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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的内容

1.1.1 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多模态话语(语篇)是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张德禄,2009)。本课题所言的“多模态视域”是指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研究语言和非语言(如图像、声音、颜色、肢体动作等)的交际行为。

本研究所言的“国防话语”是指“围绕一国国防历史、当下和未来建设与发展诸多方面的话题而产生的话语”(梁晓波、谭桔玲,2015:5),如国防白皮书、军事新闻、战争纪录片、军事宣传片等。国防话语的形式多样,涉及包括语言在内的多种符号模式、资源和传播媒介,需要以多模态为视域对此类话语展开研究。

本研究着重探讨如何提高国防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孙吉胜(2019)认为,话语权在中国语境下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话语权首先强调表达声音、观点等“说话”的权利(right),指在国际事务中的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份额、比重等;同时也包含“说话”产生的权力(power),具体指话语、理念或主张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种影响力和感召力也是一种软权力、软影响,通过文本或是话语的形式对外呈现,以进一步改变其他国家的认知或行为。本研究的国防话语侧重后者,即我们怎样运用语言、图片、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和模态来构建国防话语,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因此,本研究首先是一个国防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探索,这一理论框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认知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结合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以及各种语类(genre)所涉及的学科,需要借鉴传播学、新闻学、电影理论等学科的理论。其次,本研究所选取的每一个案例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国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案例属于不同的语类,每个语类都有其自身的语类特征,因此本研究中每个案例分析都可为今后同语类的话语建构或者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1.1.2 国防话语研究的内容和现状

国防话语的研究内容包括所有跟国防相关的话语表达、话语内容以及话语传播。国外的国防话语研究起步较早,但还未形成主流,比较突出的研究者是Bastow(1988),他建立了国防话语语料库,涵盖1995年到2001年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69篇涉及地缘政治的演讲,规模为100万词(转引自梁晓波,2016)。Bastow以柯林斯英语语料库为参考语料库,细致对比了有关词频数据及语句的使用特点,指出美国国防部的话语中we、us、our等包含听众的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形式的使用较多。

国内的国防话语起步较晚,还不到十年。主要是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1)国防话语的定义和文献综述。甄妮(2015)认为国防话语体系就是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具有理论体系支撑的,军事外交实践活动的高度理论概括。她讨论了中国在涉军舆论斗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建立国防话语体系的努力方向。梁晓波、谭桔玲(2015)讨论了国防话语的定义,认为国防话语是围绕一国国防历史、当下和未来建设与发展诸多方面的话题而产生的话语。他们还梳理了国防话语研究的意义和特性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值得关注的主要领域。

(2)国防白皮书的研究。包括国防白皮书的翻译(李欣、李卓伟,2014;郑贞、刘洵,2013;栾颖,2012;武洪宾、顾飞荣,2011;曾利沙,2005)、国防白皮书的叙事风格研究(郑贞、刘学政、成凤圣,2014)、国防白皮书体现的军事文化(李丙午,2014)、国防白皮书的解读(刘恒志,2005;李宣良、王经国,2005;包国俊,2003)、国防白皮书与国家身份建构(窦卫霖、杜海紫、苏丹极,2012)和中澳白皮书叙事风格比较研究(郑贞、刘学政、成凤圣,2014)。施旭(2015、2016)从文化话语分析的角度,将中国国防白皮书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做对比,对海外关于中国国防和军事的学术文章展开分析,指出了西方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误解和妖魔化。

(3)国防部新闻发布语言特征研究。肖寒(2011)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理论,对中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语言表达进行了深入探讨,从事件框架、文本框架和语义框架三个维度,揭示了中美国防部在重大军事行动新闻发布中认知框架的差异。

(4)军事访谈话语研究。颜鹏飞(2003)提出军事访谈节目要有特色,要做到三个“统一”:“军味”与“民味”的统一、“思想”与“趣味”的统一、“弘扬”与“张扬”的统一。龚双萍(2012)运用“语言顺应理论”和“和谐管理理论”以及“身份与交际理论”,对军事访谈动态话语中被访者就有关主要问题发表的评价话语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评价者不断调节刻意评价、不断追求和谐并构建访谈中积极身份的策略。

从以上研究现状来看,我国国防话语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1)仍然以语言分析和研究为主。目前大多国防话语的研究多借鉴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注重语言本体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探讨,对于文本与现实的联系关注不够,理论较少运用于话语实践,没能提升到国防话语的策略研究层面。

(2)缺乏跨学科意识。国防话语研究涉及新闻学、传播学、军事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并不专属于某单一学科。单一学科视角的话语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或者有效性。应该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和研究对象所涉及的领域,以某一理论为主要依据,其他理论作为参考,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得出有效、合理的结论。

(3)研究涉及的话语形式和类型单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进入了新媒体时代,进入了“浅阅读”时代,即用最短的时间来取得对事物的了解,不求深刻认识,比起纯语言的信息,人们更愿意看图文并茂甚至图片类的信息,因此,也可以说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国防话语的信息载体早已超出纸质文本或语言这一符号模式,国防话语的研究应相应扩展到由声音、动作、画面、色彩等多种符号模态共同组成的话语中。

(4)缺乏中、西方国防话语的对比分析。只有将来自不同文化的语料从表意方式、叙事手段、交际目的和交际效果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才能发现语料之间的差异,从而揭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及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只有将中、西方国防话语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西方社会国防话语的特点和规律之后,才能找到能被西方接受的表达方式,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从而构建我国国防话语体系。

本课题试图解答这些问题:为什么有时我国国防话语不能被西方社会理解和接受,甚至会产生误解?西方的国防话语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语言、影像、色彩等符号资源在内涵意义方面与中国国防话语的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能被西方社会接受?如何建立中国国防话语研究体系? n6woeOQ8HqWd06hIbNnEeHo6BOK7ZZDOtrsS6jpUo6drCCU0NS90kpBFCF1Vlq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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