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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鼠疫防控中的政府协同

鼠疫又称黑死病、核瘟等,是鼠疫杆菌借鼠、蚤等传播造成高死亡率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包括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等几种类型,人感染鼠疫若没得到及时治疗,一般会在1—3天死亡。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十几个省、区爆发过鼠疫。据统计,1950—1954年,全国鼠疫发病6868人,死亡2268人,病死率为33.02% (1) 。除东北、内蒙古、云南、福建等重点疫区疫情外,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的鼠疫还有察北鼠疫、雷州半岛鼠疫等。相关统计表明,1950—1964年间,全国共有11省(区)115个县(市、旗)爆发了人间鼠疫,发病7829人,死亡2922人,病死率为37.32% (2) 。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主要疫区鼠疫流行具体情况的统计,可参见表2。

表2: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疫区鼠疫流行情况统计

说明:“—”表示缺乏相关统计数据。此外,疫区县(市、旗)数和疫点数统计有可能重复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内部资料,1981年;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表2数据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鼠疫疫情分布广,染疫人数众多,病死率高,危害极大。针对鼠疫的肆虐,各级政府通力合作,积极防治,打响了多方协同抗击鼠疫的狙击战。下文以疫情爆发地分类,对当时鼠疫防控中的政府协同实践进行具体阐述。

一、东北和内蒙古鼠疫防控中的政府协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府行政层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1949年12月,根据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必须设立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的指示,政务院第11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通则》,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6大行政区。相应地,在纵向上形成了政务院、大行政区、省、县、乡5个行政层级 (3) 。至1952年11月,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东北称人民政府)是地方一级政权机关。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作出《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 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大行政区领导机构由此变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至1954年6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颁布,大区行政层级被撤销。当时鼠疫防控中的政府协同,就是在此种制度背景下展开的。

东北和内蒙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爆发的重灾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鼠疫就很猖獗。1946年,哈尔滨近郊平房地区发生的鼠疫,被确认为日本731部队在战败后销毁细菌工厂造成环境污染所致 (4) 。到1947年5月之后,鼠疫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流行,波及28个县(市、旗),93个区,633个村屯,感染者3万余人,死亡2万多人 (5) 。到1949年,疫情并没有减弱的迹象。东北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庞大的鼠疫防治队伍。防疫人员总数从1947年的705人,1948年的1253人,增加到1949年的2535人 (6) 。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从这些人员中抽调出300人的精兵强将,组成东北机动防疫队。4月,机动防疫队分为两个中队,分赴通辽、热河、扶余、乾安等地,与当地县(市、旗)防疫队人员,以及军队系统的卫生防疫力量协同作战,取得了防治鼠疫的好成绩 (7)

在东北区,吉林省又是鼠疫爆发的重点区域。1949年9月至11月间,在吉林省扶余县广发屯发生人间鼠疫。据相关资料记载,此次鼠疫流行了39天,患者13名,死亡7名 (8) 。疫情爆发后,除各级防治监测机构加强纵向协同逐级上报疫情外,吉林省政府还注重组织上的协同配合,派出省防疫队的第一、第二防治队,会同扶余县防疫队近70人,混编成疫区处理队,从事收容、治疗、隔离、灭鼠、灭蚤、封锁等工作,最终控制了疫情。1950年6月至10月间,吉林省农安县又爆发了人间鼠疫,30个自然屯染疫,鼠疫患者达120名,死亡47名 (9) 接疫情报告后,东北大行政区、吉林省和农安县政府三级协同,组织156名防疫人员组成防疫队,并积极动员当地医药卫生人员583名,加上相关行政干部和民兵一起协同作战,以阻止疫情蔓延。1953年的7月至9月,吉林省榆树县双井子屯又爆发了人间鼠疫。吉林省防疫站协同东北大行政区机动防疫队、省防疫队和县防疫队等专业防控力量进行防治。榆树县政府派出副县长谢煜驻在疫区从事协调、监管和指挥工作。县政府还抽调临近15个区的卫生院院长和当地医药卫生人员,共集中199名卫生防疫人员、一批行政干部和民兵,组成多方面纵、横协同的疫区处理指挥部 (10) 。经过20多天的奋战,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黑龙江省的鼠疫防控也遵循着多方协同作战的原则。“疫区防治鼠疫联合指挥部”是黑龙江省领导防治鼠疫的最高组织形式,由省政府副主席、省卫生厅、省防疫站、省军事部、省邮电局,再加上白城、洮南、大赉、镇赉、安广、开通、瞻榆各县政府,以及白城铁路分局、白城公安局等多家机构的负责人组成,以白城省防疫站为指挥部办公地点 (11) 。这一联合指挥部的成立,本身就是多方纵、横协同的结果。如在纵向上,有大行政区、省和县政府的协同;在横向上,省级机构中有省政府、省卫生厅、省防疫站与省军事部、省邮电局等单位的跨部门协同,县级有县政府、县铁路分局、公安局等单位的协同。在东北鼠疫防控中,与此类似由多家单位协同配合组建的机构,还有东北鼠疫防治院(由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机动防疫队与鼠疫防治所合并而来)、东北防疫总队等。此外,黑龙江在鼠疫防控过程中,还建立了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疫区防治鼠疫联合指挥部暂行规定》指出:“发现死鼠、急死病人等,要执行及时报告制度”。依行政组织,屯到村报告时限不超过2小时,村到区不超过4小时。区级监测机构接到疫情后应立即用电话报县,县立即用电话报省,同时并报告防疫指挥部,并与当地防疫人员迅速联系 (12) 。这一报告制度方便了不同层级疫 情监测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在捕鼠、灭蚤等疫情预防阶段,黑龙江省还注重动员群团组织,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如在1950年上半年的疫情防治会议上,开通县大部区委和区长发动大部青年团员在捕鼠中发挥带头作用 (13) ,实现了政府与群团组织之间的协同。

此外,东北鼠疫防控中推行的健康证制度,也体现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卫生防疫机构和公安机关等多方协同的过程。针对东北肆虐的鼠疫,1950年6月21日,东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强预防鼠疫工作的指示》,要求“疫区各县应迅速建立凭健康证旅行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凡居民外出,必须到其所在地行政机构开具健康证明。“由一村至他村,由村长证明;由一区至他区,由区长证明;由一县至他县,或他省,由县政府或公安局证明,方许外出”,“非疫区至疫区旅行者,必须先到公安机关登记,指定旅馆居住,或记明行踪,通知防疫人员,定期检查身体健康。事毕他往时,应由防疫人员证明其健康,再由公安机关给予健康证明方准离开。” (14) 这一指示还要求疫区车站设检疫所,负责乘客检疫和健康证发放;运输皮毛兽骨等货物的火车站还应设立消毒站,无消毒站的车站禁止运输上项货物;鼠疫爆发时是否需要封锁火车站,应报请大行政区政府裁决。这些措施的落实,需要下至行政村、上至大行政区政府的通力合作。此外还需要政府与卫生防疫、交通、公安、铁路等机构和部门的配合,这是一个为了实现鼠疫防控目标的大协同过程。

与东北毗邻的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爆发的重灾区。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内蒙古经历过5次鼠疫大流行,造成了重大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治区政府发动群众积极防治,基本上遏制了鼠疫蔓延,但并没有根除。相关统计表明,1950年至1955年的6年间,内蒙古14个县(旗)67 个疫点共发现鼠疫患者236人,死亡120人,病死率为50.85% (15) 。直到1960年之后,仍有散在病例发生。

在鼠疫防治过程中,内蒙古特别注重疫区的联防和区域协同作战。早在1950年,内蒙古便和绥远省、察哈尔省建立了鼠疫防治联合委员会。联防委员会设办公室,制定《联防工作组织方案》,每年召开联防工作会议,对前一阶段防治工作进行总结,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前部署 (16) 。遇有重大疫情,联防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统一调动联防区域的卫生防疫资源,为迅速扑灭鼠疫奠定了基础。此外,内蒙古在鼠疫防控中还特别注意总结协同失败的教训。如在1951年的鼠疫防控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前制定了区内防疫工作计划,将控制鼠间鼠疫列为主要内容之一(控制鼠间鼠疫是预防人间鼠疫的有效措施),省防治所也派专人具体部署指导此项工作,但由于下级政府与区政府协同不畅,哲里木盟就没有按计划执行捕鼠灭蚤工作,科左中旗发现死鼠向旗政府报告过,但旗有关领导既没有及时向上级政府汇报,也没有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导致当年9月鼠疫爆发,15名患者身染鼠疫。此种情况很快受到上级政府申斥,1952年,科左中旗鼠疫防治避免了协同不畅的问题 (17) 。加强政府与专业医疗卫生机构协同,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鼠疫防治中的一个特色。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以农村合作社为单位,建立基层卫生组织,训练大批基层消毒人员,并加强鼠疫防治所及其直属各站的编制,由此完善了区内鼠疫防治的组织体系。

二、察北鼠疫防控中的政府协同

新中国成立前夕爆发的察北鼠疫,是由察哈尔北部康保境内联合县租银地察汉崩崩村传出的,素有“新中国第一疫”之称。1949年7月,位于张家口市以北200公里的察北专区正白旗前英图浩特村(亦音译为前英口村、前土音村等),爆发了首例人间腺鼠疫。8月,疫情传到距前英图浩特村15华里的 察汉崩崩村,致使该村也很快发现了1例鼠疫患者 (18) 。到10月,疫情加剧蔓延,仅察汗崩崩村便有19户34人染疫,全部死亡,而且疫情很快蔓延至河北省康保县的北沙城、李占地、南井沟和张家口市,共导致68人发病,66人死亡 (19) 。察北鼠疫的蔓延,直接威胁着首都北京和新政权的安全,若防控不力,后果不堪设想。接到疫情报告后,新政府上自政务院,下至各街道、村屯,全力以赴,共同防控鼠疫,其政府协同实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鼠疫防控领导机构和组织专业防控力量中的政府协同。10月16日,察哈尔省政府接到疫情报告,18日派防疫小组实地检诊,19日证实后及时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并成立省、市、县三级防疫组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苏任省防疫委员会主任,并带队亲临疫区指导督促灭鼠防疫措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接报后,于10月27日晚间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采取封锁交通、调遣防疫力量和加紧防疫宣传等紧急措施。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一室四处,即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建立经常办公制度,办公地址位于北京东单小土地庙九号原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旧址 (20) 。中央防疫委员会是此次鼠疫防控的领导机构,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亲任主任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及副部长贺诚任副主任委员。同时,封锁处由聂荣臻负责,防疫处由贺诚负责,宣传处由新闻总署负责,秘书处及主任办公室由卫生部副部长宋琏负责 (21) 。从人员组成看,此防疫领导机构的成立,涉及到卫生、公安、宣传、交通、铁路、军队等各个部门,是政府多方协同的结果。

10月28日上午,中央防疫委员会继续开会讨论察北鼠疫防控问题。会 议由中央卫生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主持,将军委卫生部、华北军区卫生部、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铁道部卫生局、新闻总署、北京市卫生局、天津市卫生局、华北影片经理公司等部门负责人或代表20余人召集起来,讨论鼠疫防控中封锁、宣传、灭鼠、疫苗注射等多方协同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在中央防疫委员会下,于察哈尔、绥远、山西、热河四省及北京、天津两市各设省、市防疫委员会;于县、区、村亦分别设县、区、村防疫委员会,领导各级防疫工作,便于纵向协同。同时对“一室四处”的组织机构进行细化,防疫处下设防疫科、医政科和药材科;宣传处下设宣教科、编辑科等 (22) ,将防疫任务进一步细化。在中央防疫委员会之下,华北行政区和相关省、直辖市也相继成立防疫领导机构。10月29日,华北人民政府暨华北军区联合发布灭疫防疫命令,要求“各省、市应迅即组织防疫委员会,布置工作。各级军政首长必须亲自参加,加强领导。” (23) 很快,疫区各省、市、县、区都建立了防疫委员会。

除鼠疫防控领导机构的成立体现了政府多方协同外,专业防疫力量的组织和调配,也是多方协同的结果。上述27日由董必武主持召开的防疫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任东北卫生部保健处处长蒋耀德为总队长,察哈尔军区卫生部长欧阳竞为第一副总队长,察哈尔卫生局局长江涛为第二副总队长。总队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军委卫生部防疫人员及东北、华北联合防疫队共80余人组成;第二大队由东北防疫队(59人)、内蒙防疫队(37人)、华北大学防疫队(42人)、河北省军区与河北省政府卫生厅联合防疫组(9人)以及丰台兽医学校(3人)组成,共计150人;第三大队由华北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华北人民政府防疫队和第一助产医院等单位240余人组成。除第三大队需要集中短期受训再出发外,其余两个大队已在第一时间赶赴疫区开展防疫工作 (24) 。这些专业防疫力量的组建,大多带有临时性特征,也即协同的产生,是由任务的紧急性决定的,任务完成后,这些协同的组织依托也旋即解散。如由东北和 内蒙抽调来的机动防疫队,在察北鼠疫扑灭之后,便已回归派出地。

北京市专业防疫力量的组建,是在市防疫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接令后,北京市于10月29日成立了市防疫委员会,聂荣臻市长任主任委员,张友渔副市长及市卫生局局长张文奇任副主任委员。市防疫委员会设立了由正、副主任等11人组成的常委会,下设总务、封锁、宣传、防疫4科和1个区防委分会。科下又设股,防疫科下设有防疫大队、传染病院、化验室、隔离所和清洁、材料、统计、情报4个股。区分会下设总务、防疫、封锁、宣传和清洁4个股。市防疫委员会下再设立各城区和郊区分会,分会下按派出所的行政区划设支分会,支分会下再按10户为单位设卫生小组 (25) ,同时各机关、单位和工厂等也都建立防疫机构,由此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的鼠疫防控组织体系。北京市防疫体系的构建,也是市内党、政、军、民以及市政府、市卫生局、市防疫站、华北军区卫生部、北大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等机构和单位多方协同的结果。据统计,截止1949年10月底,全市被组织起来的私人医院和诊疗所达297处,医师340人,护士237人 (26) ,负责市民的注射、检疫等工作,为防控鼠疫提供了专业队伍保障。

此外,察北鼠疫的防控,还得到了来自苏联专业防疫力量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援助,是新政府在疫病防控中与国际社会的协同和合作。早在1949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接到鼠疫报告后,便给斯大林去电报,阐述了察北鼠疫蔓延威胁平津的情况,并请苏联派专业防疫力量,支援生菌疫苗400万人份,血清10万人份等防疫物资,许诺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 (27) 。苏方很快同意并如诺派来以医学专家拉克森博士和马意斯基等为代表的苏联防疫人员30多人,协助中国政府扑灭察北鼠疫。在传染病防治中开展国际政府间协同,这是新中国人民政府的第一次。

二是进行封锁、隔离和交通管制中的政府协同。封锁、隔离和交通管制, 是疫病防控的“经常性项目”。为了防止察北鼠疫传入首都,中央政府政务院、华北人民政府暨华北军区和北京市政府协同作战,在北京城的外围和城内进行了严密的交通封锁和管制。北京市从外到内,由三道封锁线严密把关。第一道可以称之为城外封锁线,是在疫区与北京城之间,京绥路南口至张家口,张家口至大同段,铁道部下令停止通车,公路及人行路禁行。具体地理位置,在察哈尔省东起赤城县独石口,沿外长城,西至阳高县孽口堡,从怀仁大同经宣化镇到赤城县云州,由宣化县化稍营到延庆黄峪口,以及察、冀边境,由察哈尔省军区司令员王平负责指挥。第二道是北京市郊区封锁线,东自东坝镇,西至门头沟峰口安,长约100余华里,并在清河镇、清河车站、西北旺、东坝镇、立水桥、下清河、三家店、门头沟等地设立了8处检疫站和14处城门检疫站,由部队抽调5个排的兵力负责郊区封锁线的封锁。第三道是城内封锁线,以北京外城城墙为天然屏障,在西直、永定和朝阳3个城门,以及西直、前门两个车站和通州镇大桥等地,派6个检疫组进行检疫工作。各封锁线由当地群众和公安人员与军队协同作战,对所有外来过往人员,均进行检疫检查。截止到1949年12月7日,共检疫379107人,隔离28人,送传染病院16人 (28) 。封锁线自12月4日起经中央防疫委员会批准解除。同时,中央防疫委员会11月15日呈请政务院批准,自16日起开放京绥路大同、南口段铁路交通,京绥铁路交通恢复,但铁道部防疫委员会在每列车都应派检疫人员,继续严格执行检疫工作 (29)

在北京市实施封锁、隔离和交通管制期间,一些奸商乘机哄抬粮价,扰乱市场秩序,投机囤积,争购拒售。针对此种情况,北京市人民政府一边防疫,一边还要投入到打击奸商的战斗中。具体措施,一方面是普遍设立粮食零售店,使粮食公司能够直接向市民供应粮食,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当时市内设立的粮食零售店,包括粮食公司原有各营业处、零售店和各区合作社,共计61处,以劳动人民及贫苦人民为主要零售对象,购粮数量设定限额;另一方面,为了 打击奸商,市人民政府协同市商业局、市公安局、市人民法院和市粮食公司,对长顺粉厂经理王振庭等16人,由公安局逮捕法办 (30) ,并限令各相关商号按商业局指定的当月8日价格,将粮食零售给市民。由此可见,在察北鼠疫防控中,政府对隔离、封锁、交通管制和打击奸商等任务的协同处置也很重要,为了实现鼠疫防控目标,各项任务的实施也需要通盘考虑。

三是开展鼠疫预防宣教、灭鼠(蚤)、注射和清洁卫生中的政府协同。政务院紧急防疫会议决议第三项,就是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利用报纸、广播电台、电影等手段,加大对鼠疫预防的宣教。194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展开防止鼠疫的斗争》的社论,专门强调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认识” (31) 对预防鼠疫的重要性。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还在《人民日报》开辟专页,发布有关鼠疫预防的一般常识,同时印刷宣传图画,普及鼠疫预防知识。北京防疫委员会常委余贻倜在《人民日报》撰写《从华北鼠疫流行简史说到预防鼠疫》一文,向公众普及鼠疫的致病原因、流行简史和预防措施等,告诉大家不要恐慌,不能麻痹,积极应对 (32) 。另外,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与华北五省广播电台协同配合,于11月1日起联合播放鼠疫防疫常识,提高公众的卫生防疫意识。在中央政府宣传教育工作启动的同时,疫区各省、区也上下协同,上演了预防鼠疫的宣传协同战。以北京市为例,宣教工作由市防疫委员会宣传科负责领导,由市内各机关、高校、工厂、团体、驻军、华北影片经理公司、曲艺公会和中小学等单位协同配合,以发放宣传品、演出、放电影、秧歌队、板报、讲演、“饭桌宣传”等形式,对预防鼠疫进行广泛的社会宣教。据统计,自11月8日开始,市防疫委员会印发标语23000张,传单3种20800张,宣传册11371册,防疫书籍280本,给各报发稿17篇,供给15个电影院幻灯片60片,演出50余场,观众约58000余人 (33) 。疫区其他各省、市、县、区也都进行了鼠疫防控宣教工作,为普及鼠疫预防知识、提高公众防疫意识和能力起到了积 极作用。

在灭鼠(蚤)、注射和清洁卫生运动中,政府协同举措也随处可见。如在北京市内,各大、中学校在市防疫委员会的领导下,纷纷成立本单位的防疫委员会。市内华大、政法大学、辅大以及北师、慕贞、市一中等校师生,在校防疫委员会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疫苗注射、灭鼠和清洁卫生运动。华大师生清扫了所有住室并撒上石灰,慕贞女中也彻底打扫了课堂、厨房和饭厅。在捕鼠运动中,北师以辣椒泥堵塞鼠洞,使老鼠不能再把洞门掏开 (34) 。在察北鼠疫防控期间,北京市的捕鼠运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期从鼠疫爆发到1949年11月24日,共捕鼠42231只,其中郊17区捕了7346只,名列榜首;城内11区共捕了4560只,名列第二;第二期截至12月13日止,共捕鼠67902只 (35) 。捕鼠运动中的政府协同,既体现在对捕鼠力量的组织上,也包括将捕到的老鼠解剖送检等工作。尤其在第二期,市防疫委、市卫生局与辖区机关、学校、医院、检疫机构大力配合,由卫生局组织4个捕鼠组,督促市民堵鼠洞,再由市防疫委委托北大医学院做活鼠解剖,使捕鼠工作有条不紊。

在药品研制、疫苗制运和注射过程中,政府也积极发动各方力量大力协同。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指导下,大连、长春卫生实验所和北京天坛防疫处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加紧赶制疫苗。到1949年11月底,中央防疫委员会统筹国内赶制和苏联援华疫苗,先后发出381万余人份,其中生菌苗131万余份,死菌苗249万余份,同时向察省及京、津等地分发了大批美兰、磺、消毒药、青霉素、DDT等药品 (36) 。北京市的注射工作自城门检疫站设立之时便已开始。注射专业队伍的组成,城区由各区防疫分委会动员当地开业医生,协同公立、私立医院组成注射小组,郊区由防疫站协同当地医生组成。同时,市防疫委员会还成立若干机动注射组,对注射力量不足的区、县给予辅助。截止1949年12月7日,全市共注射1728511人,其中生菌疫苗及第三次死菌疫苗注射者850224人,第二次死菌疫苗注射283693人,第一次死菌疫苗注射 679758人,注射有效人数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2% (37)

此外,在中苏防疫人员的协同配合下,截至1949年11月10日,张家口市162000人口中,已有13万余人完成了注射鼠疫生菌疫苗。而且全市的捕鼠灭蚤工作,由华北医大、中防一中队、张中学生等协同配合,组成了122人的捕鼠队,分10个组,挨家挨户检查与堵塞鼠洞,并宣传捕鼠、灭蚤的重要性 (38) 。对于鼠疫防控这类紧急任务,政府协同可以解决人力物力不足等问题,有利于实现疫病防控的众志成城。

除了东北、内蒙和察北鼠疫外,新中国成立初期,还爆发了雷州半岛鼠疫、云南和福建鼠疫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都进行了多方协同。如在防控雷州半岛鼠疫时,中央卫生部派机动防疫队,于1950年2月下旬抵达雷州半岛,驰援由广东军区卫生部和广东省卫生厅组成的军政临时联合防疫队,成员大多由原战时后方医院——白云医院的医务人员组成。同时,由中共南路地委和专员公署,先后两批派出由湛江和茂名卫训班的青年约100人,协同配合防疫队开展预防鼠疫工作 (39) 。到当年6月份,雷州半岛鼠疫基本得以控制。云南鼠疫的防控,地方政府也非常注重与驻军、人民团体和中央政府的多方协同。1950年6月6日,《省府暨军区关于扑灭滇西鼠疫联合指示》发布,指示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军区协同配合,由军政机关首长亲自领导,联合组成鼠疫防治巡视工作团,开展技术指导和灭鼠、清洁等工作,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和驻军机构给予全力配合,疫情随时向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央报告,确保纵向协同有力。同时,《指示》还明确要求军政机关与群众团体切实配合,协同作战,以保障人民健康和生产建设任务的完成 (40) 。1951年的省政府文件,还对疫区防疫人员的组成、各级政府协同配合、患者收治、死者葬殓、防疫人员进驻少数民族地区的食宿和语言不通问题的解决等,都一一进行 了安排 (41) ,为打响鼠疫防治协同战作出了明确规定。福建省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非常注重鼠疫防控中的政府协同,在防疫力量组织、疫情调查统计和上报、注射预防和捕鼠清洁、防疫药品器材和疫苗发放等方面,强调由省政府统一领导,福州、厦门两市和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协同办理 (42) 。此外,为防控鼠疫,华东区和中南区还进行了大行政区层面的政府协同,专门制定了《华东区中南区联合防治鼠疫实施办法》,规定辖区闽浙赣三省各县市在发现鼠疫后,除必须在12小时内向上级卫生防疫行政主管机构报告外,还应电告毗邻地区(省、市、县)卫生行政机关 (43) ,实行联防联控。这些协同实践,为有效防控鼠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保障人民健康和增强新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经过多方政府协同和广大防疫人员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鼠疫蔓延情况得到遏制。为了根除疫患,政府又安排专门力量对鼠疫疫源地进行彻查。经过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查清了境内有11个省(区)129个县、旗、市有鼠疫疫源地,面积达43.7万平方公里,相关研究机构将这些疫源地划分为8大类: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东三省)、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内蒙古、宁夏、河北)、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内蒙古)、天山山地灰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新疆)、甘宁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甘肃、宁夏)、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青海、西藏、甘肃、新疆)、滇西北山地大绒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云南) (44) 。这些清查和发现工作,为中国控制和根除鼠疫病害做出了重要贡献。 xeBjxuUEiMZ/N7C7EkIEq1zRNllBEMEgtxDrxfBVJKyyRkQQTBkDJQIfjO8tACzG


(1) 据宋延富等人的研究,1950—1954年全国爆发鼠疫的省(区)为8个,1955—1959年减少为6个。但相关资料和各省、区卫生志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爆发鼠疫的省(区)多达十几个。除了统计全面与否的问题外,还有可能与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变更有关。参见宋延富等:《新中国成立后鼠疫防治研究成就》,编委会:《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2)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内部资料,1981年,第1页。
(3) 孟昭华、王涵:《中国民政通史》(下),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4页。
(4) 徐兴武:《哈市平房几年来捕鼠工作成绩》,《东北卫生》1950年第2卷第12期。
(5) 白希清:《加强防疫工作,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东北卫生》1950年第2卷第5期。
(6) 李洪河:《东北解放区的鼠疫流行及救治》,《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
(7)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49年度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第1卷第3期。
(8)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9)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10)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卫生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11)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为成立疫区防治鼠疫联合指挥部通知》(龙卫字第39号,1951年8月4日),《黑龙江政报》1951年第5期。
(12)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为成立疫区防治鼠疫联合指挥部通知》(龙卫字第39号,1951年8月4日),《黑龙江政报》1951年第5期。
(13)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保健处防疫科:《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东北防疫工作总结》,《东北卫生》1950年合刊。
(14) 《东北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预防鼠疫工作的指示》(公文第4838号,1950年6月21日),《云南政报》1950年第5期。
(15) 刘纪有、张万荣:《内蒙古鼠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6) 刘纪有、张万荣:《内蒙古鼠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17) 内蒙古传染病防治所:《1952年内蒙古东北区四盟鼠疫防治工作概况》,通辽市档案馆藏鼠疫档,17。
(18) 对察北鼠疫的诸多报道均认为此次鼠疫首发于1949年10月14日察北康保境内,而对14日之前的疫情没有相关阐述,但11月份吕光明在《人民日报》撰文追溯此次疫源时,根据调查提出了“此次鼠疫七月中旬即已发生”的观点,与本篇叙述一致,参见吕光明:《防治及时 封锁严密 察北鼠疫停止蔓延张市注射完毕将大规模捕鼠》,《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
(19) 此次疫情蔓延经过和相关数据参见于连科:《察盟人间鼠疫发生、蔓延、扑灭的全过程》,《锡林郭勒盟文史资料》1985年第2期;王玉梅、白万翔:《鼠疫防治与应急处理指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0) 新华社:《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8日。
(21) 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86页。
(22) 本报讯:《组织力量扑灭察北鼠疫!中央防疫委员会集会》,《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9日。
(23) 新华书店编辑部:《开展防止鼠疫的斗争》,新华书店发行1949年版,第6页。
(24) 北京讯:《中央防委会集中大批医务人员组成强大防疫总队》,《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1日。
(25)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北京市政报》1949年第10期。
(26)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北京市政报》1949年第10期。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28)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北京市政报》1949年第10期。
(29) 光明:《中央防疫委员会呈请政务院批准京绥路恢复通车》,《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6日。
(30) 北京讯:《稳定人民生活制止物价暴涨京市府接受人民要求究办粮食奸商十六家限令各该商号按八日价格售粮给市民》,《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4日。
(31) 社论:《开展防止鼠疫的斗争》,《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0日。
(32) 余贻倜:《从华北鼠疫流行简史说到预防鼠疫》,《人民日报》1949年10月31日。
(33)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北京市政报》1949年第10期。
(34) 本报讯:《各校积极防疫用新法堵鼠洞》,《人民日报》1949年11月4日。
(35)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北京市政报》1949年第10期。
(36) 林洪:《政府坚强领导苏联专家协助 察北鼠疫绝迹》,《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8日。
(37)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初步总结报告》,《北京市政报》1949年第10期。
(38) 吕光明:《防治及时封锁严密 察北鼠疫停止蔓延 张市注射完毕将大规模捕鼠》,《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3日。
(39) 温端浩:《忆广东军政临时联合防疫队在雷州半岛的日子》,《湛江文史》2002年第21辑。
(40) 《省府暨军区关于扑灭滇西鼠疫联合指示》,《云南政报》1950年第5期。
(41)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一年卫生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府办字第28204号),《云南政报》1951年第9期。
(42)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一九五〇年上半年防疫工作的指示》(府卫丙字第1608号),《福建政报》1950年第1期。
(43) 《华东区中南区联合防治鼠疫实施办法草案》,《华东卫生》1950年第1期。
(44) 中国预防医学中心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发现与研究》,《医学研究通讯》1986年第1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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