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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化互动教育视角下的双语教育 |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经济、科技以及物质文化的发展逐渐趋向一体化，但各民族及其文化走向多元化。在这一趋势影响下，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教育成为世界上每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与此对应的是，自古以来我国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统一国家，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不断完善、创造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各种文化在共存的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教育在平衡这一矛盾时无疑承担着巨大的作用。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存在着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族群关系。在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处理族群关系方面，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化”阶段和“大熔炉”阶段之后，进入“多元文化主义”阶段。美国的教育界也以多元文化教育作为制定公共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它的基本诉求是学校理应帮助学生消除对其他文化的误解和歧视以及对文化冲突的恐惧，学会了解、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
澳大利亚被社会学家喻为“民族的拼盘”，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政策，即多元文化政策。土著民族教育《目标援助法案》即为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物，该法案不但为了土著居民平等地接受教育，还旨在提高他们参与教育决策的意识和发展适合他们的文化教育，这一做法使土著文化与其他文化得以共生共荣。
法国接纳移民历史长、数量多，因此移民成分复杂。为解决移民融合问题，法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近四十年的努力。在移民政策上面，法国没有仿照西方主流的移民融合理论，而是独创了“共和模式”，此种模式的核心是在共和、平等、世俗的基础上赋予合法的外来移民以平等的公民资格，但移民必须接受共和国的“同化”以成为完全的法国公民，为的就是培养人民具有法兰西民族的特征。
与此相适应的教育理念中，并不给予移民以特殊优待，而是要求移民子女放弃原来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接受法兰西共和国的文化和宗教。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移民国家，自从成为独立的国家之后，为缓和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促进民族和谐发展，新加坡开始探索适合自身的民族政策。在教育上，采取了“英语为主，族群语为辅”的双语教育，以英语为基础的认同，有利于培养国家认同感，同时允许多种教学语言共存，给予各民族平等的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多元文化理论为支撑的美国、澳大利亚，还是另辟蹊径的法国、新加坡，所制定的教育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现实中依旧面临着如何在多元与统一中取得平衡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早在1992年第43届国际教育大会上就明确提出了“文化互动教育”概念。2005年，UNESCO召开了主题为“通过切实而可持续的创新措施促进文明和文化间交流”的国际会议，会议提出了通过文化互动教育有效促进文化间对话的7份建议书和21个具体政策措施，其中特别敦促制定文化互动教育实践指南，以供各成员国决策和实践参考。
随后，2006年UNESCO出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互动教育之指南》一书中系统阐释了文化互动教育的概念，这表明文化互动教育的理念已逐步进入教育视域。
在新兴的文化互动教育肯定多元文化教育、积极地促成不同文化群体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同时，也有观点提出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观念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竞争，各文化群体只是被动地并存，而文化互动教育作为一个动力性概念，被认为“存在于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期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建构共享的文化表述”。
因此，文化互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可能会导致各文化消极共存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有助于各文化群体间建构彼此发展且可持续的共同生活方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互动教育之指南》一书中提到，文化互动教育从人权角度出发，认为教育应当指向人类个性的全面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促进各国人民、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相互理解、宽容和友好相处，维护国家和平、统一。文化互动教育的理念并不是简单加入常规课程之中就可以了，它需要将学习环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包括校园生活、教师教育与培训、授课语言、教学方法、学生的互动以及学习材料等。此外，它还总结出教育的四大支柱，分别是学会如何认识、学会怎样做、学会生活在一起、学会发展自己。这四大支柱指明教育应该包含四方面：掌握能够与不同语言人群交往的知识；获得能够确保个体在社会中求得一席之地的能力；培养能够在不同群体或个人交往中建立团结、合作的精神；重视每个人的个人价值，并尽力发展潜能。
双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形式之一，以语言学习为出发点，目的在于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它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教学，背后隐藏的是彰显不同文化背景的复杂系统。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双语教育不仅是为提高少数民族汉语水平，更承担着传递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在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经验等都可以通过语言符号这一载体得以传播。
然而，现阶段我国双语教育存在着与此相背离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培养“双文化人”的双语学习，是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的关键，但在政策的执行中，往往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将双语教育单纯地赋予工具化意义，当作国家实施民族团结教育的有力手段，并没有从语言学和教育学的视角，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其次，在双语教育工作方面还存在着“舍本逐末”的现象，教学工作者没有立足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片面追求语言目标，极少重视对文化目标的探索，使得双语教育缺乏文化基础，成为“空中楼阁”。更严重的是，在这种强烈的“文化碰撞”中容易出现学生厌学现象，导致教学活动难以顺利开展。
基于此，笔者认为双语教育应体现文化互动的理念，并针对我国双语教育现状，进一步探讨民族文化如何在促进双语教育中发挥作用。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传承文化的工具。同时，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教育中学习者必然会感受到另一种文化。
我国2001年实施的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将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要求学校教育的内容既有普适文化，也有不同地区的地方性特色文化，这一政策与文化互动教育思想不谋而合，符合我国实际。
文化互动教育在指导双语教育中，针对不同的民族现状都有相应的应对策略，更加灵活，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思想。一方面，文化互动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一致的地方在于不否认差异性，承认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是实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基础。各民族历经数千年发展，逐渐形成不同的民族价值观、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等，这一客观事实对双语教育提出了要求，在制定教育策略时一定要有区分性，不能单纯地求统一，忽略特殊性。举例来说，使用人数较少的锡伯语，虽然正逐渐被淡忘，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说，这一民族语言应该受到保护，因此，针对锡伯族的双语教育加强母语的教学和传承就成为一个侧重点，一般采取“母语保护型”双语教育，以此来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持。另一方面，文化互动教育理论更强调统一性，引导教育者去发现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共性。它认为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需要在对话和交流中不断发展的文化，正是这些文化够将人类连接起来，共同发展。例如，在新疆地区，维吾尔语是当地的通用语言之一，加强汉语教学成为维吾尔族双语教育的重中之重，一般称之为“汉语加强型”双语教育，这类教育方式目的就在于强化中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内涵。
1976年，牛津大学动物学家和行为生态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著作《自私的基因》（
The Selfish Gene
）中，提出模因（meme）概念，他用与基因类似的词来描述文化的进化，并将其定义为“文化传播的单位，或模仿的单位”。
与达尔文进化论类似，模因论是对文化传承规律的一种阐释，在这里模因特指文化基因，它作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模仿的方式来传播诸如思想、行为方式、传统习俗或生活习惯的。之后，Heylighen对模因的生命周期进行了详细划分，主要分为四个阶段。①同化（Assimilation）。成功的模因具备三个特点：引起注意、可理解性、易接受。个体在与模因载体的接触中，通过对刺激的选择，将模因跟现有知识经验进行整合，建构到已经形成的结构中。所呈现的模因必须分别受到注意，被宿主所理解和接受。②记忆（Retention）。在这一阶段，宿主大脑里记忆模因时间的长短，决定着模因传播和影响个体的可能性。③表达（Expression）。当与他者进行互动交流时，个体应该具备将模因从记忆中提取出来并转化为能被对方所感知的物质外形的能力。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就是语言。④传输（Transmission）。这是扩大模因传播的重要阶段，可借助现代媒介实现。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选择存在于每个阶段，弱势模因就在不断的选择中被淘汰。
模因论逐渐引起语言学的关注，语言模因论也随之提出，它认为语言模因是语言文化传播的单位，语言是模因的载体，二者相互作用，模因依靠语言来复制和传播，模因反过来也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这一理论的提出既厘清了语言发展的规律，又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第二语言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过模仿来实现的，根据何自然先生的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模因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体现的：教育和知识传授、语言本身的运用、通过信息的交际和交流。
教育和知识传播主要来自学校教学。从教师和书本中学习的字、词、句会反复应用到在人们日常交流中，因此得到复制和传播，这恰恰就是模因论的体现。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人民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别较大，各地区人民在进行交流时，要保证交流通畅就要依靠相互模仿方言。结合我国实际，在进行双语教学时，应该把握两方面。
第一，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那些具有复制因子特点的语言因子，这些语言因子具有长寿命、易复制和高保真的特点，在双语教学中，对于非母语的那一种语言的教授应该从套话和同义词入手。
Wary曾对套话提出过这样的定义，“一系列提前预制的连续或非连续的词或其他元素，可以作为整体储存在记忆中，并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提取，而不需要依据语法去生成和分析。”这就给予教学者一个很好的方向：尽量多地为学生提供一些可供广泛使用且形式灵活的句型，不断地背诵和句式变形会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同义词的学习。在已有的学习经验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在学习某一新词语的时候，人们习惯于同时记忆与其相关的其他词。在一些单词记忆的书籍中也不难发现这一点，将同一主题的词语集合到一起，可以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这些同类的词语构成了模因组，只要使用其中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词语也会自动被激活。与单个的模因相比，模因组当然更具有复制性，传播起来也更迅速。因此，教育者多加强学生同义词的训练，在同义词的替换与使用中，分析学生联想与迁移的心理内化机制，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只有找到民族教育现实与民族文化背景相契合的双语教学模式，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双语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必须逐步引导教育工作者站在人文角度去探索语言发展的模因特质，通过观察、发现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障碍，真正做到使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相统一。
执笔人：冯建新
任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