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七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对于八七会议的功过是非，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历史决议和很多领导人都作了分析，认为它的功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很多缺点甚至错误。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于八七会议的功绩，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首先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化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目标，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从而“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后来的两个历史决议，也都对八七会议作了充分的肯定。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 的方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对八七会议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认为“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这些论述，已经成为对八七会议的标准表述。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就很难渡过那个极其困难的局面，因而它的功绩是主要的，意义是重大的。正如瞿秋白所说：“当时共产党简直是在溃散的状态之中，他将党救出来，……没有他，共产党简直就要‘亡党’的。”

但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对于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与两个历史决议的表述是不一样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说八七会议“提出土地革命的中心口号”，“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第一个历史决议说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第二个历史决议说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那么，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到底是什么？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在中共八七会议通过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总方针”这样的概括，现今关于八七会议总方针的各种表述，实际上是八七会议和9月19日会议两次会议决策的综合表述。中共中央20世纪20年代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最初表述只强调一点，即武装暴动。1927年9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即指出：“八七党的紧急会议的政策即是暴动政策。”

八七会议不仅没有总方针的表述，它所说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与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武装起义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方针，还是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土地革命，并不是后来所开展的苏维埃运动时期的那种土地革命。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暴动，也不是反对整个国民党，而是要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下层群众，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 央。中共中央在《告全党党员书》中明确指出：“党应当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直到8月2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还说：“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建立包括“左派国民党人”的临时的革命政府——革命委员会。正因为如此，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八七会议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缺点，即“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革命，还不大彻底”。中共中央真正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号召开展后来苏维埃时期开展的那种土地革命，是在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

对于八七会议的地位和作用，现在仍存在一些分歧：一是八七会议是不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有的学者不同意使用“转折点”的提法，认为八七会议虽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实现了由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的转变，但不能说它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看，它都未能完成根本性变化，还是使用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的表述比较好。笔者认为，“转折点”“转变关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当然，八七会议的历史转折或转变，与后来的遵义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是不同的。它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共产国际代表主持召开的，并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到会的人也不全，时间只有一天，对很多重大问题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存在很多缺点甚至错误，不像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那么彻底，因而也不能将它与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提并论。

第二个分歧是八七会议是不是第一次实现了“主义”与道路“本土化”的创新与结合，是确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有的学者认为，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实现了“主义”与“道路”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有了“本土 化”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序幕。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成为党的重要会议的主角并发挥核心作用，第一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独创性思想，因而八七会议是确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但有的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下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文件《告全党党员书》是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起草的；会议不仅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能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尤其严重的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大革命失败为口实，更加强化了对中国革命事务的干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从上述意义来说，八七会议实在难以称得上“第一次实现了‘主义’与道路‘本土化’的创新与结合”。另外，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并不居主导和核心地位，不能说八七会议是确立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对八七会议的评价太高了，第二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八七会议的缺点和错误，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了两点，即“对于国民党问题的错误和土地问题的不彻底”。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做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在充分肯定八七会议功绩的同时，对其缺点和错误也作了全面的分析，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以外，还指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到会，只是指责犯错误的领导人，没有着重从思想上、理论上对犯错误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二是“会议认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这种认识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笔者认为，这个分析是比较全面的。概括起来，八七会议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对革命的性质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八七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瞿秋白在报告中也说：“可以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也就是说，要“毕其功于一役”。会后不久，即8月2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决议案》，又提出中国革命“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即“无间断革命”。这就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模糊了革命的性质。第二个方面是认为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成了革命的对象，主张反对资产阶级。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议的结论中，虽然承认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但又强调要“号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也强调共产党要领导工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错误和混淆革命阶段的错误是连在一起的，成为后来一连串“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陆定一即说：这个问题长期 “没有正确地解决，成为一种‘潜意识’，这恐怕是后来许多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第二，没有认清当时的形势已进入革命的低潮，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这就使本来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革命力量，在暴动和进攻中进一步遭到严重的损失。如果当时及时认清革命已经处于低潮，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那就会使革命力量更多地保存下来。

第三，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开启了惩办主义的先例。这首先表现在对陈独秀的不恰当的处理和批判上。关于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和批判的不当，我在《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与批判》一文中，列举了四个方面：其一，不允许陈独秀参加会议，不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其二，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而把共产国际说得完全正确，实际上是让陈独秀做“替罪羊”。其三，给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扣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甚至说他们执行了 “不革命的政策”“退让投降政策”“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政策”，等等，而不去客观地、深入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认清指导上的错误，实际上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扣帽子的恶劣先例。其四，对陈独秀的批判是不够实事求是的，例如说陈独秀和谭平山反对土地革命，甚至在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周恩来认为八七会议存在的两个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作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

第四，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错误地打击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本来是由先进的知识 分子建立的，八七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也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大革命失败后，就认为领导成员中知识分子太多，他们已经不行了，需要撤换。所以经过八七会议对政治局的改选，大部分出身知识分子的干部，不是实际上被撤销职务，就是实际上被降职，而将很多工人出身的干部提拔进中央政治局。这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宗派性的惩办主义，后来的实践证明，新提拔的一些工人出身的干部，并不能胜任领导职务，有的思想品德也很恶劣，给革命工作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所以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的李维汉曾说：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除了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外，“同时在组织上开始了惩办主义的过火斗争”。

第五，会议虽然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方针，但对于怎么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暴动，没有提出具体的办法，为全党指明方向。周恩来就认为，中共六大所说的八七会议的两个缺点都不是主要的，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么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李立三也曾说，八七会议“对暴动没有明确的解释，什么是暴动，如何去暴动，都没有详细解释，使以后同志不注意暴动的客观条件”。笔者我认为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批判原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论证共产国际的无比正确，对于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和进行武装暴动，则说得很少。如果八七会议能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提出具体的办法，后来的失误和损失可能就会小得多。

第六，没有讨论八一起义部队的斗争方针。当时八一起义部队正从江西南下，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部队，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八七会议对于八一起义部队的斗争方针，竟然一点都没有讨论，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后来蔡和森就曾指出：“‘八七’会议未郑重讨论南昌暴动问题是一缺点。会议之末，和森曾提议 讨论此问题，以为未宣布没收土地，掀起江西本省的农民暴动，未完全解除敌人的武装而即出走为失策。然当日已没有时间容许讨论此问题。第二日新中央开会，和森又提议前敌主要负责同志有怀疑新政策之弱点，应注意指导人问题，然是日亦不容许讨论此问题。”如果八七会议和新的中央政治局重视八一起义部队，为他们提出正确的斗争方针，这支重要的部队就可能不会失败，至少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前面已经说过，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第一次成为党的重要会议的主角并发挥核心作用，第一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策略的独创性思想，因而八七会议是确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还有的学者根据对会议记录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在21位正式代表中先后有14人56次发言，毛泽东共有7次发言。会议记录共计约12800字，关于讨论发言的内容约7000字，其中毛泽东的发言约1300字，占七分之一多。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针对当时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英明论断，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标准，以及秘密环境下党组织应建立全国交通网。“这是这次紧急会议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最符合实际、最具体、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反映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过人胆识和探索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

这位学者对八七会议记录的分析是很仔细的，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外，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确实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论断，以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标准，秘密环境下党组织应建立全国交通网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毛泽东确实有过人 之处，但不能说“这是这次紧急会议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最符合实际、最具体、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第一，开展土地革命和发动武装起义这两个重大问题，是八七会议的主题，罗明纳兹的长篇发言和会议的主题文件《告全党党员书》，都已经作了详细阐明。在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也早已多次强调过这两个问题，并于8月3日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毛泽东的发言不过是进一步强调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

第二，对于八七会议存在的那些主要的错误和缺陷，例如如何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形势，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如何在纠正右倾错误的同时避免“左”倾错误的发生，以及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等问题，毛泽东都没有提出来，他提出的只是几个具体的主张，况且他在会上提出的划分大中地主的标准以及没收小地主土地的主张并没有被会议所采纳，所以他在会上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也并没有那么“高瞻远瞩”。

第三，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并不完全恰当。例如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国民党怎么是一架等人去住的“空房子”呢？它那么雄厚的力量，能允许共产党去当它的“主人”吗？不用说去当它的“主人”，连共产党过多地占据它的权力它都不允许，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西山会议派”和“四一二”“七一五”“清党”的原因。把国民党当作一架“空房子”，要去当它的主人，这固然体现了毛泽东“舍我其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但太不切实际了。又例如毛泽东说他到长沙之前，那里的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并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也说得太过火 了。陈独秀等人虽然犯了右倾错误，但能说他们“站在地主方面”“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吗？这种批评并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经验教训的总结，反而只会加深党内的矛盾。

所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虽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但也不能拔得太高。

从上面所谈的八七会议的功过是非之中，可以得到一些什么启发呢？

首先，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应该仔细地阅读原始资料，而不应该停留在流行的论著和说法上。现在流行的论著和说法，都是根据后来的需要对历史作出的一种解释，有的符合历史，有的则和历史有一定的距离，有的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相。例如关于八七会议提出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就是后来的归纳，是对八七会议和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内容的综合，八七会议的文件中并没有“总方针”的表述，它所说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与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如果不去看八七会议的原始文件，就不能真实地了解八七会议，以为八七会议真地提出了一个“总方针”，它所说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就是后来苏维埃时期开展的那种土地革命，就是反对全部国民党的武装起义。八七会议虽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它事实上是从中共五大到苏维埃革命的一个过渡，在很多方面仍然沿袭了中共五大的方针政策，保留了国共合作时期大革命的一些痕迹。

除了看国内已经出版的原始资料以外，研究历史还要必须看三方面的资料：一是档案资料。现在很多档案馆对档案资料已经开放，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到档案馆去挖掘档案资料；二是当时的主要报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一个好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当时的报刊，要研究哪个时 期的问题，必须仔细地翻阅当时的主要报刊；三是国外出版的有关论著，里边往往有很多国内看不到的重要资料。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到香港、台湾或国外特别是美国看看有关的资料，例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存有大量珍贵的资料。

在看了大量的资料以后，就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人云亦云。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研究。而要创新，就必须撇开现有的一切结论和说法，独立进行思考。

其次，要回到常识，不要随意地拔高和神化。像前面说的那种观点，即认为八七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实现了“主义”与“道路”的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有了“本土化”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序幕，就把八七会议的地位和作用拔得太高了。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参与下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文件《告全党党员书》是罗明纳兹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起草的，怎么能说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有了“本土化”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序幕呢？事实上，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一片慌乱中召开的，既没有经过长期的准备，也没有深入的讨论，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证明原中共中央领导人是错误的，共产国际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什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有了“本土化”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的序幕。原来的很多评价本来已经拔得很高了，现在有的人为了创新，进一步拔高，只能使研究越来越脱离历史的实际，越来越不可信。

笔者在上大学的时候，张维华先生在讲课时曾说，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要按常理来理解，看有没有可能，不要完全按书本上的记载来理解，这给笔者印象很深，笔者一直认为这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近几年各个学科都兴起一种回到常识的思潮，中共历史研究也不例外。网上连载了一 组文章，题目是《非主流的政治思考——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其中第12篇是《长征之旅：从革命到逃亡，从逃亡到招安——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之十二》，说红军长征之初是有一个全国战略的，要前去与二、六军团会合，再创新局面，所以是搬家式地转移，但湘江之战后兵力折损大半，前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无法实现，于是转移就变成了逃亡。这时博古等人精神已经垮了，毛泽东被推了出来。但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神机妙算，用兵如神，他指挥的土城战役失利，于是就打到哪算哪，这就有了四渡赤水，从贵州到云南，最后渡过金沙江，但从贵阳附近向西开始到会理之战，错误几乎都是毛泽东的，对的都是彭德怀、林彪的，因而有了林彪在会理要毛泽东交出战场指挥权的行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不利于毛泽东，所以在党史中有意识地给晃过去了，而所谓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等，则被大加渲染。这篇文章很长，一直谈到长征结束。这当然是“非主流的政治思考”，但由于回到常识，更容易使人理解长征。内部小刊物《往事》第65期转载了其中的一部分，在“编者的话”中说：“两位‘局外人’别开生面的对谈与其说还原了史实，不如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回归常识。所谓常识，就是不能违背和超越历史现实所提供的可能性，要以常人的心态面对历史，而不必计较‘理论框架’，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选择不是根据理论，而是根据对当下情况的判断。趋利避害，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据此，我们就不会被各种各样的神话及其改头换面的变种所迷惑：在人为的信息障碍和资料匮乏的环境中，这也许是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最不坏的方式了。”这里虽然谈的是长征，但作为研究方法，对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同样是有用的，就是要回到常识，不要神化历史。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神话的对象主要是毛泽东。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几乎成了神，一直被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凡是毛泽东说的、做的，以及凡是拥护毛泽东的，几乎都是好的、正确的；而凡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说法和做法的，几乎都是错误的。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则略而不谈，把责任都 推到别人的头上。事实上，即使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也并不都是正确的。例如苏区的大肃反，就是从他开始的。又例如西路军和皖南事变的失败，都与毛泽东的指挥有关。1976年以前的中共历史是以毛泽东为中心，以毛泽东画线，而神化毛泽东的历史。像前边所说的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成为党的重要会议的主角并发挥了核心作用，因而八七会议是确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毛泽东的主张是这次紧急会议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最符合实际、最具体、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反映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重大转折关头的过人胆识和探索精神以及高瞻远瞩的博大胸怀，都仍然是在神化毛泽东。

再次，中共历史研究还有一大弊病，就是对不同的人和事采取不同的标准，而不是一个标准。同样的话是不同的人说的，同样的事是不同的人做的，往往就会有不同的评价。2004年11月我在陈独秀的老家安庆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将陈独秀和毛泽东作了一个对比，说他们的功劳同样伟大：一个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有些方面超过了陈独秀，如新民主主义理论、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哲学思想等，有的方面则远远不如陈独秀，如对民主、科学等远远不如陈独秀那样重视。因此，如果拿同一个标准来衡量陈独秀、毛泽东两个人，就可以看出他们同样都是伟大的历史人物，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应该给予同等的历史地位。如果说错误，毛泽东同样犯过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甚至比陈独秀的错误更为严重：第一，陈独秀的错误仅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而毛泽东的错误则长达20年。第二，陈独秀的错误只是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而毛泽东的错误导致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失败，不仅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和“十年内乱”，还造成了20年的停滞局面，使中国远远落后于原来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第三，陈独秀的错误造成的后果很快被纠正，其影响很快被清除，而毛泽东的错误如“大 跃进”“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些破坏永远无法恢复，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甚至还会影响到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第四，陈独秀的错误是被迫的，毛泽东的错误则是主动的，是自己犯的。第五，陈独秀并没有一个什么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而毛泽东则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有理论色彩。因此，毛泽东的错误的性质、程度和后果，都是和陈独秀的错误不同的。但是，他们两人至今仍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再如王明，他1931年9月就去了苏联，从1932年年底起就开始改变他的一些“左”的主张，可是在中共历史中，王明一直被作为到遵义会议为止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代表。后来，王明代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为宣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2月回国以后，他说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说过，毛泽东说的甚至比他说的还厉害，可是毛泽东的主张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而王明则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笔者认为，对王明的评价在很多方面也是不客观的。这类的例子在中共历史中多得很。如果想把中共历史研究变得更为科学，对所有的人和事必须是一个标准，不能采用不同的标准，否则就不能令人相信。

最后，中共历史之所以在很多人心目中认为不可信，声誉不高，是因为更多地强调的是它的宣传教育功能，用它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不是把它当作一项科学的研究。但既然是历史，就应该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科学，才能增加它的可信度。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更应该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而不应该只把它当作宣传教育的工具。

（2007年11月29日撰写，原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评文记事】

这是提交2007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本来已经为会议写了一篇《评八七会议对陈独秀的处理和批判》，但开会以前《甘肃理论学刊》已经发表，于是又写了这篇文章提交会议。 0yXO6pThthv1T4HkRcECQoMXEGs27wYHafWi++uP/SptK2kF4xVjRYDc1l0IB1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