因为记者未进行充分调查，未能了解事实真相，这些报道时有错误，而上述侨团的决议、启事、诉词、公告等，则是真实可靠的。
第三，英文报刊资料。美国普若凯斯特资讯有限公司历史报纸数据库（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HNP）收藏了美国历史上主要的报纸资料，包括《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 1849—1986）、《哈特福特报》（
Hartford Cou
rant
, 1764—1985）、《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 1881—1987）、《纽约时报》（
The New York Times
, 1851—2007）、《纽约论坛报》（
New York Tribune
,1841—1922）、《加州阿尔塔报》（
Daily Alta California
）、《洛杉矶信使报》（
Los
Angeles Herald
）、《萨克拉门托联合报》（
Sacramento Daily Union
）、《旧金山呼声报》（
San Francisco Call
）、《哈帕斯周刊》（
Harper’s Weekly
）等全美各地的几十种英文报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收集了早期加州出版的数十种报纸，并建成美国加州报纸数据库（The California Digital Newspaper Collection）。
[1]
该数据库收集了1846 年以来加州地方出版的几十种报刊的全文，信息量很大，其对美国华侨的报道也不限于加州。这些英文报刊对当时华侨堂斗的报道较多，而且有很多为连续报道，涉及堂斗的诸多细节，但是这些报纸记者都是白人，囿于语言的障碍，其报道不够深入，又不能辨别事实真相。而有些记者则为了满足排华分子的兴趣，往往通过对堂会及堂斗夸大其词的描述，有意放大华人的一些不良行为，过度渲染华人的负面形象。因此，在阅读这些报纸时，需要把握当地媒体的立场，并结合相关中文资料，挖掘这些英文资料的价值，则可弥补中文资料的一些不足。另外，由于当地记者不谙中文，特别是粤语，不同报纸或同一报纸不同时期对堂会名称、华人姓名的报道都不一致，如致公堂就有Ghee KungTong、Gee Kung Tong、 Chee Kong Tong、 Chee Kung Tong、 Chee Hong Tong、 Chi Kung Tong等多种拼写，秉公堂也有Ping Kung Tong、 Ping King Tong、 Bing Kung Tong、 Bing Hong Tong、 Bing Goong tong等。这样，阅读起来，就需结合相关人物、事件或组织的前后报道来判断其中文名称。另外，对美国华侨社会不甚了解的人常将堂会与其他社团，特别是会馆和宗亲会混为一谈，这也增加了资料阅读的难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1848 年至1949 年间，从法律身份和居住状态来说，由于近代美国的排华政策及中国政府采用的血统主义国籍法，华人移民多为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但文中有时也用“华人”来指称这一群体，这更多的是强调其族裔属性，而不是法律身份，特别是在英文文献中，或在种族关系互动的语境中多用这一称谓。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所用美国地名多为当时华侨习惯采用的指称，如美国加州屋仑（奥克兰）、罗省（洛杉矶）、舍路（西雅图）、砵仑（波特兰）、积彩（底特律）、必珠卜（匹兹堡）、市作顿（斯托克顿）等。本书中人名原文为字母拼写的，译成中文时一律为音译。
《移民、秩序与权势：美国华侨堂会史研究》一书主要研究1848 年至1945年间美国华侨堂会的发展演变。就时间跨度来说，1848 年为华人大批移入美国之始，1945 年是美国华侨史的分水岭。最后一章则对“二战”后美国华侨堂会在组织宗旨、组织结构、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宏观性考察。本书内容分为六章：
第一章主要概述美国华侨历史发展的脉络，包括华人移民美国的规模与结构，移民的成因和主要方式，美国排华法案的制定与排华运动的兴起，近代美国华侨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状况。
第二章主要梳理美国华侨堂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包括华侨堂会的组建与流布；堂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堂会兴衰的原因等。美国华侨堂会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美国堂会的创设（1850—1882），美国堂会的繁盛（1882—1931），美国堂会的转型与衰落（1931 年以后）。可以说，遍及美国的华侨堂会是清代广东民众大量移民的结果，而近代中美两国历史的发展及其对美国侨社的影响，构成堂会组织兴衰的重要历史背景，华侨社会冲突的程度则是决定近代美国华侨堂会兴衰的重要因素。排华时期（1882—1943），美国朝野掀起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对华侨人口结构、组织状况、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等产生重要影响，是推动堂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美国华侨中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及烟赌娼等偏业的泛滥则为堂会的兴起提供了良机。
第三章主要是考察美国华侨堂会的组织要素、组织运作和社会功能。美国堂会作为华人移民的组织，其宗旨和目标主要是寻求内部的团结互助，反抗外来暴力侵犯。随着侨社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些堂会组织也逐渐演变成少数人谋取利益和压迫堂友的工具。致公堂经过孙中山的改组后，其宗旨发生较大变化，即以“赞助国内革命，光复中华”为主要奋斗目标。各堂的内部结构大致相仿，可分为执行部、评议部和普通会员三部，其中执行部权力较大。堂会的经费筹措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按照规定上交的强制性会费，出租楼业的经营性收入，以及通过勒索或提供非法保护等手段而获取的保护费。美国堂会章程涉及华侨入堂的条件、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可享受的权利、违反规章受到的惩罚等。堂会按章管理，首先要通过一定的程序和仪式来筛选合适的人员，也对成员退堂的条件和手续作出严格规定。堂会在运行过程中，为了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对于行为不端、积欠堂费过多、拐骗堂友财产、侵犯堂友利益、侵吞堂会公款、转投彼堂而泄露此堂秘密等违犯规约的成员，给予处罚。最严重者就是开除堂籍，或“以待众弃之”。堂会具有自发性、广泛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囊括华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有社会联谊、慈善救济、组织保护、纠纷调解四大功能。
第四章主要探讨美国华侨堂斗的情形、产生根源、社会危害，以及侨社对堂斗的防治，堂会的反制及其所引起侨社内部权势的转移。近代美国华侨堂斗具有频率高、影响广、危害大的特点，其原因在于美国华侨浓厚的宗派意识和非法的利益冲突。堂斗对侨社危害巨大，严重影响了美国华侨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不利于美国华侨的生存和发展。由于美国当局不大重视侨社问题，而中国政府又鞭长莫及，侨社遂以中华会馆为核心，模仿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将华侨组织动员起来，制定并颁布有关章程，严厉防范堂会成员肇事，积极调解堂斗，极力维持侨社秩序。近代美国华侨社区中广泛存在的同姓及同乡组织，是侨社自治的基本力量，对侨社的治安管理、堂斗防范等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直到“九一八”事变前，华侨堂斗仍延绵不绝，侨社对此控制效果不显。究其原因，这与当时侨社所处的内外社会环境、堂会势力的特点等关系很大。随着堂会势力的崛起，它们开始通过堂斗、抵制等方式对姓氏团体和地域会馆的权威发起挑战，并获得一定的胜利，削弱了这些权势团体在侨社中的影响，而堂会自身则得到发展壮大，并积极参与唐人街公共事务，也加剧了侨社的纷争与冲突。
第五章主要探讨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堂会支持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以及在国内组党参政的历程。致公堂是美国华侨最大的堂会，是清末革命派寻求美洲华侨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首选对象。孙中山几次赴美，包括加入洪门、对致公堂思想与组织的改造、巡游美国各地华埠、宣讲革命思想，都对美国致公堂产生了一定影响。辛亥革命时期，美国致公堂在宣传革命、筹集起义资金、举荐孙中山当选总统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社会政党思潮勃发，洪门致公堂也顺应时代潮流，试图实现组建正式政党的梦想。但是，由于孙中山等人的推诿以及致公堂内部的矛盾和国民党的影响，致公堂组建政党历经“堂党并存”“组党存堂”“党堂分离”几个阶段，可谓一波数折。“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随着国内外抗日形势的发展，美国堂会在国内社会名流和国民政府积极有效的侨务工作下，以民族利益为重，本着救国救乡的宗旨，抛弃过去对政府的成见，组织动员堂会成员乃至整个华侨社会支援祖国抗战，捐款捐物，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专制分裂投降，对中国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六章主要分析“二战”后美国华人堂会在组织宗旨和目标、组织结构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变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是1965 年以来，美国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侨社已从移民社会过渡到以家庭为基础的定居社会，更多华人移民逐渐融入主流社会之中，这对堂会的发展影响很大。随着“二战”后美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少堂会组织衰落或消失了，但也有不少堂会能顽强生存下来，主要在于它们能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其社会功能。战后堂会的组织功能主要为会员和侨社举办文化娱乐活动，为侨社或祖国公益事业捐款，搭建会员筹资经商的平台，也为会员及其子弟创办学校。由此观之，“二战”后的华人堂会基本上是慈善公益团体，而不是犯罪组织，也不再履行战前侨社纠纷调解或保护侨胞的职能。
[1] 关于该数据库的情况，可参见https: // en. wikipedia. org/ wiki / California_ Digital_ Newspaper_ Col﹣lection 。该数据库收录的加州报刊有 Los Angeles Herald , San Francisco Call , Sacramento Union , Madera Trib une , Daily Alta California , Sacramento Daily Union , Press Democrat , Healdsburg Tribune , Red Bluff Daily News , Sausalito News , Mariposa Gazette , Madera Mercury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