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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
。”《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石室、金匮之书
，据左氏《国语》
，推《世本》
、《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
，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
，至于麟止
，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
，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
，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
，讫于五代。
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
，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
，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
。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
，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
。《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本篇选自标点本《资治通鉴》卷首。序末原附司马光一段文字：“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到了宋代，随着《资治通鉴》的问世，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获得新的发展，表现在史学“垂鉴资治”思想的明确提出，以及“资治”史学在历史编纂实践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宋神宗的这篇御制序，可以说是对《资治通鉴》一书“资治”意义的一个十分精要的阐述，其核心意旨在于史学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反映出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以往强调“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尚书·周书·毕命》）的伦理道德功能基础上，发展为对“垂鉴资治”的政治功能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这篇序文包含了“资治”史学的重要主张。首先，“资治”史学认为，无论是士人道德的培养还是君王大业的建立，都需要“多识前言往行”，向前代圣贤学习，从历史中获得智慧，而经过孔子整理编定的《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故为“资治”史学的源头和典范，是“多识前言往行”的最好教材。其次，“资治”史学强调通贯古今，是一种“会通”的史学。汉代司马迁《史记》130篇，“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上自黄帝，下至汉代，“驰骋上下数千载间”，是纪传体史书“资治”史学的“良史”之作。司马光受诏编纂的《资治通鉴》，不仅继承了《史记》广征博采、会通古今的史学传统，而且采用了更适于通贯古今的编年体通史体例，编纂思想明确，内容简明扼要，“垂鉴资治”的价值更为突出，可谓《春秋》之后，编年体史书最具“资治”功能的经典之作。再次，“资治”史学不仅要求向经典学习，向前代的圣王贤人学习，同时也十分重视学习和总结近代的历史经验，即所谓“法后王”。事实上，司马迁撰《史记》，就特别重视对秦代历史的探究和总结，表现出“法后王”的卓越史识，这是因为近代历史往往与当代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历史事实也更加真切明白，其鉴戒意义也更有针对性，如汉之于秦、唐之于隋、宋之于五代历史的总结借鉴都是如此。
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是与中华文化“信而好古”、崇尚传统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历史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资治”史学诚然为史学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全部。“垂鉴资治”的编纂思想，决定了《资治通鉴》在史料选择乃至历史考据上，始终有一个政治道德原则和取舍标准，如《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高士，就与此有关。这篇书序充分体现了宋代统治者的政治意志，对《资治通鉴》的编纂具有很大影响，使《资治通鉴》的编纂意旨更加集中到治国理政的基本主题上。司马光死后，《资治通鉴》作为“元祐学术”险遭当政的反对派毁版，赖有这篇御制序，当权者才未敢轻举妄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夏四月），宋神宗此篇序文保护了《资治通鉴》免遭厄运。
臣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
，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
，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
，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署，于崇文院置局
，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
，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
，常令进读。臣虽顽愚
，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
，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
，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
，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
，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
，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
，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
，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
，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
，察其愿忠之意
，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
，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
，跻无前之至治
，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本篇选自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卷末，题为《进书表》，司马光《传家集》卷十七题为《进资治通鉴表》。这篇《进书表》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最后修成时，与《资治通鉴》成书一同奏上。
自从司马迁开创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以后，纪传体正史代有继作，到司马光时代，已经产生了17部正史，1500卷以上，又几乎都是采用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将一个朝代的历史，分述于纪、志、表、传等不同部分，卷帙既繁，叙事又不连贯，对于一般士人读史造成很大的困难，于是出现史书多了，而“史学浸微”“行将泯绝”的局面（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这种情况引起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的严重忧虑，于是他下决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为世人、为统治者提供一部主旨明确、简明实用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的史学实践，对于现代史学研究不无启示意义。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应该关心史学的社会价值，关心时代发展对史学的要求，关心普通读者读史、学史的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扎实严谨的方法、生动雅致的史笔，撰写出更多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历史学是一项富有理想、需要奉献精神的伟大事业。从治平三年（1066）受命编纂《资治通鉴》，到元丰七年（1084）最终完成，他将自己从48岁到66岁的整整19个年头，都投入《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写作上，“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长年不懈地从事写作，书成两年后病逝。表文中“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他作为史学家所具备的高尚的责任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奉献精神，至今令人敬佩！
表文最后，他真诚希望最高统治者对这部凝结着他一生心血和政治理想的史著能“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把国家治理好，让生民蒙受其福。在《资治通鉴》问世后的近千年间，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对此书无不重视有加，奉为治国的龟鉴。然而，昏君、乱主，不乏其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看来史学“资治”功能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史学家的理想和努力，还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和切实行动。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杌》虽不可复见
，《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既东
，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
。秦灭诸侯，燔天下书
，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
，诸儒能藏之屋壁。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灭而史从之，至汉时，独有《秦记》
。太史公因《春秋》以为《十二诸侯年表》，因《秦记》以为《六国年表》，三代则为《世表》
。当其时，黄帝以来《谍记》犹存
，具有年数，子长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
，咸与古文乖异，且谓“孔子序《书》，略无年月；虽颇有，然多阙。夫子之弗论次，盖其慎也”
。子长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纪年》出于晋太康初
，编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国史记，脱秦火之厄而晋得之，子长不及见也。子长之史，虽为纪、表、书、传、世家，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虽以纪纪年，而书事略甚，盖其事分见志、传，纪宜略也
。自荀悦《汉纪》以下
，纪年书事，世有其人。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
，侯景之乱，王僧辩平建业
，与文德殿书七万卷俱西
，江陵之陷，其书烬焉。唐四库书
，编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经》十五卷
，萧颖士依《春秋》义类作传百卷
，逸矣。今四十一家书，存者复无几。乙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
，编年类次之，盖纪、传、表、志之书行，编年之书特以备乙库之藏耳
。
宋朝英宗皇帝命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为编年一书
，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且为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温公之意，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治平、熙宁间，公与诸人议国事相是非之日也。萧、曹画一之辩
，不足以胜变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国论，专以书局为事。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
，樊英名实之说
，唐太宗君臣之议乐
，李德裕、牛僧孺争维州事之类是也。至于黄幡绰、石野猪俳谐之语
，犹书与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后人不能尽知也。编年岂徒哉！
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
，史可少欤！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
，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讫《文侯之命》而系之秦
，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
，《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
温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稡为书
，劳矣。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则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为一书，岂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
公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
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遍观者矣。若《考异》三十卷，所以参订群书之异同，俾归于一。《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而已，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可以凡书目录观邪！
先君笃史学
，淳祐癸卯始患鼻衄
，读史不暂置
，洒血渍书，遗迹故在。每谓三省曰：“《史》《汉》自服虔、应劭至三刘
，注解多矣。章怀注范史
，裴松之注陈寿史
，虽间有音释，其实广异闻，补未备，以示博洽。《晋书》之杨正衡
，《唐书》之窦苹、董衝
，吾无取焉。徐无党注《五代史》，粗言欧公书法义例
，他未之及也。《通鉴》先有刘安世《音义》十卷
，而世不传。《释文》本出于蜀史炤
，冯时行为之序
，今海陵板本又有温公之子康《释文》
，与炤本大同而小异。公休于书局为检阅官，是其得温公辟咡之教诏
，刘、范诸公群居之讲明，不应乖剌乃尔
，意海陵《释文》非公休为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对曰
：“愿学焉。”
乙巳
，先君卒，尽瘁家蛊
，又从事科举业，史学不敢废也。宝祐丙辰
，出身进士科，始得大肆其力于是书。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依陆德明《经典释文》
，厘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篇，自周讫五代，略叙兴亡大致。咸淳庚午
，从淮堧归杭都
，延平廖公见而韪之
，礼致诸家，俾雠校《通鉴》以授其子弟，为著《雠校通鉴凡例》。廖转荐之贾相国
，德祐乙亥
，从军江上，言辄不用，既而军溃，间道归乡里。丙子
，浙东始骚，辟地越之新昌
；师从之
，以孥免
，失其书。乱定反室，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汔乙酉冬
，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
，悉改而正之，著《辩误》十二卷。
呜呼！注班书者多矣
：晋灼集服、应之义而辨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说而驳以己见。至小颜新注
，则又讥服、应之疏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鲜
，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抵牾，自谓穷波讨源，构会甄释，无复遗恨；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颜者，犹颜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吾所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
，嘻，有志焉，然吾衰矣！
旃蒙作噩
，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长至
，天台胡三省身之父书于梅涧蠖居。
本篇选自标点本《资治通鉴》卷首。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宁海人
。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死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元修《宋史》和明修《元史》都没有他的传记，后世对他的生平知之未详。直到20世纪40年代，陈垣著《通鉴胡注表微》，才根据《光绪宁海县志》上所载由胡三省儿子胡幼文撰写的《三省公墓碑》，弄清了胡三省的确切生卒年代、籍贯和事迹（见陈垣《通鉴胡注表微》1957年版《重印后记》）。
胡三省于27岁时，即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及第，该榜状元为文天祥，同榜人物还有陆秀夫、谢枋得等。宋度宗咸淳末年，元军大举南侵，全力围攻襄阳，权相贾似道督师江防。胡三省因廖莹中的推荐，差充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当时的制置使汪立信面对危急的形势，向贾似道进陈《江防三策》，结果触怒贾氏，遭到废斥。以胡三省当时的职任，他应该参与了《江防三策》的拟议，本篇序文中也提到“从军江上，言辄不用”。1273年，襄阳失守，南宋已经名存实亡，胡三省遂回乡隐居著述，将全部精力用于注释《资治通鉴》。
胡三省的父亲胡钥笃好史学，于历代史注亦用心研究。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最初是为了完成其父的遗愿，但后来亡国的惨痛、人生的剧变，激发了他对现实政治、对历代兴亡的深切思考，成为他三十年不懈注释《资治通鉴》的巨大动力，即使遭受成稿遗失的厄运，也绝不放弃，他把自己的亡国悲愤和对国家兴亡的思考，都融入他的史注文字中。《资治通鉴》胡注不仅仅是一部史注之书，也是一部有思想、有主张，与《资治通鉴》同样博大精深的史学著作。
本篇中，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资治通鉴》的问世，改变了编年体史书长久以来的衰落不振之势，显示出编年体通史不可比拟的体例优长和叙事力量，它的地位与纪传体正史同等重要。他对《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社会政治价值的总结，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三省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他对经史关系的论述。胡三省生活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重经，先经后史，认为“经以载道，史以记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胡三省则认为：“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经载道，史亦载道，“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道在事中，因史求道，历史的价值就在这里。不仅如此，在胡三省看来，《通鉴》虽无续经之意（《通鉴》在时段上实接续《左传》），但有续经之实，《通鉴》是《春秋》的继承者，序中那段对《通鉴》著名的评论之语，一仿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对《春秋》的评价，或可说明这一点：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20世纪40年代，在《资治通鉴》胡注成书600多年后，近代史学家陈垣身陷日寇占领的北平，重读其书，感同身受，异代同悲，遂作《通鉴胡注表微》，总结、表彰胡三省的史学精神和民族大义。《通鉴胡注表微》是陈垣一生学术的里程碑之作，是近代学者研究《资治通鉴》胡注最为重要的作品。
1.略论宋神宗御制序与《资治通鉴》的编纂。
2.试述《资治通鉴》胡三省注的成书过程及其在“《通鉴》学”上的地位与价值。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林嵩.通鉴胡注论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