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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双语教育的多维背景探究 |
双语教育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命题，似乎谁都拥有双语教育的话语权，发表一番自认为“合理”的论述，但几乎每一位言语者在言说之后都会觉得已有论述言犹未尽。我们认为，只有透过并审视双语教育背后内隐的生成背景，才能获得较为适切的理解与解答，从而逼近双语教育内在的本质及其规定性。因为“对于孤立的信息和资料的认识是不够的，必须把信息和资料放置在它们的背景中才能使它们获得意义”
，毕竟“认识的进化并不朝向建立愈益抽象的认识，而是正相反，朝向把它们放置到背景中”
。那么双语教育内隐的生成背景是什么？这正是本文关注并试图给予理性回答的命题。
“全球纪元把任何事情都定位于全球背景的复杂性之中”。
当今世界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多姿多彩的共同体，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将这些不同的民族拉拢集聚在一起。例如，人口的流动加速，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相互交融等。正是在这种多元“身份”的交错、交互和交融的关系中，双语教育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世界性命题：西方发达国家，抑或欠发达的其他国家，都非常重视和关注双语教育问题。但是即便如美国之类的发达国家，至今也未能提出解决自身双语教育问题的有效路径，更不用说形成具体的标杆理论。可以推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双语教育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甚至也必然是一个地方性知识构建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坚持并在不断实践中修筑一条符合国情且能反映时代特征的双语教育之路。
“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如此，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上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
黑格尔的这番话无疑也适用于双语教育。当下中国已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种时代背景赋予了双语教育更多的时代性期待、使命和挑战。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重大命题。显然，在“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一使命中，双语教育承载着不可懈怠的责任。除此之外，双语教育本身面临的问题，如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如城镇化进程加快）、文化教育（如多元文化交流频繁、义务教育普及、基础教育快速发展）的发展与变化，少数民族理解、掌握并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民族语言文字，日益与个人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对于少数民族来说，不是“要不要”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问题，而是如何有效掌握并熟练运用的问题。以提高少数民族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为己任的双语教育，对上述问题严谨而理性地回答，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而迫切。
“人类存在同时是物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
复杂性是当前社会的一个特点。当前国内的双语教育面临着复杂的环境：一是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及其发展特点各有不同；二是国家通用语言在各民族地区的普及程度各有差异；三是不同民族地区以及各少数民族对双语教育内容、功能以及价值等的认识不尽相同；四是不同民族地区民族学校的双语师资以及其他双语教育资源也各有质量优劣或数量多寡之分。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使得双语教育日益成为一个复杂性命题，进而使得有关双语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既不能主观武断率性地“一刀切”，也不能大手一挥写意地“切一刀”，甚至不能模式化地概而言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没有研究，就不能形成正确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结论，就难以获得准确的预测和对未来的把握。面对复杂的双语教育环境，双语教育的解决之道，必须且只能通过老老实实地进入“田野”，扎扎实实地开展实践调查并进行理智的条分缕析，才有可能真正逼近对双语教育的本质性理解和把握，也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答案和对策。双语教育绝不是一个“吹糠即可见米”的简单命题。在一个唯一能确定的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改变，改变以往那种线性、单向的双语教育研究与实践的思维定式，以一种非线性、双向甚至多向的循环和超循环思维方式来思考双语教育。当然，这种改变无疑有其难度。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在为埃德加·莫兰的著作《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所撰的序言中所说：“我们要接受的一个最困难的挑战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之能够面对形成我们世界的特点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变化的迅速性和不可预见性”。
郝时远先生2011年12月28日在参加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评审时曾经这样说道：“当前对双语教育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成果也比较丰富，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在多大程度上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和出台双语教育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咨询，这是一个容易被遗忘因而需要关注的问题。”郝时远先生的这番话，对国内双语教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就目前而言，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非常重视，已建立诸多与双语教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教育政策体系，如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文字教材建设；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投入上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给予特别照顾等。概言之，对于双语教育，国家既出台了许多积极的政策文件，也配套实施了许多保障措施，更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但总体看，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双语教育的应有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政策的适切性不强吗？抑或保障措施不得力？“问因于民”和“问计于民”式的田野工作，仍是解决这一政策性命题的关键。一言以蔽之，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以及双语教育本身的特殊功能和特殊性质，决定了双语教育成为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教育问题的焦点，同时也将双语教育的政策研究置于中心位置。无疑，从研究成果到为决策咨询再到成为政策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正如罗伯特·海涅曼等人的研究所述：“尽管复杂调查分析方法不断发展，（但即便是专业的）政策分析也仍然没有对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政策分析人员仍然远离决策的权力中心”。
但即便充满困苦，对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与探索仍是必要的。因为，理解教育政策抉择的前因后果可以增进对民族和社会的认识，可帮助研究者顺利运用社会科学的知识解决双语教育的现实问题，可以帮助国家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双语教育政策并实现政策目标。
尽管“过去的一千年不能预示未来一千年的样子；过去的一百年也难以说明未来一百年将怎样行车……但是，仅仅出于尊重，历史在我们面前也是十分庄严的，何况常有的‘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的那种感觉也会使我们不能不对历史十分恭敬”。
基于此，言及双语教育问题，不能回避更不能抛弃历史。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各自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既是双语教育的实施背景，更是双语教育的内容。因此，对双语教育的理解、研究和探索，不能将之从民族文化历史的绵延中人为地割裂开来，并人为搬迁至当下进行研究。古树移植时需要原来的土壤（带着泥土移植），如此才能在与历史的联系中更好地保证古树重新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对于双语教育特别是民族地区双语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当地当时的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和特征。当前所谓双语教育的一类模式、二类模式和三类模式等，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某些地区某类民族的双语教育发展历史，但仅仅是这两三种模式，显然不足以覆盖国内这么多民族这么多民族地区。其他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还必须根据当地的文化历史传统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使之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相适应。简言之，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双语教育不能回避历史，忘记历史和淡漠历史有可能会将双语教育置于危险之境。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张皮相互分离而不是相互联系，一直是被人们诟病的话题。双语教育需要理论研究，但不能就理论而理论式地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必须着眼于双语教育的实践以及实际效果的获得而开展研究。例如，当前一些研究者非常喜欢将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联系起来开展研究，对双语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意义与价值等理论层面做了许多的探索。但是，对于课堂中的双语教育究竟如何开展、如何评价，即如何上好一堂双语教育课等，研究得非常少——即便有一些研究，也多是从其他学科教育中直接移植，没有充分考虑双语教育本身的特点、要求和规律。双语教育的研究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改变思维方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原所长郝时远先生所言：“当前中国的双语教育问题最需要解决的可能不是构建宏大叙事的双语教育理论或理论体系，而是要切切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当前中国双语教育的实际情况与问题。”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教育，双语教育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双语教育的对象主要是不同民族地区的不同少数民族。而不同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它们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程度以及经济文化类型方面都可能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双语教育实践必然有着自己的特性。另外，相对于非民族地区的非少数民族而言，双语教育还肩负着帮助少数民族融入主流民族社会生活的目的。凡此种种，使得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在模式选择、时机选择、内容选择以及教学策略选择等方面，都必须符合“当事人”的特殊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关注双语教育的特殊性，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实践双语教育的表现。毕竟“双语教育不仅仅遵循不同地区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学习规律，而且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来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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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教育需要面对这个普遍的问题（即复杂性问题），因为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分离的、被肢解的、箱格化的，而另一方面现实或问题愈益成为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的、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
而双语教育如此复杂的多维背景，决定了国内双语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必须使用一种整体的眼光、一种系统的思维。或许，借鉴世界银行在1999年就教育发展领域主题提出的“综合发展框架”
思路，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维。
执笔人：欧阳常青
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