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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位于北京市远郊，作为首都郊区农村，其在村庄治理、农民生活、城市化等方面都呈现很多独特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源于其处于北京郊区农村的地理区位，也与政府和农民对当地农村的定位有关。我们调研所在地是平谷区的刘家店镇，刘家店镇东南距区政府驻地14.5公里，位于区域西北部。平谷区是著名的大桃生产基地，大桃种植已有近30年的历史，刘家店镇的村民也大多以种植桃树为主要的生计来源。位于刘家店镇镇政府所在地的寅洞村，地处山间平原，西临洳河，地势中间高、四周低，属于半山区，村域面积1.9平方公里。村庄现有575户（含非农业户口），共1134人。寅洞村共有耕地1800亩（不含山林），每户5～6亩地，寅洞村20世纪90年代普遍改种大桃，大桃成为当地农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在城市化的推动下，80后、90后大多外出务工和在城市居住，40后与50后、60后与70后构成村庄主体。
1.兼职化的中农治村
寅洞村现有5名村干部，另有6名乡镇政府包村干部。我们调研发现，村委班子有如下特点。
（1）半职业化。当地村干部实行较为宽松的坐班制，村干部在工作日及周末的工作时间段内需要在村委会坐班，但每人轮班、坐班的时间无明确的规定，村干部只需根据本村情况灵活安排，保证村委会随时有人以满足村民的日常需求。村干部仍然是“不脱产的兼职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工资为4万～5万元/年，其余干部2万～3万元/年，无五险一金，工资较低，村干部的经济来源仍以种桃为主，如寅洞村的村支书和治保主任各自种有5～10亩果园。
（2）“中农治村”。所谓“中农”即“中坚农民”，其有如下特征：年龄多在40～60岁，通过流转或租赁土地，他们以家庭经营方式种植中等规模以上的土地，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长期在村，主要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皆在村庄。寅洞村5名村干部皆为本村人，在村庄生产生活时间长，熟悉村情，有较多的在村利益及村庄社会网络；早期有在乡镇或本村务工经历，兼顾种桃，后期完全回归村庄；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本村事务熟悉，有丰富的村庄治理经验，在村庄内部皆有较好的社会评价，群众基础深厚。
村干部待遇不高，在农忙期间，村干部尤其忙碌。寅洞村村干部说，有“老百姓的信任和期待”，他们愿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干部，一言一行，千人说，万人看”。可见，村干部重视社会价值和精神获得感，担任村干部并非单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
2.福利导向的村集体经济
20世纪80年代，寅洞村有砖厂、肉联厂、养猪场、养羊场等集体企业，后因国家政策调整等，现已全部关闭。寅洞村的村集体收入主要包括：厂房出租和占地补偿，20万元/年；转移支付，60万元/年。村集体收入的70%用于给村民分红，剩下30%用于村集体日常性开支和建设。2009年寅洞村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将股权分为人头股（基本股）、土地股。户籍在本村的村民每人一股人头股；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双方各奖励半股；土地股按照所分土地来确定，只要分有土地就有土地股，一人一股，如果村民在外有正式工作，若有土地，依然享有土地股。村集体开支的特点有以下几点：第一，“私化性”，70%的收入必须用于村民分红；第二，保障性，保留土地股，不享有五险一金非本地户口者仍享有土地股；第三，福利性，大部分资金投入老年驿站、老年人福利、基本生产条件的维护；第四，稳定性，以满足村庄内部需求为主，无市场投资等。
总体而言，寅洞村村集体经济为“需求主导”型，其经营目的在于满足在村主体（老年人）的需求。稳定的经济收入构成了村庄的重要治理资源和治理基础，村庄形成一个内部自给系统，内部资源不断再生产，维系着村庄的有效治理。
3.简约式的村庄治理
寅洞村的治理表现为现代简约式治理。简约式治理历来是传统中国地方治理特色。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同属一个熟人社会网络，共享一个地方性规范，被治理者因此能够充分掌握地方社会的信息，熟练运用地方性规范制衡被治理者，同时被治理者亦能够运用地方性规范反制治理者。简约式治理不完全依据正式的法理规则，其广泛动用人情、面子等地方性资源，重视治理绩效和实质正义，基层社会的简约式治理大有“无为”之意，以最低的行政成本达到了最佳的治理效果。无论有无国家正式治理任务的输入，村庄本身便存在大量突发的、临时性的、色彩鲜明的内部治理任务。在灰黑力量被取缔、治理环境转型的今日中国农村，利用正式的治理架构（村级领导班子），以实用性为向导，既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任务的完成，又能有效解决村庄内部的问题，实现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动态平衡，这正是现代简约式治理的意义。当前，寅洞村的治理事务包括环境治理、纠纷调解等。
（1）环境治理。平谷区被定位为北京市的“生态涵养区”，而刘家店镇以发展农业创新研究公司园区与都市休闲旅游为方向，尤其关注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位于刘家店镇镇中心的寅洞村，于2017年被评为“美丽乡村”，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和财政资源进行环境整治。因此除了回应村民日常诉求外，寅洞村目前最紧迫的治理任务就是“环境整治”，具体相关内容有规范垃圾分类、拆除“四大乱建”、拆炕、消除“乱堆乱放”等。相比以往的治理任务，其环境治理呈现全新的特点。第一，非刚性。“环境治理”并非村庄内部的刚性需求，而是现代卫生要求和国家的治理目标。因此，它是以软性的“改善现状”为目的，而不是刚性解决具体问题。第二，非事件性。区别于河道整治、拆炕等“事件性”治理任务，“环境问题”无法完全根治，只能依靠长期的维护。这就决定了环境治理过程要深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逻辑当中，重塑村民的现代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传统的“专项式”“运动式”治理方式无法与环境治理这一类治理事务相匹配，治理任务的“非刚性”“非事件性”要求治理方式朝“日常化”“常态化”转型。在推进该项工作时，寅洞村探索出许多宝贵经验。
案例1 乱堆乱放——“一头推”
由于田间作业的需要，农户经常在屋外摆放肥料、除草机、电动三轮车、喷药机、化肥桶、秸秆等。无序的摆放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更阻碍了公共道路，影响车辆、行人的通行。2018年10月，乡镇政府下达整治“乱堆乱放”通知，并于2019年3月底到村验收成果。接到上级通知后，村书记首先用广播进行动员，张贴《致村民的一封信》，要求村民将除垃圾桶以外的其余农具放回自己的院子里。2019年2月9日，刚过完年，村里正式开始整治“乱堆乱放”，清理公共街道。5名村干部分别带领着村民代表、党员，分头从不同的街道开始，挨家挨户地帮助农户清理农具，遇到不肯整改的，便反复入户、反复做工作。“一家一户必须落实到位”，不能“跳过任何一家”。最终每家每户都把自家门口清理干净了，治理效果良好。
案例2 私搭乱建——“先易后难”
以前关于村里的房屋建设没有明文规定，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因此村庄内绝大部分农户都有违规建筑，这在带来危险的同时影响了村庄景观。作为环境治理的“重头戏”，拆除“四大乱建”就成了当务之急。寅洞村无村民小组，但存在村民代表和党员的网格化管理体制，在此项治理任务中，村里首先要求村民代表和党员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主动拆除自己家里的违规建筑，同时成立助拆队，对拆违建筑按40元/平方米进行补贴。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出动，把能拆的先拆，实在不肯拆的钉子户先放一放，在对钉子户反复做工作都不管用的情况下，将其交由村书记甚至包村干部来处理。“基本上都拆了，早拆晚拆都得拆，看到别人拆了，自己不拆，也不好，实在不拆的就反复做工作。”
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村干部根据具体的治理事务和治理情景采取不同治理策略。比如，“乱堆乱放”不触及村民的实质性利益，仅关乎生活习惯问题，相对而言治理难度较低，因此“一头推”能更好地保证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有序性；“私搭乱建”必然涉及村民既得利益，就可能面临钉子户的治理问题，因此“先易后难”能确保工作的平稳推进。而不同治理方式有着相通的逻辑：以外观之，调动全部治理资源，通过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共同参与、协作治理，体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内观之，治理过程中利用群众的公平感、熟人社会的“面子”，通过引导社会舆论，达到发动群众的目的。内外施压，再加上政府的奖惩措施，最终达到了降低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的目的。
在基本的环境治理任务完成之后，寅洞村推行了“生态积分”制，目的在于建立一套长效治理机制。生态积分制主要是通过积分的方式，维系环境治理的治理效果。生态积分制规定，1分相当于1元钱，分数可兑换奖品，加分项目包括捐款、拾金不昧、扫雪、参加公益活动等，以及获得荣誉称号、主动交树枝（生态桥项目）等，扣分项目包括不达标的环境卫生情况等。以7天为一周期，乡镇政府会派专员到村庄检查农户家门前的卫生情况。“生态积分制”实施半年多来，每户能够获得50～60分。“生态积分制”涵盖了党建、环境治理、乡风文明建设等在内的各个内容，作为一种“整合型”治理方式，通过“用积分兑换奖品”的长期激励机制形成导向。但生态积分制有奖无罚，对于积分少的农户，只提醒不惩罚。长效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治理效果的维系。
（2）纠纷调解。农村纠纷问题的本质是“秩序”的冲突，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有树越界、婆媳矛盾，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有建房占地矛盾等。解决“秩序”冲突问题，无外乎利用情理和法理。熟人社会的结构孕育出一套村庄内部的规范逻辑和情感体系，所有的问题因此都因绕不开“情”而显得模糊不清。现代社会强调“法”和“契约”，没有法理的介入，便难以确立边界、达成共识。平衡好法理和情理，是当代农村治理尤其需要关注的事情。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村庄中个体间的利益纠纷及其关系调解显示出情法理之间的张力，纠纷处理具有情境性和策略性。第一，“多方介入，共同调解”。从传统科层制建设角度来看，村干部有各自不同的行政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重组行政力量、重新分工合作，“集体出动”便是例证。基于调研经验，我们认为“一起去”是为了能够“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谁跟他家关系好谁讲”，充分利用村干部自身的社会资源。集体介入时也强调“主次分明”，遇到实在棘手的情况，书记和包村干部才会介入，以形成一个有弹性的谈判空间。第二，“不问对错，只求共识”。村干部倾向于采取较为“迂回”的对策，强调让双方“消气”，不指责任何一方的过失，不分辩任何一方的对错，只求“气消后”，双方通过商谈，达成观点上的一致。每一次调解实质上都是对村庄意识形态进行教化，以维护村庄共同体的和谐统一。第三，“不同策略，软硬兼施”。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由于个体之间缺乏事前的沟通和协调，双方各自可能会采取“过激”做法，但是在熟人社会中，讲究一个“理”，如果“有理讲不清”，就要顺势而为立刻服软，“有理就说理，无理就认怂”。
案例3 婆媳冲突
当地普遍采取“轮养”的养老模式，老人按周期（通常为一年）在儿子家里轮流居住。村东边的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因两个儿子经济条件相差较大，老太太比较“偏心”，“对老大好，对老二不好”，这引起了二儿媳的不满。当老太太在老二家中居住时，婆媳冲突连连，二儿媳不给老太太做饭吃，于是老太太把这件事告到了村委会。几个村委一起来到这户人家，分别给二儿媳和老人做工作，劝老人“她还小，别跟她一般见识”，劝二儿媳“婆婆再不对，也是老人”，前前后后共去了两次才把问题解决。
案例4 果树越界
随着桃树的长大，桃枝极有可能越过自家土地伸到别人家的地，数量一多，粗暴地剪掉桃枝会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这样的状况常常引发村民之间的冲突。村干部通常以第三方角色介入，不管两家“谁的桃枝先长出去，长出去了多少多远”，只引导两家先“消消气，坐下来”，共同商议，达成共识，然后在村干部见证下写协议书，确定彼此的利益。
个体与集体的矛盾纠纷。个体为私，集体为公，集体的规范必须能够有效约束个体。平谷区于2018年颁布正式的建房规定，包括：房檐高度不超过3.5米，避免因房檐过高导致雨水滴入别人家的院子里；门坡高度在40厘米以内，以免因过长挤占公共街道；地基不可高过左邻右舍。为了规范建房，村里要求农户在建房前先交5000元押金，审查房屋时若发现不符合规定的长度、高度或存在乱建、多占地等情况，押金便不予返还。另外，果园水费的收取也反映了村庄中的公私关系，村内管水员统一负责全村的水电维修及收水费。村民需要按照一元一吨的标准交纳水费，管水员收取水费后再上交集体。若存在农户不交水费的情况，应交费用便在其年终分红里扣除。
村集体让村民先“交钱”以达到建构利益关联来反制私权的扩张，于情于法，合理正当。处理农村纠纷问题无规律可循，村干部只能通过“经验”的积累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矛盾调解，乡镇也积极采取措施，如乡镇司法局要求各村治保主任将成功的调解经验以书面报告的形式上交，交一份调解书奖励50元，同时定期组织学习培训，为各村治保主任提供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的平台。
4.嵌入治理的基层党建
寅洞村现有党员66名，2/3为60岁以上老人，2名30多岁的党员，共分成5个党小组。寅洞村的党建工作思路为：党员身份激活—党员身份实践—党员身份意识再生产，每个环节都配套相应举措。
（1）党员身份激活——学习与区分。在激活党员身份的过程中，一方面，开展党内学习，主要是组织党员进行学习培训。该村基本每月举办一次党员活动，包括村书记讲课、学习中央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等等。另一方面，对党员身份进行区分。每名党员的家门前会挂上“我是共产党员”的门牌。“挂与没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仅只是提醒自己，让自己知道，更重要的是让别人知道”。
（2）党员身份实践——纳入治理体系。党员身份的实践主要包括志愿劳动、党员参与正式决策以及党员的网格化管理。从2017年起，村里组织党员每月参加一次无偿义务劳动，如清扫街道、植树等，每次持续3小时。66名党员基本上除身体原因或实在无法到场之外，都主动参与，每次到场人数有40～50人。同一年开始，党员通过“四议两公开”参与村庄事务的正式决策。“四议”指“党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两公开”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另外，从2018年开始，寅洞村的66名党员被分片包户，纳入网格化管理中，以地缘为基准将其与其住处附近农户联结。全村被分成20个大组，4大片，负责门前三包、卫生整治、果树管理等日常工作。寅洞村的党员可被纳入治理体系，与其党员的身份密不可分。党员的身份具有双重属性：第一，党员是特殊的群众。党员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在思想认识上高于群众。第二，党员处于身份网络的节点。党员先是村社成员，后是党员，既处于村庄人情网络和社会生产体系中，又被嵌入一套组织体系中。双重身份有助于党员发挥治理的作用。
（3）党员身份意识再生产——奖与惩，主要通过党员积分制和公开的表扬与批评展开工作。比如，依据党员会议、党课、党员活动的出席率，以缺席一次扣5分的标准对党员进行季度考核，考核情况是评选“优秀党员”的重要依据。对工作完成出色的党员，大会上会被公开点名表扬。若长期不出席活动或在网格化管理上不到位，党组织则会找党员谈话或在大会点名批评，无实质惩罚。“表扬就高兴啊”，“（被）批评还是挺没面子的”，“不能丢脸”，只奖不罚更能加强党员的身份意识感。
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地位、组织体系、思想文化、组织纪律、密切的基层群众关系优势成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最直接、最基本、最有效的资源，在完善基层社会多元化治理结构中处于中坚地位。而在农村社会，党员具有天然的情感道德优势。正是通过党员网格化管理、志愿活动等实践平台，党员的身份意识被真正激活，并在群众的期待和反馈中形成良性的身份意识再生产。村民反映“以前的党员党性不高”，“如果不是党员，没有党员网格化的话，不怎么主动去提醒别人注意卫生情况，现在主动多了，经常会去说”，可见将党员纳入治理体系，能极大地加强党员对自身的身份认知，在村庄社会天然的情感联结助攻下，更是能够大大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治理风险。
1.农民自发式的产业起步与政府引导式的产业发展
寅洞村的产业为小农户自主经营的大桃种植，作为本地的支柱型龙头产业，寅洞村的大桃种植业有其独特优势：第一，市场地理位置佳。寅洞村位于北京郊区，毗邻河北、山东和东北地区。第二，品牌效应佳。寅洞村种桃产业发展时间早，进入市场时间早，处于市场高地。第三，收益期长。寅洞村大桃品种多样，分批成熟，销售周期长。该地的大桃产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小农自发，政府引导。自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后，该村以种植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为主，后受邻村种桃影响，逐渐转变为种植大桃；90年代在政府大力号召下，全村种植大桃，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生产资料、补贴并组织培训、设立农技员等。
第二阶段：效益可观，结构趋老。寅洞村按照一人1.28亩的标准分田，按一户4口人计算，平均每户分田5亩多。以正常年的桃收益为标准，1亩地年收入1万元左右，除去人工、药物支出等成本，每户一年收入4万～5万元，管理得好的种桃大户1亩地的收入可达到1万多元。总体而言，种桃收入可观，因此尽管当地老龄化率连年走高，年轻人普遍出外打工，但土地抛荒率低，土地被流转或租借。村内种植大桃的主力为50～60岁人群，年龄最大者77岁，他们之中几乎不存在外出务工现象，可称之为“末代农民”。
第三阶段：进入瓶颈，劣势初显。农户普遍反映，2019年种桃收益为历年最差，市场收购价格较低，这是因为雨水多大桃品质较差。受黑点病的影响，2019年村中好几户农户的桃子绝收，大多数种桃户预计收入只能勉强回本。对于2020年是否继续种桃，农户持观望态度。
就目前来看，当地的大桃种植业存在如下困境。第一，无本村收桃市场。寅洞村只有一个走空运、收购精品桃的市场，市场空间狭小，无储存冰柜和足够的停车位。一旦桃农多就必须排队，影响收购效率。因此当地村民卖桃倾向于到后北宫村的大型收购市场。第二，不可控的病虫害。随着气候变化，新病虫害越来越多。如2017年开始出现的黑点病，不能根治只能预防，2018年无影响，2019年尤其严重。第三，市场竞争力下降。全国各地普遍种桃，成本、价格都比寅洞村低，当地种桃业既无特色品种，种植成本相对又高，交通管制严格，收桃商贩渐少。
2.多层级的产业市场
20世纪90年代末，在种桃业初期，政府在乡镇统一设立收桃市场，统一价格统一收购，不允许农户私自交易。21世纪初取消统一收购，农户可自由进入市场，收桃市场随之分化，具体分为批量发售和直接零售，如表1所示。
表1 市场类型
在批量销售桃子的过程中，“领车人”和合作社发挥了特殊且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如下。其一，作为非中介的“领车人”。“领车人”为外地商贩聘用的当地人，负责为外地商贩在当地寻找货源、发箱子给农户、过重量。“领车人”无议价权利、不负责定价，不赚取中间差价，报酬为收桃提成。农户提前向“领车人”询问收购情况，去“领车人”处领取箱子，装好桃子后称重。若农户与某一“领车人”有多次合作，“领车人”寻找货源时会优先联系这些农户，一般来讲，较固定的合作能避免“吃斤数”“压价格”的情况。将外地商贩的需求与当地农户的供给对接，“领车人”起着弥补信息不对称、加速信息对接的作用。
其二，作为潜在中介的“合作社”。寅洞村现在至少有三个合作社，成员以农户自愿加入为主。合作社作为农户销售渠道的补充，收桃价格亦不存在明显优势，与其他市场途径无异。早期在政府的鼓励、补贴下合作社的发展规模较大，后随着收桃市场规模的扩大、农民进入市场的自由度提高，收购范围扩展至全国市场，合作社的作用不再突出。无中介、直接、快捷，“农户+市场”成为当地大桃种植业的主流销售模式。
3.小农经济何以维系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庄生活以家庭为单位，集体土地按人口均分。“平均分配，远近肥瘦搭配”，“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地块碎片化构成了中国式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
分散式小农经营有两“难”：一是难以对接市场，二是难以创造且维持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因此需要政府和集体力量的介入，以弥补小农经营的分散性、脆弱性。小农看似孤立隔绝，其本质上仍处于利益共同体中，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为风险，病虫害会通过剪枝、气候进行传播，这意味着所有农户必须进行群防群治；二为市场，一户农户的低质量果品就足以影响当地的品牌声誉；三为技术，当前区果办正积极推行“高密植”技术，只有统一连片种植、管理和控制树势才可获得最佳效果。为激发小农的“社会性”，集体统筹、统一管理桃树种植，当地政府和村集体在小农生产中发挥着兜底保障和助推发展的功能。
（1）政府——积极引导、统一宣传。大桃种植初期，小农自发种植，自主探索，部分小农处于观望、跟风状态，因此种植规模不大，政府介入少；种植中期，大桃产业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后，政府大力号召，并开始通过举办培训、设立管果干部等为小农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推进种桃业发展。具体表现为：第一，组织培训，提高科学种植水平。每年区果办会举办5～6次理论培训或田间示范培训，主要介绍种植和管理技术、引进新品种、如何防治病虫害等内容，同时发放防治病虫害的药物。第二，长期监测，下沉管理链条。从区到村，当地形成了“区果办—乡镇政府（管果干部—村书记）—农技员”自上而下延伸的管理体系。2012年起增设的农技员为政府聘用人员，每村推选一名候选人，统一参加区组织的培训，其通过考试后，正式上岗，上岗后仍然需要每年在区里统一学习5～6次。农技员负责管理各自村里的产业，如水产养殖、果树种植、蔬菜种植等。农技员作为区果办的基层代理人，发挥着上传下达、动态监测、信息收集等基础性作用。第三，统一宣传，打造品牌效应。平谷区政府通过媒体、网络宣传等手段打响“平谷大桃”品牌。为了能切实为果农谋利，平谷区抓住市场契机，以“诚信”为宣传主题，率先在刘家店镇组建“诚信村、厚德果、幸福人”宣讲团、进行“诚信之星”的评选，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动员果农以诚为本，加强桃树管理，提高果品质量。
（2）村集体——统筹管理、夯实基础。村集体在大桃种植中发挥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统一浇地。浇地顺序按区域提前确定，农户只需交电费即可。寅洞村设置了5名管水员，其中有1名为政府聘用，负责全村的水电维修。个体小农难以组织起来，因此集体统筹浇地并提供基本的公共品供给是必要的。第二，发布信息。桃子上市期间，村集体利用广播及时发布收桃信息，包括收购数量、品种、地点、时间；桃子生长期间，村集体提醒农户及时施肥、施药、防治病虫害等。第三，药物补贴。2018年，村集体筹集了20万元资金，为农户提供130元/亩的防治病虫害的药物补贴。
（3）农户之间——互帮互助、互惠互利。桃子成熟周期短，不易储存，采果时间紧迫，若种桃较多的果农忙不过来，邻里、朋友和自家兄弟会主动“搭把手”，帮忙摘果，若是雇人，果农会给予相应报酬，或者“管顿饭”。平日果农之间也会相互学习和交流，农技员会帮助和指导农户剪枝。
在政府和村集体强有力的帮扶下，当地小农经济呈现“有活力、有效率”的面貌，形成了“小生产、大市场、强政府”格局，为家庭资本的积累、老年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产业发展困境与政府积极作为
大桃产业是当地的主导产业，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当地的产业发展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市场优势不再。当地桃业的发展极度依赖其优势市场区位，如今面临着全国同质化种桃市场的冲击，“地利”优势不再明显。第二，劳动力资源趋于耗尽。当地从事生产的多为50～60岁的人，随着其年岁渐长，无法再胜任小农种植高强度的劳动，村庄最终陷入“无人种地”的局面。种桃农民固守传统、拒绝革新、害怕冒险的心理无法令当地桃业尽快实现转型升级。第三，土地碎片化。当地土地不成片，乡村地域面积小且处于半山区，无法实现单一品种的规模种植，也就没有规模效应。第四，结构单一。无品种优势，难以面对同行挑战；无产业优势，“首都郊区”的区位优势不能发挥，“农家乐”“周末游”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仍然处雏形阶段。为破解当前的发展困境，当地已开始实施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的举措，具体包括推广“高密植”技术、实施“生态桥”项目和建立“示范园”基地，以推动当地种桃产业发展。
1.小亲族底色下的村庄社会
寅洞村位于华北地区，村庄社会有小亲族的底色，村庄公共规范强，竞争性弱。具体表现为：第一，多姓杂居。寅洞村有大姓邢、胡、张、石、赵、马，小姓安、白、王、刘、蔺等，各个姓氏相处融洽。家族观念维持在“近家”的范围内，即五服以内，且分散居住，地缘与血缘脱钩。同一姓氏内也并不是全部都亲近和熟悉，而是要“看关系”。第二，公共规范强。寅洞村有长达1150字的村规民约，涵盖国家、父母、家庭、邻里关系、为人处事等方面。村民大多能够遵守公共规范，比如村里制定了建房标准，村民认为这是“村里规定的”，大家都要积极遵守。第三，内部竞争弱。当地村干部竞选竞争不激烈，在选村干部时，村民非常重视参选人的能力，与姓氏无太大联系（在历任13名村书记中，有两名姓蔺，一名姓杨），村民之间的面子竞争不明显。
2.低度的人情与面子竞争
当地的人情费用不多，面子竞争不激烈。在人情方面，当地人办喜事一般请20桌，关系平常的随礼200元，关系好点就随多点，亲戚通常随礼1000～2000元，不强求，视自己能力而定；白事只有五服以内的近家参与，仪式简单；办酒席时，亲戚朋友大都会来帮忙。在日常性人情往来中，处理方式完全由自己决定，只要能维持关系，自己觉得妥当就可以，但有事时通常作为答谢还是会一起吃顿饭“意思意思”，总体而言还是视个人能力而定，不存在相互较劲、攀比的情况。当地小亲族分散居住，血缘与地缘脱钩，因此当地人情圈除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五服以内的小亲族关系外，还有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以业缘（种桃互助、雇工）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地缘型”关系和“业缘型”关系等建构性社会关系，与“血缘型”先赋性关系构成当地的社会人情网络。
在面子方面竞争不激烈。村民认为，村庄关系“平平淡淡，不好不坏，不互相攀比，不讲究排场”。村民翻新房屋或建房，大都只是因为“石头房实在不能住了”“家里有儿子，要分家”，若经济状况实在不允许，也不强求。在村民看来，“会为人处事”“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在村庄中是“有面子的人”。可见，当地的“面子”不与权力、经济条件、资源和地位挂钩，而更看重人品、德行、为民发声等方面。这既是村庄内部竞争性不强的结果，反过来又再次稀释了村庄内部的竞争。无论是选村干部的标准还是人际交往的标准，会“做人”才是“面子”的实质和核心，这正与熟人社会中“无选择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关系特点相契。
人情面子机制在熟人社会的借贷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访谈中笔者接触到一个案例。蔺某2019年在马房镇高速路口为儿子买了一套房，为了少贷款，他决定首付时交130万元。他向妹夫、舅子、哥们儿（外姓）等借了80万元，没有利息，还钱的方式是“随时倒”“谁急还谁”。若A急需用钱，则蔺某会在仍然欠债的情况下，向B借钱来还给A。“东拼西凑”式的借钱方式反映了蔺某在本村有较强大的社会网络，且建构性关系占大比例（访谈中他多次提到“朋友”“哥们儿”）。“借东补西”式的还钱方式，正道出了“人情”和“面子”的本质。在熟人社会中，“人情”是一种债，长期处于亏欠状况，非一次清算完成，只能在长时空里实现平衡，它是有额度和信用机制的，不可过度透支。正是因为存在着“人情债”，村庄的社会关系才以较为平衡的方式长久维持下来。
3.婚姻市场优势下的弹性彩礼空间
当地不兴彩礼，买房并非结婚的决定性条件，总体而言，当地婚姻市场门槛低、成本少，村民压力小。
首先，当地不讲究彩礼。当地自古以来便不兴彩礼，即便男方家庭给彩礼，女方也不要，认为收彩礼是“卖女儿”“贬低人格”的体现。所谓“彩礼”，多只是几千元的首饰费，或者见父母时的1万元、1.01万元的红包或“改口费”。北京本就处于婚姻市场的高地，自带光环的“北京户口”令当地男性在婚姻市场中掌握选择权。此外，本地婚姻市场较为均衡，当地人家大多每户只有一个孩子，无强烈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女比例较为平衡。同时寅洞村自古以来不攀比、淳朴的民风也阻碍彩礼成为婚姻的门槛。
其次，当地不强求买房。虽然有儿子的人家，一半会出外（寅洞村附近）买房，有村民认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但访谈中很多村民也指出，“没房子也能结，条件差点（外地）而已”“只要感情好、能力强，有没有房子没关系”“主要还是看人”。“生儿子压力大”“谁生女儿谁享福”已成为当地共识。在当地，“房子”不是结婚的刚需，只是择优的筹码。当地买房的动力不完全来自婚姻压力，城市化需求才是主要原因。
4.高度老龄化与多元养老方式
寅洞村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其中60岁以上338人，70岁以上130人，80岁以上45人，老龄化率高，老龄化现象严重。但日益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并未引发社会危机，政府、村集体、家庭三方合力，有效解决了村里的养老问题。
首先，政府层面。当地60岁以上的男性和55岁以上的女性可享每月714元的国家基本养老福利金，若是以前有五险一金的老人，每月收入可达到5000～6000元。
其次，村集体层面。当地村集体收入几乎都投入了村庄的养老事业，尤其是在节日的时候，村集体为老人提供了节日福利，比如重阳节，70岁以上老人享有100元节日慰问金与10斤点心，发给90岁以上老人500元过节费；七一建党节，70岁以上老党员有300元慰问金；端午节给老人发粽子，中秋节给老人发月饼。与刘家店镇其他14个村相比，寅洞村的集体养老福利水平相对较高。寅洞村于2017年建立了老年驿站，为80岁以上的老人和70岁以上的独生子女父母提供免费早餐。老年驿站配备了棋牌室、健身室、医疗看护室。
最后，家庭层面。当地的养老方式主要是子代“轮养”和老人“自养”。若是“轮养”，老人通常以1年为一个周期，轮流在不同儿子家居住，由儿子负责伙食等日常开销。若是老人身体条件允许，会帮儿子做家务或种桃。由于当地计划生育政策抓得紧，纯女户多，也存在“女儿养老”的现象。另外，身体健康的老人处于高度自养的状态，寅洞村在村老人一般一直以种桃为生，自己有一定的积蓄。个人积蓄、“老人农业”加上政府的福利补贴、集体提供的老人福利等，使老人有能力进行自养甚至回馈子代，除非遇上大病，才需要子代帮助。不少老人认为，“能自理便在自己家（农村），不能自理便上儿女家（城里），还可以（给子女）带小孩”。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未富先老、老龄化率持续走高的现象，但老龄化社会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存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老人亦是“生产者”。在农村，得益于土地集体所有制，老年人可以发展“老年农业”，“以地养老”，这使老人可以成为物质上的生产者，保持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而在传统家庭伦理以及家庭发展目标的驱动下，老人还可以进城带小孩，这意味着，老人仍然可以参与家庭再生产，退而不休。从长远来看，“家庭养老”“集体养老”等生产型养老方式仍然是农村老人的首选，“进城养老”“社会养老”等消费型养老方式在农村老人中接受度不高。“养老”不仅仅只是解决老人基本的生活条件问题，其对老人的心理独立感、社会性意义更为重要。
5.公共闲暇的私化与公共空间的退化
社会转型也伴随着私人生活的变革，尤其表现在村庄公空间的变革。首先，空间的物理退化。在农村，“家”是生产、生活、社交的复合体。农民的“家”处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交界地带。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隐私观念和卫生观念逐渐在农村改变，再加上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家的私人面向变得越来越强，这无形中提高了农民的心理交往成本，降低了农民的交往频次、削弱了交往深度。再加上村庄中的公共空间有限，公共性活动较少，村庄内部缺乏形成和发酵社会舆论、生产公共意识的平台，长此以往，个体对村庄的嵌入感会降低。
其次，空间的物理超越。“手机”的普遍使用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已经超越了物理空间，很多互动转移至虚拟空间，其便利、高速、即时性强的特点正适合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但在农村，即便它的优势再明显，也无法取代传统的面对面交流方式。虚拟空间中的确有着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但在信息洪流中，其实参与者缺乏在场感和主动性的接收，对社会事务的讨论也仅限于表面，根本无法整合成有效的社会合力。
物理和虚拟两种维度上的空间变化均在挤占和压缩具有现实感的公共空间，造成社会关系的消解、重构和社会结构的“原子化”。但无论是村庄治理还是社区治理，它们都具有极强的公共性，政府应当有意识地再造公共空间和重塑公共意识。
案例5 “串门少了”
69岁的邢××感觉近几年，特别是2012年大家都“旧屋翻新”后，村庄内部的串门越来越少了。“以前晚上11点前我是绝对不回家的，都在别人家里待着，现在不行啦，串门少了，也不好意思进人家屋里头，在门口喊一句，就在外头聊”，“人家的房子装修得好啊，有地砖、沙发，天花板白白的，我鞋一脱往那一坐，抽根烟怕把别人家天花板熏黑了，那么干净弄脏了怪不好意思的”。20世纪90年代，邢××家里装了双层厚的玻璃窗和防蚊的纱窗，他觉得别人都不好意思上自己家来。
1.“典型三代”家庭差异化的代际面向
从农民家庭内部结构来看，可以将家庭成员分为40后和50后、60后和70后与80后和90后，这构成了“典型三代”家庭。其中，40后和50后属于高龄老人，大多已经退出家庭再生产。60后和70后大多初中毕业，毕业后在当地乡镇企业或北京市区打工，同时兼顾种地。极少数人通过打工攒够了“进城”的资本，在城市定居，大多数人在三四十岁时退回农村种桃，他们是在村主体，是“中坚农民”。80后和90后学历普遍较高，一般是大专以上，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收入稳定，其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完全呈现“城市化形态”，已经完成“人的城市化”。若是经济条件好的便在城里租房或是买房，条件相对差的，下班后回村居住，呈现“两栖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串联起这三代人的人生轨迹。表2总结了三代人的人生面向（行动逻辑指向）。
表2 “典型三代”的人生面向
60后和70后的“潜在面向”为“城市”，并非指他们仍然有进城的意愿，而是他们必须根据子代家庭发展目标调配家庭资源，包括劳动力、财产，支持并帮助80后和90后一代完成“城市化”任务，因此他们行动的逻辑是指向城市的。
2.高度城市化压力下的代际挤压
80后和90后以城市为生活面向，他们有着极强的进城动力，由此农民家庭有着城镇化的家庭目标，父代对子代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买房子。从经济条件、工作、区位等考虑，当地农民大多选择购置位于密云、马房镇、通州等北京或河北郊区的房子。父代通过借钱或积蓄为子代支付40万～50万元的房子首付，余下几十万元的银行贷款由子代自己负担。父代在体力尚可的时候，仍然继续种桃，或还债或为自己积攒养老钱。
第二，带孙子。子代在城市里正式定居、组建家庭并开始抚育下一代，朝九晚五式的工作节奏和现代育儿观念让其抚育后代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成倍增加。为了确保子代家庭再生产的顺利推进，父代家庭会进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一般是“奶奶进城带孩子，爷爷留在家里继续种桃”。
直到“买完房子”和“带完孙子”，父代才会觉得“完成了人生任务”，至于子代未来的发展，父代很少干预。对于子代的收入、工作内容、工作性质，父代的态度是“不打听不问也不知道，我不给钱他们，他们也不给我钱”。在子代完全扎根城市后，父代便在身心上都返回农村，继续种地，为自己攒养老钱。
由此，当地形成了“有责任、无压力、有界限、低回馈”的伦理责任，和具有“独立性、理性、情感性”的代际关系。该地伦理责任和代际关系的特点与多重因素相关，包括以种植经济作物为经济基础的小农农业、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村社高福利养老水平，以及子代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正式且具有保障性的城市就业，城乡距离短可往返的空间优势等。
3.转型期弹性化的农民家庭
在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民家庭也处于持续的结构变动过程之中，转型期农民家庭的特点具体表现在家庭劳动力配置和家庭发展空间两个层面。
（1）功能性强——灵活的劳动力配置。在传统情感伦理和独立经济基础的支持下，当地农民家庭具有较强的家庭发展合力，如表3所示。
表3 家庭发展目标及劳动力配置
围绕着子代家庭发展的阶段性目标，父代家庭重新进行劳动力的配置，夫妻二人在“双留守”和“单留守”模式之间切换，激活了父代家庭的再生产潜能。在此基础上，当地有了“中年周末夫妻”现象，即儿子和媳妇在城里住，作为奶奶的中老年女性周一至周五在城市里帮助子代带小孩，周末时则回到村里与丈夫一起生活。一般情况下，奶奶至少要在城里将孙代带到上初中不需要接送上下学为止，因此奶奶的“两栖”生活大致要持续10年左右的时间。
（2）情感性强——独立的发展空间。城乡在空间上的二元分割，既带来物理意义上的距离，又产生社会意义上的疏远。村里老人但凡有能力自养的，都不会主动去儿子女儿家住，一般一个月去两三次，一次住一两天。老人认为，“年轻人起床太晚了，用的吃的东西也贵”“生活习惯不同”“啥人也不认识，住得不舒服，村里好”“我们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就看看孙子而已”“现在年轻人谁肯跟老人住啊，我们也不爱跟他们一块，越远越好”。然而“越远”的地理距离却能带来“越近”的心灵距离，这普遍构成了当代成年子女和父母的相处艺术。“距离”不是“隔离”，定期“从城市返回农村”对年轻人和老人来说仍然是必要的，各自都能从中找到不同的意义。我们调研发现，一到周末，在外打工或居住的年轻一代回到村庄，平日萧条的村庄热闹起来。年轻人回村看看父母，享受无拘无束的大庭院、自家种的天然无公害蔬菜，过悠闲、慢节奏的度假生活。
对于以城市为面向的年轻人，村庄已经不是其价值感和意义感的来源，但是回到村庄，他们在情感、空间和娱乐等方面无法在城市实现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他们甚至主动翻新房子以让在村生活更舒适。农村在年轻人心中仍有重要地位。对于“中年周末夫妻”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奔波的“奶奶”，周末返回农村，不仅可以帮忙照料家里的农活、照顾老伴、走亲访友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更是间接避免了与儿子儿媳的密集互动和可能的矛盾，为彼此都留下空间。“城”与“乡”的区隔为联合家庭内个体之间留有一定“社会距离”提供了可能，回旋和缓冲的地带使得两代人之间、两代人家庭之间“亲密又疏远”“独立又融合”。
当下中国正处于“城乡转型期”。在“城乡区隔”下，围绕着“进城”这一家庭发展目标，作为社会中最小也最强大的共同体，中国式家庭通过传统的伦理责任紧密团结在一起，通过理性的经济计算合理调配家庭内部资源，将成本最低化、效率最大化；同时“城乡分野”潜藏着深刻的代际差异，代际冲突已经由传统时期基于资源竞争的“家庭政治”转向基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生活政治”，老一代和年轻一代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语言，因此需要在家庭内部为“生活话语的切换”预留充分的空间。兼具“功能性”调配和“独立性”融合的家庭机制使得父代和子代实现了资源互通、功能互补、情感互动、伦理责任共担。