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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系统总结我国制度优势之后，进一步提出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也就是说，要将静态的制度结构优势转变为动态的治理效能优势，这说明提升治理效能已经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重要目标。而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部分，《决定》再次强调要“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由此可见，提升行政方式的效能化程度，是此次《决定》所提出的重要要求。行政效能，跟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出来的政府绩效，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相比之下，效能更加强调组织活动是否达到组织发展的预期目标，更加关注组织行为的效率和能力，具有较强的自上而下的色彩；而绩效考察的内容更加全面多元，更加关注组织和个人的产出，评估的维度也相对多元。因此，提高行政效能，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所说的绩效管理。
从公共管理学原理分析，影响行政组织效能的因素很多，包括组织的人力资源、组织架构、团队文化以及技术条件等。《决定》重点从三个方面强调通过创新行政方式来提升行政组织效能。首当其冲的是“严格机构编制管理，统筹利用行政管理资源，节约行政成本”。机构编制管理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制度，其通过科学、专业、高效的编制体系来有效控制政府规模，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科学化，为多年来保障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科学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编制分配本来是国之公器，其分配权应当属于代表政府控制政府总体规模的编制部门，但现实情况是一些职能部门会有意识地将空缺和富余的编制视为自己部门的私有财产，一旦分配给这些部门就很难再重新调整出来，最后导致有的部门缺编现象严重，有的部门却有空编富余的奇怪现象，致使有些部门因工作而引入编外人员。而对于这种“有编不用，编外用人”的奇怪现象，许多地方的编制部门虽然掌握情况，但也因为担心触动相关部门的核心利益，而不愿意主动加以监察督促，长此以往，就会带来政府编制规模过大、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最后影响行政组织效能的提升。基于此，2019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强调机构编制资源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而《决定》提出的编制资源的统筹使用，就是要实现政府编制管理的动态优化配置，需要各部门针对编制的存量和增量进行进一步优化，由此，编制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提升行政组织效能的作用。
提升行政组织效能的第二大举措是“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从管理学原理来看，扁平化管理主要是通过减少管理层级，适度提升管理幅度来提升行政组织效能，减少信息沟通的不必要损耗，并展开适度的授权管理。作为一个人口和土地面积大国，我国从中央到地方一共分为五级政府，如果把副省级城市以及带有较强行政色彩的村也算进去，实际上的政府层级会达到六级半，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较多的。过多的政府层级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较大，政策执行成本高、落实不到位，以及信息沟通不畅等弊端。为此，近年来，我国开始试点推行省直管县、撤镇设市，甚至市直管镇等改革，其目的就是在保持现有行政体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管理层级来推行扁平化管理，从而保障行政效能的实现。可以展望，未来这方面的改革将会继续全面和深入推进。
第三大举措在于，《决定》还十分强调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提升行政组织效能，明确“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信息技术革命对各国政府的行政组织效能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数字政府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对政府的内部管理以及对外服务进行全面重塑与优化，从而使政府能够以数据为决策、执行、服务、监测和评估的基础和依据，最终有效提升政府的行政组织效能。长期以来，我国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部门信息数据难以共享而导致信息孤岛的问题，进而使数字技术在行政服务中的应用只停留在表面，难以真正成为提升行政效能的利器。《决定》把数字政府建设和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作为重点提出来，可以预期，未来同级政府不同机构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数据共享和数字化建设将会进一步增强，数字政府将成为提升政府行政组织效能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