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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由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我国逐步进入快速城镇化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就业和居住，成为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候鸟”。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改变了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也在重新塑造着农民的生活世界。乡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2019年，笔者在武汉市蔡甸区合贤村进行了为期10天的田野调研。合贤村位于武汉市远郊地带，由于地理区位独特，村庄受大城市影响深刻，农民被深度地吸纳到城镇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行为逻辑和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笔者现就城镇化背景下合贤村农民的社会生活面貌做如下呈现。
进城是每一个有能力的农村家庭都希望实现的愿望，也是农民完成家庭发展目标的主要方式。在城市安居、立足不仅仅意味着可以获取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好的工作机会，对于农民而言，这也是个体和家庭实现阶层流动的一种表征。然而，为了进城，家庭往往也要支付高昂的成本。由此，如何积累进城成本以顺利实现城镇化目标，就涉及农民家庭内部的合作与调整。
合贤村农民进城时间相对较早，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有村民在武汉市买房，城镇化率也较高，8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或准备为子代在市区购置一套商品房。当地农民买房的目的主要有三种：一是为了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优势，如今房子已经成为当地婚姻中的一个硬指标；二是让家庭中的小孩可以在武汉市区读书，享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三则是方便年轻人工作和生活，合贤村大部分年轻人在武汉市上班，居住在城市不仅可以减少上下班时间，也更加符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不过，由于高昂的进城成本通常超出了子代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以主干家庭为主的代际合力成为本地家庭实现城镇化目标的主要策略，简单而言，即全家人“集中力量办大事”。
主干家庭的全务工型家计模式是当地农民进城的经济基础。合贤村的家庭一般为主干家庭，即一对老年父母加一对年轻夫妻再加一个小孩，也就是“2+2+1”结构。中老年父母通常是半劳动力，年轻夫妻则是全劳动力。得益于大城市市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当地区域性的市场就业机会充足，中老年劳动力和青壮年劳动力一般都能在就业市场中获得务工机会，实现家庭全务工的劳动力安排。合贤村不少青壮年在蔡甸区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上班，工作较为正式，每个月的工资在3000～5000元不等。中老年人大多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比如做建筑工、做绿化工程、在苗圃打小工等，这些工作一般按时间计算工资，最高能达到300元/天，最低则有60元/天。一般情况下，男劳动力的工作强度要大于女劳动力，所以工资也会相对高些。可以说，全务工型家计模式实现了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家庭经济资源的积累能力也由此增强。
在当地，由于父代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权支配一定的家庭资源，子代与父代之间相对独立，代际关系也比较和谐，为子代买房并不是父代的刚性义务，主要根据父代的经济情况来定。然而，随着城镇化越发与子代教育和婚姻捆绑在一起，在城镇化压力下，父代逐渐被卷进买房的任务中。现在父代基本都会帮子代负担一部分首付钱，有的父代甚至还承担房贷钱，比如合贤村的村干部余某为儿子在蔡甸区买了一套房，现在仍在还房贷。父代的资源输送使得家庭内部形成了代际合力式的进城模式，家庭劳动力高度合作。与此同时，在全务工型家计模式下，当地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提升，城镇化能力也大大提高。
总体而言，合贤村的儿童抚养模式经历了从“婆媳分离型”模式到“婆媳合作型”模式的转变。
“婆媳分离型”模式主要存在于大集体时期，在这种模式中，带小孩的主力通常是妈妈，奶奶一般是不带孩子的。根据小孩所处的不同年龄阶段，带孩子的方式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①“妇女背孩下田”型。主要是指妇女在田里劳作，把一两岁的孩子背在背上，在休息时稍微照顾一下孩子。②“关在家里玩”型。孩子此时已经三四岁了，会跑会跳会说话，妇女就把孩子关在家里玩，用渔网做一个大网，放在门口，房子像一个小型“监狱”，然后妇女在自己的自留地里干活。③“大孩带小孩”型。在乡村这一熟人社会中，村民相互之间往往非常熟悉，村庄中一旦出现陌生人很容易就被发现。因此，村庄对于小孩来说是一个安全的保护罩。当小孩到五六岁时，正处于好动期，关在家里已经是不行了，所以父母会让八九岁或更大一点的孩子带着在村子里玩，离家会有一些距离，但也不会离得太远。④“放任”型。当孩子到上小学的年纪，一放学回家或到寒暑假时，喜欢调皮捣蛋，四处晃悠，家里管不住，妇女也就不管，放任小孩在村里玩。
不过，虽然基于父代权威，婆婆很少帮媳妇带孩子，但在农忙时期，由于生产任务繁重，家庭亟须劳动力投入农业生产，大多数孩子也会由婆婆带，媳妇则在地里干活，先忙完自家的农活，再帮公公婆婆抢收。
对比老一辈的抚养方式，现代的抚养模式呈现全新的样态，“婆媳合作”成为抚养小孩的主要模式。
婆婆一般会跟着儿子和媳妇进城带小孩，公公则留在农村。有些家庭则是年轻媳妇和公公婆婆一起住在村里。从孙子（女）读幼儿园起，婆婆就要照顾孙子（女）的生活起居，比如上下学接送、洗衣、做饭、监督完成作业，等等，通常要到孙子（女）初中毕业，婆婆才能回到村庄。由于公公婆婆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也过分宠溺孩子，媳妇有的会有意见，比如年轻媳妇娜娜就说，公公“只知道喂孩子糖吃”，娜娜的婆婆说，“我只负责接送、做饭，学习我不管，要提前协商好”，所以不能只靠婆婆带小孩，需要媳妇参与进来，与婆婆一起合作，才能在照顾好小孩饮食起居的同时，也让其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婆婆不敢负责，媳妇也不放心”，这折射出婆婆在家中地位的从属性和被动性，也反映出“婆媳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
在城市生活的影响下，合贤村新一代儿童的培养已经呈现高度精细化的趋势。不光是日常生活中精心照料小孩，家庭在小孩教育方面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成本。合贤中心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为一体的学校，由周边几个村庄的学校合并而成。但是，本村不少村民都认为该校的教学质量比不上市区的学校，因此拼命想把小孩送到城里上学。除了追求高质量教学的学校以外，家长也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小孩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按李湾杨阿姨的话说：“进了这个圈子，就是要花钱的，别人都去，你怎么能不去呢？”不仅仅是每天或每周的日常补习，在寒暑假小孩也忙于上培训班，比如数学、英语、语文等五花八门的补习和培优，整整几十天暑假能休息的时间不超过10天。我们在调研中感受到，即使放假，村庄也是寂静的，听不到孩子打闹嬉戏的声音，也很难看到孩子的身影。现在的小孩已经很难过上塘捉鱼、摘莲蓬这样的童年生活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教育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每个家庭都投入了十分密集的资源，教养方式高度城市化，孩子成为家庭进城的希望所在。我们访谈的一位杨大爷就说，“现在养一个小孩，等于过去养一个家”，同村的吴阿姨也表示带孙子是一个“吃亏”的活——“引孙子，不要工资，还要贴哦”。
儿童抚养模式的变迁体现出家庭权力结构的转变，过去在家庭中往往是婆婆为大，媳妇必须听婆婆的话，而今，婆婆要看媳妇的脸色，不带孙子（女）就会被媳妇“摆脸色”。这种变化表明家庭目标体系发生改变，教育成为家庭的主要目标。教育不仅指培育小孩，让其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包括更加精细的抚养。对下一代的教育是目前农村家庭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跳板。通过接受优质教育，下一代能够在城市谋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在城市定居，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进而从上一代所处的社会结构性位置中跳脱出来，至此，家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
“我的世界只有老公、孩子、婆婆”，这是合贤村年轻人娜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对于娜娜来说，乡村就是一张大网，牢牢地把她给罩住了——“一结婚就没朋友了，以前工作的时候，还出去旅游，结了婚之后一次旅游都没有”。
娜娜2016年嫁到合贤村，2017年生下孩子，2019年元月进入村委会当妇女主任。她丈夫在中建集团上班，一周回来两三次。平时她主要是上班和照顾小孩，休息的时候就看电视和玩手机。娜娜说，结婚前，工作都比较好玩，当过卖场售货员，开过冰激凌店，也做过工人，等等，有时会去旅游和逛街。但是结婚以后，自己行动的范围仅限于村庄。平常多待在家里，很少出去，要走亲戚也只是回娘家。娜娜觉得在农村的生活非常无聊，村里都是老人，没什么能说到一起的人，认识的朋友都在外地，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她打算等孩子在城里上学了，就出去打工，不待在村里上班了。农村吸引不了年轻人的到来，也留不住年轻人。
娜娜的情况反映了女性群体结婚后普遍会遇到的问题——社会交往关系网的收缩。首先，在结婚后女性的角色就逐渐由生产性角色转变为服务性角色，女性不再是赚钱养家的主力，要承担起“相夫教子”的任务（这种观念对当代中国人有深刻的影响）。作为村干部，娜娜赚的钱并不多，工作只是为了补贴一点家用，并不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当村干部也是为了在带孩子的同时找点事情做，从中获得的价值感并不强。其次，伴随着生产性角色的弱化，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收缩。娜娜学历较低，工作更换频繁，生活中的朋友大多是工作时认识的同事。作为一种建构型关系，同事关系比较松散。结婚以后，娜娜就随丈夫来到村里，脱离了原来打工的生活圈，与朋友的联系少了，这种松散的关系自然很容易就被切断了。因此，对于娜娜这样的年轻女性，结婚和生育成了她们社会生活的节点，一旦进入家庭中，她们的社会交往关系网会逐渐从地缘、业缘、血缘关系缩小为只有血缘关系。不过，女性社会关系的收缩并非不可逆的，比如娜娜，她未来的转变在于小孩要进城上学。当她随着小孩读书进城时，对于一个回归家庭的传统女性来说，新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也将被重塑，她将重新跨入一个新的社会交往圈。
如今的农村已经很难留住年轻人了。对于那部分注定要离开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农村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中转站，并不意味着什么。在调研时，年轻的徐大哥很喜欢找我们聊天，不仅因为他是村干部，更因为我们是年轻人，和他有共同的话题。徐大哥20多岁，他动不动就跑到区里吃饭，动不动就开车到外面去游山玩水，这不是因为他喜欢享乐，更多的是因为村庄的氛围让他望而却步——如今在村庄里居住的都是老年人，缺乏活力与生气。即使现在在村里上班，他还是想找机会出去。可以说，空心化、老龄化的村庄本质上是排斥年轻人的，年轻人终究会离开，不仅仅是因为家庭的发展目标，更是因为其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自己对农村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以及与村庄衰老氛围的内在冲突。未来这些年轻人可能会回农村养老，但那个时候的农村，将会住着一群城市化程度很高的老人。
合贤村属于典型的“老龄化村庄”，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务工，老人成为主要的在村群体。在调研时，老人的劳作与闲暇是我们重点关注的。
依照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对当地老人进行不同的类型划分。按照闲暇程度，可以将老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①劳作型老人。这一类老人的年龄一般为60～70岁，还有一定的劳动能力，主要从事苗圃、绿化、建筑等方面的工作，务工形式分为在劳工队和自己找雇主，工作时间灵活，多的一年可以赚三四万元，少则一万元多。②休闲型老人。这一类老人的各个年龄的都有，主要是国家体制内干部、普通员工退休，有足够的退休金，还有子女能干，能赡养老人的。他们在村庄里处于退养的状态，每天照顾一下鸡子，打理打理自留地，无聊的时候去“晃晃厅”（麻将馆）打打麻将。③老漂型老人。以女性老人（婆婆）为主，年龄在50～60岁，一般进城帮儿子带小孩，在城里“引孙子”到上完初中，一般周一到周五在城里照顾小孩，周末回到村子里打打零工。“引完孙子”的婆婆都会回到农村，虽然“引孙子”的任务比在苗圃里工作要轻松，但是城市里的生活老人并不适应。合贤村一位张大爷就说，“他们（儿子、媳妇）吃硬的，我吃烂的，他们吃辣的，我吃淡的”。
按照经济收入和劳动程度来分，则可以将老人划分为四类。
（1）劳动少，收入少。这类老人主要是没有能力劳动的五保户、低保户，靠领取国家补助来维持基本生活。谢爹爹是一位先天性失明的老人，五保户，每月的收入包括1000元五保户补贴和其他几百元政策补贴。他没有结婚，自己一个人住，爱通过听收音机来了解天下。外出时常常需要邻居帮忙，村里人大多热心，很照顾他，政府也会定期派人来看望他。
（2）劳动多，收入少。这类老人主要是指村干部和普通工人，一年收入有1万～2万元。杨爹爹是杨家宗湾人，71岁，一年能在建筑工地上干60天，是水泥大工，还能上墙；每年能挣1万元钱，自己挣钱自己花，主要用来买烟买酒；家里还养了10只鸡，用于自己吃，种了一点玉米作为饲料，他说，“几百斤玉米，卖了肯定可以买10只鸡，一只好的鸡子至少需要喂40斤的玉米，从这里讲肯定是划不来的，但主要是为了吃土鸡”。杨爹爹平时不出工时主要是侍弄侍弄菜园子，傍晚时会和湾子里的人一起走走，聊聊天。
（3）劳动少，收入多。这类老人主要是靠子女或国家退休金养老的老人，因为有退休工资，或者子女经济实力较强，有孝心，他们不需要劳动也可以生活得很好。71岁的毛爹爹是畜牧站的退休职工，原来是隔壁村人，1988年在合贤村买了房，现在每月有3000多元退休金，妻子每月也有2000多元退休金，儿子、儿媳、孙子和老人一起住，老人不需要出去打工。
（4）劳动多，收入多。这类老人主要是技术工和有家庭负担的老人，特别是那些要给儿子买房结婚的老人。杨爹爹75岁，是男劳工队的一员，靠出工赚钱，一般给当地老板打工，主要工作是挖树和抬树。工资根据树的大小结算，一般小树300元一棵，大树400元一棵，有时只需干半天活就收工，原来挖树的工资一天一结，现在一个星期一结。由于现在市场需求少，挖树的人也多了，杨爹爹经常闲着，一般一年能出工100多天，挣2万元多元，多的时候挣过4万～5万元。杨爹爹的儿子2016年去世了，孙子24岁，在武汉市当机电工。孙子上大学的钱是杨爹爹承担的，2006年他花5万元钱给孙子买了一套房。杨爹爹平时非常节俭，抽4元钱一包的烟，一年吃不了几两肉。由于生活压力大，杨爹爹预计自己要干到80岁才不打工了。
村子里的老人主要是收入不高不低的劳作型老人，纯休闲的老人很少。在这些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自主性”特征。老人对子女赡养自己的期待很低，他们的独立意识也很强。在居住形式上，他们与儿女住在一起，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经济分家”；在经济来源上，老人靠自己外出打工赚钱，生活有弹性，“挣得多就吃得好一点，挣得少就吃得差一点”；在人情上，他们以自己为单位送人情，不会帮儿子送人情；在养老上，他们不把养老寄托在儿女身上，认为儿女有儿女的“造孽”，老人能帮就帮，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自己养老养一步算一步，“爹爹干不动，拖死了就算了”。
不过，在劳动之余，老人的闲暇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比如打麻将、遛弯、垂钓、种菜、看电视……这些闲暇活动驱散了老人生活中的无聊感，让生活充满趣味。李湾的余婆婆告诉我们，她和老伴一般在下午、吃饭时还有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看电视，老伴喜欢看《我爱发明》和各种农业节目，而她喜欢看韩剧和泰剧，最喜欢的是韩剧《人鱼小姐》。两个人都很关注新闻，谈及香港发生的事件时，婆婆觉得非常气愤。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看抖音、刷快手也成为老人的日常娱乐方式。疙瘩岗就有两位专门玩抖音的婆婆，她们每天都发一条以上的抖音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让别人看到农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从2019年4月余婆婆开抖音号以来，她们获得的点赞量已经破万。如今，每天余婆婆都忙着回复网友的评论，家里人也很支持她的爱好，爹爹还带她去买新衣服，说上镜的人要体面，女儿也专门在家里安装了wifi，让她有事可做。
在当地的代际关系中，虽然父代承担的任务逐渐加重，但并不存在子代对父代的剥削，老人也不会要求子代承担赡养责任，代际关系相对和谐。不过，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会主动为子代分担生活压力，他们的一生都在为子代付出，会为自己没有办法为家庭带来收入而感到愧疚，也会为自己拖累整个家庭的行为及时止损。
老人只把自己当作“家庭劳动力”来看，而不是当作“需要照顾的老人”来看，这种态度已经嵌入老人思想观念中，构成了当地独特的生死观。孙黄湾一位65岁的王爹爹说，“我能动的时候，就去劳动挣钱，我不能动了，宁愿跳长江，也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够好了，该吃吃，该喝喝，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能吸收的营养就这么多，差不多就可以死了”，“要是生病了，就由老伴来照顾，儿女好的就会帮忙，但最后不是被病拖死，就是自己把自己弄死，生病多不好”。这种生死观已经成为老人们的共识，决定了一个地区对待老人的态度，也影响了村庄对老人自杀的价值判断。
随着村庄人财物的外流，传统熟人社会正在逐渐解体，这是大多数农村的现状。在城镇化进程中，背靠大城市的远郊农村更容易遭受现代性的冲击，人情的变化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据新屋岭一位陈姓婆婆介绍，当地走人情时，关系亲密一点的要送500元，关系一般的要送300元，如果是至亲，那需要送的就更多，小辈一般都要送一两千元。需要办酒宴请他人的大事主要包括老人去世、结婚、小孩满周岁和10岁、建房、店铺开张等。原来还兴过寿，但以前村里出现了刚过完寿老人就去世的情况，于是这种宴请就被取消了。通常不是很重要的大事村民都不会办酒，因为费用太高。摆酒时，亲朋多一点的请十几桌，少一点的就请五六桌。现在都请厨师到家里来做菜，来吃酒的宾客一般吃两顿，平均下来800～1000元一桌，酒席上有龙虾、螃蟹、多宝鱼、鳝鱼、甲鱼、鸡鸭，等等，加起来有20多个菜，还有两瓶酒和一条烟，一桌酒席算下来大概得1200元。来吃酒的客人不仅要送人情，还要送一些实物，一般为一壶油、一盒烟、糖果和一些零食，主人家在客人吃完饭后也要按人头回赠礼物，比如毛巾、茶杯，等等。对于普通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在2000～3000元，多的时候将近5000元。由于大事办酒花钱太多，“做都做怕了”，而且亲戚之间也存在相互攀比的现象，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请五服以内的亲戚来吃酒。如今很多村民都出去打工了，摆酒的时间也专门挑周末，不然别人都不愿意来，照村民的说法，“吃你无钱的饭，耽误我有钱的工”，根本划不来。
目前村子里走人情的机会比较少，一户人家走人情的范围仅限于同湾子的人以及自己的血亲，家庭的交往范围缩小，农民主动切割没有必要的人情关系。人情的减少使得村庄越来越像城市社区，原子化程度逐渐加深。
人情项目的缩减、人情圈的收缩、人情仪式的简化都表明传统熟人社会正在逐渐解体。人情往来中的理性考量越来越突出，“吃你无钱的饭，耽误我有钱的工”就表达得十分到位。在城市化进程下，村民的生活面向转向村外，生产方式也由原来的小农模式转变为现在的务工模式，互助合作的邻里关系不再重要，村民完全可以从市场中获得其所需要的服务，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上升，人情关系中私人性和选择性增强，所以在人情往来中，出现了“在农村客人掌握选择权，在城市主人掌握选择权”的现象。现在，人情交往讲究经济理性和实用性。人情习俗顺应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比如摆酒选在周末。而个体性的强化以及市场的深度嵌入，也使得人情圈只维持在小范围内。
我们可以从妇女主任娜娜的经历来看村庄人情关系的特征与变化。妇女主任娜娜在村委会工作已经有8个月了，但是她“现在只知道湾子和小组在哪里，村子里的人都不认识”。回顾娜娜当选的过程，很有戏剧性。娜娜是外嫁来的年轻媳妇，对村子不熟悉，当时竞选的时候除了她，还有三个竞选者，这三个人年纪都比她大，娜娜也不认识她们，看起来就像“陪跑的”。娜娜的婆婆吴阿姨是劳工队的队长，动用自己的关系为媳妇拉票，娜娜的爹爹有四个兄弟，也发动家里人来为媳妇拉票。有这样给力的亲友团，娜娜当选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熟人社会关系在村庄选举中的作用，但是背后可以反映出“熟人关系也就只留在那一代人身上”的社会事实。娜娜也知道，大家会投她的票并不是因为自己，更多的是因为有村干部和婆婆关系很好，加上社会关系多、兄弟多才得以当选的，所以人们只知道村里有个吴阿姨的媳妇，但是不知道有个妇女主任娜娜。现在村庄中大部分中青年人都出去了，村子里的老人也会逐渐离开，上一代的人情关系没有传递给下一代，可以预测的是，未来农村里就只剩下“陌生人”了。
人情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像一面镜子，能够折射出村庄社会的各种面向。随着大量的人口迁入城市生活，人情中附着的乡土性也越来越弱，农村社会陌生化似乎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我们也可以预想，未来村庄也可能形成新的“半熟人关系”，即原来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回村养老，在村庄里重新认识共同生活的人，进而建立起一种相对的熟人关系。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村庄资源的开发，合贤村的社会矛盾类型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即由以传统乡村的社会互动型矛盾为主转变为以利益分配型矛盾为主。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村庄的矛盾主要产生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大多是因高密度的社会交往或农业生产而引发的，即社会互动型矛盾。合贤村一位杨姓干部说，“90年代的矛盾纠纷基本上都是邻里纠纷，还有田里放水、田地界限之类的，而现在矛盾纠纷少了，大家也都不计较这些了”。为什么这一类矛盾会逐渐减少？一位访谈对象跟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农村，没有交往就没有矛盾，就不要调解，就不需要、不存在有威望的人了”。从中可以看到，由于村庄空心化严重，年轻人大量往外流动，村庄中的人少了，相互间的互动减少了，纠纷自然也就少了。此外，现在大多数年轻人进城生活，家庭成员居住空间发生分离，原来常见的婆媳矛盾也因此变少。务工已是绝大部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民的生产利益逐渐与乡村脱钩，如此一来田地纠纷、灌溉纠纷也就减少了。
然而，随着城市资本下乡，村庄土地资源陆续得到开发，大量利益涌入乡村，因利益争夺触发的利益分配型矛盾在合贤村逐渐突显。
据村干部介绍，中地集团在村里发展旅游项目，需要农民腾出原住房，迁到村委会旁建造的还建房里居住。搬迁涉及24户农户（其中在村里居住的有5～6户）。24户农户的搬迁工作进行了2年，以陈书记为首的村干部一直给每家每户做工作，不在村里的就去其工作地做工作，有的农户家去了3～4趟。24户农户中，最后剩下3户未搬迁，其中1户原本已经签了合同后来又反悔了。村里一位干部说，“这3户农民姓陈，兄弟5个，反悔的那个排行老三，另外两个排行老四、老五。老大70多岁，以前在村里种地养牛，很能理解陈书记的工作，很快同意搬迁了，他以前住的房子是土坯房，他现在在我的苗圃里工作，120元/天，一年的收入约为1.8万元。老二70岁，当兵退伍，现在居住在蔡甸区，刚开始做工作时说我是骗子，家里也是土坯房但没人住，后来说通了。老三60多岁，以前家里条件差，自己一砖一瓦建了一栋4层的钢混结构住房，不愿意搬迁。老四60多岁，也是跟我扯皮，睡在村委会办公室跟我闹，总是嫌补偿款太低，拆迁期望值太高，以为是城中村拆迁。老五的房子有400多平（方）米，搬迁时要求更多补偿”。
利益分配型矛盾的突显表明农民个体性的增强，越来越多村民只顾个人利益而把集体利益搁置一旁，村民行为中的工具理性取向日益突出。对于社会互动型矛盾，其问题解决主要依靠村庄中有威望的人介入，矛盾的解决过程即是对村庄共同规范的实践和再生产过程，由此村庄社会中的关系也能被理顺，可以产生很强的村庄公共性。相比于社会互动型矛盾，利益分配型矛盾在很多情况下只能依靠私人资源等来解决，如上述案例中村干部最终只能靠贴钱这种方式来摆平争取利益的“钉子户”。这种矛盾解决方式不但无法为村庄治理创造资源，若处理不当，还极有可能对村庄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可见，对于利益分配型矛盾的调解与处理需要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