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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
，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
。孔子系之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
，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
。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
。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
，《书》曰“一日二日万几”
，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
，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
文公于是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
，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
，田常之于齐
，白公之于楚
，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
。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
，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
，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
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
，况君相乎！”弗听。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
，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
。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
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
襄子曰：“民罢
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
。沈灶产蛙
，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
。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
：“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
。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
，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
，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
。四方贤士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
乃往，身自罢之。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
，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使乐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击。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
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
文侯曰：“善。”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
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
，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臣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
，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
？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疽，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
，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魏文侯薨，太子击立，是为武侯。
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
，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曰：“善。”
本篇选自《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纪年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周安王十五年（前387）。主要内容为智、赵二氏兴亡和魏国始霸。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通鉴》记事造端于此，司马光为此作首篇史论，开宗明义地提出其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宋神宗即位当年，司马光第一次经筵侍读，读的就是这篇“三家为诸侯论”，神宗称美久之。也就是在这次经筵上，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手书《资治通鉴序》授予司马光。
孔子编《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记事至公元前453年的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多出《春秋》28年。司马光曾说“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说“经不可续”，《通鉴》在记三家为诸侯之后，以“初”字带出三家灭智伯事，可见其实不续经而续传，即如胡三省所说：“《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之后也。”
然而，《通鉴》以三家分晋开篇，不单单是接续《左传》，实寓有司马光独到的历史理解与政治思想。司马光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所谓礼，也就是纪纲，即“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礼治秩序。此纪纲的关键又在于君臣名分，此乃“礼之大节”，不可乱；而维护此名分的主要手段则是名，“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如果这种“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的统治秩序能够维系，“天子为四方之纲，诸侯为一国之纲，卿、大夫、士各纪其职”，则“乱何自生？！”
维护此一秩序的最后防线则是天子，如果连天子都不能维护纪纲而自乱名分，则王道尽。司马光认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这一年，天子命魏斯、赵籍、韩虔三家晋大夫为诸侯正是天子失职的表现。司马光曾作《历年图》，其中讲：“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年轻的宋神宗对于司马光的深意有准确的理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韩、赵、魏三家于晋为卿大夫，于周则陪臣，三家专有晋国之政，犹惧于君臣名分而不敢自立，周天子不但不能诛讨之，反而升之为诸侯，则是连“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了。因此，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成为时代区分的标志性事件，故而《通鉴》开篇便书而论之。这是司马光的卓识，而其尚礼治、谨名分的思想在当时当然也是极具合理意义。然而，司马光注意到三家分晋的意义，却汲汲于三晋之为诸侯是出于自立还是天子之命，则又未免不知变，三家分晋实是社会巨变的结果，而不待三家分晋之后纪纲始尽。
《通鉴》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开篇之后，便追记了五十年前智、赵两家立后以及三家灭智氏之事。司马光认为智氏之亡，早已肇端于智瑶之立，因为智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换言之，就是“才胜德”，在此，司马光提出了他的“才德论”。
早在庆历五年（1045），时年二十七的司马光便写过一篇《才德论》。在文章里司马光提出：“所谓才者，存诸天；德者，存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强智，怯不可强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诸天。善恶逆顺，德也。人苟弃恶而取善，变逆而就顺，孰御之哉？故曰存诸人。”也就是说，人之智愚勇怯是先天的，不可强求；而知善恶逆顺之德则是后天努力可致的。至于才、德之用，则曰：“为国家者，进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即认为才、德各有其用。
至司马光作《通鉴》论智伯之亡，关于才、德的定义及关系则有了新的看法。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不再是才、德兼有其用，而是以德统才，才与德已是高下、轻重判然。司马光按照才德之有无、相胜关系，又分人群为四等，即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而取人之术则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此，司马光将复杂的人性与才性做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才、德之标准及高下、多寡不易量，君子、小人之辨岂容易？圣人、愚人皆不可多得，自非圣人与愚人，孰不以君子自居，而指他人为小人？至于“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则直似愤激之言。论人、为政，若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则其害不可胜言。从庆历初至嘉祐、治平之际，不待安石之用，宋儒已是君子、小人之辨日严，动辄恶言相向，司马光《通鉴》才、德之论，即使不如胡三省所言特为安石等新法诸人所发，亦必不免受当日时势的影响。至于元祐初政，司马光进君子、退小人，以外行领导内行，倒真是部分实现了自己的主张。
虽然司马光君子、小人之说不足取，然司马光对德的强调仍具有所谓片面的深刻，若确乎是品性恶劣，则其才适足以济其恶，对于人才选拔而言，首选当然是德才兼备，至少不能失德，只是芸芸众生更多的是中庸之才，这时候才均取德，“审于才德之分”就显得尤其必要了。
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治，重要内容是尊君。君主是维护礼治秩序的根本，但君主不能任心而治，而是“自有职事”，其职责主要就是用人，要明于才德之分，要分别君子、小人，进贤退不肖。这些都在《通鉴》卷一的取材与史论中得到集中体现。
《通鉴》内容以政治史为主，取材首先就是要关乎“国家之盛衰”。在三家分晋之后，本卷重点讲述了魏国的故事。魏文侯与民为信，善于纳谏，选贤任能，知人善任，以人才为宝，卒成霸业；而魏武侯则以地利为宝，吴起喻以在德不在险，武侯善善而不能用；至魏惠王则径以夜明之珠为宝（《通鉴》卷二）。魏国霸业兴衰之故，于此可见一斑。
1.《资治通鉴》为何以“三家分晋”开篇？
2.试析司马光的才德论。
陶懋炳.司马光史论探微.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