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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以钢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国外性别理论译介和引入的实践中，语境成为探讨其有效性的重要视点之一。研究者结合本土实际，借鉴国外理论，利用文献资料，多层次地接近历史现场，对语境加以立体观照，就现代女性文学之发生，做出了复杂化、多元化的认知；与此同时，将语境视为不断生成的过程，具体考察“性别”在中国文学变迁的历史时空中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文学现象的分析，促进了性别理论的建设。
关键词 语境 文学 性别研究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in the practice of introducing and translating foreign gender theories，context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viewpoints to explore these theories' effectiveness.Based on local realities，foreign theories and existing literature，the researchers this project take a three-dimensional view of the context at multiple levels and provide a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female literature in China.At the same time，by understanding context as a becoming process，the researchers examine the rich connotation and changing meaning of “gend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heir analysis deepen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 of literary phenomena and further articulate concepts of gender theory.
Keywords Context；Literature；Gender Study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讨论各类问题时，离不开对语境的关注。所谓“语境”，既是讨论问题的立足点，也是需要不断认知和探寻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性别议题的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就文学领域而言，当我们将性别视角融入研究时，对语境的认知，关系到对将国外思想文化土壤中孕育的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本土文学文化现象的考察是否有效，是探讨当代中国性别理论建设不可回避的课题。本文围绕30多年来文学领域开展性别研究过程中有关语境问题的思考及实践进行考察和探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先后提出了“情境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的概念，初步构建了语境理论。情境语境指的是与言语交际活动直接相关的客观环境，文化语境指的是言语交际参与者所处的文化背景。
传统意义上对语境的理解，大体包括上下文语境、特定情境下的语境和民族文化的传统语境等。其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不过指向的主要还是言语交际活动中的客观因素。随着语境研究向哲学的、认识论的层次深入，特别是伴随关联理论的发展，人们对语境的理解逐渐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新的意义上，它不再仅仅属于客观存在，而是同时还强调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比如，有关认知语境的研究，由过去注重对交际场合的具体因素分析，转为注重对交际者的认知心理分析。人们意识到，语境因素只有通过接受者主观认知的过滤，才能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产生作用。这样，双方在交际中就构建起某种关联性。语境研究的思维演进，对我们思考如何构建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和生活实际的性别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在国内，从学理意义上开展女性文学研究始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外文学理论的大量引入，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学界产生影响。与此同时，西方理论在本土的有效性引起学人的关注，语境就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视点之一。
据学界考证，“女性”和“女性主义”等现代汉语中的类似词语，有很多是19世纪以后在汉语、现代日语以及欧洲语言之间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其间，译介活动构成重要的一环。例如，“女权”概念即经历了东西方交叉传播、翻译与再翻译的过程，是国人与外人（东洋人与西洋人）共同参与近代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结果。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译介引进的女性主义理论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近现代以来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助推了理论的传播，也影响到中国学人对西方批评话语的接受心理。对于中国初兴的女性文学研究来说，在引进女性主义理论时如何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做出选择和取舍，是一个需要面对的挑战。
当时承担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部分从事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如朱虹、王逢振、林树明等）。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女性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较早着手译介，力求拓展传统文学研究的格局。在早期有关国外文献的评述文章中，译介者程度不同地对本土的实际给予了观照。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虹撰文介绍了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美国“妇女文学”
；1983年，她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序言”中，朱虹评述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女权运动，介绍其发生发展过程，推荐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西蒙·波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杰梅茵·格里尔的《女太监》等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等女性主义批评文本。在对伴随西方女权运动勃兴而出现的女性学进行翻译时，朱虹将Woman Studies这个英文词组译为“妇女研究”，对本土语境显然有所考虑。20世纪80年代后期，女权主义的名作《第二性——女人》和《一间自己的屋子》先后翻译出版。
同期，谭大立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论文，以及中国第一次以“女性主义”命名的论著《女性主义文学》、第一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也相继问世。
可以看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逐渐升温。据林树明90年代初所做的粗略统计，这一时期引进评介文章发表数量的大体情况是：1980年至1983年，年均5篇；1986年至1987年，每年11篇；1988年增至20余篇；1989年上升到32篇。
当时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都加强了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介绍。进入90年代，在迎接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背景下，更多的相关理论批评译作的出版和发表，进一步营造了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的学术氛围。
其间，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和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1994）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者均体现了一定的语境意识。前者是中国学者编选的第一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文选。主编在前言中对该书以“女性主义”作为feminism这一英语单词的汉译做出解释，说明之所以选择“女性主义”而非“女权主义”的译法，是因为“女性主义”既纳入了“女权主义”的抗争性，同时又吸收并强调“性别”的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这个‘性’字包含‘权’字，或者说是被赋予了新的涵义”
。《性别与中国》遴选、翻译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1992年召开的“用性别观念分析中国：妇女、文化与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分别来自中国和美国。李小江在论文集的序言中，结合feminism的翻译，明确表达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西方女权运动，在本质上具有不尽相同的历史内涵的观点。她认为，虽然为了交流之便，确有必要使用一致的概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使用同一概念之前，澄清它可能掩盖的性质迥异的历史内容”。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申述“我们的”历史的真实，还“是唯恐在今天重新迷失了我们自己”。在谈及中国的情况时，她采用“妇女解放运动”以区别于“女权运动”的表达。该序言指出，一方面，20世纪初西方女权主义进入中国后，在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来就不是针对男人，而是针对封建社会——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自发生之日起，无论在哪个政党的领导下，一刻也不能偏离民族革命的轨道。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可以动用国家机器去动员妇女，也有可能通过国家政策去塑造妇女，将妇女问题直接纳入国家视野。“而这正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特点，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基调，需得我们由此出发一一清理和剥离，从‘家-国家’的传统中剥离出我们自己”。
收入这部论文集的《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病妇形象》（朱虹）一文，揭示了当代文坛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女作家很少有人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相反，许多人不承认自己与这个名号有什么瓜葛。然而，她们因生存条件而造就的“女性独特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从妇女题材的作品中流露出来，而女性写女性则更为真实”。
另一篇出自女批评家李子云之手的《从女作家作品看中国妇女意识的觉醒》，于文末强调：“中国女作家具有并不强调性别立场，以及关怀社会、关怀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今天也仍在继续发展。……这一现象在研究中国女性文学时不容忽视。”
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后较早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在关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对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上，特别是在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写作者心态上的微妙差异方面，是自觉而清醒的。经过翻译收入论文集的国外学者的有关中国女性创作的研究，包含了对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治以及文化语境与女性创作之间关系的思考。
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在这方面同样体现出高度的自觉。王岳川在其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总序》中强调，分析现代文艺理论需注意其哲学语境和诗学特征。“有必要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怎么来的？属于哪个层面的问题？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甚或旧题新出？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他主张，“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摹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学者的眼光重新审理20世纪西方文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现象，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这一宗旨在收入该丛书的《女权主义文论》（张岩冰）中得到体现。作者论及建立“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文论”时说，这样的理论“是一种女性的目光，即女性的‘自己’”，“又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理论，即民族的‘自己’”。这种批评和体验来自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来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切身体验到的东西，而不是对西方女权主义教条主义式的生搬硬套，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翻译活动很自然地关联着译介者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当理论译介在具体文本上需要做出选择时，支撑这一选择的重要因素是译介者所感知的现实需要。一般认为，最富有代表性和创造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尽管两者有融合的倾向，但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1987年，中国学者的译介多只涉及女权主义批评的较早期理论成果，或较容易为当时的理论环境所接受的英美学派理论。
可以看到，就国外性别理论的翻译和介绍而言，尽管早期因资料来源渠道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不排除在对象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的来说，译介者对文本的选择未曾陷于盲目和轻率，而是比较清醒地考虑到本土的文化语境，体现了较为鲜明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较早进入性别与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大都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具有注重本土实际的理论自觉。这一点体现在语境认知的多个方面。
首先，关于引进西方女权/女性主义的合理性。应当明确，女权观念的核心内涵并非西方所独有。在中国，晚明以降即有李贽、俞正夑、曹雪芹、李汝珍等一些男性思想家、文学家批判压抑和迫害女性的现实秩序，体现了人类同情弱者的良知和对社会公正的追求。鸦片战争以后，伴随民族危机的深化，传统文化自身的反思性进一步增强，康有为、梁启超、金天翮、秋瑾等先行者痛批礼教对妇女的迫害，力倡妇女人权，提出了关于男女平等的一系列主张，并以不同的方式推动实践。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的西方女权观念与本土社会实践中生发的女权思想相互激荡，共同汇入了具有现代性质的启蒙大潮，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至20世纪80年代，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下，女权思潮再度兴起。基于此时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现实，西方女权/女性主义在中国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文学界开始探讨其哲理基础和现实依据。这一问题实际上关系到如何从整体上看待近代以来中国妇女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境遇和命运。对此，有的观点侧重强调传统社会生活和性别文化对女性生存的制约，认为西方的女权思想是大工业后的产物，而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人，普遍意义上所遇到和面临的人之尊严、权利、价值观等方面的焦虑与痛苦，远比女人的问题更为沉重与迫切：“中国的人文环境和经济基础使得刚刚或还在摆脱封建传统的中国妇女目前还不可能提出‘女权主义’的口号，或者说根本谈不上‘女权’”。
也有人质疑谈“女权”是否有点奢侈，有点超前。
另外，这一时期，“有的女作家对于‘女性文学’的称谓，乃至女作家的桂冠表示了一种不屑之态，更使女性主义批评处于尴尬之境”。
对此，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提出见解。朱虹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指出，包括女权主义作品在内的“妇女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具有现实意义，它“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创作中的影响和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
陆星儿强调，在长期以来“男女都一样”的性别文化主导下，女性地位尚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变，尽管“看起来，中国妇女已经大大的解放了，尤其是城市妇女……但是，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并不意味着‘独立’与‘解放’，还有观念的、生理的、习惯的等种种方面，仍无形地网罗着妇女，使她们难以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她们更辛苦、更操劳，而作为女人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
林树明的《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及当代文坛女权新潮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合理性，正面回应了我国是否存在女权批评及其所呈现的基本特征等问题。作者认为，女权主义文学思潮在国内兴起已是明显的事实，它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文艺思潮背景以及接受心理等方面的因素。文章从三个方面做出阐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对特定时段女性文学批评所处历史语境的认知。
（1）改革浪潮促进了妇女的思想解放，激扬了她们的参与意识，同时改革带来的新问题，诸如女性求职难、求偶难、女童工及性解放等问题，促使妇女对历史、现实和自身进行深刻反思；（2）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大量的、具有鲜明群体特色的女权意识，丰富和加深了对女性生活本质的认识，加速了对父权制传统的轰击，内在地呼唤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诞生；（3）新批评的急遽衰落，结构主义批评向解构批评的转化，国外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涌进，使我国女性文学批评中的敏感分子认清了各种“中性”批评方法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形成建构自己的批评模式的强烈冲动。
作者认为，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女权批评有较高的起点，跨越了西方妇女争取财产权、子女所有权及选举权的第一次女权运动阶段，直接加入了当代女性质疑科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等‘知识传统’的世界女权主义批评大合唱”。
其次，关于女性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所受到的制约。在这方面，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两部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孟悦、戴锦华）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盛英主编）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但对现代女性文学创作有着自觉的整体观照，并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该书“绪论”在“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的小标题下，阐述了华夏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命运；继之以“一百年：走到了哪里”发问，对女性与民族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处境进行了探讨。作者将文学的性别文化属性在有关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叙事中放到空前突出的位置，而这种叙事赖以生成的语境则被指认为具有男性中心性质。该书认为，无论近现代以来的社会进程发生了多大变化，几千年文化传统所铸就的男性本位的性别意识形态根基都未从根本上动摇。它无所不在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语言文字及文学创作。这意味着，男性中心文化以及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等诸因素混杂一处，无形中已成为女性试图在创作中发出己声时不可回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规范。书中通过揭示历史文化语境对女性创作的根本性制约，触及并批判了父权文化用以支配和压抑女性的“性政治”。
在作者看来，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妇女的某些经济权利和社会地位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女性是否妇女解放的主体仍值得怀疑和思考。浮出了历史地表并从奴隶走向公民的20世纪中国女性，再没有人能像抹杀旧中国女性那样将她们的生存从历史记载中一笔勾销，但女性的处境并不就此变得明了：“她或许进入了历史，或许冲出了漫长的两千年来的历史无意识，但她并未完全冲出某些人或某些群体的政治无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了解新女性的处境，即使不意味着一场近现代史的反思，也意味着一场近现代政治文化的反思”。
该书论述犀利，其所针对的语境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品质和特征。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导言”，从宏观角度观照女性生存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处境。它指出，在中国，16世纪明代李贽提出反对“夫为妻纲”等一系列男女平等的主张，19世纪末康梁维新派开展“不缠足，兴女学”的妇女运动，20世纪初辛亥革命掀起女子参政运动。300多年间历尽迂回曲折，为女界争得了一定的法律身份和经济权益。然而，妇女倘若没有文化意义上的真切解放，其解放就是浅层次的，就是不彻底的。经过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世界性的超稳定男子中心社会的机制，并没有彻底变更；我国超稳定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影响，并没有彻底消除，加上来自‘左’的和右的各种思潮的流毒依然存在，中国妇女要摆脱历史因袭乃至自身束缚，从量的平等迈向质的平等，仍然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论者还从女性文学崛起的社会背景、阶级内涵出发，分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认为西方女性文学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产物，以中产阶级妇女为创作主体，既具资产阶级民主性，也富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闲暇性。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勃起，“同整个民主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具鲜明的社会内涵与革命色彩”。
两部著作借助不同的理论资源，对女性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做出了具有如下意味的整体把握：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中，女性处于不平等地位，社会文化从性别角度构成了对女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钳制与压迫；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其文学实践受到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制约，同时又因时代变迁和个体差异呈现不同的面貌。
最后，关于性别文化语境的变迁与女性创作。伴随时代和社会的变革，中国的性别文化语境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小江敏锐地注意到当代中国女作家的生存体验、性别意识及其表现形态所呈现的新特征，指出在未曾充分经历女权运动的国家妇女解放大多是社会革命和民族独立的直接结果。它跨越了女子个人孤军奋战的社会体验，也跨越了女性群体的社会反抗。它的妇女创作在起点上就可能跨越传统的两极化模式和漫长的模仿阶段，直接进入“社会”。
她结合当代女作家的创作状况做出阐述：“男女平等的工作权利是社会主义中国人为造就的新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当代妇女要求其它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当代中国妇女宁可“一无所有”，甚至没有爱，没有家庭，也要坚守“社会权利”这块最后的领地，而不是像传统的女人那样把家庭当作避难所。李小江认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理解这些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观察和了解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性别文化告别了此前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所倡导的“男女都一样”的氛围，进入十分注重性别分工、突出强调性别差异的时代。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兴起，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有了更多的男权指认的意味，社会性别文化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迁。针对这一现实，陈惠芬的专著《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对当代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复杂语境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尖锐指出，一方面，此时发表的一些（男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建立在对于传统的女性规范进行重新确认的基础之上，如《天云山传奇》《乔厂长上任记》；另一方面，女性作者的“自我伸展”和实现也并不那么自主，至少不像表面呈现的那样自主。在她们那潇洒自如的个性后面，另有角色强制性的一面，那便是商业主义的文化密码和男性社会的文化规则对女性有形无形的引导和塑造。“在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下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新的社会化角色以及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象等等，则已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了商业主义的运作机制和重返到传统的男性文化的范畴，女性因此而再度面临了‘自我’失落的危险——失落在一个商品化和过分‘女性’的境地里。”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此前后，特定的历史背景促使学者在更为开阔的时空中做出思考。李楯撰文将中国置于与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变化中，指出其在语境方面独具的特点：“中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当整体世界形成后，中国作为处于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在像一般后发展国家那样被打开国门，开始自己的被现代化进程后，又曾一度中断了这一进程，在封闭和市场极度萎缩的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文明，并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作者认为，正是这样的特点决定了当代中国制度文明的质态，而这种质态对中国再度走向开放之后的发展以及对中国和整体世界在发展中的关系的影响，都是重大的。在这样的视野中，关于性别差异就“不能用今天的世界体系内的主流话语去阐释在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国文明中的现象，因为那样做的结果似是而非。而面对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则必须注意世界体系之内主流话语的运用，同时注意到中国在被现代化过程与再次主动现代化之间有过的重新封闭的特质。”
上述思考融入了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体现了立足于时代社会的变迁，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坚持从国内性别文化的实际出发的立场和方法。
对于性别研究来说，认识语境并非目的所在，它的落脚点在于有利于深入考察研究对象，就文学活动中的性别问题做出切近实际的判断。近些年来，研究者追根寻源、发掘史料，努力借助丰富的文献，多层面地接近历史现场，深化相关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以往的文学史叙事考察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的起点时，常瞩目于清末以秋瑾为代表的女性创作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性实践；而谈及思潮背景，则时或不期然间落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冲击—反应”论框架。近年来，通过对历史语境的深入考察和立体认知，一些学者在较高的程度上将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做了复杂化、多元化的处理。
在生动形象地呈现近现代妇女解放进程的历史土壤，即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社会语境方面，刘慧英编著的插图本读物《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颇具效能。书中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女性图像，配之以简明扼要而又发人深思的文字，围绕废缠足、兴女学、开花榜、女性时尚、文明婚姻、女权运动……鲜活地勾勒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如何在传统的制约之下寻求生命的出路，以及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这些图片、文字，多角度地反映特定时代的女性“遭遇解放”的历史语境，形象地呈现了她们的人生命运和精神面貌，体现了编著者“还20世纪初的‘女权’观念及‘兴女权’的历史风云以一种真实的历史场景和感受”的意图。
在其后出版的专著《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
中，作者继续坚持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从源头上探讨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女权启蒙”，为重新认识孕育现代女性文学的社会土壤打开新的视阈。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研究大都侧重于“性别化历史”，并结合文学叙事批判父权制及男权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和束缚这一思路不同，《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是将“历史”与“性别”进行辩证性建构，通过“历史化性别”的理论策略，突破那种将女性视为完全被动的“受害者”的思维模式。“既要发现女性作为历史主体创造现代中国历史的过程，也要证明女性作为历史他者被民族国家历史湮灭的事实。”这意味着，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脉络中理解性别，一方面，“将性别与其他社会范畴联系起来，看到性别与其他社会关系交织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以女性为主体的研究，将中国妇女呈现为历史的能动主体”。
在这样的理解中，女性不再仅仅是历史语境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同时还参与了时代语境的创造者。
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所涉及的文学文化现象，同样与这一语境密切相关。该书将现代女性写作的出现与女性生活史、教育史的考察相结合，以详细的资料钩沉，寻求进入女性文学发生的复杂场域。作者描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风尚等当时孕育和涌现女性创作者的社会文化生态，同时从阅读、传播等角度展开多方面考察，凸显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现象——中国现代的女性写作首先是在女学生中发生的；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文学在其开始阶段，带有鲜明的女学生的文化特征。这一结论体现了“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中来，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
的思路及其有效性，从一个侧面还原了“现代女性写作的中国式发生”的历史风貌，揭示与西方女性写作之间的明显差异。作者基于历史事实提出的如下观点也因此而具有说服力：现代女性写作史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与男权对立的历史，“事实上，在现代妇女作家出现的历史中，男性批评家们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参与（主导）建构女作家的历史，也开创了最初解读女作家作品的历史——当然，性别的盲视或压抑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一判断基于对历史语境的立体把握，避免了简单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描述本土女性创作现象的弊端。
一般认为，作为在现代中国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女作者，是自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开始参与小说创作的。而一旦深入特定历史时期的语境，进行溯源探流的精细考察，就有可能得出新的发现。马勤勤的《隐蔽的风景：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研究》
，聚焦于女性小说写作这一文学/性别现象，对长期以来将五四女作家的“浮出”作为学科起点的研究范式提出质疑。作者拒绝以五四之“前史”的眼光来打量清末民初时期女作者的小说创作，而是借助报刊返回现场，通过丰赡翔实的原始资料，从报刊、翻译、教育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和文学的制度、观念的变化，在比较充分的历史化语境中，勾勒出清末民初女性小说创作从发生到兴起的过程，凸显了“女性小说”这一文学现象的历史机缘和早期特征。这一研究突破了文学史叙述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逻辑以及近代/现代的人为分野，自然而然地呈现特定历史时期多重交织、多元并存的文化风景，彰显了女性创作的多种发展方向与可能性。
语境的构成无疑是多方面的。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对它的把握离不开综合性的视野，面对具有跨学科内涵的课题时尤其如此。与此同时，这一把握也需要以细致的考察和独到的分析为基础。只有这样，对语境的认知才有可能真正转化为促进研究深入的有效因素。值得肯定的是，不少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
刘堃的《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
一书，提出了与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问题：在晚清时期与西方文化资源相遇的过程中，女性形象和女性传统的再构，利用了哪些本土文化传统？其间关于女性的固有观念是遭到了挑战还是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通过对西方和本土传统的双重挪用与改写，中国的“新女性”形象是如何在历史、民族以及性别化的空间中被建构出来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势必要求对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状况的立体把握。于是，作者在展开探寻的过程中，不是一般化地对晚清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新质进行指认，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脉络及两性关系中，具体阐述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化情结的男性，以及拥有不同阶层身份、文化水平和家庭结构的女子，如何介入“女性传统”的变迁；其间，由中国本土文化、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性形象，以及民族国家思想与话语等多重思想资源构成的社会语境，如何与之互动并发生影响。通过精细的阐述，呈现了彼时女性形象再构的深层肌理和内涵及其男性中心本质。这一聚焦于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变迁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女性形象自身，而是在对具体语境的细微剖析中揭示了特定时代文学/文化的多重面向。
黄湘金的《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
延续近年来研究晚清女性的新路径，超越单纯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视角，在更广泛的社会文本中理解晚清及其女性形象。确如评论者所指出的：“他并非是在传统意义上以小说填补女学史的细节，而是认识到小说家和读者的有意为之和无意流露恰恰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大众在心理层面对女学的一种印象、反映和期待，而正是这种印象、反映和期待，通过小说的制作、流通和阅读过程，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使得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女学和女学生的历史语境。”
作者没有将小说作为孤立的文本，而是充分瞩目清末民初小说的写作、生产、流通和阅读，将其视为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出入文史，通过翔实的报刊材料与生动的小说文本的对读，探析“小说内外”的女学生形象以及相关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土壤，考察女学生及其形象建构与国族话语、道德评判、男权中心及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围绕女学生在“小说内外”的形象阐释，呈现了历史语境之复杂以及文学形象内涵之丰富。
郭冰茹的论文《女性解放话语建构中的悖论——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
，深入现代女性写作兴起的历史语境，从女性解放话语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元叙事之间的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切入，论证了晚清时期以“强国保种”、五四时期以“人的觉醒”为主要诉求的女性解放运动，对现代女性写作处理个人与国家、家庭与社会的基本方向及其内在思想结构产生的影响；同时表明，女性解放运动的从属性构成了女性写作中女性意识沉浮的内在冲突，而克服这些冲突、确立自己的话语系统，亦成为女性写作的另一种选择。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传统家庭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文学包含大量关于家庭生活的叙事。陈千里的《因性而别——中国现代文学家庭书写新论》
一书，借鉴性别视角，细读代表性文本，对其文化语境做出了比较充分的观照。这主要体现在，作者一方面具有贯通古今的本土思想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又打破了作为传统观念的儒家伦理与作为现代观念的西方性别政治的二元对立，同时还对二者不同的文化语境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上，呈现现代作家的家庭书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如何血脉相融，形成了特定的面貌。
在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中，研究者对借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所面临的语境差异问题，始终伴随理性的思考。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文化现象的理解，而且具有促进性别理论建设的意义。随着研究实践的丰富，这方面的反思愈加深入。
21世纪初，戴锦华重新审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国外性别研究资源引进中的过于倚重欧美理论的倾向，认为当时的情况，一方面是“将视野限定在欧美，主要是美国之上，一方面其选择、评判的依据，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需求”；其结果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国外理论，便在西化的总体氛围中，被绝对化，乃至神圣化或普泛化，成为相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真经’”。而一旦割裂了历史，我们便可能忽略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发生、发展脉络，忽略了其表述背后的现实诉求。这样的历史脉络，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历史脉络存在巨大差异。
屈雅君的论文《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的语境差异》
，从理论上对性别研究中的语境差异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中国后，遇到了完全不同于其理论源头的接受环境。首先，这些差异表现在历史背景方面。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先“破”后“立”的运动轨迹，决定了她们对男性文学史的批判力度，也决定了她们在此后试图建立女性美学体系时目标清晰、阵线分明。而中国本土则是先“立”后“破”。20世纪初作为解放“对象”的妇女，是同社会中的进步男性站在一起来反对旧的父权社会，而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反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反映在文学研究中便是，学者们更容易从文学中看到女性融入（男权）社会对于历史的正面的推动意义，却不易看到女性文化自身对于整个文化史质疑的批判意义，因而也就难以看到男权文化对历史的不完全书写。其次，在意识形态和学术背景方面也存在差异。作为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相对于周边弱小民族而言处于中心地位的民族，要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真正彻底去除“话语霸权”，并非易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从反拨“新批评”的学术革命开始的，而中国本土女性文学批评的学术土壤，则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滋养，因而更像是批评视点的转移。社会历史批评的许多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可以直接为女性批评所用。这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批评思路相对单一的不足。
王宇的《本土话语资源：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一文，检视文学批评实践中女性主义话语之缘起，儒家伦理框架中关于社会性别的话语，五四启蒙语境中的妇女解放话语，1949年以后“男女都一样”的平等话语，以及新时期作为当代女性主义话语滥觞的人道主义性别关怀话语等方面，分析当代女性主义话语的本土语境之构成，认为需要思考这些话语系统各自的特征，它们之间的“互文性”如何构成我们面对西方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视野，以及本土话语资源与西方理论之间又构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文章质疑当代批评实践中存在的孤立地研究女性、挖掘女性的文学传统这一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认为“男性写作实际上为女性写作意义的阐释提供了重要的语境”。
贺桂梅对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三种资源进行考察，重点探讨了新启蒙主义、女权/女性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以往的实践忽略了女性解放与20世纪中国的左翼历史实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性话语对阶级/性别维度的关注，造成了资源使用上的偏向性；其后，她的《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一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资源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清理。
林树明在专著《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设置专章梳理了本土的性别批评视界。论者将目光前移，涵盖了明清以降中国女性主义思想萌芽与发展轨迹，富于历史感地呈现了文学领域性别研究的思想文化语境。杨莉馨的《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
，基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深厚传统和当代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考察中国作家、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怎样以自己特有的期待视野接受外来影响，探讨其间发生的变异和转型。作者从文化学的角度阐释了女性主义诗学进入中国后所经历的“双重落差”以及流变与整合，从学术背景、认知框架、思维习惯、批评模式等方面分析中西女性主义诗学的差异。
针对不少人以为“女性主义”一词在中国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误解，杨联芬的《新文化运动与“女性主义”之诞生》
深入历史语境，梳理了feminism一词是如何进入中国并被翻译的，以及其不同的译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语言实践中的运用及所呈现的观念；指出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主要是在真理与常识的层面介绍民主根源与平等观念的，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建构，使中国女性解放实践在五四时期独步一时。董丽敏的专著《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基于现代中国处于“后发现代性国家”语境的判断，对包括性别在内的西方理论移植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凸显了对差异和语境的强调。作者鲜明地提出，性别必须被赋予差异性和本土性（在地性）的观点。这是因为，不仅不同的历史阶段性别问题的内涵具有鲜明的差异性，而且在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种族中，性别问题的发生、表现与指向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一点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书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存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即是忽视了性别问题产生的中国语境。针对这一状况，作者高度重视语境之时空内涵的制约，注重探讨“应该以怎样的立足点来把握中国的女性历史，又该如何来清理其间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如何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确立本土的性别研究的基本框架”
，并动态分析中国、革命、女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重估民族国家认同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流话语与本土女性主体想象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而确认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晚清以来对女性的发现、重视、界定和动员，均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危机、战争和建设，女性的价值更多的是在与民族国家、阶级群体和男性启蒙者的协商、互动和积极让渡中实现的。这一成果体现了通过分析具体语境中的具体性别关系来回应外部世界大问题的研究思路，为结合本土的实际探讨性别理论建设提供了深度思考。
综上，近30多年来，中国文学领域比较注重探讨社会历史语境与性别研究之间的关系，从一个特定的方面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当前，文学与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关联已成为研究界的重要视点。为了进一步认识性别在中国的历史时空中的丰富内涵，探讨以之为关键词的学术研究应取怎样的思路，以怎样的方式被提出、被运用，就需要对语境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时至今日，借鉴和运用西方理论需要结合本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这一理念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将这种认识付诸具体的研究实践，打通性别议题的内外边界，将研究对象置于多重视野中加以历史化的审视，建构合理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所谓“语境”，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传统与现实、域外与本土，也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互动、相生。语境的时间要素启发我们，有关文学与性别关系问题的探讨，应当具有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统与当代性别文化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分析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民族话语、社会制度变革以及多元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重要影响。语境的空间要素提示我们，研究不应仅限于本民族封闭的格局中孤立地进行，而应将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交织在一起，客观认识国外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生成土壤，了解其脉络体系以及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在引进和吸收国外理论时充分认知中外语境的差异，在国际文化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中坚持本土的主体身份和价值取向。
语境关系到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性别理论建设，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将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