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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品
摘要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重新评估弗洛伊德的性别理论与父权文化的关系，揭示弗洛伊德在性别议题上的相关论述的内在张力，进而说明他的精神分析事业缘何会与“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发生历史性的接触、互动乃至耦合，并为后来的女性主义运动提示了新的思想论域和抗争诉求，让女性主义者得以在与弗洛伊德的批判性对话中，推进“女性气质”“女性性欲”“性别差异”“父权制”等议题的探讨。
关键词 弗洛伊德 父权文化 女性主义 “俄狄浦斯情结”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ud's gender theory and patriarchal culture，reveal the internal tension of Freud's discussion on gender issues，and then explain the reason why his psychoanalysis enterprise could articulate with the first wave of feminist movement，and prompt some new ideological field and rebellious appeal for the subsequent feminist movements，so that those feminists could promote the discussions on the issues about femininity，female sexuality，gender differences，patriarchy and so on by some critical dialogue with Freud.
Keywords Freud；patriarchal culture；feminism；Qedipus Complex
作为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尤其是其中与性别议题相关的部分——在中国主要是被理解或抨击为一种男权主义的思想表述。
诚然，正如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已经指出的，弗洛伊德的理论表述携带有无可遮掩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色彩，它可以被主导性的知识-权力体系征用为“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父权秩序的某种合法性依据。 [1]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蒙娜·波伏娃、贝蒂·弗里丹、凯特·米利特等，深刻地影响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作家，在性别议题上的主要代表作都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批判性重读或创造性重释；换言之，她们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与弗洛伊德的批判性对话，形成了自己的女性主义书写。 [2] 更何况在“精神分析运动”的内部，也出现了一条以卡伦·霍尼、朱丽叶·米切尔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脉络。 [3] 这些事实都提示我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绝非只有“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面向。
当然，弗洛伊德远非一位女性主义者，他的理论著述在性别问题上的保守色彩是昭然若揭的；但笔者在此试图特别指出的是，弗洛伊德看似保守的理论著述，事实上蕴含着强烈的内在张力，正是这种内在张力的存在，使得精神分析理论有可能为那些在父权文化下长期缺乏话语权和立言位置的女性主义者，开辟新的思想论域，使得精神分析事业有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与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发生有机的互动。因而，在本文中，笔者并不会试图完整地勾勒弗洛伊德在性别议题上的相关论述，而是会将重点放置在揭示其论述的内在张力之上，以便说明精神分析事业缘何会与女性主义运动发生历史性的有机互动。笔者试图通过重新评估弗洛伊德的性别理论与父权文化的关系，为中国致力于推动性别平权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些历史的参照。
在弗洛伊德为了分析和阐述性欲与性别问题而专门发明的诸多术语中，“俄狄浦斯情结”或许堪称流传最广同时是又争议最大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借用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5世纪创作的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主人公俄狄浦斯的名字，来命名某种情欲纽结。由此形成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概念，不仅显著地张扬了“性生活并非要到青春期才开始的，而是在出生之后不久就开始有明白的显现” [4] 这一颠覆性的性学观点，而且直接地冒犯了父权文化下的一系列正统伦理观念，因而一经提出便在舆论场引发了轩然大波。按照弗洛伊德在1914年为《梦的解析》增添补注时的说法，在他的精神分析工作所取得的发现中，“从没有哪个发现像这一个指明了持续存留在无意识当中，且朝向乱伦的童年冲动的那样，遭受如此暴怒的否定、如此凶猛的反对或如此滑稽的歪曲。” [5]
就笔者的观点而言，如果说“俄狄浦斯情结”确实称得上是弗洛伊德所创建的术语库中最常得到援引，也最常激起争论的一个独创性概念的话，那么，在此就有必要着重指出，虽然与“俄狄浦斯情结”相关的论述在出版于1900年的《梦的解析》中就已显露端倪， [6] 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也可以说几乎贯穿了弗洛伊德的整个学术生涯，但是，在弗洛伊德一次又一次提及并重述“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中，他却从未系统性地阐释这个影响深广的概念，从未以此为关键词搭建起一套成形的理论架构。因而，就笔者的观点而言，我们与其将“俄狄浦斯情结”视作一个成熟的理论概念，不如将它视作弗洛伊德的一个大胆而主观的假说。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这个假说，事实上携带颇为强烈的自传性色彩。弗洛伊德从1897年起就长期坚持“自我分析”，他频繁地“借助于自己的一系列梦境”，以便“重新经历童年时期的事件”，进而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种种“情结”。 [7] 正是在这种“自我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回忆起他自己在童年时期对母亲的爱恋和对父亲的敌意，并且将他在自己身上辨认出的爱恨情感与他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发现的精神状况建立起类比关联，从而形成了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构想。当弗洛伊德在1897年10月15日写给好友威廉·弗利斯的私人信件中，首次引入《俄狄浦斯王》这部文学作品来讨论上述那种情感状况和欲望模式时，这位怀抱着一种打通“精神病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的研究目标的医学博士是这样表述的：
一个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观念逐渐被我所知晓。我发现，在我自己的情况中也存在着爱恋我的母亲并嫉妒我的父亲的现象，我现在将它视作一个发生在童年早期的普遍性事件……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即便所有理性的反对声音都与这种无情的灾难性假设背道而驰，我们也可以理解《俄狄浦斯王》的那种摄人心魄的力量，那则古希腊的传说之所以能利用一种每个人都会认出的强迫性冲动，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了那种强迫性冲动的存在。 [8]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显然经历过一段被《俄狄浦斯王》深深触动心弦以至于久久难以忘怀的审美体验，这位生活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现代观众，还将他在观看那出古希腊悲剧时产生的深挚共鸣归因于他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一种与俄狄浦斯的“弑父娶母”行径相通的无意识欲望。不过，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弗洛伊德之所以会对俄狄浦斯这位人物抱有强烈的情感认同，不仅是因为他在俄狄浦斯“无意间”完成的“弑父娶母”行为中认出了自己的内在冲动，而且还因为他在俄狄浦斯身上认出了自己的某种理想化镜像——一位成功地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亦即“人之谜”的英雄和领袖。 [9] 而为了成为如同俄狄浦斯一样的解谜英雄，弗洛伊德十分大胆地——或者说颇为鲁莽地——将他在自己以及某些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身上辨认出的情感与欲望推而广之，将那种后来被冠以“俄狄浦斯情结”之名的人际关系结构，与无意识欲望模式当作一种普遍性的心理事实，尝试借此来解答人类的无意识欲望的谜题。当这位自诩为俄狄浦斯的“科学工作者”在《梦的解析》中试图援引《俄狄浦斯王》来佐证他的猜想时，他的论述就显现一种浓浓的普遍主义倾向：
在我的周围已经相当广泛的经验中，所有后来变成精神性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双亲都在其心灵生活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爱恋父母双亲的其中一方而又憎恨另外一方，在童年形成的精神冲动的原料当中充当了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精神冲动也是决定后来的神经官能症的症候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精神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在这方面与其他保持正常的人类有什么明确的区别。……他们不过是以一种放大了的程度表露了对其父母双亲的爱恨情感，而在大多数儿童的心灵中，这种情感则发生得不那么明显和强烈。
这一发现可以由一个从古典时代流传至今的传说加以证实：这个传说的深刻而普遍的感染力，只有在我所提出的关于儿童心理学的假说具有相应的普遍有效性的情况下才能获得理解。我脑海中所想到的，就是俄狄浦斯王的传说以及索福克勒斯以此命名的剧本。……
如果《俄狄浦斯王》对于一位现代观众的触动不亚于它对一位当时的希腊观众的触动，那么，对此的解释就只能是，其效果并不在于命运与人类意志之间的反差，而在于在其上获得例示的素材的特定天性中才能找到那种反差。在我们的内心中必定也有某种呼声，随时准备着在《俄狄浦斯王》中认出那种命运的强迫性力量……在俄狄浦斯王的故事中，确实包含着某种可以与我们的内心呼声相呼应的因素。他的命运能够打动我们，只是因为它也可以是我们的命运……也许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将我们最初的性冲动指向我们的母亲，而将我们最初的仇恨和谋杀愿望指向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梦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杀死了其父亲拉伊俄斯并迎娶了其母亲伊俄卡斯忒的俄狄浦斯，只不过是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的童年愿望的满足。但是，我们比他要幸运一些，我们既成功地将我们的性冲动从我们的母亲身上抽离开来，同时又淡忘了对于我们的父亲的嫉妒，因而我们并未变成精神性神经官能症患者。 [10]
在这里，弗洛伊德似乎将“俄狄浦斯情结”表述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心理结构当中的超历史、超族群的基本要素，并且将它视作那种遭到“自我防御机制”的强力压抑而又固执地寻求替代性满足的“驱力冲动”
的重要来源。而到了1908年发表的《论儿童性欲理论》中，弗洛伊德更是将“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一种在各类精神性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病理学机制当中都能发挥关键作用的“核心情结”。
[11]
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治疗实践的精神分析，在它与现代科学话语及现代医疗制度相结合的学科化和建制化过程中，往往会趋向于成为一种对“有用的”性欲发展模式展开规划和对“有害的”性欲形态施加管控的知识-权力形式；而按照弗洛伊德在探讨“性欲发展模式”的语境下所提出的观点，“每一位人类新生儿都将面临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任务” [12] 。也就是说，依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每一位（男性）人类个体都会在童年时期的某个特定阶段产生恋母仇父的“俄狄浦斯情结”，而在（男性）儿童与母亲的情欲关系中充满了那些会被称作“变态”的性冲动；就此而言，唯有克服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决绝地放弃那个被父亲所占有的欲望对象，亦即遭到父亲之法的严令禁止的“乱伦”对象，将“性驱力”的对象从母亲转移到其他“非乱伦”的对象，同时将父亲由仇恨的对象转化为某种认同的对象，个体的性欲方能发展成“正常的”性欲形态；倘若个体无法完成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摧毁与废弃，而是固着于或者退化到所谓的“俄狄浦斯阶段”的情欲状态，那么，备受压抑却又顽强地留存于无意识领域的“俄狄浦斯情结”，就将会在试图寻求满足的“性驱力”与试图压制欲求的“自我驱力”的激烈冲突中“展现出其致病性的效应”， [13] 这就会导致个体变成精神性神经官能症的患者。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尝试借助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主义论述来解答无意识欲望的谜题之时，基本搁置了对他自身及其所身处的社会情境的特殊性与他所试图建立的普遍主义论述之间的关系辨析。上文已提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假说，事实上携带颇为强烈的自传性色彩，而这种自传性色彩提示出，弗洛伊德动辄以“我们所有人”为主语所做出的论述，未必就具有他所宣称的那种“普适性价值”。正如吉尔·德勒兹与菲利克斯·瓜塔里所指出的，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假说中建立的“（男性）儿童—母亲—父亲”的三角关系，是以他成长于其间的以布尔乔亚家庭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结构来作为原型的。
[14]
而诚如布伦尼斯洛·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其人类学研究所证明的，弗洛伊德有关（男性）儿童在克服“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中，由仇恨父亲逐渐转变为认同父亲的论述，是在一种特定的父权制人际关系结构中形成的，这种人际关系结构绝非自古如此、四海皆然，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和地域特殊性。
[15]
事实上，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初次详述“俄狄浦斯情结”假说时，就曾在字里行间提到了他所身处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如此状况：父亲们“往往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那种如今已然陈旧过时的‘家父之权’（potestas patris familias）不放”，他们作为布尔乔亚家庭的“统治者”，倾向于“拒绝其儿子的独立”，“剥夺其儿子借以获得独立的必要手段”；而儿子则常常会在经历丧父的悲痛时，“无法抑制住其终于赢得自由的满足感”。
[16]
只不过，弗洛伊德的普遍主义倾向，促使他以布尔乔亚的父权制家庭作为原型情境，将“俄狄浦斯情结”假说所涉及的人际关系与欲望模式推演为一种超历史、超族群的结构。但在笔者看来，我们与其将弗洛伊德的构想当作一种“具有普适性价值”的观点，不如将“俄狄浦斯情结”假说视作弗洛伊德提出的一种关于父权文化的隐喻，而这种隐喻是以弗洛伊德对于父权制之下高度紧张的父子关系以及壁垒森严的文化戒律的深切体认作为主观条件的。更进一步说，这样一种隐喻还是在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和文化规范已然遭到“现代化的冲击”
并显现“陈旧过时”的时代语境下问世的，因而会与反父权制的社会思潮发生某些奇特的耦合。
“俄狄浦斯情结”隐喻所表征的，首先便是父亲或父辈“家长”的结构性权威，这显然会遭到与“性解放”话语相联系的“文化弑父”浪潮的直接冲击。
按照笔者的观点，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假说中建立的这组“（男性）儿童—母亲—父亲”的三角关系，可以被视作某种蕴含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之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三角结构的具身化缩影——欲望的主体—欲望的对象—对主体施加禁忌的权威。而作为所谓的“一家之长”亦即父权制核心家庭结构中的权威地位的占据者，“父亲”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假说中，也就充当了禁令的颁布者、律法的执行者、惩罚的实施者和欲望的压制者等结构性功能的代理。在宽泛的意义上，“父亲”对这些功能的履行不仅体现在“俄狄浦斯情结”所涉及的“乱伦禁忌”之上，而且还体现在私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诸多“性禁忌”之上。就此而言，弗洛伊德的论述，事实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尽管弗洛伊德在探讨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时对于“认同父亲”的强调，明显地带有父权主义的色彩，但他关于子女与“家长”——尤其是儿子与父亲——之间的紧张甚至是敌对关系的论述，却又为精神分析理论的阐发者提供了激进化延展的空间。
在发表于1908年的《“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就曾集中讨论了那种在他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的’性道德”与那些在现代社会中猛增的神经官能症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特别论及“‘文明的’性道德”与权威“家长”的结合。依照弗洛伊德的论述，“家长”在家庭中对童年期子女的“自体性欲的性活动”的严厉训诫，对青春期子女的“对象爱恋”的爱情冲动的强力压制，特别是对女儿的贞操观灌输、性知识封锁和婚姻操控，会使得子女受迫于“家长”的权威和文明的教化而陷入严重的自我压抑与强烈的精神冲突中，而过度的自我压抑与精神冲突会给他们的生活埋下神经官能症的病根。 [17] 尽管弗洛伊德也承认，通过教育对儿童的“自体性欲”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并非没有必要之事。但他在与《“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同年发表的论文《儿童的性理论》中又提出，“家长”对儿童手淫行为的严密监视和发现该行为之后的严厉恐吓，会让儿童（此处的原型为男孩）产生自己“首要的性敏感带和自体性欲的性对象”将遭到阉割的恐惧。 [18] 在此后的一些著作中，弗洛伊德又进一步指出，强烈的“阉割焦虑”会使得“阉割威胁”以不同的象征形态反复出现在儿童的幻想中，这种“阉割情结”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人的心理，子女因畏惧“家长”（父亲）的严酷惩罚而被迫放弃自己的性欲满足，以至于引发恐惧症、焦虑症的精神症候。弗洛伊德强调，神经官能症无论程度如何，也无论发生于何处，总是会破坏文明的目的，造成那种虽受压制而又固执运作的精神力量与文明之间的敌对关系。按照他的观点，一个社会如果是“用神经疾病的增多来换取人们对其广泛规范的遵从”，那么“它就不能声称它以某种牺牲为代价获得了什么”。虽然弗洛伊德自认为，对社会提出改革的建议“当然不是一名医生的职责”，但他还是感到有必要向社会发出这样的质询：
我们完全可以提问，“文明的”性道德是否值得我们为之付出那样的强制性牺牲？尤其是在我们还要为了将一定程度的个体幸福的满足包含在我们文化发展的目标当中，而在很大程度上服膺于享乐主义的时候。 [19]
就笔者的问题意识而言，弗洛伊德的这番质询可以说蕴含着激进性的文化-政治指向。他虽然尚未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但已然在十分明确地提示，唯有变革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乃至改造与之相关的社会规范，方能减少因“驱力”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开创一种能让更多的人更好地获得“幸福”的文明形态。既然压抑性的道德观念是与父权制的社会规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弗洛伊德的此类论述也就不仅包含了对于保守道德观的直接批判，而且还蕴含着针对父权制家庭的批判意向。
正是因为蕴含有这样的意向，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才会在20世纪的历史中激发一代又一代弗洛伊德主义者将“性解放”的话语与反对父权制的话语连接在一起，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奥地利精神分析师奥托·格罗斯，以及在二战期间移民到美国的奥地利犹太裔精神分析师威廉·赖希。
作为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格罗斯虽然成了一名精神分析师，但他又以极度激进的姿态反对所谓的“精神疾病治疗”的医学宗旨，并且倡导通过自由性爱的方式来解除精神压抑。这位放浪形骸的无政府主义者，将禁锢个体的精神压抑与根植于父权制家庭的权威主义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并援引瑞士人类学家约翰·巴霍芬关于史前“母系氏族制”社会的假说， [20] 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激进的重新阐发。他否定精神压抑之于文明的必要性，主张让人类文明回归到非父权制乃至无等级制的“黄金时代”，也就是建立一种“母系氏族共产主义”的社会，以彻底解放在既存文明中遭到镇压的“性驱力”。 [21]
无独有偶，作为第二代精神分析师中的佼佼者，赖希也依据恩格斯以及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根等人的著作，
断定人类社会最初的组织形式是“母系氏族制”，并主张要通过激进的革命来废除父权制的家庭结构，让人类社会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文明条件下重新转变成“母系氏族制”那样的社会组织形态，亦即一种“新的共产主义集体”的社会组织形态。面对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甚嚣尘上的历史情势，赖希在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保守的性学”“反动的性道德”“强制性的家庭”与权威主义的社会秩序、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合谋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赖希指出，父权制家庭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家庭”，是在压迫性的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同时又构成了保障和塑造阶级社会权威主义体系最重要的建制。这种家庭的“俄狄浦斯式三角结构”既以性压抑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又充当了实施性压抑的最主要的场所，它不仅严酷地扼杀儿童的性冲动，严重地伤害个体的性生活，而且还造成了一种顺从于权威、屈服于秩序的“性格结构”。而这种“性格结构”作为社会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环节，为权威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制造了温床。按照赖希的主张，追求人类解放的激进革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宏观革命”即社会革命与弗洛伊德主义的“微观革命”即“性革命”结合在一起，方能在改造压迫性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时改造压抑性的“性格结构”，从而真正地解决人类的相互奴役和自我征服的问题，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
[22]
无论格罗斯还是赖希，都不仅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激发之下，通过公开的论著提出了反对性压抑、反对父权制的理论主张，而且还尝试将他们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主张转化为实践行动。 [23] 虽然这两位“性解放”先锋的实验，在其生前都备受阻挠、难以为继，但他们的理论主张与实践行动却在其逝世之后赢得了为数众多的效仿者和追随者，对后来的“性解放运动”和“反文化运动”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当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隐喻让父权制的议题无所遁形的时候，他的部分论述当然也就会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浪潮发生接触、互动乃至耦合。正如赖希在他的《性革命：走向一种自我调节的性格结构》
中所指出的，父权制建立在“妇女与儿童的经济屈服”之上，建立在“她们对权威的屈服”之上；因而，反对父权制的抗争也就势必要伴随种种致力于消除父权制对女性与儿童的制度性压迫的社会运动。
[24]
而在诸种反对父权制的社会抗争运动中，最具有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动员力的，除了格罗斯、赖希所代表的试图将“性解放”话语、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母系氏族制”假说与共产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性革命”运动之外，还莫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然初具规模的女性主义社会运动。
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针对《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所标举的人权只涵盖男性的权利却不涵盖女性的权利这一社会文化事实，而在1791年发表《女权与女性公民权宣言》； [25] 自此到弗洛伊德建构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时代，女性主义运动已经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在此期间形成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 [26] 主要将抗争、诉求聚焦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政治、经济权利的领域。面对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运动，弗洛伊德的个人态度颇为暧昧，他曾在1883年将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意见领袖哈里特·泰勒的重要文章《妇女的选举权》 [27] 翻译为德文，并且在同年写给自己的未婚妻玛莎·贝尔内斯的私人书信中表示：“法律和习俗必须将诸多原先与妇女相隔绝的权利赋予妇女。”但这位试图通过为布尔乔亚提供医疗服务来跻身维也纳中上层社会的19世纪绅士，随即又补充道：“妇女的位置却只能是这样的——在年轻时是一位受宠的甜心，在成熟时是一位被爱的妻子。” [28] 由此可见，弗洛伊德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女性的平权诉求，但他同时又鲜明地坚持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刻板印象。的确，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指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刻板印象，甚至是不自觉的性别歧视，渗透在弗洛伊德的书信与论著的字里行间；但笔者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又不断地与一些有悖于其性别刻板印象的“新女性”发生遭遇，而这些异质性的遭遇使得弗洛伊德的论述，难以避免地会吸纳进一些与父权文化逻辑及男性中心主义观念相冲突的异质性元素，进而与女性主义运动发生奇特的耦合。
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事业从一开始就与女性主义运动存在微妙的纠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工作，起步于针对神经官能症尤其是歇斯底里症的治疗实践，而歇斯底里症在当时恰恰被社会主流观点视作一种“女性专属”的疾病。 [29] 虽然弗洛伊德的恩师让-马丁·夏尔科已经通过他开拓性的研究工作指出，歇斯底里症是一种既会发生在女性身上，也会发生在男性身上的神经疾病， [30] 但是，弗洛伊德在其私人诊所中接诊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又确实是以女性居多。在通过开创性的“谈话疗法”以及与这些来自布尔乔亚家庭的女性进行沟通、互动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她们的精神症候往往是与创伤性的性经历、性幻想以及受压抑的性冲动相关的。弗洛伊德正是由此初步得出了性欲在精神性神经官能症的精神病理学机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的观点。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女性在清教主义环境中发生的性压抑，往往又和她们在父权制家庭中遭到的知识封锁与思想禁锢有联系。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式“谈话疗法”的首例个案的案主——化名为“安娜·欧”（Anna O）的奥地利犹太裔女性贝尔塔·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按照弗洛伊德曾经的合作伙伴约瑟夫·布洛伊尔的描述，这位从21岁时就开始罹患歇斯底里症且长期受其困扰 [31] 的女性，“拥有非常高的智力、相当出色的记忆力、引人注目的敏捷的推理能力以及敏锐的直觉”，其“强大的理解力”足以“消化其所需的坚硬的精神食粮”。然而，自从她过早地离开学校之后，就再也无法获得吸收新鲜知识的机会；这位思维灵敏、精力旺盛的女性过着“完全受制于其家庭的极其单调的生活”，这种牢笼般的困境使得她只能逃往其内心世界的“私人剧院”，沉溺在“她高度发达的诗情与幻想的天赋”之中。 [32] 颇耐人寻味的是，在虽然疗效有限，但毕竟是有所成效的精神分析式“谈话疗法”，让帕彭海姆体验到自己丰沛的情感与欲望之后，这位无疑堪称天资聪颖，然而其精神能量却长期受到严重压抑的知识女性，逐渐挣脱了父权文化加诸其身的沉重桎梏，积极地投身到公共领域的社会运动当中。她不但将包括英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经典政论著作《为女权辩护》 [33] 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文献译介到奥地利，撰写了大量关于女性人口交易问题、女性卖淫问题、犹太裔难民问题的文章，而且还在1904年创建了旨在为犹太裔女性争取权益的妇女组织——犹太妇女联盟，在1907年创立了致力于为犹太裔孤儿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教育条件的慈善机构——新伊森堡女生宿舍，为女性主义事业奉献了自己的整个后半生。 [34]
正是在与帕彭海姆这样的女性精神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或潜在的女性主义者的交流过程中，弗洛伊德这位的确未能免俗的大男子主义者，在因袭诸多男性中心主义陈见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到了父权文化对于女性的多重压制，以及备受压制的女性身上蕴含着的绝不容低估的精神潜能。就在犹太妇女联盟成立的同一年，弗洛伊德也在一场面向犹太人的公开演讲中，明确反对当时盛行的“女性在生物学上不如男性有智力”的观点，并且明确地反驳了这一言论的代表人物——德国神经生理学家保罗·莫比乌斯，以及其出版于1900年的著作《论女性的生理性低能》。 [35] 而在四年之后发表的那篇引发巨大反响的文章《“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中，弗洛伊德再度点名批驳莫比乌斯在那部九年间已再版九次的流行书籍 [36] 中提出的观点。弗洛伊德指出，女性群体表象上的智力劣势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理因素造成的，而是由社会性的思想压制导致的后果。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将这种思想压制与父权制家庭的“家长”对其性欲的压制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他指向“‘文明的’性道德”的批判矛头延伸到禁锢女性的父权文化之上。
显然，教育非但没有低估压制女孩的性欲直到她结婚这项任务，而且还动用了绝大多数严厉的手段。它不仅禁止性交，极力抬高保存女性贞操的价值，而且还通过让年轻女性对其所扮演的角色的所有事实保持无知，通过绝不容忍她怀有任何无法导向婚姻的爱情冲动，使得她在成长过程中远离诱惑。结果是，当女孩的家长权威突然允许她恋爱时，她却难以胜任这项精神成就，而且在她自己的感觉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就进入婚姻。……在她的心理感觉中，她仍然隶属于她的家长，家长的权威造成其性欲的压制；而在她的身体行为中，她就表现出性冷淡……
一个人的性行为常常规定了他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反应方式的模式。……这个命题的一种特殊应用是，性生活规定了其他功能的发挥模式，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女性身上辨认出来。尽管她们对性问题充满了求知欲，但她们的家教却阻碍她们智性地关心那些问题，通过将那种求知欲谴责为女人不应有的，谴责为某种不道德的性情倾向的标志，来对她们进行恐吓。于是，她们胆怯于对任何形式的思考，而知识对她们来说也失去了价值。这种思想禁律延伸、扩展到性的领域之外，部分地通过不可避免的观念性联系，部分则是出于不自觉的自动反应，比如，在人群中对于反思宗教的思想禁律，或者在忠贞的信徒中对于反思忠心的思想禁律。我绝不相信，可以从智性工作与性活动之间的某种生物学对立的角度，来解释女性的所谓“生理性低能”，就像莫比乌斯在一本已经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中所声称的那样。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么多女性确实显示的智力劣势，可以被追溯到那种为性压制所需要的思想抑制。 [37]
在笔者看来，弗洛伊德的这套论述在多个层面上蕴含着可与女性主义运动发生耦合的文化-政治向度。弗洛伊德对于女性的“生理性低能”学说的批驳，以及对于女性所遭受的知识封锁与思想压制的揭示，在当时的语境中直接联系着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参政议政权利、就业权利等性别平权诉求，在这个层面上，弗洛伊德的论述显然是与“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的意见领袖，以及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的持平权主张的“新女性”分享着相通的前提的。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对于女性在父权制家庭结构和清教主义道德环境中所遭受的性欲压制的揭示，还使得他的论述带出了“女性性欲”的议题，从而为女性主义运动提示了新的思想论域和抗争诉求。在当时的清教主义语境中，流行着一种否认“女性性欲”的知识话语，许多掌握话语权的男性学者，要么拒绝设置“女性性欲”这个议题，要么试图从生物学的角度将女性塑造成“天生性冷淡”的形象。例如，英国医师威廉·阿克顿在他的《生殖器官在童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期的功能与机能失调：在它们的生理、社会和道德关系中来考量》的性学著作中，就只围绕男性的生殖器官问题展开探讨，这部长达数百页的厚重之作，仅仅只在两处提及女性，其中一处声称大多数女性几乎不会产生性渴望，并且将少数女性的性欲发露描述为一种病理性的症候；而另一处则是涉及女性在男性阳痿的案例中所负的责任。 [38] 又如，德国性学家奥托·阿德勒的著作《论女性性感知的缺乏：女性的性麻醉、性交疼痛、性欲缺乏》虽然是关于“女性性欲”议题的专著，但其主旨却是论证“女性的性本能（欲望、冲动、力比多）相较于男性明显要更为弱小”。 [39] 与上述这种流行论调截然相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经验却显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性欲和不可遏制的“力比多冲动”。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弗洛伊德曾经在《性学三论》中用“男性气质的”这个词来形容“力比多”，但他又在1915年为《性学三论》增补的注释中强调，“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对概念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它们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携带着不同的语意。弗洛伊德继而声明，当他用前者来形容“力比多”时，只不过是在意指“力比多”所具有的“主动性”。此外，弗洛伊德还表示，他倾向于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使用“主动性”和“被动性”这对概念来替代“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这两个歧义迭出、引人误解的语词。 [40] 这也就意味着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无意识领域都充满了主动性的“力比多冲动”；只不过女性往往会在后天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中，受到“家长”权威和道德舆论的规训与教化，因此她的身体行为才表现“性冷淡”的状态。尽管弗洛伊德的行文确乎渗透着难以尽述的性别陈见与刻板印象，但他关于父权文化的性压制的论述，还是在女性主义者的群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正是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之下，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将“妇女解放”的诉求与“性解放”的诉求联结在一起，并且向禁锢女性、压制性欲的父权制发起猛烈的抨击。就在弗洛伊德发表《“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的第二年，奥地利女性主义者格雷特·迈泽尔-赫斯出版了《性危机：对于我们的性生活的批判》；在这部著作中，迈泽尔-赫斯援引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明确地提出女性应当努力破除父权制造成的性压抑，勇敢地追求“女性性欲”的解放；她同时还指出，性自由的争取与政治、经济权利的争取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女性的“性解放”必须建立在女性经济的独立以及社会对母职制的健全、保障之上。 [41] 这样的主张无疑为原先主要聚焦于公共事务和政治、经济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开拓了新的思想论域和增加了新的抗争诉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对于女性的“特殊”性生活状态的探查，不仅带出了“女性性欲”的议题，而且还引出了“性别差异”的议题。而笔者在此要着重强调的是，弗洛伊德就此议题做出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他提供了什么真知灼见，而是在于他对这一议题的设置意义。如前文所述，弗洛伊德曾经尝试将“俄狄浦斯情结”表述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心理结构当中的无意识欲望模式，但当他以“俄狄浦斯”来命名他为“人之谜”给出的这个普遍主义答案时，当他用他自己的个人经验来为这个答案提供佐证时，他所探讨的对象的特定性别属性也就昭然若揭。作为一位需要接诊无数女性精神性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必须让他的假说对女性个体也具有阐释力；然而，如果我们将弗洛伊德撰写的两份以女性患者为案主的长篇临床个案报告 [42] 和三份以男性患者为案主的长篇临床个案报告进行对照阅读后就会发现，弗洛伊德对那三位男性受分析者的治疗要相对更顺利，而他对那两位女性受分析者的分析则都遭到对方强力而持久的抗拒，以至于分析实践没能成功地完成，最终只得半途而废。在笔者看来，这一事实显示，弗洛伊德以男性儿童为原型推演出的心理学模型，尤其是携带着父权主义色彩的“俄狄浦斯情结”假说和携带着“菲勒斯中心主义”色彩的“阉割情结”假说，无论在弗洛伊德的操作中经历怎样的修正、变形，在很大程度上都并不适用于女性个体。在这里，弗洛伊德遭遇到了一个他难以解答的谜题——“女性性欲之谜”。
对于笔者来说，在这个议题上真正耐人寻味的，并不是弗洛伊德如何针对“女性性欲之谜”，在他的精神分析生涯后半段绞尽脑汁地修正“俄狄浦斯情结”假说，而是他如何像那位在全剧结尾处自瞎双目、自我放逐的悲剧英雄一样，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知识极限与根本性盲视。在其精神分析生涯的最后阶段，弗洛伊德不得不承认，“只有在男性儿童的身上，我们才发现那种命定的联系——爱慕双亲中的其中一位，同时仇恨作为敌手的另一位”，而在女性儿童的身上，并没有发现与男性儿童相对应的所谓“俄狄浦斯情结”。 [43] 他不得不承认，男性精神分析师所自以为掌握的关于“女性早期发展”的知识，全都是“令人不满意和不确定的”。 [44] 他不得不坦承，对于女性身体的性敏感问题，他虽然深感兴趣，却始终“一无所知”。 [45] 他不得不坦白，他虽然觉得自己已经非常诚恳地尝试了解“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却仍然对这一问题深感困惑，就像是面对一块“黑暗的大陆”一般。 [46] “黑暗的大陆”无疑是一个现代的比喻，弗洛伊德就像那些开启现代文明全球化进程的航海家和探险者一样，企图探索并征服未知的领域；但这个发自深谙父权文化的现代“俄狄浦斯”的修辞，又牵连着一条古老的脉络：它只不过是暴露了延续数千年的父权文化所塑造的知识系统其实是以对女性的排除和遮蔽作为前提或者说“代价”的。对于自身的无知状况的知觉，让弗洛伊德在其晚年情不自禁地向女性好友玛丽·波拿巴发出这样的慨叹：
尽管我花费了30年的时间去探究女性的心灵，但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从未得到过回答而我也始终未能解答，那就是——“女人究竟想要什么？”（Was will das Weib？ / What does a woman want？） [47]
在笔者看来，弗洛伊德的这一慨叹既是在表露他的一种自知之明，也是在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他首先是邀请女性精神分析师来解答“女人究竟想要什么？”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像海伦娜·多伊奇那样的女性精神分析师或许会比像他这样的男性精神分析师，更能够深入地挖掘女性受分析者内心深处那些对他来说“如此难以捉摸”的隐秘经验。 [48] 作为一位女性平权的支持者，弗洛伊德在1910年4月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会议上就力排众议，力主学会应当接收女性会员；从此，弗洛伊德建立的精神分析共同体开始有了女性成员的加入。 [49] 在职业女性的努力争取与弗洛伊德大力支持的合力推动下，从1910年到1919年，注册精神分析师的男女性别比由80比2转变为221比39；而到了1929年，这一性别比更是转变为219比92。 [50] 相比起当时的大多数行业，精神分析领域无论在性别比例 [51] 还是在晋升渠道上 [52] ，都对女性显示更高的开放性。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海伦娜·多伊奇、梅兰妮·克莱茵、卡伦·霍尼等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女性精神分析师，都不断依据自己的精神分析经验提出创新性的见解，不断丰富着人们对于“女性性欲”“女性气质”“母婴关系”“对象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53] 这其中尤以卡伦·霍尼最为突出，她在20世纪20年代就围绕女性心理的问题连续发表了多篇矛头直指弗洛伊德的论辩文章，在精神分析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广的大论争，按照厄内斯特·琼斯的总结，这场论争的“最终争议”在于“女性究竟是天生的，还是被塑造而成的”。 [54] 此后，霍尼还在激烈地驳斥弗洛伊德的“菲勒斯中心主义”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将精神分析提供的思想资源与社会学的知识相结合，形成她自己的一套关于女性心理的社会心理学阐释；与此同时，她对父权社会的那种贬抑女性并导致女性自我贬抑的主导性文化展开尖锐的批判，开发了一条“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思想脉络。 [55]
更进一步地说，弗洛伊德还向精神分析圈之外的广大女性发出了邀请，他邀请她们依据自己长期遭受父权文化遮蔽的切身体验来回答“女性性欲之谜”。在出版于1933年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弗洛伊德就在总结完自己就“女性气质”问题提出的假说之后，以这样的文字结束了《女性气质》这一篇章：
以上就是关于女性气质我必须告诉你们的一切。它们当然是不完备而零碎的，而且听起来并不总是顺耳。但不要忘记，我对女性所作的描述，仅仅限于她们的性质受到她们的性功能的规定这一点。这种影响的确是很深远的，但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一位女性个体也会作为人生活在其他领域。如果你们想对女性气质有更多的了解，你们就去研究你们自己的生活经验，或转向诗人，或等待科学为你们提供更深刻更连贯的信息。 [56]
在这里，弗洛伊德不再是那位自信满满的普遍主义者，而是表现为一位自知自己无知的人。正是这两个弗洛伊德之间的内在张力，打开了一个独特的思想论域，让波伏娃、弗里丹、米利特等女性主义者得以通过与弗洛伊德的批判性对话，推进对“女性气质”“女性性欲”“性别差异”“父权制”等议题的深入探讨，进而推动“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的到来。
[1] Martin，Karin A.，Buhle，Mari Jo， Feminism and Its Discontents：A Century of Struggle with Psychoanalysis （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by H.M.Parshley （New York：Alfred A.Knopf，1989），pp.38-52；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1），pp.166-194；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Garden City：Doublyday ＆ Company，1970），pp.176-219.
[3] 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edited by Harold Kelman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67）；Juliet Mitchell， Psyhoanalysis and Feminism：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Penguin Books，2000）.
[4] Sigmund Freud，“An 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ⅩⅩⅢ （London：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53-1974），p.153；除书信之外，本文所有弗洛伊德著作的引文，均引自由詹姆斯·斯特雷奇主持编译、安娜·弗洛伊德提供合作、阿历克斯·斯特雷奇与阿兰·泰森提供协助、多国译者共同执笔的二十四卷版《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umes，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under the General Editorship of James Strachey，in collaboration with Anna Freud，assisted by Alix Strachey and Alan Tyson，London：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53-1974。
[5] Sigmund Freud，“Interpretation of Dreams，”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IV，p.263.
[6] 不过，“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特定的术语其实一直到1910年才正式出现在弗洛伊德的论著之中。Sigmund Freud，“A Special Type of Choice of Object Made by Men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I）”，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p.171.
[7] Sigmund Freud，“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V，p.20.
[8] Sigmund Freud，“Freud to Fliess，October 15，1897，” in 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1887-1904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effrey Moussaieff Masson （Cambridge and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72.
[9] Ernest Jones，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Ⅱ， Years of Maturity，1901-1919 （New York：Basic Books，1955），pp.13-14.
[10] Sigmund Freud，“Interpretation of Dreams，”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Ⅳ，pp.260-263.
[11] Sigmund Freud，“On the Sexual Theories of Children，”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Ⅸ，p.214.
[12] Sigmund Freud，“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Ⅶ，p.226.
[13] Sigmund Freud，“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IX，p.177.
[14] see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Robert Hurley，Mark Seem，andHelen R.Lane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p.42-67.
[15] see Bronislaw Malinowski，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16] Sigmund Freud：“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Ⅳ，pp.256-257.
[17] see Sigmund Freud，“‘Civilized'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IX，pp.194-204.
[18] Sigmund Freud，“On the Sexual Theories of Children，”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Ⅸ，pp.215-216.
[19] Sigmund Freud，“‘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Ⅸ，pp.203-204.
[20] 巴霍芬在1861年出版的《母权论》中首次提出“母系氏族制”/“母权制”概念，论证了在父系氏族制社会之前，人类社会曾有一个“母系氏族制”的阶段。see Johann Jakob Bachofen， Mother Right：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ial Aspects of Gynecoc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translated by David Partenheimer（Lewiston：Edwin Mellen Press，2005）.
[21] see Otto Gross，“Overcoming Cultural Crisis，” translated by John Turner，in Anarchism：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Volume One：From Anarchy to Anarchism （300 CE to 1939） ，ed.Robert Graham （Montreal / New York / London：Black Rose Books，2005），pp.281-283；Otto Gross，“Protest and Morality in the Unconscious，” translated by Ted Gundel，in New Germany Critique Number 10 （Winter，1977），pp.105-109；Petteri Pietikainen， Alchemists of Human Nature：Psychological Utopianism in Gross，Jung，Reich And Fromm （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7），pp.46-93.
[22] see Wilhelm Reich， The Invasion of Compulsory Sex-Morality ，translated by Werner and Doreen Grossmann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1）；Wilhelm Reich， Sexual Revolution：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 ，translated by Therese Pol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74）；Wilhelm Reich，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translated by Vincent R.Carfagno（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0）；Wilhelm Reich， Character Analysis ，translated by Vincent R.Carfagno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1980）.
[23] see Martin Green， Mountain of Truth：The Counterculture Begins，Ascona，1900-1920 （Han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86）；Elizabeth Ann Danto， Freud's Free Clinic：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Justice，1918-1938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Wilhelm Reich， Sex-Pol：Essays，1929-1934，edited by Lee Baxandall， 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 （London：Verso，2013）；Christopher Turner， Adventures in the Orgasmatron：How the Sexual Revolution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
[24] Wilhelm Reich，S exual Revolution：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 ，p.28.
[25] see Joan Wallach Scott，“‘A Woman Who Has Only Paradoxes to Offer’：Olympe de Gouges Claims Rights for Women，” in Wome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Sara E.Melzer and Leslie W.Rabine （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02-120.
[26] 学界通常将现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划分为“三波”：“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萌生于18世纪末，一直绵延到20世纪初；“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运动则被视作“第三波”。see Maggie Humm，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5），p.251.
[27] see Harriet Taylor Mill，“Enfranchisement of Women，” in Sexual Equality：Writings by John Stuart Mill，Harriet Taylor Mill，and Helen Taylor ，ed.Ann P Robson and John M.Robson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4），pp.178-203.
[28] Sigmund Freud，“Sigmund to Martha Bernays，November 15，1883，” in Sigmund Freud，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selected and edited by Ernest L.Freud，translated by Tania and James Stern （New York：Basic Books，1975），p.76.
[29]
“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医学概念，在词源学上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词语“
”，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意为“子宫”，从古希腊时期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歇斯底里症在西方都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唯有女性才会罹患的病症，其症候是由女性生殖器官的移位或紊乱引起的。see Helen King，“Once upon a Text：Hysteria from Hippocrates，” in Sander Gilman et al.，
Hysteria beyond Freu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3-90；G.S.Rousseau，“‘A Strange Pathology’：Hysteria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500-1800，” in Sander Gilman et al.，
Hysteria beyond Freud
，pp.91-221.
[30] see A.R.G.Owen， Hysteria，Hypnosis and Healing：The Work of J.M.Charcot （London：Dobson，1971）.
[31] 帕彭海姆从1880年12月开始接受布洛伊尔的治疗，并在1881年与布洛伊尔合作，探索出“谈话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布洛伊尔声称，到1882年6月时，帕彭海姆所有的症候已全部消失，“然后她就离开维也纳去旅行了一段时间，但仍然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才彻底地重获心灵的平衡，在那之后，她就享受了完全的健康”。see Joseph Breuer and Sigmund Freud，“Studies on Hyster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Ⅱ，pp.40-41.然而，依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布洛伊尔其实并未真正治愈帕彭海姆，她的某些症候依然时常会复发。see Ronald Britton， Sex，Death，and the Superego：Experiences in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Karnac，2003），pp.7-26.
[32] Josef Breuer，Bertha Pappenhaim et al.，“The Case History of Bertha Pappenheim （Anna O），” in Albrecht Hirschmüller，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f Breuer：Physi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9），p.277.
[33] see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ed.Miriam Brody （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 Books，1992）.
[34] see Loentz Elizabeth， Let Me Continue to Speak the Truth：Bertha Pappenheim as Author and Activist （Cincinnati：Hedrew Union College Press，2007）.
[35] Dennis B.Klein， Jewish Origins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159.
[36] P.J.Möbius， Über den physiologischen Schwachsinn des Weibes （Vezseny：ngiyaw-eBooks，2007）.
[37] Sigmund Freud，“‘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ulme Ⅸ，pp.198-199.
[38] see William Acton， The Functions and Disorders of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in Childhood，Youth，Adult Age and Advanced Life：Considered in Their Physiological，Social and Moral Relations （Charleston：Nabu Press，2010）.
[39] Otto Adler， Die mangelhafte Geschlechtsempfindung des Weibes：Anaesthesia Sexualis Feminarum，Dyspareunia，Anaphrodisia （Berlin：Fischers Medicin-H.Kornfeld，1904），p.124.Cited in Peter Gay， Freud：A Life for Our Time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88），p.513.
[40] Sigmund Freud，“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Ⅶ，p.219.
[41] Grete Meisel-Hess， The Sexual Crisis：A Critique of Our Sex Life ，trans.Eden and Cedar Paul （New York：Critic and Guide Co.，1917）.
[42] 它们分别是以化名“杜拉”（Dora）的18岁少女艾达·鲍尔（Ida Bauer）为案主的《一例歇斯底里症个案的分析片段》和以一位匿名的18岁女同性恋者为案主的《一例女性同性恋个案的精神发生学》。see Sigmund Freud，“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Ⅶ，pp.3-122；Sigmund Freud，“The Psychogenesis of a Case of Homosexuality in a Woman，”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ⅩⅤⅢ，pp.147-172.
[43] Sigmund Freud，“Female Sexualit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XI，p.229.
[44] Sigmund Freud，“Freud to Jones，February 22，1928，” in Freud Collection ，D2，LC.Cited in Peter Gay， Freud：A Life for Our Time ，p.501.
[45] Sigmund Freud，“Freud to Abraham，December 8，1924，” in A Psycho-Analytic Dialogue：Th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and Karl Abraham，1907-1926 ，ed.Hilda C.Abraham and Ernst L.Freud，trans.Bernard Marsh and Hilda C.Abraham （New York：Basic Books，1965），p.376.
[46] Sigmund Freud，“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X，p.212.
[47] Cited in Ernest Jones，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Ⅱ： Years of Maturity，1901-1919 （New York：Basic Books，1955），p.421.
[48] Sigmund Freud，“Female Sexuality，”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XXI，pp.226-227.
[49] Wiener Psychoanalytischen Vereinigung，“Vortragsabend：am 13.April 1910，” in Hermann Nunberg，Ernst Federn （Hg.）， Protokolle der Wiener Psychoanalytischen Vereinigung， Band Ⅱ，1908-1910 ，Übersetzung der Anmerkungen von Margarete Nunberg （Giessen：Psychosozial-Verlag，2008），p.440.
[50] Nellie Thompson，“Early Women Psychoanalys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Volume 14 （1987），p.392.Cited in Eli Zaretsky， Secrets of the Soul：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Vintage，2005），p.195.
[51] 可作对比的一组数字是，即便到了1933年，女性律师在德国律师中的所占比例也只有1.3%，女性医生在德国医生中的所占比例也只有6.5%。see Jill Stephenson，“Women and the Professions in Germany，” in German Professions：1800-1950， ed.Geoffrey Cocks and Konrad H.Jarausc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79；Atina Grossmann，“German Women Doctors from Berlin to New York：Maternity and Modernity in Weimar and in Exile，” Feminist Studies ，Volume 19，Number 1 （Spring，1993），p.67.
[52] 例如，海伦娜·多伊奇曾被当时维也纳大学内科医学专业的主考官拒之门外，无法参加医学讲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伊奇在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之后，很快就被委任以主持建立维也纳精神分析培训机构的重任，并成为了该机构的首位主任。see Eli Zaretsky： Secrets of the Soul：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pp.195-196；Janet Sayers， Mothers of Psychoanalysis：Helene Deutsche，Karen Horney，Anna Freud，Melanie Klein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1），p.3.
[53] see Janet Sayers， Mothers of Psychoanalysis：Helene Deutsche，Karen Horney，Anna Freud，Melanie Klein ，pp.3-144，205-260.
[54] Ernest Jones，“Early Female Sexuality，” in Ernest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London：Bailliere，Tindall and Cox，1938），p.616.
[55] see Karen Horney， Feminine Psychology ，ed.Harold Kelman （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67）.
[56] Sigmund Fre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ume ⅩⅩⅡ，p.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