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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整整7年之后，即1936年的12月，毛泽东才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而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4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 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六条：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而在战斗时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六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个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敌人发起进攻。
上述“四点六条”将“天理”与“时势”、革命理想与斗争策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像宋代的理学家一样，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空谈天 理，空怀理想而不顾时势。而机会主义者则见势忘理，终将丧失革命理想。天理只能在时势中展开，而革命的领导者应善于营造和发现时势，此可谓“理因乎时，势因乎时”。
1929—1933年，正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两个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毛主席”。
这四年，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写诗最多、最好的时期。
这四年，铸就了毛泽东此后的形象：一位导师、一位统帅、一位诗人。
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而这四年中，毛泽东有数次就几乎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
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1928年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 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苏兆征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中共四大、五大中央领导班子的四位主要成员：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也进入了政治局，但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以至于周恩来后来抱怨说，那简直是“暴徒一大堆”。
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
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而两年之后，共产国际却宣布毛泽东已经病死了。
1928年，斯大林竟然给中共发来了一个“党中央”，这在中共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算是一件奇闻。
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军队，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却是在大革命之后，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军，但是，共产国际却要求直接领导这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建立起来的武装。
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自中共六大起，苏联教条主义对于中共和中国红军的统治开始了。
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夺取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即红军在外策应，发动城市工人起义），而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立三。
李立三既有留法经历，又有留苏经历，凭着这样的出身，当年见到毛泽东羞涩得连话也说不出来的他，而今几乎是自然地就成了毛泽东的上级。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甚至也没有见过真正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为其颁发番号的那些“军”，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
根据中央攻打大城市，形成革命高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彪炳中国革命史册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
然而，在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他的脑子迅速冷静下来，在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
在前敌委员会上，毛泽东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
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红一军团的第一场胜仗就是攻克浏阳文家市。毛泽东一生有三次来到浏阳，第一次是1917年，毛泽东在省立第一中学学习时，徒步来浏阳进行调查；第二次则是在文家市集结秋收起义的部队，并把这支队伍带向井冈山；1930年，毛泽东再次来到文家市，这一次，他是率领红一 军团来的，在文家市，毛泽东指挥红军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
随后，毛泽东更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具体来说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
毛泽东的红一军团所向披靡，到1930年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
1930年7月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古，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发昏的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红三军团仅占领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而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则不得不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会合，再攻长沙。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对长沙的合围持续了一个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月13日被迫撤围。
而毛泽东本人则立即成为“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的最大受害者。
红军撤出长沙之围后，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而这一年的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 了杨开慧和毛岸英。
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因为苏联的策略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采取绥靖政策，全力保持与日本的关系，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样，苏联就可以全力以赴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却等于使苏联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
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简直就是发疯。
然而，李立三和向忠发却不像瞿秋白那样软弱，当共产国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愤怒的李立三和向忠发大骂苏联自私自利，一点“国际主义”色彩都没有。而这种公然的“犯上”之举，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那个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开始大行肃反，凡是被怀疑为对斯大林的领导三心二意者，都成了肃反的对象。而当时的中共竟然敢不听话，自然令斯大林大为光火，他决定，对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进行严厉的整肃。于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圈禁”起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
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1930年9月，米夫到来之前，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同时又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还决定：中央成立两个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中央 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会，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项英为书记，而在项英未到职期间，可暂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进入中共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替毛泽东，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苏区的领导工作。
但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洛甫），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
王稼祥与洛甫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职称最高的人，这两位读书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实际上，如果没有王稼祥和洛甫的支持，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而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并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到任后，码头工人出身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
于是，1931年10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还建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应该随红一军团行动，同时建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粟、曾山、陈毅等原在苏区的同志为中央局委员。
中央没有批准这封电报，而是指示：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不能随军行动，中央局的人数不必增加。中央 还进一步指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去。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者。
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没过多久，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与王明同样刚刚回到中国不久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米夫是在苏联肃反中崛起的，他因为肃反有功，遂取代拉狄克担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在中山大学厉行肃反，打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他所依靠的便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就是米夫当时的翻译，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脑。
米夫、王明的崛起，还是要从中共六大说起，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说起。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苏联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又称孙逸仙大学。当年11月28日，许多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在大雪纷飞中来到莫斯科，成为这所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其中包括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等，当然，其中也包括后来把莫斯科中山大学搅得天翻地覆的王明（陈绍禹）。
在中山大学第一批留学生中，资历最深的，当属俞秀松，俞秀松是浙江诸暨人，他是上海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五个发起人之一，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参加过黄埔军校的东征，坚定的革命品质和丰富的斗争经历，使俞秀松自然成为留学生中的核心骨干。
而米夫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之后，重用俄语出色的王明控制中山大 学支部局，王明随之炮制了“江浙同乡会”事件，以打击反对他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而他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浙江诸暨出身的俞秀松。米夫听信王明一面之词，调动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参与调查，造成12名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4人被捕。
这种对有不同意见的青年学生进行无情打击的恶劣作风，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学生们义愤填膺地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控诉，结果把当时负责代表团工作的瞿秋白、张国焘也牵连进来。
因为反对米夫和王明的作风，瞿秋白、张国焘被责令检查，他们也因此成为王明的政敌，而张闻天和王稼祥则因为立场不稳、出手不狠，被王明疏远，至于俞秀松等人，作为“江浙同乡会”的骨干，则成为王明的眼中钉。
就是这样一位靠整人起家的米夫，随后被斯大林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总代表。共产国际历任驻中国“钦差大臣”：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罗易、罗明纳兹，还都是有立场有信仰者，而独有这位米夫，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党棍。
到达上海后，米夫立即指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一起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而在当时，这些年轻人中还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但他们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时的中共中央，就这样被苏联留学生把持。
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几岁时就认为自己穷尽了世界上的真理，其结果将会是怎样的呢？
王明与博古，恰恰就是这样的人。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时年27岁的王明和24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工作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26岁的顾作霖则当上了红军 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前的他，竟从未经历过打仗。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李德）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而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
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干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儿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中共历史上所形成的最大的宗派，就是王明派。
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1935年至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一旦考虑到毛泽东的妻子、弟 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在中国政治史上，宗派问题，是个极大的问题。
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自汉末到唐，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然而却绝不可能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从那时起，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升，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
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中国共产党内部。
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共产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固然思想深邃，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差。但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迷信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标志着王明宗派主义在党内统治的确立。这种宗派主义造成了中共中央的分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强烈反对米夫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 党中央领导层。他们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旅社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当会议召开时，国民党特务冲进来，与会者被一网打尽。中共城市骨干及家属35人悉数被捕。
何孟雄是李大钊的学生，是中共的老干部，大革命时代，他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过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林育南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林彪的堂兄。李求实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共青团中央南方局书记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
李求实又名李伟森，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
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地奔走，而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消息。
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
其中柔石身中10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
令人悲愤的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却说这是“咎由自取”，拒绝对他们进行营救。而当这24人被国民党杀害后，王明则指示说，人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们的问题继续追究。
这24人是被叛徒出卖的。与李立三一起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罗章龙坚持认为，是米夫、王明等借刀杀人，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走漏了开会的地点，而这完全是叛变行为，于是，罗章龙宣布退出共产党，另立组织。
拒绝营救并在党的伤口上撒盐的是王明，拍案而起的却是党外人士 鲁迅。
在巨大的愤怒中，鲁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并着手搜集柔石和殷夫的遗稿，亲自编订，并作序出版：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23人，已于2月7日夜或8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10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e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 《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
同时被难的4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4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哪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 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
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的《现代》杂志，当时的鲁迅，正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文人和“革命文学”左派的双重“围剿”。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正如鲁迅所说的，“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
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则是在14年之后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其中这样说：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而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 11年。
实际上，毛泽东也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的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怀有怎样的心情。他只是这样说：我在陕北，晚上睡不着，我就读鲁迅的书。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他还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毛泽覃。
毛泽东一生饱读诗书、手不释卷，但是，他却像鲁迅一样看到了留学生出身的革命者的极大弱点——他们虽然头脑灵活、有知识，但缺乏革命的坚定性与意志力。
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仍然认为：“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观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毛泽东与王明并无私怨，严格地说，王明本人并没有直接整过毛泽东，但是，王明不但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手，杀害了上海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而且，在中共党内，没有被王明整过的人是少数。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面对面地批判了王明，同时表扬了王稼祥：
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 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1937年11月回来传达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1938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经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
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而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做出的，本该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向忠发，而向忠发推辞了，他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向忠发的考虑固然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根据地，毛泽东的声望日隆；更为重要的是，向忠发认为毛泽东像自己一样，是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干部，李立三被逐，何梦雄等人牺牲后，他再也不能听任王明放手打击中共的老干部了。
当时意志消沉的向忠发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反对把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一向目中无人，何况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只是个中央委员，把张国焘和毛泽东放在一起，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在向忠发的坚持下，张国 焘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而周恩来则被派往江西苏区。
向忠发的决策是英明的，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立即力行肃反，大开杀戒，如果当时被派往中央苏区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周恩来，那么，中央苏区的命运、毛泽东的命运，就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就是这样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
周恩来是肩负重要使命到达苏区的，其使命正是纠正毛泽东“消极怠工”、独断专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立即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中央指示攻打的那个大城市是赣州。
赣州位于湘鄂赣三省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易守难攻。于是，到达苏区后，周恩来命令红军立即落实中央打赣州的指示。而此时，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已被周恩来代替，他留在了后方，没有随军行动。
进攻赣州20天之后，红军未能取得胜利，却陷入了援敌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项英冒雨来到瑞金毛泽东的住处，连夜传达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紧急由后方瑞金赶赴前线，指挥红军继续攻打赣州。
但是，在紧急赶到林彪和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后，毛泽东却劝说林彪放弃打赣州，而回师闽西，打回红军的老家去。
就这样，红一军团立即跟着刚刚被撤职的“老政委”走了，红军从赣州敌人的包围中悄然撤退，再次由赣入闽，红旗又一次越过了汀江。
中央局接到红一军团放弃攻打赣州的电报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一 军团兵临龙岩城下了。
而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和红一军团自行改变了作战计划后，非但没有反对和制止，反而立即亲自赶往汀州，与毛泽东会合，并且留驻在那里，负责筹备给养。
周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
像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又被毛泽东带跑了。
而这一次，毛泽东准备攻打大城市。他要还临时中央以颜色，同时也给刚上任的周恩来一个交代。
而毛泽东选择的这个大城市，就是漳州。
漳州极为富庶，工商业发达，更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
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极具战略视野。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朱德首次一起指挥作战。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负责军事工作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首次聚首，其实就是在漳州城下。
而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那个黄金组合，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合，也正是在指挥漳州战役时首次形成的。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无论是瑞金还是后来的延安，与漳州相比，还都不能被称为城市。
15年之后的1947年11月，晋察冀解放军攻克了石家庄。而党史上，一般把石家庄看作中共占领的第一个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实际上，漳州的现代化程度，并不比石家庄低，更是当时的赣州所不能比拟的。
一举占领漳州，是红军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
红军上下扬眉吐气，欢声雷动，而兴高采烈的毛泽东，则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神采飞扬地进入了漳州城。
漳州战役的一大成果，是缴获了两架飞机，年轻气盛的林彪虽然不会开飞机，却一定坚持要开开试试，经众人苦劝，方才罢休。
林彪一生周密谨慎，但对飞机可能失事这件事，竟毫无戒备。
漳州战役的又一成果是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这些物资和银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困境。
一批机器被拆卸下来运到苏区，这使得苏区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而毛泽东个人在漳州战役中的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久违的全国的报纸，获得了大量的图书。曾志回忆说，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就让她帮着去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他们竟然还找到列宁的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最后，这些书装满了一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
当红军撤出漳州时，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的马上驮满了书，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跟在马后，随军步行。
但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许并没有想到，在中央眼里，“漳州大捷”并不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是违抗中央命令的渎职行为，毛泽东违反了党纪和军纪，更违背了“真理”。他不仅是犯了严重错误，而简直是犯了罪。
1932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从前方回来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
当时的顾作霖只有24岁，他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与曾经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博古一样，属于党内的“儿童团”。而这两个“初生牛 犊”加一个曾在苏联学习过的项英，以为自己代表“国际”，就是代表真理。
会议认为，毛泽东一贯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示，犯了“消极怠工”的错误；而放弃攻打赣州，更发展到擅自更改红军作战计划的境地。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只要毛泽东还在指挥红军，那么，大城市就打不下来，革命就不能胜利。
会议决定，必须开展“前所未有的反毛泽东倾向的斗争”。
会议提出，毛泽东必须完全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去做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红军作战。
周恩来明白谁才是真正能够指挥红军的人，他在会议上替毛泽东百般辩解，并提出了两个折中的方案：“一种是由我负责，泽东助理；一种是泽东负责，我来监督。”而朱德和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完全离开红军。
但来自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则不依不饶，他们认为，毛泽东认错态度不好，因此，周恩来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不能接受。
陈毅后来说，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遭受的是侮辱和羞辱，因为那些年轻的留学生看不起他。
最终毛泽东自己无奈地表态说，既然你们不信任我，看不起我，我也不能负责，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
到此，毛泽东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都被陆续撤销了，他只剩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两个名誉职务——而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那不过是十足的“虚职”。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
毛泽东再次病倒了。
宁都会议结束后，1932年10月，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探望在此住院分娩的贺子珍。在这里，毛泽东再次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与罗明在一起，毛泽东方才开始倾诉他心中的郁闷和委屈，他们在一起畅谈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告诉罗明说，如果仅靠江西苏区，没有闽西苏区的配合，红军很难战胜敌人的围剿，没有闽西，红军很难有回旋的余地。将来，即使江西苏区保不住了，如果闽西能保得住，红军好歹会有退路。现在闽西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只要闽西红旗不倒，还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和红军就有希望。
事实证明，毛泽东预见到了红军和苏区的命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闽西红军顽强地坚守住了苏区的南大门，红军才得以顺利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暲医生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毛泽东也就是这样被屈辱地解除了武装，那时，甚至没有人敢去看他。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
陈毅后来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侮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1933年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 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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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来之不易，而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
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从那时起，毛泽东得了一个教训：搞中国革命，靠留学生不行，靠莫斯科中山大学不行，搞中国革命，共产党必须要办自己的大学，什么样的党内职务，都不如红军大学的教员重要，因为这关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关乎什么人在培养的问题。
毛泽东在写这首词后不久，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