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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怎么判断我们进行的尝试是“创新”而不是“乱来”？对于我们新推出的体制机制，该怎样去评价？对制度和治理进行评价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有些学者认为，制度评价的标准是看其最终结果，比如经济发展水平。但是，有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原因可能不在于制度，而在于资源禀赋或者技术优势。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制度评价不能看结果，而是要看制度本身的属性，比如是否体现了现代治理的价值，包括民主、开放、公正、责任、有限、廉洁、有效等等。不过，用制度属性来评价也有难题，因为对于诸如民主和公正的判断是具有政治性和文化性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国际上有不少关于国家治理的指标体系和排名，比如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数，但是这些指标体系往往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带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色彩，并通常采用让人诟病的数据来源，对我国进行制度建设的指导意义有限。
《决定》给出了自己的标准。当然，如前所述，制度建设最根本的标准，是历史标准、理论标准、实践标准、人民标准。从宏观上看，我们党一贯强调要在“结果”标准和“属性”标准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制度评价要看结果，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是否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否能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说道，“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三条标准属于结果标准。另一方面，制度建设也要看制度属性，要看制度是否满足一定的条件，制度属性是结果标准在过程上的保障和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个代表”就是这样一种要求，即制度建设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更具体地看，《决定》对我国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标准做出了回答。《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体系的总体标准是“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要求“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决定》提出了在一些具体领域进行制度建设的标准。比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行政体制建设的标准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以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预算制度的标准是“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央地关系的标准是“权责清晰、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社会治理的标准是“共建共治共享，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当然，在某些领域，制度建设的标准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官僚制的一个倾向就是，当一个旧的制度出了问题，就再制定一个新的制度来进行应对，导致制度越来越多，形成繁文缛节。因此，制度建设还要讲究简单实用，也就是言简意赅、易知易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他强调：“不管建立和完善什么制度，都要本着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原则，注重实体性规范和保障性规范的结合和配套，确保针对性、操作性、指导性强。”于法周延，就是要减少制度漏洞，力求做到周到、周密、周全。于事简便，就是要易用、好用，不烦琐、不深奥，简便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