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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发展趋势

根据现有文献,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发展趋势可概括为:视角的融合,理论的创新;领域的扩展,视野的拓宽;“多模态话语分析”向“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转向。

2.3.1 视角的融合,理论的创新

视角的融合,理论的创新,是多模态话语分析得以发展、繁荣的根本和必然趋势。例如,在多模态隐喻分析的文献中,大量融合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符号学观点,从而能够更全面地阐释语篇中的隐喻和转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认知语言学有关隐喻和转喻的理论也为描述多模态语篇的符号意义提供了新视角。张德禄、郭恩华(2013)认为,在进行多模态语篇分析时,社会符号学视角提供宏观语义框架,认知隐喻视角则为分析显性的多模态隐喻提供了微观分析方法,前者引导后者分析的方向,后者可以引发新的社会符号研究进程。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的融合上,曾方本(2009)认为,尽管语用学重视包括声音、体态语等非语言语境因素在交际中的作用,但它们处于辅助地位,在语篇里是“隐性”的,需要交际的参与者或语篇分析者去语篇之外挖掘、理解。非语言模态在语篇里身份与地位的认定,还是依靠Halliday的社会符号学所提供的强力支持,例如系统功能语言学里“语言是社会符号和意义潜势”的观点、系统理论、纯理功能假设、语域理论等。陈新仁、钱永红(2011)指出,语用学有必要引进多模态分析法,他们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从交际出发,构建了适用于语用学分析的多模态语用分析框架。

在与修辞学的融合上,冯德正等(2016)尝试将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应用到静态和动态多模态语篇的分析中,发现将RST扩展到平面与电视广告研究不仅可以深入阐释多模态广告语篇中复杂的修辞结构关系,也为研究其他类型的多模态语篇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张德禄(2017)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理论和多模态修辞中的多模态论辩理论为基础,对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进行探讨,把从社会符号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态修辞框架与多模态论辩框架相结合,概括出了一个多模态论说文写作修辞框架。

2.3.2 领域的扩展,视野的拓宽

国内现有文献表明,多模态话语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展,视野也随之更加开阔。研究对象从纸质语料、平面媒体扩展到新媒体、多维媒体以及多种场景(如教材、视频、网页,肢体语言、舞台、教学(课堂)、医院、家庭等)。研究方法也从经验性描写到理性、批评性分析,从多学科关注到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同时,多模态语言教学、多元读写能力的培养等应用领域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将其融入现代社会急需的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培养中(代树兰,2013)。涉及的理论视角包括系统功能理论、批评性语篇分析、教育理论、传播学、艺术与设计、认知理论、语料库、叙事学等。

2.3.3 “多模态话语分析”向“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转向

就像话语分析的发展终将涉及社会批评这个话题一样,研究多模态话语体现的话语秩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等是多模态话语分析必然的发展方向(李战子、陆丹云,2012)。多模态话语同单模态的语言一样,不仅是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还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构建知识以及再现事实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话语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以“多模态话语”为分析和研究对象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其他路径(如批评话语分析、福柯式话语分析)一样,具有揭示多模态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的作用,因而有学者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命题,将多模态话语分析赋予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批评”的使命(田海龙、潘艳艳,2018)。例如,Machin(2013、2016)尝试在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实践中体现“批评”的含义,通过对游戏、音乐、建筑、图像、影像、颜色、版面这些多模态话语进行批评分析,揭示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通过娱乐、休闲、玩耍等人们喜闻乐见的交流形式被认可、被接受的方式。

实际上,即使Machin(2013、2016)不提出“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术语,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批评性也是无法忽视的。这是因为话语的意识形态意义已经深深植根于多模态的话语形式之中,二者不可分离,只有通过多模态话语分析才可将其从隐性表述中凸显出来。例如,在美国的一些政治漫画中,“中国”作为图像隐喻的源域常以图像“dragon”的形式呈现,目标域以文字形式“China”呈现,但是漫画中的“dragon”和中国的“龙”完全不同,前者是怪物的象征,后者则是尊贵、祥瑞的象征(潘艳艳,2011)。美国的这些政治漫画通过创造新的相似性,颠覆了中国龙的正面形象,导致对中国的妖魔化,形成了具有负面意义的隐喻。对这些漫画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揭示出美国主流媒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批评”的态势。目前国内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强调并体现“批评性”,如潘艳艳、郑志恒(2017)运用认知—功能分析法对中美征兵宣传片进行多模态认知批评分析,在隐喻和转喻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美征兵宣传片在叙事模式和话语策略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林宝珠(2019)结合社会符号学和隐喻理论,提出社会、认知、主体间性三者合一的互补性多模态隐喻语篇分析模式,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效能和力度;张辉、颜冰(2019)结合话语空间理论与趋近化理论探讨叙利亚战争话语在空间、时间与价值轴上话语空间的构建与“指称中心”的转换,揭示了美、叙、中三方不同的话语策略,指出政治冲突话语中,处于不同指称中心的说话人为实现不同政治目标选择相应的语言操纵策略并隐含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在批评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即使是同样的语类,由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在隐、转喻的源域选择上也会有差异。因此,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模态话语进行对比分析,深入讨论源域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揭示多模态话语创作的不同视角,这本身也是多模态话语分析批评取向的体现。本研究的批评建构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而凸显“批评”性,是实现多模态话语批评分析“批评”使命的一个尝试。 QiiFQah222c7XXuIHBax291MUyfJch4mMVSoXBrv2BMna7qJ2IHa1yzFgX8EX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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