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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美国华侨堂会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根源，始终与美国政府的华侨政策、华侨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以及唐人街的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堂会是近代美国华侨应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产物。近代美国社会对华侨的歧视和排斥，以及排华法的制定与施行，对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侵害，迫使华侨加强自卫，这是华侨创建堂会的外部因素。在美国华侨中生活多年的粤籍艺人关文清谈到早年华侨受到白人歧视及其组织堂会的情况：“1852 年，加省政府便立例，外人在加省开矿者要纳重税。而中国人无论来了多久，不准入籍，故这一条例，分明是针对来此掘金的华人。1854 年，加省法院又立例，不准华人在法庭作证。这样华人只有做被告，没有做原告的资格了。那时，打死人是平常事。打死华人，警察和法官是少理的。中国人既无法律保障，为着生存，便要团结起来，以对抗别人的摧残和欺侮了。”
民国时期，有人指出堂会之起源时说：“华侨之往美谋生者，多因迫于饥寒，乃远离故土，以图发展，所以此种移殖，并非国家有意识的和有组织之殖民，而美国工人，排华最烈，国家又弱，无力保护，旅美华侨乃设法自卫。异邦沦落，言殊俗异，所受困难，所历艰险，非个中人不易知也！彼等既以刻苦自立，对于后来者，及既来而失业者，自有无限的同情，而思设法以协助之。然非个人能力所能达，故团体之组织，自然不可少，设堂之初意未尝不善也。”
1875 年，合胜堂创办人鉴于当时美国人到处滋事，不平等事件层出不穷，欺侮凌人，非团结侨胞，则力量无由发生，乃结合忠义之士创立合胜堂。
萃胜堂头目刘华杰（Lew Wah Get）的经历也说明，美国的暴力排华迫使华侨急需建立一个可以自我保护的社区，所以一些年轻的华侨选择加入堂会。刘华杰十几岁时，随同其他移民来到旧金山，刚刚下船便有美国小孩向他们扔石头。在他们去唐人街的路上，人们轻蔑地喊着“中国佬（Chink）！中国佬！中国佬！”并用石头砸他们。1917 年当他听说萃胜堂后便决定加入，以寻求堂会保护。
可见，在当时美国险恶的社会环境下，很多侨民不得不以家乡秘密结社的组织方式团结互助，加强自卫，以求在美国立足生存。可以说，美国社会对华侨的歧视和排斥推动了华侨堂会的创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华侨一方面积极援助大洋彼岸的中国抗战，同时也坚决支持美国政府反击日寇，很多人应征入伍，并积极支援前线的后勤工作。美国华侨在这场民主和自由的战争中贡献很大，赢得了美国社会的高度评价。中美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成为抗日盟友时，美国从巩固中美联盟关系的角度考虑，于1943 年底，通过废除排华法的法案，允许华侨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这对华侨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影响重大。美国政府从法律制度上向华侨打开归化入籍的大门，有利于华侨融入当地社会，这样堂会产生、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复存在，其对华侨的吸引力也在不断降低，这是促进堂会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华侨堂会的兴起，也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构造有很大关系。拜上帝会早期重要文献之一的《原道醒世训》曾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散性特征时说：“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其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其见在省府县，省府县以外则不知，故同省同府同县则爱之，异省异府异县则憎之。其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其见在乡里姓，乡里姓以外则不知，故同乡同里同姓则爱之，异乡异里异姓则憎之。”
当时美国华侨大多来自中国广东，其宗族与地方观念较为浓厚，移民的宗派性和排他性较为突出。由广东移民构成的美国侨社，也明显具有这一特质。时人曾指出美国侨社结构的分散性特征时说：“各地华侨都有一共同缺点，就是部落思想太厉害，同一中国，而有粤、闽省界之分；同一广东，而有潮、广、肇、琼之别。同省同县，则感情相孚；异省异县，则隔膜非常。在美的华侨，也不在例外。他们各有其公所，各有其团体，同是公所或团体的人，则感情相孚，否则，隔膜非常，常因隔膜，时生龃龉，甚至斗争，实屡见不鲜。”
从整个华侨团体的产生与发展来说，其与当时美国华侨浓厚的宗派意识，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冲突有很大关系。由于早期美国政府歧视华侨，不大关注华侨问题，而清政府又内外交困，无力顾及海外侨民治理，因此，当时美国侨社主要由移民自行组建的宗族、会馆和行会等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实行自治，维持侨社秩序，而侨社内部不同团体的利益或文化冲突致使华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
实际上，美国华侨中出现的联姓团体，如刘、关、张、赵四姓联合组织的龙冈亲义公所，吴、周、蔡三姓组建的至德堂，雷、方、邝三姓创建的溯原堂等，也是华侨社会不同势力群体相互竞争与冲突的结果。对于华侨不同姓氏联合创建姓氏团体的现象，梁启超也曾指出：“推其原故，殆由小姓者为大姓者所压，不得不采联邦之制，以为防御之法，于是求之于历史上稍有相属者，则从而联之。”
再如宁阳会馆的成立就是四邑会馆内新宁人与开平、恩平等其他县邑人士冲突的结果。据载，1853 年，新宁梓里与部分四邑会馆人士发生纠纷，双方决定兵戎相见。两批人马在当时华埠一戏院门前列阵厮杀。经此一役，新宁人决定脱离四邑会馆自立门户，另组宁阳会馆。
1909 年安益堂与余氏宗族因争夺妓女宝娇而发生大规模冲突。安益堂在华文报纸上发布诉词，揭露余姓宗族历史上与其他侨团发生的各种冲突时指出：
查前卅余年，余姓与四姓在银山斗杀，惨毙多命。余姓原属宁邑人，往往恃势横行，与宁邑各姓梓里多不睦，各姓梓里厌恶之，早已将余姓人尽行逐出宁阳会馆外。此时余姓人与生疯老无异。自余姓人逐出宁阳会馆后，乃哀求恩开两邑梓里立一合和会馆，以为遮丑之计。及合和会馆既立，余姓人遇事强横，不顾公理，恩开梓里不甘与余姓同会馆，遂分立一恩开会馆。未几，黄遵宪领事出而调停，力劝复合。不久，余姓又与恩开梓里不睦，恩开各姓梓里又自立肇庆会馆。于前数年，余各姓恩开梓里又由合和会馆分设恩开会馆，谓余姓为生疯老谁曰不宜其面皮如此之厚，真不知惭愧矣。最近者余姓谋夺广福堂之楼地，忖思该地原属肇庆恩开合和三会馆之业，专为办理起运先友之事，人所共知。
与上述会馆和姓氏团体创立的社会根源一样，美国侨社中姓氏、地域等各帮群之间的隔膜与冲突，结果导致一些弱势帮群往往联合起来，组成堂会，以抵制那些强势帮群的侵犯，如前文提到协胜堂与萃胜堂的创建背景。广德堂的创建也类似。据载，19 世纪60 年代，旧金山华侨“六大会馆渐为各大姓所把持，偏袒压迫，因之而起，小姓与大姓对抗，每不得直，不得已乃诉之于法庭。然华侨多数不解英语，法庭传译或为大姓之人，或受大姓威迫利诱，颠倒黑白，而小姓遂含冤莫讼矣。于是有马某者，愤大姓之欺凌，联合各小姓，组织一堂，名曰‘广德’，事在南北战争后数年”
。广德堂之目的，原本是扶弱抑强，本为弱势阶级之一种组合，但其成立之后，“加入者渐众，势力渐大，一变而为压迫阶级，于是有协胜堂者，因之而组织。自此以后，萃胜、秉公、萃英、保良、合胜等堂，一时蜂起。其成立原因，则不若以前之单纯矣”
。在加州圣华金（ SanJoa﹣quin），一些弱小姓氏也开始联合起来建立堂会，以制衡那些控制中华会馆的强大姓氏，如黄氏、李氏、余氏和陈氏。
20 世纪初，当美国西海岸堂斗最为激烈、堂会组织遭到很多人士抨击时，一位署名亚雪的华侨在当地华文报刊上发表议论，回顾了历史上堂会成立的动因，试图为堂会组织辩白：
我旅美同胞之各堂号，其乏统一机构也素矣，且夫堂号何自昉哉，盖所昉于弱小者之结团自卫，以抵制强有力者是也。然当其来美之初，万里孑身，风土各殊，语言迥异，回顾乡井，杳如隔世，所相与游处者，无论邻里昆弟也，即异姓亦如同母，同种俨若比邻，邑姓尚无界之可分，乌有所谓堂号？迨乎来者愈众，聚则生孽，不无龃龉，而家族郡县之争墩陋习，竟发现于文明之国，而怪剧迭呈。其强而有力者欤，恃其财与力之富雄，斗固优胜，讼尤得直，炙手可热，白眼加人；小而弱者，无奈之何，又不甘屈伏于凶势强权之下，窃计美国可以自由结社，于是联大群，结大党，高树一帜，而堂号成矣。由此观之，堂号之成立，虽曰小弱者之多事，毋亦有逼之不得不然者耶。
1930 年当美东堂斗最为惨烈时，芝加哥堂界成员苏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斥伍朝枢为堂斗案写给南京国民政府的报告时也称：“自昔华侨旅居美国，良莠不齐，无可讳言，故常有强凌弱、众欺寡之情事，为使领者，不但不知保护侨民，且有与侨界败类互相勾结，以鱼肉侨民者，于是侨民为自卫起见，组织团体，互助合作，以抵抗强权，而维持公理。此堂号之所由起也。”
可见，当时美国侨社内部不同姓氏或地域团体之间的冲突，促使一些弱势的群体，仿照国内秘密结社，组织堂会，以反抗那些强势的宗族和会馆，维护自己的利益。
早期华商在唐人街组织体系中充当重要角色。很多华商作为劳工经纪人和承包人，为企图赴美的贫苦农民赊账并安排工作。当然他们为华侨提供服务时，也通过其掌控的姓氏公所和地域会馆来实行封建专制，以维持其统治利益，欺压一些弱势华侨。而堂会则以平等主义为基础，模拟中国的秘密结社，其神秘性的入会仪式及宣誓忠诚和兄弟结义的誓词，能够凝聚成员团体意识，强化成员的组织认同。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ter Haar）认为，三合会仪式和叙事知识赋予了其团体长期认同和超地域的参照结构，并将它与其他大多数边缘群体区别开来，使三合会团体成为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形式。
实际上，堂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团，不像会馆和姓氏公所那样对其成员姓氏和来源地有严格要求，这样当华侨社会出现各种矛盾纷争时，堂会就能突破姓界、邑界的限制，吸引那些失落的知识分子、商人、流氓无产者及其他社会不满分子，特别是那些血缘、地缘关系不多从而无法获得同乡或同姓组织保护的人加入堂会，成为弱势侨民和群体的庇护工具。还有一些年轻华侨不满意自己宗族或地域会馆的寡头统治，或者不愿意遵守其规章，或者得不到其侨团的保护，也有可能转投堂会。可见，在当时各种姓氏、地域等各种侨团林立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华侨创建或参加堂会组织。
早期华人移民中特有的人口与性别比例，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直到“二战”前，由于美国华侨的经济能力有限，美国当时又制定和实施排华法，限制华侨移民，歧视在美华侨，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约束，影响到华人移民美国的模式。据载：“华人至本埠者甚多，乃独自孤身而来，不携家眷。盖中国良家妇女，缘多裹足深闺，不惯风波，甚难携家远涉重洋。而今亦有来者，非尽无也。又因屡有禁止华人来此之令，故各怀疑，未能安心揭眷而来。”
这种以单身汉成年男子为主的移民模式，加上当时华侨的旅居心态，致使美国华侨男女比例长期严重失调。
而在为数不多的华侨女性中，娼妓就占大半。李圭于1776 年赴美参加费城博览会时，曾讲到在美华侨数量。他说：“计华人在美男女共约十六万名口，……妇女约六千人，良家眷属仅居十之一、二，余皆娼妓。”
在这样一个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很多美国华侨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在精神上享受男欢女爱及天伦之乐，因而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馆，或是云朝雨暮的妓院之中，吸毒、赌博、嫖妓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
1884 年，清出使美国大臣杨儒奏称：
伏查华工赴美，始自咸丰年间，其初价廉力勤，洋人乐于雇用，由是一志招来者近二十年。迨后麇集愈多，良莠不一，时值内地勘定粤匪，漏网奸人，以海外为逋逃渊薮。洋人觉风气日坏，渐萌憎恶之心，而埃利士党工人，又以华工攘夺其利，寻仇启衅，斗杀时闻……。查华人寓美，洋人指为风俗之害者约有三端：一曰鸦片，一曰赌博，一曰械斗。金山、纽约等埠，烟馆林立栉比，初只华人自吸，近则洋人亦有染其习者。赌博出售白鸽票，每日早晚开彩两次，输赢以千万计，工商经营所积，半耗于此，恒有丧资沦落不归，以致流为窃盗者。粤俗强悍，睚眦之怨，锥刀之利，动辄忿争。自来海外狃其故智，各帮创立堂号，小有嫌隙，呼群啸侣，开枪轰击，酿成人命。金山一埠堂号多至七十余所，前华领事官禀请拆毁，迄未肯从，近日纽约又踵而为之。
唐人街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堂会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堂会乘机吸收大批单身汉华侨，通过雇佣武士，即所谓的“斧头仔”，强化武装力量，从事利润丰厚的烟馆、赌馆、妓院等偏业，或为其提供武力保护，收取保护费，从而加剧了华侨社区的冲突。堂会也在这样一种秩序纷乱的社会中，以武力为后盾，扩张势力，从而得到发展壮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华侨堂会产生的这一原因与清代国内会党滋长的环境较为相似。有清一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和人口的大量流动，在闽粤等地人口密集地区及经济较为落后的开发地区，社会冲突不已。由于清政府吏治腐败，调处社会纠纷不当，致使宗族械斗、分类械斗和土客械斗等各种类型的民间械斗频繁发生。为凝聚力量，加强战斗力，械斗一方或双方往往歃血结盟，誓同生死，这样导致各种名目会党的滋生。
而在19 世纪的马来半岛，会党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也较为相似。从当时马来半岛的社会环境来看，由于各族移民对资源控制权的血腥争斗，也由于统治阶级软弱无能，无力调处各种社会矛盾，致使社会缺少正义和王法，经济开发充满着血与火的侵略与杀戮，暴力冲突频繁不已，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由于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保护不力，很多移民集团必须拥有武装力量，用以对付法制不健全的移民社会中经常发生的抢夺、骚扰事件。在此情况下，华人各移民团体只好自行纠结或诉求于带有武装暴力色彩的秘密结社，华侨的社会秩序只有在秘密会党的铁腕统治下才能得到稳定和安宁；华侨的生命财产也只有得到秘密会党的保护才能得到保障。实际上，19 世纪马来半岛华人各族群之间、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不断，很多是以各自会党的武装械斗形式表现出来，并以势力较大会党的胜利暂时平息下来。一方面，移民各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秘密结社的械斗不断升级，暴力色彩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秘密结社的武装械斗也使他们所代表的移民族群的矛盾和纠纷更趋激烈，使后者更加依赖秘密会党的武装力量。可见，移民族群的暴力冲突与秘密结社的发展关系密切，两者相互促进，共生共长。
“二战”结束后，华人移民美国的方式、美国华侨社会的性质、唐人街的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因素都大大削弱了堂会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先是女性华侨人数逐渐增加，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调现象趋向缓和，家庭团聚移民增多。特别是排华法废除后，各种有利华人进入美国的法令相继颁布，如《战时新娘法》《战争错置法》《难民救济法》等，使美国的华人移民大大增加，且其移民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华人移民美国是只身前往，将妻儿老幼留在中国。现在，家庭团聚移民增多，华人妇女第一次大规模移民美国，致使美国华人社会从单身汉社会过渡到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
美洲秉公总堂主编的《美洲秉公堂》一书指出该堂兴衰的原因时写道：“在《排华法案》终止前，秉公堂堂务蒸蒸日上，原因之一是移民法不准华人女性来美，这项限制使得男性远多于女性，他们在工作之余有许多百无聊赖的时间需要排遣，参加组织联谊便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消遣。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和被隔离封闭的华埠，使得许多华人社团在这段时间蓬勃茁壮，直到移民法准许华裔美人的妻子和家人来美团聚，华人的生活才由侨居转为移民，家庭生活取代了大量的团体活动。再后来《排华法案》的废除，人们与社团紧密依存的关系就更为松动。”
其次，随着这一时期土生华人的增多，华人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战时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放宽某些就业部门对华侨的限制，越来越多的华侨走出唐人街，到大社会就业谋生，
而不再蜗居在唐人街，这样，华侨间的利益纠纷与暴力冲突大大减少。
再次，受中美两国政治形势及民众运动的影响，很多美国华侨洗衣工、海员、餐馆工人和失业者建立了一些新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如纽约的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华侨失业救济会、华侨衣馆联合会等，这对唐人街堂会的权力日益构成威胁。特别是华侨衣馆联合会的地位较为显著。它组织读书小组，成立飞行俱乐部和群众俱乐部，主办旅行、舞蹈、报告以及其他社会和教育活动计划，来替代传统的俱乐部所提供的烟赌娼消遣活动。
最后，随着上述中美两国形势的变化，以及华侨社会结构的转变，唐人街经济也经历了一次较大转型。过去，像烟赌娼这样的地下经济在唐人街泛滥成灾，成为堂会组织的一大经济支柱，但随着华侨家庭单位的增多，愈来愈多的华侨在主流社会谋职，烟赌娼各业也渐趋萧条。如协胜堂1948 年在旧金山召开恳亲大会，华盛顿、旧金山、贝市（Boise）、顷城等埠代表报告各埠会务景象时，或称“偏业停顿”，或称“偏门无收入”，或称“偏门日趋冷淡”。
一些华商开始将之前的妓院和烟馆改建为旅馆、古玩店、批发市场等，大力发展正规的旅游业。唐人街烟馆、妓院等偏业的逐渐消失，大大削弱了堂会存在的经济基础。
总的来说，1848 年至1949 年间，美国华侨堂会因内外环境的变化，经历了创设、繁盛、转型与衰落的三个阶段。近代中美两国历史的发展及其对美国侨社的影响，构成堂会组织盛衰的重要历史背景。早期美国侨社内的纷争与冲突迫使一些弱势群体不得不联合起来，创建堂会，以求自卫互助。如果说早期美国社会对华侨的歧视和排斥是华侨组建堂会的外因，那么华侨社会内部的冲突则是华侨创建堂会的内因。1882 年美国颁布并施行排华法后，美国华侨蜗居在唐人街，而成年单身汉的华侨社会结构，导致唐人街像烟赌娼这样的偏业较为兴旺。唐人街这样的特殊社会环境，为堂会的兴盛创造了条件。作为一种带有武装暴力性质的组织，堂会乘机介入这些偏业，以武力为其提供保护，牟取暴利，结果导致以堂会为主的各种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堂会势力也因此得到发展壮大。20 世纪30年代后，鉴于堂斗造成的严重危害，及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华侨经济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很多堂会成员因无力维持堂费而纷纷退堂。“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而堂会也深明国家大义，捐弃前嫌，一致团结，合力抗日，息止堂斗。特别是“二战”后美国华侨社会结构的正常化，唐人街经济的转型，都削弱了堂会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堂会势力也因此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