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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县名，今河南光山县）。他的父亲，新任光山县令司马池为他取名光。成年后，取字君实，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因祖籍陕州夏县（治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尊称“涑水先生”。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司马光68岁，在宰相任上去世，朝廷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故后世尊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自幼喜爱历史，7岁时，在家塾听讲《左传》，发生浓厚兴味，回家后能复述大意。青少年时期的司马光刻苦力学，终日读书，手不释卷，在熟读的基础上体会、思考其中的道理，他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
司马温公像
选自明弘治十一年（1498）木刻本《历代古人像赞》。
司马光故乡示意图
刘新光、郇馨丛绘制。
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出任华州（治郑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判官。宝元二年（1039）八月，父亲调任知杭州，司马光亦求改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就近照顾双亲，得到朝廷允许。康定元年（1040），宋与西夏战事又起，朝廷不仅下令增添北方各路弓手，还拟议在南方的两浙路大规模征发百姓充当弓手，司马光代父拟写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就两浙路添置弓手一事“极陈其五不可”，颇有见地，这是司马光第一次对时政发表自己的意见。清人顾栋高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观公此条奏，后日太平宰相规模，肇于此矣。”
从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元年（1041）两年内，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回到家乡，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在此期间，司马光潜心读书，深入思考，撰写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不拘成说、具有独立见解的史论文章。
庆历四年（1044），司马光服丧期满，任签书武成军（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判官，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滑州韦城县（治今河南滑县东南）县令。公余时间继续阅读经史，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蔺论》《龚君宾论》《不以卑临尊议》《河间献王赞》，以及十几篇史评文字，其中很多议论成为后来《资治通鉴》史论的基础。
庆历六年（1046），司马光奉调进京，自大理评事，迁大理寺丞，为国子监直讲。
皇祐元年（1049），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校勘注释古文《孝经》，又与同僚一起上书，请求校勘印行《荀子》和扬雄《法言》。先秦的荀子和西汉的扬雄是司马光一生推重的两位大儒，他本人曾经注释过扬雄的《太玄》和《法言》。
皇祐三年（1051），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再改为集贤校理。皇祐五年（1053），司马光父亲的好友、宰相庞籍罢知郓州（治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应庞籍之邀，司马光任郓州通判，兼典州学事，后庞籍为昭德军（治潞州，今山西长治市）节度使、知并州（治阳曲县，今山西阳曲县），辟光为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春，宋仁宗生病，数月不能听朝。仁宗无子，皇位继承问题令人担忧。时任枢密使的韩琦建议在宫中设立书院，选拔宗室中优秀子弟入内学习，并注意观察，仁宗采纳。知谏院范镇首先上书，建议选立皇储，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连上三书，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
嘉祐二年（1057）夏，司马光再次入朝，改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作《功名论》《知人论》。
嘉祐三年（1058），迁开封府推官。这年五月，他写了一篇《朋党论》。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六月，欧阳修继包拯之后权知开封府，直到次年二月
。此前，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也写过一篇《朋党论》
。“朋党”，是北宋中期以后议论甚多的问题，后来成为《资治通鉴》史论中的重要议题。
嘉祐四年（1059），司马光迁度支员外郎，仍直秘阁，判勾院，后受命修起居注。
嘉祐六年（1061），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他一生政治活动中最积极有为的谏官生涯。
在宋代，谏院与御史台合称“台谏”，它们的职责是：“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
；“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宋代台谏制度在仁宗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司马光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就任谏官之职，刚一上任，就连上数篇奏札，论“君德”，论“致治之道”，论“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向皇帝阐明当时为政之要务
。这些奏疏所论，都是有关君道、政体的大事，应该经过了长期的思考酝酿，其中寄寓着宋代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即让皇帝成为“内圣外王”的圣君，然后和皇帝一道重建社会秩序，回向理想的三代政治。当然，皇帝方面也显示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积极态度和雅量。正是这样较为开明的政治生态，造就了积极有为的谏官司马光。
出任谏官的三个月后，他再次就皇位继承问题进言，奏请仁宗定立储嗣
。嘉祐元年（1056），仁宗生病时，虽然有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官员建议立储，但仁宗无意为之，没有采纳。五年过去了，皇位继承人一事仍无着落。《宋史·司马光传》载：
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
，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
司马光对宰相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韩琦等拱手说：“敢不尽力！”
嘉祐七年（1062）八月，仁宗立侄儿赵宗实为皇子（即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人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司马光对建立皇储之事如此重视，如此尽心尽力，是鉴于唐代的历史教训。虽然整体上来看，宋代的皇位继承情况好于唐代，父死子继，顺利接续，但也出现过动荡。仁宗未有皇子，长期储嗣不立，就隐伏着一定的危机，当时“久被宠幸，用事于中”的宦官头目、入内都知任守忠即蠢蠢欲动。《宋史》载：“仁宗未有嗣，属意英宗，守忠居中建议，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
由于韩琦、范镇、司马光等士大夫与仁宗的协力合作，最终确立皇储，解除危机，实现皇位的平稳交接。司马光在仁宗建储这个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阳修说他“于国有功”，是“社稷之臣”
。不仅如此，英宗即位后，他又殚精竭虑，为疏通、化解英宗与仁宗皇后之间的矛盾，维护大局的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嘉祐七年（1062），朝廷擢升司马光为知制诰，掌中书词命，他以自己“文字恶陋，又不敏速”
，坚辞不受，继续担任谏官，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嘉祐八年（1063），他写下了著名的《谏院题名记》，文中说：“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在长达五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尽忠尽职，直谏敢言，针对科举取士、官吏考核、国家钱粮、军队冗员、宫廷宴饮、赏赐过当等许多现实问题以及朝廷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谏正，真可谓“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
。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擢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为皇帝讲读经史，不再担任谏官。
自仁宗嘉祐年间以来，司马光就已经有了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宏大计划。据刘恕说：
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
可见，这时他对于书籍的体例、断限、编写方法及编纂目的已非常明确。
治平元年（1064），司马光首先向英宗进呈了一部5卷本的《历年图》，用大事年表的形式，扼要地记述从战国一直到五代时期治乱兴衰的事迹，并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编年体通史《通志》。
治平三年（1066）四月，司马光将完成的《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尽秦二世三年（前207）——进呈给英宗。在《进通志表》中，他说：“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
英宗看后，随即于当月下诏，命司马光于崇文院设立书局，自行选用协修人员，接续《通志》，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准许使用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所有皇家藏书，笔墨、缯帛、费用由皇帝赐予
。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去世，年36岁，神宗即位，年20岁。四月，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同月，司马光进呈所修《前汉纪》30卷。九月，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十月初二，受命进读《资治通鉴》
。十月初九日，司马光初赴经筵，为神宗进读《资治通鉴》，神宗将亲制序文面赐司马光，“赐名《资治通鉴》，令候书成日写入，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
。司马光拜受后，读《三家为诸侯论》，神宗“称美久之”
。根据神宗御旨，司马光所编这部大书定名为《资治通鉴》。
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官僚、富户占田无限，“三冗”（冗军、冗官、冗费）导致财政危机，人民负担加重，被迫起义反抗，加上辽、西夏的不断侵扰，国家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裁减冗官，整顿吏治，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迫取消。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决心通过变法革新，整顿、振兴国家政治，实现富国强兵
。司马光对变法持反对意见。以理财之争为例，国用不足，是北宋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包括司马光在内的许多大臣对此都有论议，但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上，认识与主张不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的是增加政府收入，扭转财政危机，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通过发展生产、抑制兼并、设立法度来富国利民，所谓“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
。熙宁二年（1069），为推行变法，朝廷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提举常平等机构，司马光亦不赞成。他认为改善国家财政，不必在祖宗既已建立的一整套机构之上再另设机构取代三司，而主张通过加强纲纪、委任责成、严明黜陟来改善行政，显然更强调从整顿吏治入手。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迩英殿进读《资治通鉴》时，他与神宗的一段对话，对于了解他对变法的态度以及他的政治思想颇有帮助，节录如下：
迩英殿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一遵何故规，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岂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然则祖宗旧法，何可废也？汉武帝用张汤之言，多改旧法，汲黯面责汤徒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至晚年盗贼并起，由法令之烦也。宣帝用高祖旧法，但择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元，用群下之言，颇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
：‘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虚为此纷纷也。’陛下视宣帝、元帝之政，谁则为优？《荀子》曰：‘有治人，无治法。’故为治在得人，不在变法也。”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无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当急于求人，而缓于立法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之后，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围绕变法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朝廷中的政治形势也变得愈益严峻。司马光深知形势无法挽回，道不同不相为谋，遂决意离开朝廷，在西京洛阳任一闲职，编写《资治通鉴》
。
熙宁三年（1070）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熙宁四年（1071），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来到洛阳。熙宁六年（1073），改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
，继续住在洛阳，前后15年，始终以书局自随，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四月置局修书，司马光每修完一代史，即向皇帝进呈。到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时，已经完成周、秦、汉、魏四代历史；熙宁四年（1071），到洛阳以后，继续编纂由晋到后周十二代历史；到熙宁九年（1076）前，修成晋、宋、齐、梁、陈、隋各纪；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修成唐、五代诸纪，并于十一月最终奏进五代诸纪，至此，终于完成全书的编纂，前后历时19年；如果加上《通志》写作的几年，则《资治通鉴》的编纂时间在20年以上。《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囊括1362年的历史；以朝代为纪，共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与《资治通鉴》一同进呈的还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加在一起总计354卷。宋神宗看了修成的《资治通鉴》后盛赞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时年9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四月，司马光上《乞去新法病民伤国者疏》。五月，以新法反对派领袖召拜门下侍郎。十二月，上《请革弊札子》。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出任宰相。主政期间，致力于废除保甲、免役、青苗等各项新法，缓和宋与西夏的关系，避免战争。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故，司马光致信次相吕公著，肯定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主张“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同年九月初一日，司马光亦病逝。
《宋史·司马光传》说司马光“于学无所不通”。《宋史·艺文志》著录司马光著作近40种，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温公易说》《书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稽古录》《家范》《法言集注》《潜虚》《涑水记闻》《传家集》等著作10余种500余卷，至今流传。
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尊君和礼治，认为礼所规定的君尊臣卑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礼所规定的纲常名分、人伦秩序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法则；在这一秩序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的君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他说：“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
又说：“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
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他反复提到人君的“修心之要”（又称“人君之德”）有三——仁、明、武，即仁政、明辨、果断；“治国之要”（又称“致治之道”）有三——官人、信赏、必罚，即其所谓“六言”。他说：“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
在司马光看来，君主只要明辨是非，用心公正，仁政爱民，就能做到选贤举能，信赏必罚，最终达到致治的目的。反之，在论述历史上的各种弊政败端时，他也总是把根本原因追究到君主身上。如所作《朋党论》认为，朋党固然害政误国，但朋党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朝臣和士人，而在于国君，在于国君是非不分、用心不公，这个思想后来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司马光也特别强调“君”的决定作用，提出“君明臣直”。他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同样，他认为宦官、外戚干政局面的形成，也与人君有直接关系，君主对此尤应保持高度警惕。皇祐二年（1050），入内都知、宦官头子麦允言死，仁宗破例赠他司徒、安武节度使，给一品卤簿。司马光立即上书说，名器不可以假人，“卤簿者，所以褒赏元功”，“非近习之臣所当得者”，请求“追寝前命”
。在担任谏官期间，他曾严厉弹劾宦官任守忠，又上《论臣寮上殿屏人札子》，认为大臣上殿奏事，内臣（宦官）不当侍立，以免泄露机密
。后来又在《资治通鉴·唐纪》中，针对唐代宦官专权，特意写了一段很长的“臣光曰”，即重要史论之一《论宦官》，深刻分析历史上的宦官之祸
，意在警示当世的君主。
司马光认为人有善恶贤愚，君主也不例外，所以君主需要学习，需要谏正，需要知过必改、存善去恶，这是他特别重视谏官之职、重视经筵的原因
。英宗即位后，一度停经筵，司马光坚决主张恢复，请吕公著等人进讲《论语》和《史记》。
在德才关系上，司马光一向主张以德为先，德是最重要的，因而在人才选拔上强调以德统才。早在庆历四年（1044）就写了《才德论》，后来在《资治通鉴》开卷论智伯之亡时又特别发论，用历史事实说明德在人才选拔中的重要性。
司马光重视国计民生，主张通过轻徭薄赋、节俭用度、备粮救荒、避免战争等措施来养民安民。司马光的儒家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也突出地体现在《资治通鉴》的选材叙事与历史评论之中。
《资治通鉴》在继承前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历史考据学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显示了宋代史学的强大生命力和创新精神。具体来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建立了一整套严密合理的工作制度与方法，为这部编年体巨著达到空前的学术水平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一，主编全面负责的集体分工合作制。治平三年（1066）书局成立时，英宗同意司马光自选助手。司马光陆续选择了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为协修官，把当时最优秀的史学人才聚拢到《资治通鉴》的写作班子中。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高安（治今江西高安市）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举进士。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通鉴》编纂中，“遇史事纷错难治者，辄以诿恕”
。在《资治通鉴》协修诸人中“功力最多”
，实为全书的副主编。具体来说，刘恕主要承担了魏晋南北朝至隋部分的起草工作，又由于五代十国时期史事纠纷复杂，史籍残缺错乱，其他人难以胜任，故刘恕也一度承担了这一部分的起草工作。熙宁三年（1070）九月，司马光出知永兴军，刘恕亦提出外任申请，次年出监南康军（治今江西庐山市）酒税。熙宁九年（1076）十月，在洛阳与司马光商议修书事宜，留数月而归。两年后，于元丰元年（1078）九月，病逝于南康军，未能及身得见《资治通鉴》书成。著有《十国纪年》和《资治通鉴外纪》。
刘攽（1023—1089），字贡父，号公非，江西临江军新喻（治今江西新余市）人，与其兄刘敞（1019—1068）于仁宗庆历六年（1046）同榜进士及第，时年24岁。“博记能文章”，“尤邃史学”
，与兄刘敞、敞子刘奉世均精于《汉书》，时称“三刘《汉书》学”。治平三年（1066），以司马光之荐入书局同修《资治通鉴》，“专职汉史”
，即主要承担两汉部分的起草工作。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治今四川成都市）人。幼年丧父，由叔祖范镇抚养成人。嘉祐八年（1063）进士。司马光说他“智识明敏”“好学能文”
。熙宁三年（1070）六月，进入书局，直到元丰七年（1084）全书编纂完成。虽进入书局时间最晚，但在书局时间最长，是书局迁洛阳后始终跟随在司马光身边参与修书的唯一助手，全面负责书局的日常事务，并主要承担唐代部分的起草工作。《宋史》载：“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
著有《唐鉴》《帝学》，皆传世。
第二，长编法。《资治通鉴》全书在“长编”的基础上删定而成，即有名的“长编法”。司马光在写给范祖禹的信中，对如何作唐史“长编”的方法做了非常清楚的说明。第一步，先作丛目，即先将实录中的事目标出，然后附注有关篇卷信息，凡正史（新、旧《唐书》纪、志、传）、杂史、小说以及诸家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原则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
，尽量详备。第二步，制作“长编”（又称“草卷”），即据丛目中所附注的篇卷信息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汇编，其具体做法十分明确：
“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该《新》《旧》纪、志、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与丛目一样，长编采集史料的总要求是尽量详备，“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长编法保证了《资治通鉴》取材的广泛和详备。
丛目和长编阶段的工作，由三位协修官分别承担，基本分工情况是：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并一度负责五代十国部分；范祖禹负责唐，并接续完成五代部分
。长编完成后，对所有长编内容进行删繁取要、考订异同、加工润色、撰写评论直到最后定稿，则全由司马光一人负责，工作任务相当艰巨。在写给宋敏求的信中，司马光曾谈到他删定《唐纪》的情况：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据宋人说，洛阳保存有整整两间屋子《资治通鉴》残稿
，黄庭坚说：“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
，从中可见司马光从始至终一丝不苟、庄重严谨的工作精神。
《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既不同于以往的私家修书，往往势单力薄，也不同于官方修史，书成众手，质量不一，既发挥了集体分工合作的长处，又突出了主编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的核心作用，这是《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方法上的一项成就。
第三，考异法。《资治通鉴》在史料的考证利用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考异”方法，既广征博采，又谨慎考辨，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兼采存疑”的方法，保存“异文”，以备后世进一步考订。
司马光认为“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基于这样一个史料学思想，在关于长编的编制规则中，他明确规定了史料采集利用的方法，即要求做考异：“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也就是说，当同一历史事件有几种不同记载时，要对这些不同记载（异文）加以考订，判断正误真伪，决定取舍，是所谓“参考同异”，“择可信者从之”
，同时要将其余的史料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这就是“考异”。南宋学者高似孙评论说：“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然则一事用三四处出处纂成，是其为功大矣。”
据学者研究，《资治通鉴》全书征引、利用各种书籍总计359种，其中很多现今已经亡佚，赖《通鉴》保存了其中有价值的资料。
长编中的考异文字，原注于正文之下，司马光在最后删削定稿过程中，对这些考异文字修订整理，断以己意，另编为《资治通鉴考异》30卷，后与《资治通鉴》一同奏进。“考异”方法，是《资治通鉴》鉴别、考订史料的重要方法，不仅仅运用于编写长编的阶段，事实上贯串了《资治通鉴》编纂的全过程，在保证《资治通鉴》叙事的准确、客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资治通鉴考异》的内容来看，也不仅仅限于同事异文的考证，还包括各种史料问题的考订以及史料利用原则、编写方法等方面的说明，甚至包括史事的评论。正由于《资治通鉴考异》具有这样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后来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将《资治通鉴考异》文字分别散入《资治通鉴》的有关正文之下，以“《考异》曰”加以标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是以清人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所以在小字注文中可以看到《资治通鉴考异》的文字。
2.《资治通鉴》继承、发展了《左传》的叙事传统，把古代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艺术到《左传》和《史记》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司马光在继承《左传》的传统并充分汲取纪传体史书叙事之优长的基础上，对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手段做了很多的改进，很好地弥补了以往编年体史书同一史事、人物被分记在不同时序之下，前后悬隔、首尾难稽等缺陷，这里择要介绍其几项重要的方法。
第一，提纲法。叙事“先提其纲，后原其详”，即先用一句话揭明所述史事的纲领，然后再详述其始末原委。如《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正月辛丑载：
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豳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提纲法既便于叙事，也便于读史，后来朱熹在此基础上编纂《通鉴纲目》，大字提要为纲，小字分注为目，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体裁——纲目体。
第二，追叙法。对于长篇叙事，尤其在时间上跨月经年的历史事件，《资治通鉴》继承《左传》的方法，多用一个“初”字提起（或相似的文句，如“先是”等），先追述事由，再叙本事，使首尾照应，本末完整。
第三，连类法。当叙述某一事件、人物时，连带叙述与之相同或相关的史事或人物。这种方法在《左传》中即已出现，但在司马光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通过“连类而及”的方法，叙一事而兼及他事，既避免了孤立地叙事，或遗漏失载，又具有烘托主题、敷设线索的作用，其间尤见史学家布局构思、组织史料的功力。如《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灵帝建宁二年（169）记“党锢之祸”再起，于本事之外，又连类叙及李膺、范滂、郭泰、张俭、夏馥诸人事迹，或事不辞难，慷慨就捕，或一人逃命，牵连无数，或不言世事以保身，或逃入山林以避祸。叙述到此，“其事固已缤纷满纸矣”，然接下来又连类叙及汝南袁氏（袁绍）之贵宠当世，爱士养名，同族袁闳之闭居土室，摒绝世事，最后又引出申屠蟠的议论与遁世之举，真可谓旁及兼载，蔚然大观。司马光如此书写的用意在于，既“以见当时与李膺、范滂一流超然异趣者，亦复大有其人”
，也为袁绍最终诛杀宦官埋下伏笔。再如，《唐纪二十八》玄宗开元九年（721）十二月记安州别驾刘子玄卒，连带记述著作郎吴兢坚拒宰相张说请求修改《则天实录》中对自己不利记载之事
。
第四，带叙法。以上为《资治通鉴》书事之法，此则为书人之法，即附带叙述之意。编年体史书既以时序为中心，对于所记人物多不详其籍贯、世系。《资治通鉴》则采纳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列传的写法，在行文中，凡第一次出现的人物，一般都明载其邑里、世系。如《汉纪六》文帝前四年（前176），“以御史大夫阳武张苍为丞相”，揭明张苍为阳武人；又如《唐纪十三》贞观十八年（644），“又命太仆少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瑀之子也”，是对萧锐家世的交代。对于公侯大臣的封爵、谥号，《通鉴》一律附载于其薨卒之时。如《晋纪十六》咸和四年（329）载“始安忠武公温峤卒”，永和二年（346）载“西平忠成公张骏薨”，这里的“始安”“西平”是封爵，“忠武”“忠成”是谥号。带叙法使《通鉴》在记录人物邑里、世系、封爵、谥号等基本信息方面整齐划一，有始有终，是编年体史书在记人方面的一个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唐代实录已经形成书写“附传”于人物薨卒之时的形式，故《通鉴》的做法应该是在实录基础上的发展。
在历史文学方面，《资治通鉴》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通鉴》叙事简明，生动含蓄，名篇佳段千古传诵，这些都要归功于司马光的大家手笔。苏轼说，司马温公“文词醇深，有西汉风”
。现代学者黄公渚评论说：“光所为文，不矜才，不使气，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之妙，而论事透彻，说理精深，尤为独绝”
，并认为司马光的文章风格源于他的学术，是他“真实纯朴之学”的自然流露。
《资治通鉴》善于剪裁。其叙述历史人物、事件，在保留以往纪传体史书精彩文字的基础上，往往比原书写得更紧凑、更精练。如《通鉴》卷四十五写“班超出使西域”，主要取材于范晔《后汉书·班超传》，范书原文内容完整，文笔“简净劲健”，《通鉴》改动很少，但比照之后，仍可以看出其删节得更为简洁扼要
。
《资治通鉴》善于刻画人物。如卷七十八写蜀汉之亡一段，使主要人物的性格在复杂变幻的历史场景中暴露无遗，将“刘禅的昏懦无能，司马昭的权诈百出，姜维的智勇深沉，邓艾的粗鲁朴实”，都写得颇有声色。又如写契丹灭后晋（参见本书第十八讲“契丹灭后晋”），情节复杂跌宕，对人物内心矛盾的描写非常深刻，笔墨酣畅，令人百读不厌
。又如写淝水之战（参见本书第十四讲“淝水之战”），对于苻坚、慕容垂、谢安等人物的刻画生动传神，入木三分，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资治通鉴》善于写战争。《通鉴》中很多名篇佳段是关于战争的题材。《通鉴》写战争，特别注重写出战争发动的原因和双方在拟订军事计划时的各种争论，从而揭示出影响战争成败的因素。本书所选“淝水之战”就是《通鉴》中的战争名篇之一。
《资治通鉴》善于说理。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撰写了一百多条“臣光曰”，随事发论，选取独特的观察角度，针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和事件，因事析理，发表其政治、历史见解。如《通鉴》开篇“臣光曰”论周天子初命韩、魏、赵三家为诸侯，实为一长篇议论文，司马光用一个个生动的历史事例来说明“礼”、“名”、纲常人伦在君主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环环相扣，再三致意，语言简明淳朴，说理透彻有力。再如卷一百零六“臣光曰”论前秦苻坚败亡之原因，不拘成说，发抒独识卓见：
论者皆以为秦王坚之亡，由不杀慕容垂、姚苌故也。臣独以为不然。许劭谓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坚治国无失其道，则垂、苌皆秦之能臣也，乌能为乱哉！坚之所以亡，由骤胜而骄故也。魏文侯问李克吴之所以亡，对曰：“数战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何故亡？”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坚似之矣。
《通鉴》卷二百三十三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十二月载：“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赵光奇遂将朝廷“诏令不信”，百姓深受其苦的惨状如实而对，德宗“命复其家”。司马光立即评论说：
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这段文字一气呵成，气势不凡，说理相当有力，使人无可辩驳，被誉为“《通鉴》史论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
所谓历史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如前所述，《资治通鉴》编纂思想明确、编纂原则谨严、体例内容独具特色，因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更有助于人们鉴古知今，获得历史智识。钱穆曾论及“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之不同。他说：
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今日所需历史的智识。……人欲求历史智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惟借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惟对现在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作为我国最好的“历史材料”之一，《资治通鉴》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贯通古今的编纂体例、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编纂内容、以史为鉴的编纂思想和史论结合的编纂特点。
1.贯串古今，会通观察。
北宋初年，中国历代纪传体正史从《史记》到《旧五代史》已有十七部之多
，并且纪传体史书由纪、传、表、志等不同部分构成，在记事上存在着“同为一事，分在数篇”
、“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等问题，给人们读史、治史带来很大困难。前文提到，嘉祐年间，司马光曾对刘恕说：“《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
可见，编纂一部简明扼要、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以取代内容繁富的十七史，实在是时代的需要。司马光顺应这种需要，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工作。
《资治通鉴》是一部质量空前的编年体大通史。它上起战国，下至五代，系统地叙述了上下1362年的历史，在体例上贯串古今、时序分明，在编纂上广征博采、严谨考订，整齐历朝正史，熔铸一家风格，“叙之井井，不漏不烦”
，不仅很好地解决了以往正史“同为一事，分在数篇”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同为一事，分载数书”的情况下了极大的提炼、整合功夫，可以做到一书在手，历代大事囊括其中，兴衰得失汇聚眼前，这是以往任何一部史著都无法比拟的。清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
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未有能逾之者焉。”
2.资治：以政治史为中心。
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注重政治史，注重从国家政治兴衰的角度来梳理、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观察、总结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及其经验教训。早在给英宗的奏疏中，司马光就明确说明了《通鉴》的编纂意旨和取材原则：“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
。可见，《通鉴》首先是一部政治史著作，其核心意旨在于“资治”，为帝王治国、为君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历史借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马光生前就曾在经筵上亲自为皇帝讲读《资治通鉴》，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把它作为重要的历史教材。作为一部政治史著作，《通鉴》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注重记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事迹，对历代重要的政治措施、重要政治人物的事迹言行都详加记述，使人看到一个王朝如何一步步兴起，又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从正反两方面吸取经验教训，《通鉴》做到了善恶必书，既记载如汉之文、景以及唐太宗等历史上的贤明君主，也记载了各种昏君恶主；既记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谏官，也记载了很多欺君害政、祸国殃民的奸臣和贪官污吏，揭露历史上惊人的政治黑暗与腐败，用以警示当世的君主和士人。从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通鉴》是一部古代政治的治乱兴衰史之作。
第二，大量地写战争，包括对外防御战争、汉族与周边各民族的战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以及农民战争。《通鉴》用很多篇幅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等，在记述过程中，对历史上的暴政统治以及贪官污吏对农民的欺压剥削都有所揭露。
第三，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对前代正史诸“志”中关于礼仪、军事、刑罚、职官、食货等方面的内容颇多采录，如西汉除肉刑、曹魏九品官人法、西晋罢州郡兵、北周创府兵制等等。
第四，重视经济民生，对土地、赋税、钱币等经济问题，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和重要的经济措施，一般都加以记载。如三国曹操行屯田制、北魏均田制、唐代租庸调法以及唐代刘晏理财和杨炎创两税法等。值得注意的是，《通鉴》于战争、动乱后的安抚民生、经济恢复之举，十分注意，每加记述。如卷一百五十八梁武帝大同七年（541）十二月载：
东魏丞相（高）欢以诸州调绢不依旧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
魏自丧乱以来，农商失业，六镇之民相帅内徙，就食齐、晋，欢因之以成霸业。东西分裂，连年战争，河南州郡鞠为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饿死。欢命诸州滨河及津、梁皆置仓积谷以相转漕，供军旅，备饥馑，又于幽、瀛、沧、青四州傍海煮盐，军国之费，粗得周赡。至是，东方连岁大稔，谷斛至九钱，山东之民稍复苏息矣。
〔胡三省注：史言高欢于兵荒之余能纾民力。〕
此外，《通鉴》记事还表现出重经崇儒，注重文德教化的特点。如《通鉴》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五代时期后唐的“九经印版”和后蜀毋昭裔捐资兴学、“且请刻板印九经”（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五月）的文教盛事。《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1）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六月）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胡三省于此表彰说：“史言圣人之道所以不坠者，以其有方策之传也。”
《资治通鉴》虽然不载文人，但对与国家政治、王朝兴衰有密切关系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材料也多有涉及。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资治通鉴》的确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古代政治通史著作。
这里我们也应注意到史学家的政治思想和作史意旨会影响到史书的选材与写作，司马光保守的政治观和“资治”的编纂思想在《通鉴》对重大问题的历史书写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如关于商鞅变法的记载，尤其是商鞅就变法问题与反对派甘龙、杜挚等人的辩论，以《史记》与《通鉴》相比较，会发现《史记》的内容比《通鉴》的详细很多；《史记》中所载商鞅“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一类的变法言论，《通鉴》中都弃而不取，从中透露出司马光个人反对变法的政治倾向
。再如《通鉴》关于唐高祖李渊建唐、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夺位一段历史的记述，都表现出有违事实真相的曲笔回护，“把李渊写成‘乱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写成颇有才干的孝子”
，透露其通过历史编纂宣扬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之道，巩固与维护宋朝统治，为宋朝皇帝总结历史经验的良苦用心。瞿蜕园在《通鉴选·前言》中就指出《通鉴》有两个最重要的缺点，一是“主观见解过于浓厚”，另一个是“过于轻视文人”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与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和编纂目的有关。因此，无论是读史，还是治史，都有必要“知人论世”，对史书编纂者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好地理解其著述。
3.以史为鉴，史论结合。
《资治通鉴》之作，具有明确的“以史为鉴”的目的，其史论结合的编纂方式是实现“以史为鉴”的重要途径。《通鉴》继承了《左传》“君子曰”和《史记》论赞的传统，在会通古今、整合记述1362年史事的同时，还以附论的形式，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评论，褒贬劝诫，探讨致治之道，涉及很多重要的政治问题，深化了史论的内涵，增强了这部历史巨著“资治”的意义。
《通鉴》共有附论215篇，其中118篇由司马光撰写，即“臣光曰”，另外97篇则选录孟子、荀子、贾谊、扬雄、班固、荀悦、范晔、陈寿、习凿齿、裴子野、沈约、傅子（傅玄）、李德裕、欧阳修等人的议论。《通鉴》“臣光曰”固然反映了司马光的帝王中心论和“礼治”决定论的政治历史观，但同时也蕴含了司马光对于关乎经邦治国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总结、分析。综观《通鉴》一百多条“臣光曰”，绝大多数围绕“人君之德”和“致治之道”展开，如：帝王如何对待谏诤；如何处理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以什么样的标准选官用人，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如何崇俭戒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何力戒骄傲、怠政，慎终如初；如何重视道德风俗教化，建设国富民安的承平社会；如何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对戚宦干政、“朋党”政治保持高度警惕；如何以礼治国，以礼治军，维护君君臣臣的政治秩序；等等。其中不乏大胆的批评与合理的议论，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的宋代理学对宋代史学的影响。如在那篇著名的《论唐代宦官之祸》的长篇史论中，司马光深刻地分析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原因。他说：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汉不握兵，唐握兵故也。
他进而梳理了唐代宦官专权的形成过程，指出：
然则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易》曰：“履霜坚冰至。”为国家者，防微杜渐，可不慎其始哉！
对此，学者陶懋炳指出司马光本篇之论“有其针对性”。根据文献记载（《宋史·宦官传》）和学者的研究（柴德赓《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北宋建国以后，即曾用宦者监军统兵。庆历以降，宦官居边统兵者渐增，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由于神宗的倚重和纵容，宦官势力更炽。哲宗朝虽然没有宦者主兵，但到了徽宗时期，宦官童贯、谭稹之辈皆握兵权，所受宠信、重用更过于熙、丰（童贯自西北监军到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比宰相，势倾一时），终于亡国。这说明，在司马光的时代，宋代政治中隐藏着严重的宦官干政的危机，“倘使不是北宋末形势急转直下，则宋朝很有可能再出现一次宦官之祸”
。由此看来，司马光本篇之论蕴含了深刻的“以史为鉴”的意旨，也显示了他作为一位优秀史学家的政治预见性。
《资治通鉴》自成书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千古流传的史学名著，让世世代代的读者从中汲取社会人生的宝贵智慧和有益的经验教训。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我们今天学习《资治通鉴》，绝不限于胡氏之论；我们既可以将经过史学家严谨整理的、具有相当系统性和深度的历史素材，运用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学科的研究和理论总结，使之更加精密，又可以从前代的历史和先人的活动中，获得对当代社会、对自身更加完整清晰的认识，更可以结合现实问题，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分析、提炼有益的成分，使之发挥出积极的借鉴作用，如：重视道德风俗建设的“德治”思想，提倡奖廉惩贪的吏治主张；重视国计民生，把国家的长治久安建立在人民生活富裕、“家给人足”基础上的经济主张；强调“民心”在政治兴衰和社会发展中之重要作用的思想；广开学校，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教育主张；反对迷信附会之说，提倡求真务实的学术与政治主张；等等。
《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即用此意命名《通鉴》。“鉴”者，镜也。东汉荀悦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
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资治通鉴》是传统史学的精华，是常观常新的社会历史的宝鉴，如果我们善加学习、利用，其效必不止于知兴替，亦可以正衣冠、明得失矣！
《资治通鉴》的改编工作，在司马光生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资治通鉴》虽然已经对前代卷帙浩繁的正史、实录做了一番去粗取精、化繁为简的工作，但仍然有将近300卷的篇幅，一般士人要想通读全书，并非容易之事，何况帝王日理万机，更是无暇周览。所以，在《资治通鉴》编纂完成的同时，司马光又编纂了《资治通鉴目录》30卷，与《资治通鉴》一同进呈。
《资治通鉴目录》不是简单的目录，而是根据编年体史书的特点，用年表形式编纂的提要式目录。目录上方是纪年，采用当时最精确的历法——刘羲叟的《长历》
；目录中间，采用《史记》年表的形式，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摘录《资治通鉴》正文中的精要之语
，散在其间；目录下方则标注卷数，指明某事在某年、某卷，以便检寻。《资治通鉴目录》是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目录，兼采目录与史表的形式，实际上具有《资治通鉴》节本的作用（今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又据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司马光晚年仍有感于《资治通鉴》卷帙繁重，不便阅读，而《资治通鉴目录》虽略举事目，但记事仍不周备，于是又着手编纂了80卷的《通鉴举要历》
。这部书今天没有流传下来，朱熹在其《晦庵集》卷七十六《资治通鉴举要历后序》中论及此书，说它尤其体现出司马光“爱君忠国，稽古陈谟”的一片心意。
司马光以后，为了更好地阅读《资治通鉴》，又有人尝试对它进行改编，如沈枢用类书方法编《通鉴总类》20卷，袁枢用纪事本末方法编《通鉴纪事本末》42卷，朱熹用纲目方法编《通鉴纲目》59卷，其中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最有影响。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宁建安（治今福建建瓯市）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官至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袁枢喜读《资治通鉴》，但深感其卷帙浩博，一般士人难以卒读，遂自定体例，以事件为中心，辑录排比原书的材料，将《资治通鉴》1362年的史事组合为239件大事，每事立一标题，起《三家分晋》，迄《周世宗征淮南》，每事“各详起讫”，“各编年月”
，本末完整，时序清晰，极便阅读，一种新的史书体例——纪事本末体随而产生。
《通鉴纪事本末》只就《资治通鉴》取材，材料上没有增补，正目239个，附录近66条，一共记载大小305件要事，绝大多数是有关政治、军事方面的内容。与《资治通鉴》有所不同的是，袁枢在编纂过程中很讲究“《春秋》笔法”，注意用“平”“据”“灭”“叛”“乱”“篡”“寇”“伐”“逆”“讨”等特定的字，以表示善恶褒贬的态度
。
《资治通鉴》广征博采，内容丰富，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地理以及各种典章制度，没有一定的相关知识，不易阅读。《资治通鉴》成书后，刘安世作《音义》10卷，为之注释，但其书不传。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四川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市）人史炤用1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完成了《资治通鉴释文》30卷。史炤注征引颇广，尤长于音义训诂，在《资治通鉴》注释学上有首创之功，但也有很多抵牾失误之处。到了宋末元初时，胡三省在史炤《资治通鉴释文》的基础上，用了30年时间为《资治通鉴》作注，完成《资治通鉴音注》294卷
。胡注的内容非常丰富，尤其在地理沿革、制度演变和史事的疏通订正上，赅备明白，功力深厚。不仅如此，胡注还以“史言”等形式，对《通鉴》的“史意”“书法”随事阐发，并常常针对史事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评论，其间蕴含着胡三省的历史见解，寄托着他深沉的亡国悲愤。如《通鉴》卷二百七十六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十二月载：
史馆修撰张昭远言：“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今卜嗣建储，臣未敢轻议。至于恩泽赐与之间，昏姻省侍之际，嫡庶长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绝其侥冀。”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
胡三省注云：
自梁开平以来，至于天成，惟张昭远一疏能以所学而论时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赏叹而不能用，呜呼！帝之赏叹者，亦由时人言张昭远儒学而赏叹之耳，岂知所言深有益于人之国哉！
胡三省注是《资治通鉴》最好的注本，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点校本《资治通鉴》，就是选用清人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标点整理而成
，因此我们现在仍可以方便地借助胡注来阅读、研究《资治通鉴》
。
晚明的时候，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严衍（字永思，1575—1645）专心古学，好读《资治通鉴》。从万历四十三年（1615）起，在谈允厚的帮助下，针对《通鉴》记事的遗漏、失误和取舍失当等问题，对《通鉴》正文、注文乃至胡注进行补正，“遍翻历朝旧史，跟《通鉴》正文一一对勘，寻根溯源，搜括剔取，订正讹误，拾遗补缺”
，到崇祯十七年（1644），最终完成《资治通鉴补》294卷。钱大昕对于这位家乡先贤的著述给予肯定，认为“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耳”
。该书是继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之后问世的一部具有规模的《资治通鉴》的订补之作。
《资治通鉴》问世后，很多学者在阅读时，对其史法、史事加以评论，如南宋学者胡寅（《读史管见》）、洪迈（《容斋随笔》）、高似孙（《史略》《纬略》）、朱熹（《朱子语类》、章如愚（《群书考索》）、王应麟（《困学纪闻》），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资治通鉴》有所评论。但对《资治通鉴》全书进行系统评论，并写成史论专著的，只有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治今湖南衡阳市）人，是清代重要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读通鉴论》是他晚年的力作。像胡三省一样，王夫之是带着亡国的悲愤撰写此书的，他著书的目的就是要真正地以史为鉴，通过《资治通鉴》深刻地反省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他对“资治通鉴”意义的阐发超越前人，认为所谓“资治”，“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
，即以史为鉴，不只是因之照见历史的得失而已，还必须对这些得失加以深刻的思考，从中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他说：“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又认为史书要起到“资治”的作用，要做到“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就必须写出“经世之大略”。他说：“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繇也，则恶用史为？”
因此，王夫之读《资治通鉴》，非常注重总结“经世之大略”，如“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
；“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明君之治，择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择司铨司宪者而已”
；“人君之待谏以正，犹人之待食以生也。绝食则死，拒谏则亡”
；“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
；“非法之难，而人之难也”
；“一代之制，各因其时”
；“事随势迁，而法必变”
；“损其恶，益之以善，而天下遂宁”
。同司马光一样，王夫之亦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
，“名教之于人甚矣”
，强调儒家的纲常之制、人伦教化是治国的根本。
此外，王夫之论《资治通鉴》能够从客观事实出发，突破前人成见，指出司马光叙事立论中存在的问题。如对于唐中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过去史学家都“极其贬诮”
，《资治通鉴》中亦以“邪党”称之
，王夫之认为“平心以考其所为”，这种态度是不公正的。“二王八司马”集团“自其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
。又批评《资治通鉴》关于唐代“牛（僧孺）、李（德裕）维州之辨”的议论，不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来评断古人，有违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他说：“牛、李维州之辨，申牛以诎李者，始于司马温公。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錞之说，以戒时君
。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
总之，带着明确的经世目的，读史以求“经世之大略”，“所以为力行求知之资”，“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
。这就是王夫之治史的目的、评史的境界。读者通过《读通鉴论》再反观《资治通鉴》，会对历史上治乱兴衰之迹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读通鉴论》全书30卷，依朝代和帝王顺序编排，每一朝代或每一帝王之下分为若干篇，每篇选取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评论。卷末另附《叙论》4篇，集中说明该书的著述目的和指导思想。现有中华书局1975年舒士彦的校点本，阅读起来很方便。
与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不同，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本位，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因此一个人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会被编排在不同的时间下，有些长时段的史事，更会被分载于不同的卷次中；前面提到，司马光为了读史的方便，在编写时已经尽量注意前后照应、首尾完整，但在依时系事的原则下，不同的事件按顺序排列，而相同的事件被隔绝分开，这种情况仍会给阅读带来不便，《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编选教材，在每一讲的专题确定之后，在选文上也十分注意将有关的材料尽量集中，删去与之无多大关系的其他记事，以突出主题内容。这里要注意的是，这是选编的结果，并非《资治通鉴》原书的面貌。
《资治通鉴》作为以时间为本位的编年体通史，如何处理历史纪年是个大问题。关于《资治通鉴》的纪年问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资治通鉴》采用当时第一流天文历法专家刘羲叟的《长历》为纪年依据，依《长历》来判定旧有史籍记事的时间（朔闰、甲子），故历法上的错误较少。其次，《春秋》记事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节），以时系年”
，《资治通鉴》作为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还要以君系于朝（代），以年（号）系于君（主），故其编次的顺序为朝代、帝王、年号、季、月、（干支）日，如《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629），“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再次，《资治通鉴》记载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其间列国对峙或分立的时间很长，朝代变更、皇帝改元的情况很多，给编年体通史的纪年带来难题。对此，《资治通鉴》的处理办法是只取一国、一帝（即一种）年号，对同时存在的其他年号不予注出。在古代，史书年号的选用涉及以哪个王朝为中心、为正统的问题，宋代史学家对此争论得很激烈。统一时代的纪年问题不大，但三国、南北朝、五代这样分裂的时期，用谁的年号纪年就是问题。司马光采取比较客观务实的办法，先理出一个历代王朝的传承系统，然后就以这些朝代的年号纪年，所谓“借年纪事”，执简御繁。在《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的一段“臣光曰”中，司马光对此做了说明：
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
、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在《答郭长官纯书》中，司马光又解释说：“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
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中看到，三国鼎立时期，只用曹魏的年号来纪年，不用蜀、吴的年号，南北朝则全用南朝年号，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陈亡后，始用隋的年号。《资治通鉴》的这个纪年办法存在一些问题。且不说当时的一些学者从正统观点出发，对《资治通鉴》记三国历史以曹魏年号纪年的非议（他们认为应该以刘备的蜀汉年号纪年，如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就是这样做的），就从读史的角度来说，也是很不方便的。柴德赓就指出：“一部编年史既然写南朝，也写北朝，甚至北朝的事情写得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就使读者茫然不辨；纪年为南朝，记事则为北朝，很不方便，也不合乎事实。”
这的确是《资治通鉴》纪年法的缺点。
关于《资治通鉴》纪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帝改年号的问题。有时，同是一年，会有两个甚至多个年号，比如上半年是一个年号，下半年则改为另一个年号。对于这种情况，《资治通鉴》也只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以求整齐划一、眉目清晰，但这个办法也有不便之处。以公元710年为例，这一年在唐朝历史上实际有三个年号：先是上接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709）的“景龙四年”；到六月，中宗被毒杀，少帝李重茂即位，改元唐隆，又为“唐隆元年”；不久，临淄王李隆基起兵，睿宗李旦即位，七月，改元为景云，又为“景云元年”。在《资治通鉴》中，本年纪年从一开始就称景云元年，上接中宗景龙三年，其余年号皆未分注。胡三省感到有必要加以说明，在“景云元年”之下加了一条小注：“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始改元景云。”
再如：《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七《陈纪一》陈高祖永定元年（557）下，胡注曰：“是年十月受禅，始改元永定。自十月以前，犹是梁太平二年。”
胡注的这类注释，对我们阅读《资治通鉴》是很有帮助的。
“《资治通鉴》选讲”是大学通识教育的主干课程之一，其目的绝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普及，还在于传统文化经典、古籍原著阅读能力的训练与提高。
本书的基本体例由专题式的单元、选文、注释、讲评、思考题和参考文献六个部分组成。每一个单元都有一篇导论性质的解题文字，帮助读者了解这一单元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每篇选文之后的讲评则是对选文主旨及其内容的分析和点评。尽管每篇讲评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揭示问题、理清线索、引起思考、指导进一步的阅读与学习方面，讲评与单元解题、思考题以及参考文献，是相互联系、相互照应的，其总的目的就在于帮助读者把握选文内容、了解和关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并指示进一步学习与研究的门径。
为了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原文，辅助自学，本书为每篇选文编写了详备的注释，希望学生借助注释，切实读懂、弄通选文的内容，培养阅读文言史籍的能力，进而能够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和专业文献，独立阅读原文，强化自主学习意识，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关于开展自主学习，这里再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可以本书各讲内容为线索，有选择地回读《通鉴》原书，包括“考异”的部分，直接认识、感受原典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利用胡注。面对《通鉴》重大历史事件的纷繁史实，胡注往往具有很好的梳理和提示作用，细读《通鉴》原文者，对此会有切身的体会。二是鉴于《通鉴》主要在历代正史、实录的基础上采写而成，故在学习过程中，可带着问题和兴趣回检相关的正史，并将《通鉴》的记载和正史的有关内容做细心比较，从中不仅可以观察《通鉴》对正史资料的利用方法和取舍意旨，也可以领会到《通鉴》高超的历史叙事艺术，当然还可以发现《通鉴》剪裁编写的一些疏失之处。三是我们说读史明智，首先应注意端正读史的态度，就是说在古代史学经典的学习中，既要注意汲取那些对于社会、人生具有积极启示意义的思想、智慧和经验，还要注意摒弃和批判《通鉴》所揭露的各种贪婪、狡诈、残暴等人性的黑暗以及所谓的“机巧”与“权诈”的手段。在这方面，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三》中就如何“论史”以及论史中存在的弊端有一番议论，对我们今天读史仍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因此，本书“绪论”选录了其中一段文字作为解题，用意亦在于此。总之，以史为鉴，首先要对历史有较为深入、系统的学习和了解，要具备阅读、解析古代史学经典的能力，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学习《资治通鉴》的一个共识，也是本书编写的目的。
最后要说的是，要想真正领略《资治通鉴》的魅力，可以选择一些《资治通鉴》的名篇佳段，反复诵读，这不仅有助于透彻地理解原文，准确地把握司马光遣词造句的用意与风格，而且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1.《资治通鉴》对中国传统史学有哪些方面的继承与发展？
2.《资治通鉴》在内容和编纂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3.试析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对《资治通鉴》编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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