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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的行为逻辑是综合考虑强制、规范与文化的力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前提是制度能够影响治理主体的行为。制度的行为逻辑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后果的逻辑，行动者遵守制度是基于在资源配置、法律法规等方面的考虑，希望能够避责或者获利，在很多时候，后果逻辑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另一种逻辑是身份或者正当性逻辑，即行动者遵守制度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是符合行动者身份或者信仰的。以反腐败制度为例，后果逻辑体现为推进不敢腐与不能腐的体制机制，而正当性逻辑则体现为推进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决定》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两种逻辑的统一。
在后果逻辑方面，主要是强化考核与督查制度。比如《决定》第十四部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提出 “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强化考核与督察也体现在具体的政策领域。比如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决定》强调要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等。
在身份逻辑上，强化领导干部的党员意识。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保全党遵守党章，恪守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同时，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调党员要“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这些都是强化党员干部的身份逻辑，它有利于在各方面攻坚克难中实现党建引领。只要党员干部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份意识，那么不管具体的政策条文是否清晰，他们都会在行为上负起责任，摒弃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
正当性逻辑还包括一个国家在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上的建设。比如，《决定》第七部分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正当性逻辑也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决定》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决定》第十五部分强调，要“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
正当性逻辑也包括一些更具体的规范。比如：在依法治国上，《决定》强调“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强调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际上，对于《决定》的全面宣传与学习，也是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建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正当性逻辑，建立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