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引言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是列宁批判俄国经济派观点、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重要著作。

19世纪末，俄国日益高涨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由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1898年3月，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在明斯克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但是，没有制定党纲和党章。当时列宁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正遭流放，党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不久就遭破坏，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大批被捕。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工党不仅组织涣散，而且受到经济主义这一机会主义派别的严重干扰。俄国的经济主义是伯恩施坦主义的变种。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从外部向工人运动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们醉心于经济斗争，无视无产阶级运动的政治任务，否认党的领导作用。经济派已经成为建立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严重障碍。彻底粉碎经济主义，为建立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是摆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早在1899年，列宁在流放地就联合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批判俄国经济派的《信条》。流放结束后，列宁以《火星报》为阵地，先后发表了《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等文章，进一步批判经济派的观点。1902年列宁撰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对经济派的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并对如何全面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作了系统论述。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揭露了欧洲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者鼓吹的“批评自由”的实质和危害性，指出：“‘批评自由’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见本书第9页）列宁揭露俄国经济派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他们借口“批评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指导意义。列宁根据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三种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和理论斗争具有重大作用的论述，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本书第24页）“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见本书第25页）列宁分析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现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特殊意义。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刚刚在形成，对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清算远没有完成；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需要借鉴别国经验，但不能照搬照抄，要批判地对待这种经验，独立地加以检验，为此就需要有雄厚的理论力量和丰富的政治经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担负的民族任务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党不曾有过的，这就需要用革命理论来武装队伍，指导自己的行动。列宁告诫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必须重视理论工作，提高理论素养，牢记恩格斯的教导：“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见本书第27页）

列宁针对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的错误，分析了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从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输入。为把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必须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列宁写道：“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见本书第40—41页）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初期的迫切任务就在于，引导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运动。

列宁针对经济派鼓吹政治鼓动应当服从经济鼓动的错误主张，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那种迫使穷人卖身给富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人不但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且不能容许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做他们的主要活动。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如果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见本书第58页）。列宁还指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列入自己活动的范围，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就像使局部服从整体一样。”（见本书第63—64页）列宁还论述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去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工人阶级政党只有把俄国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列宁批驳了经济派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论证了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见本书第134—135页）“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见本书第105页）俄国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的政治领袖们领导的组织”（见本书第 100页）。只有这样的革命家组织才能结束革命队伍中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才能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开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他还形象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见本书第126—127页）按照列宁的计划，党应当由少数领导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构成；党的核心应当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才干、有经验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列宁强调指出，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有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的集体，就无法领导俄国人民开展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斗争。

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他坚信，在今后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度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见本书第181—182页）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写于1901年秋—1902年2月，1902年3月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1907年11月，列宁把该著收入《十二年来》文集，删去了第5章第1节《谁因〈从何着手？〉一文而生气了？》，同时增加了5条脚注。

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的《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和第五版中，《怎么办？》这部著作是按1902年版刊印的。

《怎么办？》的第一个中译本收入1933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第3卷，书名译为《做什么？》。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柯柏年、吴黎平等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其中节译了《怎么办？》的第1章第4节，标题为《恩格斯论理论斗争底重要性》。

1947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唯真根据《十二年来》文集中的《怎么办？》译校的中文单行本，并收入同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文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书名译为《做什么？》；1950年再版时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5卷收载的《怎么办？》作了补正。

新中国成立后，1959年中央编译局对列宁的这部著作重新译校，书名改为《怎么办？》，编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5卷，196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65年3月再版。后来，这部著作的译文经修订编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和第二版增订版第6卷。这部著作还收入《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和第三版修订版第1卷（未收《附录》）。《列宁专题文集》中的《论无产阶级政党》卷选收了这部著作的第1章和第2章。

本书采用《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订版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