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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成都，离开亲人身边，也离开了童年的无忧无虑。
到延安后，我还常为失去了习惯的生活环境和亲人的爱抚而苦恼。以前从没有这种体会，是不是只有远离从小生长的故土才会有这样的苦恼？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能感觉内心苦乐，意味着一个人正在成长，这种苦乐渐渐会变为人生道路上的指引，告诉我们，这是人生必不可免的经过，也告诉我们，这会使自己更坚强、更成熟一些。
1942年春，朱德和毛泽东与参加高级技术干部会议的代表合影。
孤单引发的苦恼更加令人难耐。我突然觉得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至少应该去读书。只有做事情才会驱走寂寞。我知道我要去当兵打仗是不太现实的，但应该争取早点学点知识或者什么本领，为前方服务。
我应该和爹爹好好谈一谈。爹爹不是要送我去学习吗，早点知道去什么地方，心理上也好有个准备。可这次爹爹匆匆忙忙从前线赶回延安，根本就没有离开会议桌和文件堆，压根没有时间和我说话。有时一整天也看不见爹爹的影子。我真有点生气，别人孩子的父亲都有时间，就我的爹爹没有时间！
后来我才知道，1941年1月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奉命北移的途中，在安徽南部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国民党以9万人马围剿新四军军部9000将士，结果才进入山区的新四军军部9000多人全部落进了国民党精心布置的“口袋”里，尽管军长叶挺率领部队与敌人激战七天七夜，但最终寡不敌众，未能突围出去。军长被扣，军部打散，除1200多人突围外，其余不是牺牲就是被捕。壮志未酬身先死！抗日将士没有倒在日本鬼子的枪炮下，却倒在了自己同胞的枪口下，这是何等的历史悲剧！
随后国民党当局又无理地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妄图削弱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力量。
爹爹日夜兼程赶回延安时，中央已经预感到新四军要出事情，抓紧部署新四军向江南转移，然而新四军军部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难逃国民党蓄谋已久的厄运。
这桩千古奇冤，令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这时，延安以快速的反应向世界发表了有关事件真相的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屠杀，制止反动黑暗势力的膨胀，以挽救抗日的危局。
那几日，爹爹、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还有八路军各师的师长们，都聚集到延安，他们几乎彻夜不眠，紧急商量对策，如何和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为避免统一战线破裂，中央要从行动上作最大努力， 但思想上却要有最坏准备。经过紧张的组织准备，到了春节前后，新四军从绝境中站立了起来。中央军委宣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任命了以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的新四军军部。华中紧张的危局才得到缓解，抗日形势逐步稳定了下来。
在我离开延安前，爹爹没有再去前线。那一个多月时间，爹爹几乎天天要忙到半夜才能休息，天天趴在炕头的小桌上写文件、看电报，人进人出的。虽说这里听不见战场上的枪炮声，也闻不到刺鼻的硝烟味，但爹爹他们日夜紧张地工作和疲劳的神情，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前方战争的残酷和局势的严重。
看见爹爹这样废寝忘食，日夜操劳，我再有意见，再觉得寂寞，也不敢打搅爹爹的工作。
爹爹也看出我闷闷不乐的情绪，就写了些毛笔字帖，让我临摹，说练字能修身养性，既提高文化水平，又可以提高自身修养。
我不得不捺下性子按照爹爹给我写的毛笔字帖练练字。
爹爹的毛笔字写得真好！我怎样学也学不像，就是写不出他那种字体的骨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